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国藩与左宗棠决裂起因，历来被认为是湘军攻下金陵后，围绕太平天国幼天王下落问题，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彻底伤了和气，对曾国藩和左宗棠均知之甚深的《湘军志》作者王闿运，却认为起因于李元度和刘蓉。

作者：眭达明

曾国藩与左宗棠决裂起因，历来被认为是湘军攻下金陵后，围绕太平天国幼天王下落问题，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彻底伤了和气，对曾国藩和左宗棠均知之甚深的《湘军志》作者王闿运，却认为起因于李元度和刘蓉。

曾国藩与左宗棠

同治十年（1871）秋天，王闿运离京回湘，于九月二日在苏北遇到在当地检阅部队的曾国藩。此后近二十天时间里，他与曾国藩不仅有多次深谈，而且见面头天就做曾国藩工作，希望他与左宗棠和好。当天谈话气氛相当轻松和友好，曾国藩于是打哈哈说：“彼（左宗棠）方踞百尺楼，余何从攀谈！”

王闿运碰壁后仍不死心，十日晚上又去劝曾国藩，恳切希望他放下身段，主动与左宗棠搞好关系。还说自己为左宗棠说话都是为曾国藩着想：曾的名望地位远高于左，再跟左较劲有什么意思？大人应有大量，不记小人过才对。

对于王闿运送上来的高帽子，曾国藩仍不领情。

刘蓉与曾国藩翻脸，其中有没有左宗棠因素，笔者未作考证，所以也不好结论。但王闿运说曾国藩与左宗棠决裂起因于李元度，倒确有充分事实依据，可惜除了王闿运，再无人知晓这一点。20世纪初，专治晚清掌故的文史巨擘徐一士先生，读到王闿运这段日记，也不敢相信其事实：“至谓曾、左之隙，起于李元度、刘蓉，未知其审，或闿运一时兴到语，未足据为典要也。”

要说清曾、左决裂起因于李元度，还得从曾国藩三参李元度说起。

曾国藩拜托左宗棠手下留情

在曾国藩所有幕僚和一生所交朋友当中，与李元度的私人感情最为真挚和深厚，然而受伤害最深和受打击最重的，也是这个李元度，竟然遭到曾国藩三次参劾。更有趣的是，在曾国藩参劾李元度事件中，左宗棠不仅卷了进来，而且当曾国藩醒悟到自己的做法严重过头之后，曾打算留给“朋友看”的李元度这根“蒂儿”，最终却被左宗棠毫不留情地扯了下来，结果曾国藩不仅没有及时挽回与李元度的交情，而且使得两人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

原来曾国荃看到曾国藩的第三道参片后，立即致信哥哥，表示不能这样对待李元度，更不同意将人家一棍子打死。曾国藩接信后，立刻意识到此文严重不妥，于是一面希望曾国荃“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一面于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四日致信左宗棠，恳请他手下留情：“次青既将全撤，可否免其一劾？弟既据公义以参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请为台端诵之。”

曾国藩之所以要左宗棠高抬贵手，是因为前一道参折中，曾建议朝廷将打着援浙旗号拉队伍，后来却拖延不救，致使杭州陷落、王有龄殉职的李元度交给左宗棠差遣处理。左宗棠当时已接任浙江巡抚并督办全省军务，曾国藩的建议于公于私都合情合理。曾国藩负朝野重望，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他不顾私情接连参劾李元度，左宗棠趁机踏上一只脚，甚至落井下石，都是极有可能的。已有深刻反省的曾国藩要左宗棠“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就是生怕他在李元度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曾国藩的担忧不是多余。此后不久果有御史跟风承旨，利用曾国藩参折中提供的材料，上疏弹劾李元度“罪重罚轻”，希望朝廷严格依法办事。这位御史还措辞严厉说：“朝廷用法，一秉大公。曲法以宥李元度之罪，不可也；废法以徇曾国藩之情，尤不可也。”所以非得判处李元度重刑不可。

当年闰八月九日，军机处为此发出寄谕：“前已寄谕左宗棠复查，并着曾国藩按照所参各情，秉公据实查明具奏。”也就是命令曾国藩和左宗棠，按照御史的弹劾要求，分别查核上报。

对李元度本有悔心的曾国藩，没想到这位御史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更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本月二十日于是再次致信左宗棠商量对策：“次青又为言者所劾，朝廷命公查核，又命敝处复奏，而无会查之文。是否会衔复陈？抑应各为一疏？应否从轻办理？均候裁示。”

左宗棠故意拖延不办

然而不管曾国藩如何心急如焚，左宗棠就是不紧不慢，过了两个多月，曾国藩才接到他的答复：由于自己“无幕无吏，纷冗万端”，所以“此事未及复奏云云”。

此时的曾、左关系，暗中虽有曲折，但表面上尚能维持，彼此也能尊重和信任，左宗棠既然忙得不可开交，又没有专门办案部门和人员，曾国藩只得放下不提。

可是李元度的母亲和朋友，依然不依不饶，死死缠住曾国藩不放。他们不断给曾国藩写信，诘问此案何时了结？李元度的高龄母亲，更是派人带着一大包申诉材料，从湖南平江赶来安庆，为儿子鸣冤叫屈。李家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案子不了结，李元度的政治生命将长期被冷冻；蒙在心灵上的阴影不去掉，阳光明媚的日子也只能在灰暗中度过。

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重复原话，翻来覆去地将左宗棠那边的情况讲给李家人听，希望他们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到时保证给予满意答复。

但他们根本不信，原因是李元度得罪过左宗棠。他们最担心的是：左宗棠拖延不办，明显是搞报复，故意给李元度留条小尾巴，居心非常险恶。

但曾国藩相信左宗棠不是小肚鸡肠，曾国荃也觉得“仁人君子之用心，或不借以遂其报复之私耳”。左宗棠如果“复生一波，处英雄以难堪之地，亦又何必”。

同治二年三月十一日答复友人诘问时，曾国藩也就自信满满写道：“左帅往昔芥蒂，似已化去。苟怀宿怨，何时不可甘心而必迟之又久？”接着又信誓旦旦保证说：左宗棠既然是“无幕无吏，纷冗万端”才“未及复奏”，也就“可知其无他也”。

意思是左宗棠未能提交复查报告，是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人手也没有精力顾及此事，并无其他因素。

可能曾国藩也感觉到，这种回答连自己都有些心虚，要别人相信更加困难，因为他把握得了自己，却不能完全把握左宗棠。当年八月七日，他于是再次写信，催促左宗棠了结此案：“次青之事，尊处已复奏否？其母太夫人曾遣人至敝处，陈诉不平，今又已阅半年，敝处拟于月内一为复奏也。”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又万般无奈的是：任由自己如何催促，如何降低身份请求拜托，左宗棠就是装聋作哑，拖延不办，仿佛有意要看曾国藩的笑话并让他难堪。

复查报告终于出笼

直到同治三年（1864）十月二十七日，事情已经过去快三年，曾、左也已形同路人，左宗棠才向朝廷呈上李元度问题复查报告。

笔者反复阅读这一报告，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左宗棠对李元度的芥蒂不仅没有完全消除，而且迟迟不提交报告的最根本原因，是他一直顾忌曾国藩面子，却不愿意与他一唱一和，如今已和曾国藩闹翻，不再担心得罪这尊大神，才敢无所顾忌一吐为快。

这是一篇难得的奇文。在左宗棠笔下，曾国藩以往三次参劾李元度所列的四条罪状，只有徽州失守和虚报战功勉强站得住脚，其他诸如不救浙江有负王有龄等等，均属曾国藩揣测之词，完全缺乏事实依据。

李元度

左宗棠更没有放过李元度。他在文中写道：“李元度以一书生，蒙恩擢任皖南道，辖境失守，革职拿问，复蒙恩擢至浙江臬司（按察使）。革职后奉旨交臣差委，当浙事危险之时，心怀怫郁，不顾大局如此（指前面写的第二次‘芥蒂’内容，为节省篇幅，原文省略不抄）！此罪之可议者二也。”

左宗棠敢于如此下笔，是因为他既是曾国藩三参李元度的见证人，也是直接当事人，其中奥妙自然看得一清二楚。正是左宗棠有意溢出这一笔，加上了“心怀怫郁，不顾大局”这条复查内容之外的罪状，朝廷才给予李元度充军处分。

左宗棠这样做，一来可报李元度一箭之仇，二来能让曾国藩对天长叹：你不是想让朝廷恢复李元度官职吗？我偏要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你欲爱之，反害之！至于他以前答应的“从轻办理，遂其在家养亲之志”，早已忘到九天云外了！

至此，曾国藩祷告苍天“留点蒂儿”的“蒂儿”，终被左宗棠毫不留情地扯了下来，不仅给了李元度意外打击，而且彻底封死了曾、左和好的大门。

曾国藩没有忘记伸出援手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拿左宗棠毫无办法了，悔青了肠子的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次青之事又多部议（由刑部定罪），实深焦虑。自金陵幸克，鄙人忝窃殊荣，每念次青，寸心抱疚之至，此后恐难挽回矣。”

这是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写给李瀚章信中的话，从中可以感受他的痛苦有多深。

到了同治四年（1865）正月二十四日“部议”结果出来之后，在《致澄弟沅弟》信中，曾国藩更是悔之无及：“次青因左（只写一姓，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失望痛恨到极点）之复奏，部议遣发军台（充军）。沅弟（曾国荃）屡次规余待次青太薄，今悔之无及矣。”

但曾国藩没有忘记给李元度伸出援手。他与李鸿章暗中密商，要他设法营救。不久，李鸿章给沈葆桢、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人写信征求意见，然后由李鸿章主稿会衔上奏，说李元度固有可议之罪，但以前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又声称李元度是家中独子，母亲抚孤守节，年已七旬，一旦充军，情实堪悯，因而请求朝廷从轻发落李元度。李元度应该缴纳的台费银两，由他们数人共同捐廉代缴。

朝廷本无重谴李元度想法，只因左宗棠不讲人情，只论国法，朝廷骑虎难下，所以才给予李元度充军处分。收到李鸿章等数位重臣的求情信，朝廷不能不给面子，自己也有了台阶下，于是顺水推舟，改判李元度免于充军，代以罚款，李元度因此得以在家中继续做他的学问。

曾国藩一听到李元度已被宽免的传闻，马上给李鸿章写信打探确切消息，心情之迫切溢于言表：“次青之事，尊处接有部文否？顷折弁自京归（替曾国藩送奏折的人刚从北京回来），闻部议得及宽政，免其北戍（即充军）矣。果否？乞示。年来此事最为疚心。”

为了把这件“最为疚心”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省得它继续烦人，到了同治七年（1868）八月，曾国藩甚至在第三道参片的底稿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吾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

曾国藩死后，主要由其弟子和幕僚编辑、传忠书局刊印的《曾文正公全集》，果然没有收进这道参片。

回到幼天王下落事上来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下金陵后，曾国荃放任部下烧杀抢掠，致使城墙豁口无人防守，当天深夜，装扮成湘军模样的数百太平军骑兵和一千多步兵，从城内冲出后向句容方向奔逃，幼天王也在其中。李秀成被俘后，幼天王出城事实虽已得到证实，但曾氏兄弟还是听信手下将领的谎言并向朝廷报告：“逆首自焚，贼党悉数歼灭。”

七月六日，左宗棠向朝廷报告并函告曾氏兄弟，说他获得可靠信息，幼天王已于六月二十一日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又被太平军名将黄文金迎入湖州。他是在《攻剿湖郡安吉踞逆迭次苦战情形》的奏折里报告此事的，并不是专题检举揭发，其动机显然是让朝廷知道：幼天王逃入浙江，既鼓舞了当地太平军士气，也大大增加了楚军攻打难度，从而达到掠功于己、委过于人目的。此种做法或说伎俩，虽名臣贤相也不能完全避免，何况左宗棠是个功利心极强的人。既熟悉中国历史，又完全了解左宗堂为人的曾国藩，对此不可能不心知肚明。可当曾国藩收到朝廷谕旨，责备他所报不实，并责令其尽快查明原因，从重处理防范不力的将领时，却觉得左宗棠专门跟自己作对，成心让他们难堪，于是恼羞成怒，百般狡辩，同时在奏折里对左宗棠反唇相讥：今年春天楚军攻克杭州时，十万太平军倾城而走，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很快得到恩赏，金陵城破后走脱少数太平军，何必苦苦追究，揪住不放？以左宗棠的为人和脾气，自然要奋起反击：“辞气激昂，亦颇诋公（曾国藩）。”

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此事曾国藩完全不占理，却断然与左宗棠绝交，且丝毫不给王闿运面子，至死不肯原谅左宗棠，确实让人不解。

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就是在李元度问题复查报告一事上，左宗棠确实做得太绝情，让曾国藩痛恨失望到极点，情感上根本无法原谅他。两件事情恰好交错在一起，又彼此产生推波助澜作用，王闿运说曾、左决裂起因于李元度，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也是可以充分相信的。

还有件事值得一记。

左宗棠率部相继攻克湖州和广德之后，太平军又保护幼天王逃入江西。浙江说逃走的太平军只有数千人，江西不仅汇报十余万，而且声称逃出来的都是精兵强将。更让左宗棠难堪的是江西还一口咬定：幼天王能够再次逃脱，都是浙江有意放走的。

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又是楚军统帅，江西巡抚则是沈葆桢，对这个狠打自己脸皮的人，左宗棠不仅没记仇，后来反而跟他越走越近，连曾国藩都万分不解：“左季高之为人不可向迩，沈（只说一个沈字，鄙视之意溢于言表）居然入其范围，……真令人不可解。”

这件事充分说明：如实向朝廷报告情况，即使揭了别人疮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为了共同事业，对方都应理解和原谅。曾国藩岂能没有这点认识和胸怀？他与左宗棠决裂并记恨终身，真正原因确实不是幼天王下落问题，而是私人感情伤害太深。公仇容易化解，私恨很难消除，公仇与私恨交织在一起，叫他如何释怀？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3期

来源：各界导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