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建业教授站在甘肃庆阳西峰的黄土塬上，眼前是南佐遗址的考古现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他带领团队在这片土地上揭示了距今5100年前的国家社会证据。
摘要：在黄土高原的董志塬上，一座五千年前的都邑遗址正改写中华文明起源史。
引言：一位考古学家的发现
韩建业教授站在甘肃庆阳西峰的黄土塬上，眼前是南佐遗址的考古现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他带领团队在这片土地上揭示了距今5100年前的国家社会证据。
南佐遗址的考古现场
文明互鉴•史实说话•世事传真，
《五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国家工程”？看黄土高原上的神秘古国如何组织万人筑城》
文／一凡
01 九座“金字塔”与宏伟宫城：史前建筑的奇迹
站在南佐遗址的核心区，9座方形夯土台如同九座小金字塔般屹立千年。每座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高度仍有5-7米，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土台周围都环绕着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壕沟。
考古学家推测，这些壕沟不仅是防御设施，还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整个“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达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条件，需要5000人工作整整一年才能完成。
更令人震撼的是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达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
宫城中心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直径达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宫墙、房墙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最宽处可达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02 中轴线布局：中国建筑传统的源头
南佐都邑最令人惊叹的是其清晰的中心对称和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
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和壕沟对称分布。“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
这种严整的布局开创了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不同，南佐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
在黄土高原的另一端，距今4300-3900年的陶寺遗址同样展现出惊人的城市规划。陶寺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城内高等级建筑区内有面积8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建筑使用陶瓦，墙壁涂彩并有刻画装饰。
陶寺遗址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宫城，呈现出“宫城-郭城”的功能分区，等级秩序和空间格局分明有序。这种规划理念成为我国古代都城规划的重要源头。
03 国家力量的体现：数千人多年的集体劳作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建筑工程量更是惊人。所有工程的主体部分大体同时建造完成，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后勤保障人员。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可能有上万之众。
这样庞大的工程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能力。南佐都邑可能是从周围迁入大量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
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同样证明了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陶寺古城面积约280万平方米，能够修建如此庞大的城池，意味着当时已经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陶寺遗址的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观测点和三层夯土台基组成，总面积1740平方米。通过夯土柱间的12道缝隙观测日出方位，陶寺先民可精准划分20个节令，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
观象台的建立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能够制定历法、安排农耕、颁行天下，这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范管理的重要体现。
04 礼制与文明：精美文物见证社会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的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南佐的白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却未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至今成谜。
更令人惊讶的是“宫城”东部祭祀区发现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而黄土高原农业本来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是礼制的重要反映。
南佐遗址发现的炭化水稻
陶寺遗址同样展现出丰富的礼制文化。陶寺早期大墓出土了4件龙盘，陶寺龙是真正意义上“龙”的雏形，与夏、商、周及后世龙有直接渊源关系。
陶寺大墓中出土的成组乐器，包括石磬以及用鳄鱼皮作鼓面的鼍鼓，是迄今所知同类组合乐器中发现年代最早的。说明礼乐制度已在陶寺大地上萌芽，象征王权的礼乐器组合在这里诞生。
05 文明交融：跨越地域的文化交流
南佐遗址出土物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可能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影响。
南佐遗址陶器
南佐遗址陶器
尤其有趣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能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与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
科技考古检测显示，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其中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的绿松石、朱砂，则有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种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展现了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的多元互动。正如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曾指出：“辽西地区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红山文化具有明显的兼收并蓄特点，吸收了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展现出海纳百川、务实创新的文化特质。
06 从古国到王朝：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
南佐遗址距今约5100年，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而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则展现了国家形态的进一步发展。
陶寺遗址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尧都平阳”。陶寺城址的年代、位置、规模、等级都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较为吻合。古观象台的发现，也使《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得到印证。
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中华文明进入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面积300多万平方米，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展现了夏王朝后期至商王朝建立前夕的文明成就。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概括为：“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这一过程展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发展的完整轨迹，而南佐、陶寺等遗址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实证。
结语：重新定义中华文明的高度
南佐、陶寺、红山等遗址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5000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具有国家形态的复杂社会。这些早期国家拥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能够动员数千人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形成了严格的礼制规范，通过祭祀和礼仪维持社会秩序；发展了精湛的工艺技术，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物质文化。
从南佐的九台宫城到陶寺的观象台，从红山的祭坛冢到二里里的都城，这些大型祭祀与防卫工程不仅是中华先民技术水平的体现，更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见证。它们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延续不断的强大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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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央博，2023年5月9日
陶寺寻尧 | 从陶寺考古探寻早期中国文明基因。2025年4月21日
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会纪要。2023年11月21日
惠来海防遗址中的海洋文化密码。羊城晚报，2025年7月19日
向世界叫响“红山文化”。央广网，2023年7月17日
首届红山文化国际传播大会。辽宁省人民政府，2025年6月18日
合规声明与创新性说明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公开考古研究成果撰写，旨在传播中华文明起源知识。文中观点代表学术界当前认识，随着考古发现推进可能不断更新。
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