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5年10月下旬的深夜零点二十三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灯仍亮着。警卫员远远守在门口,只能隐约听见屋里一阵低语。毛主席把手里的铅笔敲在地图上:“老周,这里山高林密,敌人的卫星也难窥探。”周恩来放低声音回答:“既然决定动手,就必须彻底隐蔽,现在就咱们两个人知情。
1965年10月下旬的深夜零点二十三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灯仍亮着。警卫员远远守在门口,只能隐约听见屋里一阵低语。毛主席把手里的铅笔敲在地图上:“老周,这里山高林密,敌人的卫星也难窥探。”周恩来放低声音回答:“既然决定动手,就必须彻底隐蔽,现在就咱们两个人知情。”一句话定下了后来被编号为“816”的地下核工程。
那一刻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刚满一年。外界以为中国已经足够安全,事实却相反。美国的KH系列侦察卫星拍下了罗布泊的每一次闪光,五角大楼频繁讨论外科手术式打击;苏联则在珍宝岛外集结坦克,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也没打消核讹诈的念头。核试验场暴露在大漠,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让多年努力付诸东流,所以“把核原料工厂埋到山里”变得迫在眉睫。
更早之前,新中国在重工业上全赖“老大哥”。苏联专家撤走的那个夏天,404厂的年轻技术员把装订好的设计手册锁进铁柜,只剩一句“自己干”。三年后成功的蘑菇云证明选择没错,但也暴露了弱点:工厂集中在沿海和铁路枢纽,过分醒目。为防万一,中央提出“三线建设”,把生命线向大西南深处转移。816计划,就是三线布局里最隐秘的一环。
选址工作悄无声息地展开。勘探队拿着泛黄的地质图,在乌江两岸来回丈量。涪陵白涛镇进入视野,是因为硬度高达180兆帕的石灰岩和全年不断的江水。有人提出陕西南部也可考虑,但毛主席一句“越远越好”将指针定在了川东。1966年春,首批工程兵抵达,他们在户口本上写下“重庆4513信箱”,从此对外消失。
施工图纸标注的主体洞室长20公里、分上下三层,可容纳反应堆、后处理厂和冷却水循环系统。仅混凝土就需百万立方米,相当于再造一座中型城市。那时没有盾构机,风钻、炸药、铁锹就是全部家当。18岁的山西小伙陈怀文每天推着50公斤的风钻,在碎石飞溅中打炮眼;水枪不停降温,寒冬里工服被冰封得直不起腰。工程实行四班倒,他常说“我们不是在挖洞,是在抢时间”。
危险随处可见。一次炸药哑火,他和班长探查引线时突然回火,班长当场牺牲。陈怀文在抢救车间外听见医生低声说:“年轻,可惜了。”那一夜,他写下一行小字塞进皮带夹:“洞还没通,人不能先倒。”这样的牺牲统计下来七十余人,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一岁,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一碗水”烈士碑上,石碑与隧洞之间只隔两道山脊。
外部伪装同样重要。为了迷惑间谍,厂区先建起两根35米高的假烟囱,定时排放水蒸气。重庆本就雾多,远处望去烟雾缭绕,像极了一家普通化工厂。警卫团在山脚设卡,连工人家属也需特批才能进入。有人回乡探亲被小侄子追问:“叔,你到底干什么?”只能笑着答:“修路,等修好了你就知道。”那条路最后成为816内部运输干线,外人始终无缘。
1969年珍宝岛炮声骤起,816进入冲刺阶段。两万名技术骨干、四万名基建工人昼夜鏖战,仅九个月就完成反应堆主洞壳体。设计功率为1800兆瓦,年产武器级钚九十公斤,足够装填几十枚新式核弹头。美国兰德公司当天就更新了威胁评估,报告首页写着“underground complex,location unknown”。
然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到八十年代初,美苏缓和,联合国裁军谈判出现转机,国内经济结构也急需调整。1984年6月,中央军委批准停止816项目,保存现场,撤离核心设备。巨大的洞窟从此沉寂,只留下通风机偶尔轰鸣。服役不足的设备被拆走,青壮年工人转入周边企业,整个白涛镇重新挂上地名,仿佛从地图的阴影中回到阳光下。
2002年,绝密文件解封,816首次对外披露。昔日施工军工号改为“中核重庆交通站”,有限区域向社会开放,用作国防教育基地。游客进入主洞,需要全程佩戴安全帽,墙面仍可见手工凿痕;水池里残存的冷却管线,生锈却没有腐烂,仿佛在提醒来者:如果没有那场深夜密谈,中国的核安全版图或许完全不同。
六万建设者的姓名里,只有极少数登上公开资料。更多人像陈怀文,退休后住在镇旁的小楼,每天清晨绕乌江慢跑。他偶尔抬头看看当年开山的峭壁,自言自语:“洞在,国安。”简单四个字,把往昔暗流与今日稳固连接得分毫不差。
来源:狂热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