摘要：进行细菌战，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组成部分，侵华日军各个部队都设有特种细菌部队或研究机构，其中石井部队是骨干部队。因此，在其他战场上，石井部队经常派远征队指挥、协同其他部队进行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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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细菌战，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组成部分，侵华日军各个部队都设有特种细菌部队或研究机构，其中石井部队是骨干部队。因此，在其他战场上，石井部队经常派远征队指挥、协同其他部队进行细菌战。

对浙江省进行细菌攻击是日军参谋本部策划的。吉见义明、伊香俊哉在《“731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一书中记载了日军对浙江省实施细菌战的经过：

“1940年6月5日，参谋总部作战参谋荒尾兴功中佐、中国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少佐，华中防疫给水部代理增田知贞中佐策划在浙江省实施细菌战计划。

计划如下：（1）时间：暂定(7月中旬)解决问题；（2）机场：句容；（3）目标：浙、赣沿线城市；指定实施部队：总司令部直属（负责人石井大佐)飞行高度，4000米以上（在宁波实战中日军是从200米高度投下鼠疫跳蚤的），撒播种类，雨点般落下跳蚤（摘自井本日记）。7月22日，井本熊男视察杭州，决定把杭州机场及中央航空学校作为细菌战作战基地使用。8月16日，井本少佐前往杭州对奈良部队(由哈尔滨和南京飞来的细菌作战部队，称为奈良部队)传达命令，同时开始搜索具体攻击目标与地点。”

搜索结果确定在宁波、衢县等地实施细菌战。

石井部队第一次远征之前，在平房本部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以川岛清大佐为总指挥成立了细菌大量生产队，组织120人，分成两个大队，昼夜生产细菌，主要细菌种类有鼠疫、伤寒、炭疽、霍乱等病菌。

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向华中地区大量运送各类细菌和人员。

据田村良雄笔供，自1940年6~11月，石井部队先后往南京运送细菌3次。

他供认：

“（第一次）在6月上旬，在技手田中的指挥下和15名少年队员一起，培养了900cc的跳蚤，这些跳蚤被动物班领去和2000只老鼠一同由航空班搬去，装在飞往南京的飞机上了。

（第二次)在9月初旬，我和材料班的3个人一起，根据细菌大量生产队第二大队长少佐铃木启久的命令，在研究室，将装在蛋白质水溶液空瓶中的大约10公斤伤寒菌放在两个木箱内(木箱内部钉有铁板)，将‘人造冷冻剂’装进后封起来，第二天叫航空班搬去，装进飞往南京去的飞机上了。

（第三次）在9~11月之间，由于大量生产细菌，将制成的伤寒菌、发疹伤寒病菌、霍乱病菌、鼠疫病菌、脾脱疽菌，合计270公斤，用飞机运到南京及华中地区，由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派往远征华中地区的柄泽十三夫率领的一个队，使用这些细菌进行了谋略，杀害了华中地区的中国人民。”

1940年，石井部队已将军费增加到1000万日元，更新添置了生产细菌的各种设备，昼夜生产细菌，实行流水作业，为细菌战提供了充足的细菌，完全可以满足前线进行细菌战的需求。

石井部队远征浙江宁波等地，在发动鼠疫战之前，该部队行动大体如下：

“1940年5月末至6月，制定细菌实战计划，7月将攻击目标定为杭州笕桥的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7月26日，‘奈良部队’从哈尔滨出发，8月5日与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会合，6日到达笕桥。9月10日，将宁波、衢州、金华定为攻击目标，以后追加玉山、温州、台州、丽水。从9月18日起，除奈良部队以外，禁止使用笕桥机场，想必细菌攻击始于此日之后。从这一天起，到10月7日止，一共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

10月7日，井本少佐听取了奈良部队有关细菌攻击情况的汇报，当时在座的有山本吉郎参谋、福寿宪雄少佐、太田澄中佐、金子顺一大尉、增田美保大尉。

在汇报中得知，奈良部队在9月18日至10月7日之间，日军在浙江省实施了6次细菌攻击（包括对衢县的细菌攻击)。

1940年10月27日，石井部队远征队对浙江宁波等地发动了细菌战，直接指挥浙东地区细菌战的是荣字第1644部队长太田澄大佐、山本吉郎中佐。出动100余人，投撒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125公斤。而总指挥是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重视宁波鼠疫战的意义，命令拍摄了一部电影纪录片。

石井四郎为了炫耀战功，极力推崇这部影片，每当重要人物来731部队视察，都要放映这部影片，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日本皇属竹田宫和三笠、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官员和日军参谋本部代表都观看过这部影片。

他还把这部影片作为细菌战教材，在各类培训班上放映，用以培养细菌战人才。

“荣”字1644部队，也称“多摩”部队，是石井部队远征队的基地，该远征队到达南京后，就住在1644部队营舍内。1644部队有科哈式锅炉50具，具备生产细菌的能力，每个生产周期(3~5天)能够制造10公斤细菌，还可以繁殖鼠疫跳蚤。该部队定员1500人，每年培养300名细菌干部。部长太田澄大佐毕业于冈山医专，是医学博士，他是石井四郎的继任者，和石井四郎有特殊的关系。在宁波细菌战中，1644部队配合石井部队远征队作战，为远征队补充了兵力、物资，供应了相当数量的鼠疫跳蚤，联合完成了宁波地区细菌战任务。

石井四郎在诺门罕战争中吃了败仗，在宁波细菌战中尝到了甜头，他很是得意。川岛清供述，石井四郎曾拿一份中国杂志给他看，杂志上刊登了1940年宁波一带流行鼠疫的文章。石井四郎给他看过杂志后说，第731部队远征队在宁波一带投撒过鼠疫跳蚤，结果在那里引起了鼠疫流行病。石井四郎认为这次远征实行细菌战是有成效的，标志着该部队用细菌武器攻击已经进入实战阶段。确实如此，这次细菌战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致命的鼠疫病。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增田美保药剂大尉驾驶一架单翼飞机在宁波上空撒下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麦粒、面粉，2日后，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北，开明街以东，太平巷以西的5千平方米地区内爆发鼠疫，市民死亡有姓名可查者106人，其中少年儿童40名，赖福生等12户全家死绝。为彻底消灭疫源，忍痛烧毁疫区，计115户，137间街屋住房，尽付一炬。

当时宁波鼠疫患者中仅有两个人侥幸活下来，其中之一元泰绍酒店学徒钱贵法说：

“1940年10月22日（当是记忆错误，后本人确定为27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北方向很低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扔下许多小麦、面粉和粟子，同时还散发画着日、德、意国旗和有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传单。传单大意是说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救济你们。日寇企图以传单上的这些话来骗我们。第二天下午，下了一阵大雨，落在屋顶上的面粉等都被冲下来。到了30日，邻居的豆腐店主赖福生夫妇就都病死了，当晚我们店里的何福也染病，不到一天就死去。那时别的店也传出有人得急病而死的消息，大家非常着慌。谁知道我在那天晚上也发热和头痛起来，同时海核（淋巴腺）胀痛，手脚乱舞。后来我在医院里见到同我一起入院的病人都相继死掉了，只有我是从死里逃出来的。”

钱贵法病倒后被拉到最严重的甲级隔离区。他住院不久，病得奄奄一息，几乎被装进棺材里，有个丧葬工眼尖，发现他还有气，这才缓过来，留了一条命。

当时参加治疗的丁立成医师说：

“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患者。1940年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附近散下麦子以后，该地就发生了鼠疫，共有99人染病，其中仅有2人治愈。”

宁波鼠疫留下了后患，1941年，宁波沦陷后，日本军医天天到华美医院查问鼠疫感染情况。丁立成医师说：“（1941年)5月，西北街西北村有一王姓病人求治，当时抽血进行动物接种，接种后的天竺鼠不久就发作病死，乃证明是鼠疫。”日本军医还割了天竺鼠的一块脾，拿回去化验。

当时以及战后，中国各大报刊或发表文章，或转载文章，披露了日本飞机投撒鼠疫跳蚤的罪行。

现节选部分相关内容：

1940年12月3日宁波《时事公报》头版载文：“敌机投放毒药，与鄞（宁波）、衢两地鼠疫不为无因。本省鄞、衢各县，先后发生鼠疫，疫菌系敌机投下。”

1950年2月7日，《东北日报》转载了《新华日报》刊载的肖凡写的题为“一个江南目击者的控诉”一文。

这位目击者说：“1940年下半年…当时，宁波由于日机投掷鼠疫跳蚤而突然地发生了鼠疫，并很快地蔓延开来。到后来，鼠疫严重的地区只好被封锁，不准与外边接触。有的地区就纵火焚烧，房屋、东西被烧毁…且损失之巨大。然而，鼠疫并未因此而扑灭，疫情四处蔓延到附近地区，医院都闹人满之患，一直闹了很久。'”

据宁波市医学研究所所长黄可泰、顾问吴元章考证，1940年10月27日，日军飞机先后两次侵入宁波上空：早7时左右散发了传单；下午2时许，投撒了鼠疫跳蚤。30日晚，开明街口滋泉豆腐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暴死。到11月30日，新发疫病终止，在这场鼠疫流行期间，宁波市至少死了106人。有115户人家的137间房屋因鼠疫而烧毁，人们称之为“鼠疫场”。

衢县位于浙、赣、闽、皖四省交界处，建有国防工事和东南各省中最大的飞机场。由于衢县机场战略地位重要，石井四郎的远征队把衢县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在1940年10月和1942年4~8月，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

日军在细菌战中采用多种手段进行细菌攻击，或用飞机在居民聚集区投撒细菌，或派遣阴谋破坏小分队把细菌撒布在水井、河流、厕所及各种建筑物上，或把细菌掺入食品中，强迫或引诱战俘和居民食用，从而导致细菌传播。1940~1942年，日军在衢州地区撒播了大量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各类细菌，使衢县变成了多种传染病的疫源地及流行区。“据衢州各县统计资料及衢防疫专家分析，8年(1940~1948)中累计发病约30余万人，病死约5万余人。”

衢县第二次细菌战是浙赣铁路线细菌战役的一场重要战役，衢县是重灾区。日军使用了多种细菌进行攻击，企图摧毁浙赣铁路线的衢县、丽水、玉山等机场，浙赣铁路线的许多城市、农村遭到细菌攻击，造成大范围的疫病流行。

战争的起因是：1942年4月18日，美国军队飞机从太平洋航空母舰起飞，第一次空袭日本的东京、名古屋等城市。空袭后，美机降落在中国浙江衢县、丽水以及江西玉山等机场，这使日军很惊慌。为破坏浙赣沿线机场，奉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侵略中国上海的日军第13军和汉口的日军第11军发动了浙赣战役。这次战役于5月15日开战，日军先后占领了金华、衢县、玉山、广丰、丽水等地。在浙赣战役中，日军使用毒气、细菌武器杀害中国军民。石井四郎第三次派遣了远征队，他们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再次联合，对衢县等地实施了细菌攻击。

1942年，石井四郎再次用细菌攻击衢县时，衢县前两年爆发的鼠疫还在蔓延，它不仅给中国军民造成了严重危害，也给侵华日军带来麻烦。5月15日，浙赣战役打响后，迫使衢县的老百姓纷纷逃往边远山区和外地，使正在流行的鼠疫进一步扩大了传染范围。“5月30日，日军派飞机多架次在驻衢国军第86军16、67师和第49军第26、58、105师的驻防区及阵地内空投多种细菌炸弹，许多中国军人和居民被感染致病。5月31日，衢州各地连降暴雨，洪水泛滥，日军空投之细菌因之而广泛传播扩散。”

1940年和1942年的衢州细菌战致使所辖柯城、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6县(区)相继发生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脓包疮、头癣等传染疾病。衢州境内有90%的乡镇都发生过疫病流行。1999年，衢州市卫生局卫生志办公室组织开展了对“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受害区部分乡、镇的死难者回顾性调查”（以下简称衢州卫生局回顾性调查)活动，本次调查、登记了41个乡镇（街道）中的270个行政村，占全市乡、镇（街道)总数的28.87%。经调查查明，这些乡镇在日军细菌攻击战中死难者共5547人，其中死于鼠疫1587人，死于霍乱1008人，死于伤寒与副伤寒2173人，死于痢疾515人，死于炭疽264人。

以这次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为根据，驻衢防疫专家进行了分析，衢州地区从1940年发生疫情，到1948年末，疫病流行基本得到控制，8年来，累计发病30余万人，病死5万余人。

1940年11月，浙东地区遭受日军鼠疫菌攻击，宁波、衢县等地先后爆发鼠疫。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一行于11月27日赴宁波、衢县视察鼠疫防治情形，途经金华，看见“敌机一架撒布白色物品，且有白雾一缕随之，当请许县长搜集备检，并电呈在案。29日在衢得方岩本处电话，悉28日金华空袭时，又有敌机两架在南门外撒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有人收集专送民众医院检查，见有革兰氏染色法阴性杆菌，而未能确切判断究系何种病原微生物，请派员至金鉴定等语”。

据容启荣调查，11月28日上午约11时许，日军有3架飞机空袭金华。南郊外五里牌广合顺皮革厂职员沈伯葵返厂时，在公路上看见了敌机投掷的状如鱼子，具黏性，色微黄之小颗粒。空袭警报解除后，该厂职工在工厂院子里、屋顶上也发现了黄色小颗粒。随即该厂职工用电话报告给民众医院。民众医院检验主任沙士升接到报告后，取回50粒回医院检查，发现有革兰氏染色法阴性杆菌，但确定不了到底是什么细菌，于是立即向县政府、当地中央军事卫生机关、省卫生处报告。

徐绍全在《试论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一文记载了义乌发生鼠疫的情形：

“1941年10月2日至1942年5月间，城区北门等地爆发了鼠疫灾祸。据李楚狂报称：义乌城北于上年10月2日起发现死鼠，后即人染疫暴亡，经县卫生院检验·认为有鼠疫嫌疑’。后疫势蔓延到徐界岭一带，到12月底共计死亡118人，红十字会的‘312队长刘宗歆感染鼠疫殉职'。1942年12月，又有两位防疫人员揭露：1941年10月义乌城北及其附近发生鼠疫。‘截止本年事变时止，共计染疫人数为173人，治愈35人，死亡138人。苏溪镇等疫区的20多间住宅全部被毁。后来有人揭露说：1941年10月后，义乌县被传染鼠疫病的有308人，死亡257人。’”

塔下州村的周洪根回忆：

“1942年农历9月，有个崇山村的病人来到我们村，被送进庙里。村里的年轻人好奇，去看那个病人。当晚，那人死了。此后，村里天天死人。不到两个月，103人死亡。村里1/5的人都死了。最多的一家全家9口人，死了8口。有9户全家死绝。我大爷爷家死了5口人，二爷爷家死了4口，爷爷的其他兄弟死了4口，奶奶、姐姐、弟弟也死了，我家死了16口人。当时，有歌谣称‘前世不修，后世塔下州'，富饶的塔州变成了讨饭州。”

“自1941年11月底到翌年5月，巍山区等地曾发生鼠疫灾难。据李楚狂等人在1942年间指出：东阳巍山区上年11月25日起发生鼠疫，初于八担头一村，后蔓延巍山、歌山等许多村庄，截止事变时止，共计染疫人数95人，死亡92人。并说此地系‘从义乌感染鼠疫逃回辗转传染'所致使。”

丽水是日军细菌攻击的重点城镇之一，也是鼠疫疫区。当时认为浙江鼠疫的流行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丽水到温州，一条是从衢州经义乌到青远。方祥发当年是医生，他曾随防疫中队去过丽水等疫区。

丽水地区也是炭疽病的重灾区，“据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调查会的统计，该市莲都区范围内在1942~1944年间，有38个村庄、165人发生炭疽感染，其中119人死亡。另外，根据该市松阳县的初步调查，该县西屏镇一村，1942年日军撤退后，有400多人感染炭疽病，100多人烂死；靖层包村也有近400人感染炭疽病，如包姓大院12户人家，31人染上炭疽，10人当时烂死，余皆终生不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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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