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成年人在三甲医院做全身换血，费用大约三到五万元；在黑市交易里，全血的标价可以翻到十万甚至二十万，稀有血型甚至被炒到了天价。

一个成年人在三甲医院做全身换血，费用大约三到五万元；在黑市交易里，全血的标价可以翻到十万甚至二十万，稀有血型甚至被炒到了天价。

2016年3月，苏州警方接到匿名报案，来电者自称“血贩子”成员。

他曾做过供体，后来被查出感染艾滋，丢了工作，只能做起中间商，靠劝人卖血维持治疗。

我们都知道法律禁止血液买卖，医院只有在危及生命时才会紧急调用。普通住院输血需要家属自筹，最常见的办法是动员亲友无偿献血，再拿等量凭证去取血。

这时候血贩子就会守在红十字中心门口，贴小广告招募“卖血者”，盯上焦急的家属后谈价，组织人去献血，收走凭证转交病患，闭环完成。

报价通常是医院价格的四五倍，利润率更是能冲到五倍。这样的单子一天能做二十多笔，作为小弟一年挣二三十万，而头目更是有高达百万的流水。

“穷人卖血，富人饮血”并不是夸张。

2019年央视报道“血荒”的现状，直指无偿献血的现实困境。五年过去，各大医院用血紧张仍难缓解。

过去的献血主力人群是大学生、军人、公务员，但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大学生中艾滋病例占比上升，直接冲击潜在供血群体。

有人问为什么不重开有偿献血？

我们不妨看看历史：1978年起，义务献血配合补助费，后来发展为允许个人、机构买卖，短期内供给是很充足。

但随之而来的，是梅毒、丙肝、艾滋在采供链条中的传播，90年代初出现过大范围丙肝感染。

看过电影《最爱》，里面取材的“卖血村”正是那段历史的缩影。

到了1998年，国家全面叫停有偿献血，改推无偿。但面临着宣传激励不足、个别血库负面事件累积，公众畏惧和抵触上升这些现实问题。

甚至还有小说情节制造“为官太太抽干一个孩子”的恐惧，这都影响着现实心理。

2023年，中国献血率为千人12.2，远低于需求；每年约有六成手术因缺血延期，背后的病情恶化和死亡，很难统计。

血源供不应求，有暴利就会有人冒险。法治报道显示，2014年后几乎每月都有“血头案”公开审理。国内监管趋严后，更隐秘的“血制品”开始外移：2021年11月，缅泰警方联手破获卖人血案，24名安徽籍嫌疑人落网。

他们以“高薪工作”为饵将受害者诱至果敢清水河，随后控制人身循环抽血，被称作“血牛”的人被圈养，甚至有人被抽至死亡。

“血奴”的上游，往往就是人口贩运。东南亚黑市里有句冷话讲活人不值钱，死人很值钱。

在2023年7月，印尼警方破获卖肾案，牵出官员共谋。以缅北为例，电诈园区的老板将矛头对准华裔群体，涉案金额动辄以十亿计。

即便大家族被打击，仍有数以万计的人依旧在这个灰区游走。

这种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方的“血文化”里。中世纪欧洲把放血当疗法，贵族圈子里还迷信处女和儿童之血能延缓衰老。

吸血鬼文学的贵族形象，并非空穴来风。古罗马贵妇会收集角斗士汗液制成催情配方，甚至吞食角斗士的血肉，幻想移植力量。

联合国儿童机构更有统计每年有八十多万儿童消失，每天约两千人不见踪影。

历史文献里不乏触目惊心的记录：1492年，教皇英诺森特八世病重，据传让三名男童献血饮用；1668年，维也纳行刑现场，有人捧着罐子接喝死囚的血，用以治癫；17世纪的医生甚至把“血粉”写进药方。

直至现在，科学也没有彻底阻断这种执念。

2015年，美国生物公司进行“年轻—年老”小鼠血液并联实验，得到“返老还童样”指标，引发轰动。

2023年，美国企业家布莱恩·约翰逊用17岁儿子的血替换自身血浆，再次把话题推上风口。

2024年5月，英国曝出“毒血丑闻”：超三万人在医院输血后感染艾滋或丙肝，至少三千人死亡。舆论压力下，首相公开道歉，提出巨额赔偿。事后披露的政府备忘录显示早在1983年，英国方面就知晓从美国输入的“高风险血制品”，仍默许用于临床推广。

受影响的还有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等国。技术可以灭活一部分病毒，商业逻辑却未必会克制贪婪。

现有的人工血液难以替代全部功能，真正的“工厂”依旧是人体。

人们可能会习惯认为人口大=血源大，可现实刚好相反。美国人口只占全球5%，却提供了全球约七成的血浆相关制品，出口收入超过400亿美元，紧追芯片工业，远超大豆、小麦、棉花。

在美国普通人一周可卖两次血浆、全年无总量上限；欧盟多为每年45次，中国每年26次。至于谁在卖？更多是迫于生计压力的底层人。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医疗巨头把第一站设在海地，与当局合作，在贫民窟建采集中心，几美元换一袋血。

可政局变动中心被砸，转去非洲，仍旧不稳。最后得出还是美国本土好办，只要把政策和监管打通就畅通无阻。

1979年，阿肯色州监狱委员会与小石城卫生管理公司签约，名义是购买医疗服务，实为向犯人购血——7美元收，50美元卖给跨国药企。

600%的利润，推动门槛不断下沉，连健康证明都能操作，这导致污染血制品被输入市场。

到了1983年，FDA吊销其许可证，但不久又恢复流通。90年代，享乐文化抬头，美国阿片危机叠加就业凋敝，卖血成为人们获取现金最快的方式。2008年危机之后，血浆中心数量激增，80%设在低收入地区。

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卖血者只是为了买日用品；17.5%的吸毒者有卖血经历，绝大多数携带丙肝，四分之一有梅毒，近3%带有艾滋病毒，可药企并不关心是谁的血，口口声声强调有成熟的灭活流程，却很少提供可核验的溯源。

与此同时，“润人”被纳入供给端。开放边境的口号里，有人道主义，也有原料供给。资本逻辑的句式很稳定：需求在，渠道就会被打通。

把视线拉回亚洲，“血头—血牛—血制品”的灰产绕开监管顺着灰色通道进入消费端。而东南亚的黑工厂，盯的正是中国市场：人口多、支付能力强、医疗需求大。中间人找人、平台找货、订单找路，打击一轮，沉寂一阵，又在别处生长。

国家层面要做的是推进无偿献血，提升采供质量，建立应急调配与跨省互济，是明面上的正途；另一方面，医疗端的透明度、责任追踪与风险沟通，同样决定公众的信任。

从个人角度，是否献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判断，从社会层面，输血救命的刚需不会消失。

来源：厉羽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