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27日下午，美英联合舰队派遣数十艘军舰进入日本相模湾。28日下午，美国空军先遣部队约一百五十架飞机在东京湾西侧神奈川县厚木机场着陆。从此，美国陆军和海军利用空运和海运相继进驻厚木机场和横须贺。
1945年8月27日下午，美英联合舰队派遣数十艘军舰进入日本相模湾。28日下午，美国空军先遣部队约一百五十架飞机在东京湾西侧神奈川县厚木机场着陆。从此，美国陆军和海军利用空运和海运相继进驻厚木机场和横须贺。
到8月30日，已经有美航空母舰十一艘、战列舰十余艘及其他舰船共三十八艘停泊在原日本海军基地横须贺军港。同一天下午，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身穿军便服，衔着烟斗，在厚木机场的停机坪上走出机舱，然后乘车驶往横滨，住进新城饭店，立即开始处理占领日本的工作。逮捕日本战争罪犯便是首要的工作。
1、逮捕战犯8月31日，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简称GHQ)在东京设立，主要官员立即着手讨论提出战犯名单。
在日本投降以前，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曾经联合组成过一个调整委员会，专门研究处理日本战犯的事情，在这个委员会的下面设立一个远东委员会，负责决定战犯逮捕名单。原来预想日本投降的时间不会这么快，所以这项工作的准备事前并不充分。
逮捕、审讯和处理日本战犯，仿照欧洲纽伦堡国际法庭处理德意战犯的先例，按战争犯罪的性质，分为甲级、乙级、丙级三个级别。甲级战犯是犯有破坏和平罪和人道罪的嫌疑犯，设在东京的联合国占领军总部的主要任务是逮捕甲级战犯。
时间虽然仓促，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很有效率的。负责调查罪证的任务由陆军情报部担任，部长是爱里欧·绍普准将；逮捕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办事机构，是占领军总司令部所属的法务部，负责编订战争犯罪人员名单，逮捕嫌疑犯等工作。法务部长是阿尔法·卡本他上校，宪兵队由他指挥。
在绍普准将的主持下，8月31日召开陆军情报部和法务部的会议，决定加快编订战犯名单。
9月8日，向麦克阿瑟司令官提出第一批战犯逮捕名单共三十九名。
其中，有甲级战犯十八名，为首的就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原首相、陆相、参谋总长东条英机。还有开战时期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原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等侵略元凶。10月5日提出第二批逮捕名单，共二十一名，其中有甲级战犯十一名；12月2日提出第三批速捕名单，共五十九名，都是甲级战犯；12月18日，提出第四批逮捕名单，共有甲级战犯九名；同一天，还提出第五批逮捕名单，共有乙级和丙级战犯一百一十名，以后又连续公布逮捕名单。
合计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部逮捕审理的案件共七百六十四件。（其他在中国、菲律宾等战区的审理战犯情况暂略)投降时期任陆军大臣的阿南惟几，8月15日那一天，在自己家里用短刀切断颈动脉自杀，没有列入战犯名单。
原陆军元帅杉山元，曾任陆军大臣三次，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战争中期，长期任陆军参谋总长，是陆军的元老，长期预谋并推动侵略战争，在战争责任方面是仅次于东条英机的人。9月12日，杉山元没有等到逮捕，便在自己家中用手枪自杀。
东条英机本来也准备自杀，但迟迟不能决定。他预先把妻子送到九州的山沟里去居住，让儿子给别人家当养子，改名换姓。
他的儿子极力劝他赶快自杀，他便让医生在他的胸部对准心脏的部位画了一个圆圈，以便在逮捕以前准确击中心脏。
9月11日下午4时，美军宪兵两个分队和新闻记者团到达东条英机的家门口（东京都西南多摩川附近用贺町），按了一下电铃，门没有开。东条打开客厅的窗户探出头来，说：“如果有正式逮捕证件，我可以会面，希望稍等一会儿。”
片刻，听到会客室里一声枪响。宪兵破门而入，发现东条已经倒在地板上，便紧急组织抢救。
东条坐在安乐椅上，对准医生给他画的圆圈打了一枪，枪弹穿过胸膛后又穿过椅子靠背，后垫的羽毛飞出散落满地。但是，枪弹只是从左胸乳下第六第七肋骨中间，在离心脏不到一厘米处通过。
在抢救开始时，他挣扎着说：“不要抢救我，我不打算接受胜利者的审判。”
除东条英机和杉山元以外，原驻朝鲜总督、东条的后任首相小矶国昭，九一八事变时的陆相南次郎，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原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原外相松冈洋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一贯坚持侵略、屠杀、压迫中国人民的罪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原首相平沼麒一郎，原首相、外相广田弘毅，原联合舰队司令官、后任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原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小林跻造、高桥三吉，原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西尾寿造、多田骏，在太平洋战争中历任陆军军务局长的佐藤贤了等许多大本营的高级幕僚，原内府大臣木户幸一，原各部大臣伍堂桌雄、大达茂雄、绪方竹虎等人都相继被逮捕。监禁在东京巢鸭监狱。
除直接进行侵略的战犯以外，还有财界的、舆论界的战犯。
三井财阀总帅、曾任藏相、商工相的池田成彬，原商工相、军需相、产业界巨头藤原银次郎，原满洲重工业公司总裁鲇川义介，三菱财阀乡古洁，石原产业的石原广一郎，飞机制造公司的中岛知久平，纺织界的浅田信吾，积极策划侵略的官僚后藤文夫、星野直树、青木一男，原外交官本多熊太郎、大岛浩、须磨弥吉郎、谷正之、天羽英二等人。
因制造邪说鼓吹侵略被逮捕的有同盟通信社的古野伊之助、朝日新闻社的下村宏、读卖新闻社的正力松太郎，以及国粹主义者魁首荒木贞夫大将、德富猪一郎、大川周明等人。
所有战犯，有的由宪兵队直接逮捕，有些人在接到通知以后，自动在规定的日期（多数是在12月11日至12日）分别到达巢鸭收容所正门，像火车站或轮船码头上的情景一样，在亲戚朋友的送别下，各自提着行李走进门去。
2、侵华魁首自杀本庄繁和近卫文麿两个战犯先后畏罪自杀。
本庄繁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曾任关东军司令官，他使中国东北人民蒙受了深重的苦难。近卫文麿曾历任三次首相，发动七七事变，大举侵华，都出于他的决策；臭名远扬的“近卫三原则”，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侵略越南，也都是他的决策；对美英荷开战仍是他的决策。
1945年11月20日以前，本庄繁还没有接到逮捕令的时候，自己估计虽然没有担任最高军政要职，但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方面罪不容恕，难逃法网，因而惶惶不可终日，在9月份就写好了遗书，准备自杀。
11月20日，听到对他发出逮捕命令的消息，他就说：“这是早已料到的事情，我充分感到我的责任。”
他在遗书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多年任军政要职，结果，使国家沦落到今天这样接近破灭的未曾有过的悲惨境地，我虽为退职者，仍感惭愧，其罪完全应死。
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发端于中国人排日，最后发展到爆炸铁路，是关东军为了自卫不得已而进行的，并非接受政府或最高军部的指示，完全是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我一个人的责任，现负罪辞世…
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为了自卫不得已而进行的”。
如果真是这样，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到法庭上去申辩，为什么畏罪自杀呢？
近卫文麿的逮捕命令是在12月4日下达的。本来，在日本刚投降的时候，中国政府就要求把他押送到中国进行审判，经过联合国远东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反复洽商，最后决定在东京审判，时间推迟到12月，列入第四批战犯名单。
近卫在12月15日深夜自己服用氰化钾，16日清晨发现时已经死去。他的遗书很简短，写道：
“我从中国事变（七七事变）以来，在政治上犯了很多错误，感到自己负有深重的责任。我很难忍受在法庭上作为战争犯罪人受到审判。我对日美外交谈判虽然倾注全力，但…”
据说，近卫文麿在服毒的前一天晚上，还和平常一样和家人闲谈，没有流露出要自杀的迹象。
3、联合国远东军事法庭联合国远东军事法庭设在日本原陆军省礼堂。它原来是陆军士官学校的礼堂。这所军校从明治七年到日本战败，共培养陆军将校一万八千人，全是日本陆军的骨干，是军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策源地。联合国军选择这个地方审理战争罪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象征着摧毁日本军国主义，把审判的意义极其鲜明地告诉日本全国人民。
欧洲纽伦堡国际法庭设在纳粹召开年度代表大会的场所，也具有同样意义。
原陆军省礼堂位于东京市市个谷，是一幢长方形的三层楼房，有广大中庭，南北长约三十六米，东西宽约二十七米。战争期间，在空袭中幸存下来，整个建筑物还很完整。外部原来是黑色，审判开始后改涂为白色。建筑物内部经过改装修缮以后，极其豪华庄严，不愧为历史性的国际法庭。法庭周围的楼下和楼上设有记者席、来宾席、旁听席以及法庭服务人员的工作室等。
法庭东侧靠近窗户的是审判官席，设有不等高的两排座席，是美、中、英、苏、法、荷、加、澳、新、菲、印十一个战胜国审判官的席位。审判长由澳大利亚审判官韦伯爵士担任。审判长左右两侧依次是中国代表梅汝璈审判官和其他各国审判官的席位。
审判官席的背后窗前，庄严竖立着色彩鲜艳的十一国国旗。
法庭西侧，面对审判官席的地方设被告席，设有二十八个被告的坐位。被告席的背后是警卫人员工作的地方，宪兵站立在那里。
被告席的前面是律师席。法庭的正中间有一根高一点五米的柱子，装有麦克风和红色电灯。这是检察官和律师共用的发言台。发言台的南侧和北侧，各设数个正方形的大桌子，备有耳机。北侧是律师用，南侧是检察官用。
律师席和检察官席的背后，是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其夫人旁听的座席。更高的一层，是很长一排有玻璃窗的屋子，是翻译人员的工作场所。
法庭北部共有二十个层级，是新闻报道席。报道席上面是旁听席，东半部是外国人用，西半部是日本人用。合计有四五百个座位，经常座无虚席。
4、调查战犯罪证1945年12月6日，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的首席检察官基南和十一个国家的检察官组成检察官团，共三十八人，在东京GHQ总部，和陆军情报部一起，开始调查战犯嫌疑人的罪证。
开始时期，这项工作非常困难。目本政府各部门在投降的那一天，已经把全部机要文件烧毁，特别是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等重要机关，几乎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明文件，给调查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尽管如此，检察官团和陆军情报部经过半年多时间搜集证据和询问证人，反复核实，最终在提起公诉的时候，仍能提出强有力的证据，使目本方面的辩护律师大吃一惊。
1946年4月29日，有二十八名甲级战犯嫌疑人，按危害和平罪被提起公诉。
危害和平罪是指参与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预谋，为达到下列行为中任何一种的犯罪行为：已宣布或未宣布的侵略战争，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进行战争计划、准备、开始及实行的犯罪行为。
被提起公诉的二十八名人员，程度虽有不同，都犯有这种罪行，证据确凿。
法庭审理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8年4月16日最终辩论结束，历时2年6个月。
国际法庭审理过程中直接到法院出庭作证的有四百一十九人，没有出庭但提出供述书作证的有七百七十九人。证明文字、证词共有四千三百三十六份。
证人的国籍，有日、美、中、英、法、德、意、荷、澳、西、苏、菲、缅、越、马、泰、蒙、印、印尼等国的，也有南洋群岛各岛上的当地人等。
知名度高的证人有，日本原首相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米内光政、币原喜重郎，由于军部反对没有当上首相的宇垣一成陆军大将，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理查德逊，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国务院顾问巴林塔因，前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前驻日德国大使等人都曾出庭作证。东条英机等许多战犯有时也坐在证人席上作证。
调查证据的全过程是非常认真细致的。实事求是，没有强迫，没有逼、供、信。查证时间，短的为几小时或一天，一般为数日，最长的延续八天。反复询问和回答，务必达到准确无误。
查证的内容十分浩繁。英文速记记录达四万八千多页。
1936年2月26日以前任总理大臣的冈田启介海军大将，证明了1928年6月日本陆军在中国沈阳皇姑屯暗杀张作霖事件的全过程。当时政府要处罚暗杀事件的负责人河本大作，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完全是出于陆军的策划。
1936年2月26日凌晨发生的“二二六事变”，陆军军部的少壮派发动政变，其目的是推翻反对侵略战争的元老重臣，建立军部的独裁统治。叛军分别闯入首相、藏相、侍从武官的官邸，高桥是清藏相中弹身亡，待从武官长铃木繁太郎负重伤，他本人由于叛军错认、打死了他的堂兄而幸免于难。
从那次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气焰更加嚣张，陆军完全处于支配地位。他最后说，这些事，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是耻辱的。
原司法大臣犬养健，证明他的父亲、原首相犬养毅反对日本陆军侵略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并述说他父亲执行减少陆军预算的政策，对法西斯分子严厉批评，最后，在1932年5月15日军部发动的“五一五事件”中，他的父亲被青壮年军人刺杀的全部事实。
查证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是原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证词。他不但证明的内容十分详细，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历非同一般。
田中少将原是关东军的参谋，他亲自预谋并参加过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的第一次淞沪战争，他是主谋者兼执行者；在东条英机任陆军大臣的时候，他任陆军省的兵务局长，是东条英机亲信的主要幕僚，也是日本军部少壮派主要成员之一，对日本军部的实情了如指掌，外界不能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
他证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在沈阳皇姑屯阴谋爆炸火车刺杀张作霖，目的是使中国东北三省和正在北伐中的南京政府分离，达到侵占东北的目的。
他证明九一八事变的发起者是他的上级、当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建川美次陆军少将。1931年春，参谋本部内发动事变的积极主张者，是以他的朋友桥本欣太郎中佐和长勇大尉为中心的樱会一群人。
关东军的决策和指挥者、核心人物，是当时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次级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还有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等都直接操纵着伪满洲国。
在查证乙级战犯责任的时候他也出庭，证明虐待俘虏的责任在于陆军大臣。收容所的位置和修建、管理等都由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掌握。
5、有力的证据在审议追究每个人的责任时，他在1月21日和22日出庭作证两天，揭发了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全部罪行，并检举这些人在中国东北贩卖鸦片。他还证明武藤章从1939年到1942年四年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时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主要推动者。
田中隆吉少将先后以检察方面证人的身份出庭三次，共作证八天，对被告的罪状作了彻底、清楚的证明。因为他曾身居要职，对陆军中枢政策决定和人际关系等一切机密完全知道，所以他是检察官团的一张王牌。
1946年8月9日，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特地由苏联军官护送从西伯利亚战俘营来到东京出庭作证。他经历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全过程。
轰动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1946年8月29日的国际法庭上，由检察官团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这些事实，日本国民过去无人知道，通过这次审判，才大白于天下。
这些证据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各国记者和各国居住在南京的侨民的证词，因为是他们亲眼目睹，所以非常可靠。还有当时世界上各大报纸的报道，以及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严重抗议文件。还有许多当时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如实记录了日本法西斯军人野蛮屠杀无辜中国人民的情景，令人惨不忍睹。
在检察官团提出的确凿证据面前，原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不得不承认：“当时军纪松弛，超过我的想象，使我痛心。”
但又狡辩说他曾经对违法的人给予警告和责令停止，不过处罚的人很少。
在证明文件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裕仁天皇侧近人物、原宫内府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简称《木户日记》。其中记载着宫中及政府发生的事件，还记载有裕仁天皇、各要人的发言和所起的作用。木户幸一在写自己的宣誓供述书时都是凭借这个日记，并作为证据交给检察官团的。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检察官经常朗读其中的一部分来核实被告人申述的真伪。
木户日记已翻译成英文版，也复制了日文版。不过，由于检察官方面事先已确定不追究裕仁天皇的方针，为了掩盖天皇的罪过，有一部分被删除，所以现存的这本日记并不完整。
还有一本有力的证明文件，就是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的日记，简称《原田日记》。对于日本政界的幕后活动、倒阁及组阁、西园寺公望在政治上的影响、军部的罪恶行径，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东京审判暴露了日本的全部侵略历史。一个国家的机密赤裸裸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能是历史上少有的。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公开亮出的情报远远没有东京审判这么多。它使世界各国人民认清了日本侵略的本质；也使日本国民对过去的各种事件都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从被蒙蔽中觉醒过来。
（正文完）
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