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古代的底层百姓，无论中外其实都无法用幸福形容，生活对他们来说只有惨和更惨！在马可波罗游记里，他居然把元朝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了天堂，这也特么是离谱得没边。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底层人民最悲催的元朝，居然是欧洲天花板！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文/胡铁瓜
说起古代的底层百姓，无论中外其实都无法用幸福形容，生活对他们来说只有惨和更惨！在马可波罗游记里，他居然把元朝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了天堂，这也特么是离谱得没边。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底层人民最悲催的元朝，居然是欧洲天花板！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往上数千年，不管是北宋鼎盛时的1亿人口，还是明朝中后期的近2亿，中国人口数字总能把同期欧洲甩在身后——中世纪欧洲人口最多时也就5000万左右，还不到中国的一半。有人说中国人就是能生，可是在古代哪有“能生”的说法？人口多不多，本质是能不能养活，而养活人的关键就是有没有足够的粮食！
中国古代农民的主食，是谷子、麦子、水稻这些谷类作物！华夏先祖里曾有位被后世尊为“华”（也就是常说的神农）的先行者，《淮南子》里记载他“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说白了就是帮先民筛选能吃的植物。从仰韶文化的粟（小米），到河姆渡文化的稻，再到后来普及的小麦，中国农民早早摸清了谷类作物的脾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只要肯下力气，哪怕遇到小灾年，地窖里存的粮食也能撑过去。
更关键的是，谷类作物能存住。中国农民早就懂了晒干入仓的道理，小米能存三五年，麦子磨成面能放大半年，哪怕今年收成差，只要去年有余粮，就能扛过去。而且谷类种植不挑人，一家老小都能下地，老人能除草，小孩能拾穗，妇女能在家舂米，全家人的劳动都能转化成粮食，日子再难，也能凑出一口饱饭。
可欧洲古代农民的主食，是“羖”——也就是趴在羊腹下喝奶，后来慢慢延伸到以羊奶、奶酪为主。这种靠羊吃饭的日子，那可比比种庄稼难多了。首先是看天吃饭的风险更高！牛羊怕冻怕旱，冬天草料不够，牛羊会瘦得掉秤；夏天闹瘟疫，牛羊成片病死，一旦牛羊出问题，农民就彻底断了粮。中世纪欧洲的牧场大多归领主所有，农奴只能用领主的牧场养自己的羊，还得给领主交“羊奶税”——比如每只羊每年要交多少斤奶酪，剩下的碎渣子才够自己填肚子。遇到领主想扩牧场，农奴的份地还会被挤占，连种点萝卜、野菜的地方都没有。
更要命的是，奶制品没法长期存。奶酪虽然能放一阵，但制作需要大量羊奶，还得有合适的温度和陶罐，普通农奴哪有这条件？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喝新鲜羊奶，一旦牛羊减产，当天就可能饿肚子。中世纪欧洲频繁爆发饥荒，比如1315-1322年的大饥荒，连续七年天旱，牧场枯死，牛羊死了一半多，农奴们只能挖树皮、嚼草根，甚至有人挖开坟墓吃死人，这场饥荒直接让欧洲人口少了1/3。而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灾荒，但因为有谷物储存，还有政府的“常平仓”（丰年存粮、灾年放粮），饿死的人远没欧洲多。
这么一对比就清楚了：中国农民靠谷类能稳定吃饱，欧洲农民靠羊奶随时可能断粮。能稳定吃饱，才敢多生孩子——毕竟孩子长大能下地干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收成；而欧洲农民连自己都可能饿肚子，生孩子等于多一张嘴，哪有勇气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人口总比欧洲多，不是“能生”，是“敢生”，而“敢生”的背后，是比欧洲农民多一点的生存底气。
再就是咱们中国人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多，欧洲人却很少有这情况；反过来，欧洲人吃点野菜、豆类就过敏的比例，比中国人高不少。这背后不是基因优劣形成的问题，而是饮食结构的千年差异。中国农民从两万多年前就开始吃谷类，成年后乳糖酶的活性会慢慢下降——毕竟平时不怎么喝奶制品，身体就没必要再合成那么多乳糖酶，所以现在中国人乳糖不难受的多。但这不是缺点，反而是中国农民饮食稳定的证明，他们不需要靠奶补充营养，谷类就能提供足够的碳水和能量，喝不喝奶无所谓。
可欧洲农民就不一样了，他们祖祖辈辈靠羊奶过活，身体必须保留乳糖酶活性，不然喝羊奶会拉肚子，根本活不下去。这种“必须依赖羊奶”的饮食习惯，其实是种无奈——他们没有像神农这样的先祖筛选出稳定的谷类作物，只能靠畜牧业糊口。更麻烦的是，长期依赖动物性食物，让欧洲人对植物类食物更敏感，吃点野菜、粗粮就可能过敏，这也是为啥欧洲人对植物类食物过敏的比例更高。
还有个细节我们必须注意，“谷”的发音其实取自“羖”，而“羖”的发音，正是吞羊奶时喉咙里发出的“咕咚”声。这说明华夏先祖早期也喝羊奶，但后来主动转向了谷类——不是因为羊奶不好，是因为谷类更稳定、更能养活人。也就是说，中国农民是主动选择了更稳妥的生存方式，而欧洲农民是没得选，只能靠羊奶过活。这种“有得选”和“没得选”的差距，早就注定了两种苦生存方式的不同。
还有就是古代人都信神，但信神的方式不一样，中国农民拜神佛，从来不是盲目崇拜，而是有求必应的实用主义。家里人生病了，去庙里拜观音，求疾病消退；想多收点粮，去拜土地公，求风调雨顺；儿子到了结婚年纪，去拜月老，求好姻缘；甚至想让孩子考个功名，还能去拜文曲星。这种求啥拜啥的背后，是中国农民觉得生活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祈祷变好！
比如明清时期的北方农村，每年开春都有“祭灶”仪式，农民会给灶王爷摆上糖瓜，求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本质上是希望灶王爷能帮自己家“多攒点粮、少出点事”。这种祈祷不是“认命”，而是主动争取，说明农民觉得自己能影响生活的走向，哪怕只是一点点。
而且中国古代的“神”很接地气，没有那么多破规矩。农民可以在自家院子里摆个神龛，不用去庙里，不用找神父，自己就能祈祷；甚至遇到急事，对着天空拜一拜，说几句心里话，也觉得神佛能听到。这种亲近感，让农民觉得神佛是自己人，是帮自己过日子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可欧洲古代农民信基督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每天的日常是感谢主赐我食这个赐我那个，吃个饭都要事先祷告一下，以此感谢上帝给了自己食物。虽然看起来很虔诚，但背后是深深的“被动”——他们认为食物不是自己劳动换来的，都是上帝的恩赐，言外之意是能不能吃饱，全看上帝高不高兴，自己说了不算。
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是领主和神父的专属地盘，农奴不能随便进，只能在教堂外面听神父讲教义；而且圣经都是拉丁文写的，农奴大多不识字，只能听神父解读，神父说上帝让你受苦是为了来世享福，农奴就只能信。这种信息垄断，让农奴连祈祷的主动权都没有——他们不知道上帝到底要什么，只能听神父的，哪怕神父说“你交更多租税就是对上帝的虔诚”，他们也只能照做。
更让人无奈的是，欧洲农民求上帝，从来不敢求具体的事，比如说不敢求多收粮，不敢求孩子健康，只能求上帝原谅自己的罪。因为神父告诉他们，农奴天生是有罪的，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不能再求更多。这种连祈祷都不敢提要求的状态，比求而不得更惨——求而不得至少还有“求”的勇气，连求都不敢，只能被动接受，这才是最深的绝望。
对比一下就知道：中国农民拜神佛，是“我想让日子变好，求神佛帮我”；欧洲农民信上帝，是“上帝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一个是主动争取，一个是被动接受；一个觉得生活能改变，一个觉得生活只能这样。你说，哪个底层更苦？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蹦出来护主说：“中国古代对农民也有苛政啊，比如秦朝的徭役、明朝的赋税，更不用说满清那些拟人生物更特么心狠手辣了，很多农民被逼得起义，难道不苦？”
这话没错，中国古代农民确实苦——要交租税、要服徭役、要应对灾荒，有的时候还会遇到贪官污吏。但“苦”和“绝望”是两回事：中国农民的苦，是能看到头的苦，是扛过去就能变好的苦，而欧洲农民的苦，是看不到头的绝望，是怎么扛都没用的苦。
比如秦朝的徭役重，农民要去修长城、修阿房宫，但他们知道，徭役总有结束的一天，只要活着回来，还能种自己的地，还能和家人团聚；明朝的赋税重，农民可能要卖粮食交税，但他们知道，只要今年收成好，就能把欠的粮补上，明年还能接着种。就算被逼得起义，比如陈胜吴广起义，他们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明他们觉得通过反抗能改变命运，这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可欧洲农民呢？他们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中世纪欧洲的农奴起义很少，不是因为不苦，是因为绝望——他们知道，就算起义成功了，也改变不了什么，领主还是领主，农奴还是农奴，顶多换个领主继续受苦。比如1381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农奴们杀了不少贵族，甚至冲进了伦敦，但最后还是被镇压了，起义领袖被处死，农奴制还是延续了几百年。之后再没有大规模的农奴起义，不是因为农民不苦了，是因为他们觉得反抗也没用，只能认命。
还有个细节更能说明差距，中国古代农民无战时惜命，有战时不要命。无战时惜命，是因为他们觉得日子能过下去，所以要好好活着；有战时不要命，是因为他们觉得保卫家园就能保住自己的地、自己的家人，值得拼命。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农民参军，不是因为不怕死，是因为他们知道，不反抗，日本人就会占了自己的地，杀了自己的家人，所以才敢拼命。
可欧洲古代农民平时不惜命，战时却又豁不出去了。平时不惜命，是因为日子太苦，活着和死了差别不大；战时豁不出去，是因为他们觉得打仗是领主的事，和自己没关系——打赢了，领主能抢更多土地，自己还是农奴；打输了，自己还是农奴，顶多换个领主交税。这种和自己没关系的心态，本质上是对生活没有归属感，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怕失去，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想保卫。
哪怕到了现在，随着科技爆炸让西方暂时领先成为了发达国家，可是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这些发达国家的普通百姓来说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了，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呢！所以记住，有钱人喜欢去的地方也许是地狱，毕竟有钱了地狱也能成为天堂，可是普通百姓过得好的地方才真正是文明的方向！
来源：胡铁瓜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