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但此时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全面恢复与初步发展，政治趋于稳定，经济秩序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较为安定，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为大规模展开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但此时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全面恢复与初步发展，政治趋于稳定，经济秩序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较为安定，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为大规模展开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 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1957 年），就此转入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进入了快速计划化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计划迅速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广泛渗透于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金融业在 1952 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家垄断行业，为计划经济的资金调配提供了有力保障。工业生产计划化程度飞速提升，到 1956 年，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工业产品种类达到 360 种，占总产值的 60％ ，众多工业项目在计划的指导下有序开展。农业生产也被纳入计划管理体系，1953 年实行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对主要农产品产量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 ，并对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下达分地区计划数字，以此保障农产品的稳定供应和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

在流通领域，市场调节的范围逐渐缩小。1954 年国家消灭了私营批发商业，1956 年底私营零售商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保障基本建设的物资需求，生产资料物资直接分配范围不断扩大，国家分配的物资从 1953 年的 227 种（统配 112 种，分管 115 种）增加到 1957 年的 532 种（统配 231 种，分管 301 种 ），实现了物资的集中调配和合理使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堪称新中国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以 156 项限额以上工业项目建设为核心，中国创造了高速工业化的奇迹，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超额实现计划目标。经济增长率高达 9.2％，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 4.5％提高到 5.5％，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

在 “一五” 计划的推动下，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 1952 年的 21.3% 上升到 92.9% 。建成了一大批重要工程，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550 亿元，新增固定资产 460.5 亿元，相当于 1952 年底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的 1.9 倍 。595 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 。

工业总产值比 1952 年增长 128.6%，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 1949 年的 30% 提高到 56.5%，重工业的比重由 26.4% 提高到 48.4% 。1957 年粮食产量达到 3901 亿斤，棉花产量达到 3280 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农业生产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工业化程度、市场发育程度都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发展计划扮演了 “大推动” 的角色，使得新中国可以在 “一穷二白” 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资金、人力、物资来强制推动工业化。“一五” 计划的实施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掀起了 “五年计划” 的热潮，为后续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成功经验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

在 “二五”－“五五” 期间，随着计划经济规模不断扩张，集权计划逐渐暴露出力不从心的问题，计划失灵现象愈发明显。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1953 年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仅 2800 多个，到 1957 年便迅猛增加到 9800 多个 ，占中央和地方管理工业企业总数的 16％，产值更是占到了 49% 。如此快速的增长，使得在管理上难以面面俱到，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诸多漏洞。

中国的计划体制陷入了 “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 的恶性循环怪圈。1953－1957 年建立起的中央计划体制，对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但到了 1958 年，为了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大规模下放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并在计划管理上实行两本账，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这一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地方的活力，但也导致国家计委统配的物资在 1959 年降到了 67 种，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物资调配失去了有效的统筹，一哄而上，各地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经济发展陷入混乱。

三年调整时期，在刘少奇、陈云的主持下，中国恢复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了前几年下放的权力，试图让经济回归正轨。到了1969 年，全国进入 “斗批改” 阶段，经济管理体制再次大变动，大批中央部属企业被下放到地方。经过 1968－1970 年的下放，中央部属企业由 1965 年的 10533 个锐减至 500 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42.2％降到 8％ ，同时下放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基建投资权力，实行地方大包干，这又一次打破了经济的平衡，使得计划执行陷入混乱。

毛主席对计划经济的态度是复杂而又充满探索精神的。一方面，他信奉计划经济，坚持将 “有计划、按比例”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发展规律，主张 “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认为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力图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更加反映客观规律的体制。

在 1956 年 4 月份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把一切统统集中于国家，尤其是集中于中央的做法，强调企业既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他深刻认识到过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会束缚企业的活力，不利于经济的全面发展。1958 年 11 月，谈到中国计划工作时，他评价道：“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

1959 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提出要改变苏联以钢为纲的制定计划模式，从中国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按照农、轻、重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这一理念的提出，是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重大突破，更加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1964 年 6 月，在制定三五计划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提出号召：“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到 8 月份，他更是尖锐地批评计划工作照抄苏联那一套，要 “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展现出他对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定决心。

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在工业生产控制上，中国并没有实行全面的中央计划控制，只是控制关键性的产品与物资。多次扩大企业的计划外生产的自主权，国家计委统配物资最多时也只有 370 种左右（1965 年），而苏联在 50 年代初就达 2370 种之多 ，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工业生产方面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能够根据市场的一些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生产。

对农业计划的控制，中国采取的是间接方式。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分散性与不确定性，很难像工业生产一样进行严格的计划控制。主要农副业产品指标下达到地区，而且下达指标数量较少，“二五” 以后更是减少到不足 10 个，远低于工业产品下达指标 。这种相对灵活的农业计划控制方式，给予了农民一定的自主经营权，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经过计划管理权的下放，中央政府计划管理的实际范围大大缩小。1958 年大分权以后，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度下降到 36.2％ ，中央项目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支出比重下降到 42.4％ ，随后虽有所回升，但也都只在 60％－70％左右，地方和企业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建设投资自由，能够根据本地区、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决策，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由于政治冲击等因素，中国的计划常常是 “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五－五五”，每个五年计划方案平均实际有效期只有 2.04 年 。年度计划也频繁调整，“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一年到头订计划，春夏秋冬季议指标” 成为常态。这种计划执行的不稳定性，虽然反映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但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调整。

计划经济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工业体系残缺、外部环境严峻等诸多困难 ，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具有历史必然性。

从国际环境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军事威胁，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取得了一定成就，为我国提供了借鉴范例。从国内情况而言，我国需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 ，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在建国初期，通过统一的计划调配，有力地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物价，使全国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为后续的经济建设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际工业体系的骨架。通过集中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建成了一大批重要工程，如 156 项重点工程等，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 。计划经济体制还注重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在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推动了社会的公平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愈发突出，政府难以全面、准确地掌握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情况，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 。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机制不足，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和创新动力，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