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大伯七十了，整数，他今天亲自打电话过来。”我老婆林惠一边把一盘切好的苹果推到我面前，一边说。

“你大伯七十了，整数，他今天亲自打电话过来。”我老婆林惠一边把一盘切好的苹果推到我面前，一边说。

她说话的口气很平淡，就像在说“明天要下雨，记得带伞”一样。

我拿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很脆，水分很足。客厅里，我儿子正趴在地毯上，专心致志地拼着他的乐高飞船，嘴里还念念有词，配着音效。

一切都显得很平常，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三晚上。

我说：“知道了，是得好好准备一下。日子定在哪天？”

“下下周六，在‘金玉满堂’，他家大强订的。”林惠坐到我旁边，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些。

“金玉满堂啊，那地方不便宜。”我心里盘算了一下。

大伯是我爸的大哥，我们两家走得不算远，也不算特别近。逢年过节，该有的礼数都有。他七十大寿，是天大的事，红包肯定不能小。

按我们这儿的行情，关系近的亲戚，这种整数大寿，至少得两千起步。我跟林惠工资加起来还行，但每个月房贷车贷，加上孩子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的费用，手头并不宽裕。

我心里那本账已经翻开了：这个月信用卡账单刚还，下个月儿子的夏令营费用得交，还有一笔车险也快到期了。

两千块，挤一挤，总还是有的。

“那就准备两千吧，”我对林惠说，“再买点好茶叶，他喜欢喝茶。”

“我也是这么想的。”林惠点点头，拿起一块苹果小口吃着，眼睛看着电视上无声的画面，好像在想什么。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一个家庭，总有这样那样的人情往来，像一个个设定好的程序，到时间了，执行一下就好。虽然会带来一点小小的经济波动，但都在可控范围内。

我们家的生活，就像儿子手里的乐高，一块一块，都搭建在预设好的轨道上，稳定，而且有章可循。

直到第二天晚上，林惠的手机响了。

是她表姐打来的，她表姐的婆家，跟我大伯家是拐着弯的亲戚。

林惠接电话的时候开了免提，她正给我儿子检查作业。

电话那头，表姐的声音有点咋咋呼呼：“哎，小惠，你大伯七十岁生日，你们准备去哪一场啊？”

林惠愣了一下，握着红笔的手停在半空中。

“什么哪一场？不就是下下周六在‘金玉满堂’那场吗？”

“哎哟，你还不知道啊？”表姐的声音拔高了八度，“你大伯要连办三场呢！”

我的后背瞬间就僵住了，手里的苹果核都忘了扔。

“三场？”林惠的声音也变了调，“怎么回事？”

“我听我婆婆说的，说是你大伯退下来之后，老同事老朋友太多，一场坐不下，就单独办一场。还有老家来的亲戚，怕跟城里人吃不到一块儿去，也单独办一场。最后，才是你们这些在城里的自家人，办一场。”

表姐在那头说得兴高采烈，好像在分享什么天大的趣闻。

我却感觉空气一下子变得有点稀薄。

老同事场，老家亲戚场，自家人场。

下下周五、周六、周日，连着三天。

林惠挂了电话，客厅里一片寂静，只剩下冰箱压缩机嗡嗡的运转声。

我儿子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他妈，小心翼翼地问：“妈妈，我这道题对了吗？”

林惠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个笑容：“对了，都对了，你先去玩吧。”

儿子如蒙大赦，跑回他的乐高世界里。

林惠看着我，眼神里全是问号：“这……怎么办？”

怎么办？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一个红包，现在可能要变成三个。两千块，乘以三，就是六千。

六千块，是我儿子那个夏令营的全部费用。

这已经不是挤一挤的问题了。这是直接在我们本就紧巴巴的预算上，划开了一道大口子。

更重要的是，这事情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别扭。

过生日，庆祝的是岁月，是亲情。办三场，这算什么？巡回演出吗？

我拿起手机，想给我堂哥，也就是大伯的儿子大强打个电话问问。可号码翻出来，我又犹豫了。

我能问什么？

问他爸为什么要办三场？问我们是不是每场都得给红包？

这话怎么说得出口？说出来，就等于把“我们家出不起这个钱”这几个字，明晃晃地贴在脸上了。

“要不……我们问问咱爸？”林惠小声提议。

我摇摇头。我爸那个脾气，他知道了，肯定会说：“你大伯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七十大寿，别说三场，就是办十场，我们也得去！钱不够，我给你！”

然后他会把他自己那点养老钱拿出来。我不能这么做。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旁边林惠的呼吸也很浅，我知道她也没睡着。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把天花板照得发白。我脑子里全是那三场酒席。

金玉满堂的包间，红色的地毯，巨大的水晶灯，穿着旗袍的服务员，满桌子油腻的菜，还有大伯那张喝得红光满面的脸。

这个画面，重复了三遍。

每一遍，都像一台巨大的收割机，从我的钱包上轰隆隆地压过去。

最后，林惠在黑暗中轻轻碰了碰我。

“要不这样，”她说，“第一场，老同事的，我们就不去了，托人把红包带到。第二场老家亲戚的，我们去，红包给个中等大小的。第三场自家人的，我们去，给个大红包。这样分开给，总数也差不多，面子上也过得去。”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这个方案听起来像个折中的办法。

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人情世故，最怕的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灵活处理”。

“不行，”我否决了，“第一场是打头阵的，我们不去，红包去了，别人会怎么想？会说我们架子大，看不起你大伯的朋友圈子。这比不去还严重。”

“那怎么办？”林惠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疲惫。

“去。”我说，“前两场都去。”

“那红包呢？”

“第一场，给个大的，就按说好的两千。第二场，买点像样的礼物，比如好烟好酒，人到就行了。第三场……到时候再说。”

这是我能想出的，最不坏的选择了。

至少，我们人到了，礼数也到了。至于红包只给一个，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谁家过生日是按场次收礼的？没有这个规矩。

林惠沉默了很久，最后轻轻“嗯”了一声。

我知道，她也只是在自我安慰。我们俩都像在走钢丝，希望能平稳地走到对岸，但心里谁也没底。

第一场酒席，周五晚上，是给大伯老同事老朋友的。

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和林惠一起去的。我们把一个厚厚的红包，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塞到了正在门口迎客的堂哥大强手里。

“大强，恭喜恭喜，祝大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笑着说。

大强接过红包，捏了捏厚度，脸上的笑容也真诚了几分：“哎呀，你们来就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嘛！快进去坐，快进去。”

大伯穿着一身崭新的唐装，红光满面，被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太围在中间，声音洪亮地回忆着往昔峥嵘岁月。

看到我们，他招了招手，隔着人群喊：“小阳和媳妇来啦！快坐！”

那口气，亲热又熟络，仿佛我们是他最得意的侄子和侄媳妇。

我和林惠被安排在一张偏僻的桌子，同桌的都是些不认识的人，大概是大伯单位的晚辈。

整场酒席，我们就像两个群众演员。

菜色很丰盛，但我没什么胃口。耳边全是嘈杂的劝酒声、麻将声，还有大伯中气十足的笑声。

我看着大伯在主桌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他确实很开心。

或许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种热闹，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心里那点不舒服，好像也淡了一点。

就当是花钱，买老人家一个高兴吧。我这么对自己说。

酒席吃到一半，大强端着酒杯过来敬酒。

他拍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堂弟，够意思！今天你给的红包，是小辈里最厚的！我爸刚才还跟我念叨，说没白疼你！”

我干笑着，跟他碰了一下杯，喝了一口酸涩的红酒。

林惠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我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在提醒我，我们的策略好像起作用了。

第一场，算是顺利过关了。

第二天，周六，是老家亲戚场。

地点换了个稍微便宜点的地方，但阵仗一点不小。从老家县城包了两辆大巴车，拉来了一百多号人。

我和林惠到的时候，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乡音缭绕，烟雾弥漫，比昨天还要热闹。

我们提着两条好烟和两瓶好酒过去。

这次是二伯家的儿子在门口记账收礼。我把礼物递过去，他愣了一下。

“阳哥，这……？”

“一点心意，给大伯的。”我笑着说。

他有些为难地看了一眼礼品单，上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现金。

“行，那我给你记上。”他最后还是收下了。

我能感觉到，周围有几道目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

大伯还是那身唐装，只是今天脸上的笑容，似乎比昨天收敛了一些。

他看到我们，只是点了点头，说：“来了啊，自己找地方坐。”

我和林惠被安排在了一个角落里，同桌的都是些远房亲戚，见面需要想半天才能记起称呼。

席间，气氛有些微妙。

大家聊着老家谁家盖了新房，谁家儿子娶了媳妇，彩礼多少钱。没有人跟我们搭话。

我们就像两个闯入者，和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

吃到一半，大妈（大伯的老伴）端着一杯茶，慢悠悠地晃了过来。

她在我身边站定，笑呵呵地说：“小阳啊，在城里工作就是忙，昨天一场，今天又一场，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大妈，应该的。”我赶紧站起来。

“哎，你们年轻人不容易，要还房贷，还要养孩子。”她话锋一转，眼睛瞟了一眼桌上的烟酒，“不像我们乡下，花钱的地方少，送礼也都是给现钱，实惠。”

她的声音不大，但足够我们这一桌，还有旁边几桌的人听见。

空气瞬间安静了几秒钟。

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在发烫。

林惠的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

我明白大妈的意思。她是在点我们。点我们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给红包，而是送东西。

在他们看来，送东西，就是小气，就是不想出钱。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却发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说什么？说我们昨天已经给了一个两千的红包了？

这话一说出口，就更难看了。好像我们给了钱，就得敲锣打鼓地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只能干笑着，端起酒杯：“大妈，我们敬您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大妈象征性地用茶杯碰了碰我的杯子，抿了一口，然后又慢悠悠地晃走了。

她一走，周围立刻响起了窃窃私语。

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那些投过来的眼神，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的后背上。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折中方案，在这些人情世故的老手面前，显得那么幼稚可笑。

我们想省钱，又想保住面子。结果，钱没省下多少，面子却丢了个干净。

那顿饭，剩下的时间，我味同嚼蜡。

林惠一直低着头，小口地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一句话也没说。

回家的路上，车里死一般地寂静。

红绿灯前，我停下车，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和闪烁的霓虹灯。

这个城市这么大，这么繁华，可我却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网给罩住了，喘不过气来。

这张网，叫“人情”。

“我们是不是做错了？”林惠突然开口，声音沙哑。

我没有回答。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很累，一种从心底里泛上来的疲惫。

回到家，我把自己扔在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

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酒席上那些亲戚的眼神，和大妈那句意有所指的话。

我开始反思，我们到底错在哪了？

是因为我们没给第二个红包吗？

可是一次生日，凭什么要给三次礼金？这不符合常理。

难道就因为他是长辈，他定的规矩，不管多不合理，我们做晚辈的都必须无条件遵守？

我越想，心里越觉得堵得慌。

这件事，已经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了。

它像一个探针，探到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内部，那些看似和谐稳定关系之下的真实纹理。

那是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长辈用“孝道”和“传统”作为武器，晚辈则被“面子”和“舆论”所绑架。

我们在这场博弈中，根本没有话语权。

林惠默默地收拾着东西，给我倒了一杯水。

“别想了，”她说，“明天最后一场，我们把红包补上，这事就算过去了。”

“补上？”我看着她，“补多少？再给两千？”

林惠没说话，但她的表情默认了。

“那我们这个月怎么办？儿子的夏令营怎么办？”我追问。

“夏令营……可以先报个便宜点的，或者下个季度再去。”她的声音很低。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无力。

我们努力工作，精打细算，为的是给我们这个小家，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可现在，就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三场寿宴”，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要被打乱。

我们辛苦挣来的钱，不能用来提升孩子的能力，却要用来维护一个长辈虚无缥缈的“面子”。

凭什么？

“我不去。”我脱口而出。

林惠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惊讶。

“你说什么？”

“我说，明天那场，我不去了。”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你疯了？”林惠的音量提高了，“今天这场我们已经把人得罪了，明天再不去，你想干什么？想跟他们断绝关系吗？”

“我没想断绝关系。”我说，“我只是不想再参加这种没有意义的表演了。”

“没有意义？这是你大伯的七十大寿！什么叫没有意义？”

“一场生日，变成了一场敛财的工具，一场攀比的秀场，这不是没有意义是什么？”我的情绪也有些上来了，“我们像木偶一样，被线牵着，按照他们定好的规矩，做出他们想看的表情，掏出他们想要的钱。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

“荒唐？陈阳，你清醒一点！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情社会！”林惠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你今天任性了，爽快了，可后果呢？别人会怎么说你？怎么说我们家？说你不孝，说我这个做媳妇的不懂事！这些话传到你爸妈耳朵里，他们怎么办？”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在我的心上。

是啊，后果。

我不是一个人。我的一举一动，都牵连着我的小家，牵连着我的父母。

我所谓的“坚持原则”，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自私”和“不懂事”。

我的内心开始动摇。

或许，林惠是对的。

忍一时风平浪静。不就是两千块钱吗？就当是破财消灾了。

我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好，”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我去。红包，我也给。”

林惠松了一口气，她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你委屈，”她说，“等这事过去了，就好了。”

可是，真的会好吗？

这次是三场寿宴，下次会不会有更离谱的事情？

我们这次妥协了，下次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永远都要妥协下去？

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一个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大胆的念头。

我睁开眼，对林惠说：“你让我想想，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林惠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走进了卧室。

客厅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去想红包，也没有去想酒席。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事。

我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我爸妈都出差了，是大伯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我，在冬天的寒风里骑了半个多小时，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记得他宽厚的后背，还有他把我裹在他军大衣里时，那股呛人的烟草味。

我还想起我上大学那年，家里条件不好，我爸为我的学费发愁。是大伯悄悄塞给我爸一个信封，里面是三千块钱。

那时候的三千块，是他大半年的工资。

还有大强结婚的时候，我刚工作没多久，没什么钱，红包给得很薄。大伯敬酒敬到我这里，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阳，刚工作，别讲究这些虚的，人来了比什么都强。”

这些记忆，像一部老电影，在我脑海里一帧一帧地播放。

那个时候的大伯，朴实，重情义。

他是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是退休之后，闲下来了，开始在意那些虚名了？还是说，人老了，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我不知道。

但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所有的纠结，都集中在“钱”和“面子”上。

我一直在计算得失，在权衡利弊。

我却忘了，在这件事的核心，站着的是我的大伯。

一个曾经背着我去看病，资助我上大学，现在已经七十岁的老人。

我的思考模式，开始从“我为什么要承受这种不公？”转变为“大伯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他真的就是想要那几个红包钱吗？

不像。他们家条件不差，大强自己开了个小公司，不缺这点钱。

那他要的是面子？

是。但面子背后呢？

面子背后，可能是一种确认。确认自己在这个家族里，依然有分量。确认自己辛苦一辈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依然牢固。确认自己没有被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

他用了一种很笨拙，甚至很惹人反感的方式，来寻求这种确认。

而我，作为晚辈，只看到了这种方式的荒唐，却没想过去理解他背后的动机。

我拿起手机，再次翻出了堂哥大强的电话。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直接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很吵，能听到麻将牌碰撞的声音。

“喂？小阳啊，啥事？”大强的声音带着酒意。

“哥，没打扰你吧？”

“没事，正陪你大伯那帮老战友打牌呢。有事说事。”

“哥，我就是想问问，大伯他……最近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我绕了个弯子。

“好着呢！人逢喜事精神爽嘛！这两天高兴得跟个小孩似的。”

“那就好。”我顿了顿，鼓起勇气问，“哥，办这三场酒，是不是挺累的？”

大强在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

“累？何止是累，简直要掉层皮。”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周围的嘈杂声好像也远了，估计是他走到了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我也不想这么搞啊，小阳。但是我爸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念叨这个七十大寿，念叨了好几年了。他说，人活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个老了以后，儿孙满堂，朋友盈门吗？”

“他说，他要把所有看得起他的人，都请过来，让大家看看，他这一辈子，没白活。”

“我劝过他，我说爸，现在不兴这个了，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就行了。可他不听啊。他说我不懂，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大场面’了，必须办得风风光光。”

大强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

“至于这礼金……我知道你们都有想法。我也跟我爸提过，我说别让人家为难。可我爸说，这不是钱的事，这是‘人情’。谁家没个红白喜事？今天你给我，明天我给你，这人情，就是这么一来一回，才热乎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动。

大强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那个死结。

我好像有点理解大伯了。

他不是在敛财，也不是单纯地为了炫耀。

他是在用一种他那个年代的方式，来对抗孤独，对抗被遗忘的恐惧。

他想抓住那些正在流逝的东西——亲情、友情、社会地位。

而酒席、红包、热闹，就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抓住这些东西的工具。

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这种方式陈腐、物质、没有人情味。

但在他的世界里，这可能就是“人情味”最直接的体现。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钱，不是面子，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我突然觉得，自己之前的那些抵触和计算，显得那么狭隘。

我站起身，走到卧室门口。

林惠正坐在床边，看着手机，应该是还在为明天红包的钱发愁。

“老婆，”我叫了她一声。

她抬起头。

“明天那场，我们不去了。”我说。

林惠的眼睛瞬间瞪大了，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一丝失望。

“陈阳，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怎么又变了？”

“你听我说完。”我走到她身边坐下，“我们不去酒席，也不送红包。”

“你到底想干什么？”她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颤音。

我握住她的手，说：“我想，给大伯过一个真正的生日。”

第三天，周日。

“金玉满堂”里，想必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

而我，正开着车，载着林惠和儿子，行驶在去往郊区的路上。

我的后备箱里，没有红包，没有烟酒。

只有一套崭新的渔具，一箱上好的鱼饵，一个折叠小马扎，还有一个保温壶，里面泡着大伯最喜欢喝的浓茶。

林惠坐在副驾驶，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

我知道，她心里还是没底。她同意我的做法，更多的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而不是理解。

儿子在后座倒是很兴奋，不停地问：“爸爸，我们真的要去钓鱼吗？大爷爷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会的。”我笑着回答。

我的心里，其实也一样没底。

我不知道大伯会是什么反应。

或许他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把我带来的东西全都扔出门外。

或许他会直接关上门，假装没看见我。

我设想了无数种难堪的场面。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却很平静。

因为我知道，我这次做的，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车子开到大伯家楼下。这是一个老旧的小区，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我让林惠和儿子在楼下等我，我一个人提着东西上去了。

站在那扇熟悉的，漆皮已经有些剥落的防盗门前，我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门铃。

等了很久，门才打开。

开门的是大妈。

她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惊讶，有不悦，还有一丝探究。

“小阳？你怎么来了？今天……你不是应该在酒店吗？”

“大妈，我来看看大伯。”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自然一些。

“看他？他现在可没空见你。”大妈的语气很冷，她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身子堵在门口。

“你大伯正在气头上呢！昨天你送那点东西，让他在老家人面前丢尽了脸！今天自家的场子，你干脆人都不来了！你这是要干嘛？啊？翅膀硬了，连长辈都不放在眼里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楼道里已经有邻居探出头来看热闹。

我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说：“大妈，让我跟大伯说几句话，行吗？”

“说什么？没什么好说的！你赶紧走！别在这儿给我们添堵了！”她说着就要关门。

就在这时，屋里传来大伯苍老而沙哑的声音。

“让……让他进来。”

大妈的动作一僵，回头看了一眼，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让开了身子。

我走进屋里。

客厅里没有开灯，光线很暗。

大伯没有穿那身红色的唐装，只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

他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个吃了一半的生日蛋糕，旁边是一个空酒瓶。

他没有看我，只是盯着电视机。电视机开着，但没有声音，屏幕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映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整个屋子，弥漫着一种热闹过后的，巨大的冷清和孤寂。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把渔具轻轻地放在墙角，走到他面前。

“大伯。”我叫了一声。

他还是没有看我，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我能感觉到，他整个身体都绷着，像一块石头。

我沉默了。

我知道，任何的解释和道歉，在这一刻都是苍白无力的。

我只是默默地打开保温壶，倒了一杯热茶，放在他手边的茶几上。

茶叶的香气，在沉闷的空气里，慢慢散开。

“大伯，”我蹲下身，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没去酒席，是我不对。我跟您认错。”

他的眼皮动了动，但依旧没有说话。

“但是，我不想在那种地方给您过生日。”我继续说，“我不喜欢那里。太吵了，人太多了，我连跟您好好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想给您过的生日，不是那样的。”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里，有疑惑，有审视，但那层坚冰，似乎有了一丝松动。

“大伯，您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您带我去水库钓鱼？”

我这句话一出口，大伯的身体，明显地颤动了一下。

他终于把目光，从电视机上，移到了我的脸上。

“那年我才八岁，掉到水里了，是您一把把我捞上来的。上来之后，您没骂我，还把您自己那条刚钓上来的大鲤鱼，用草绳拴好了，塞给我，跟我说，‘拿着，回家让你妈给你炖汤喝，压压惊’。”

“从那天起，我就觉得，钓鱼是天底下最好玩的事。您做的鱼汤，是天底下最好喝的汤。”

我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发自内心。

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大伯的嘴唇，开始微微颤抖。他的眼眶，一点一点地红了。

“我还记得，您教我怎么挂鱼饵，怎么甩杆子。您说，钓鱼，最重要的是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钓不着大鱼。”

“您说，做人，也跟钓鱼一个道理。”

我看着他，声音有些哽咽：“大伯，这些话，我都记着呢。一辈子都忘不了。”

客厅里，一片死寂。

只有窗外传来孩子们嬉笑的声音。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他突然用一种近乎叹息的声音，说：“你……你还记得这些啊……”

“记得。”我用力地点头，“都记得。”

他又沉默了。

这一次，他缓缓地站起身，走到墙角，弯下腰，仔细地看着我带来的那套崭新的渔具。

他伸出布满老年斑的，微微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根光滑的鱼竿。

他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这杆子……是碳素的吧？”他哑着嗓子问。

“是，”我说，“轻，韧性好，不伤腰。”

他又拿起那个渔轮，慢慢地摇了两下，听着里面齿轮转动的，细微而清脆的声音。

“好东西啊……”他喃喃自语。

然后，他转过身，重新看着我。

这一次，他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冰冷和审视。

那是一种很复杂的眼神，有感慨，有欣慰，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像孩子一样的脆弱。

“你小子……”他开口，声音还是沙哑的，“就会瞎折腾。”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差点就掉下来了。

我知道，那堵横在我们之间的，由误解、代沟和所谓“规矩”筑成的高墙，在那一刻，终于倒塌了。

“大伯，”我走上前，扶住他的胳膊，“今天天气好，风也小。我问了，郊区那个水库，现在让钓鱼了。我车就在楼下，林惠和孩子也等着呢。我们……去甩两杆子？”

大伯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行。”他说，“等我换件衣服。”

当我和大伯一起走出那扇门的时候，站在门口一直没走的大妈，看着我们，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

楼道里那些看热闹的邻居，也都愣住了。

我扶着大伯，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

他的脚步，不再像刚才在屋里时那么沉重。

我能感觉到，他整个人的精神气，都回来了。

楼下，林惠和儿子看到我们，赶紧迎了上来。

“大伯！”林惠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惊喜。

“大爷爷！”儿子更是直接扑了过去，抱住了大伯的腿。

大伯低下头，看着我儿子，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这几天来，我见过的最真实，最舒展的笑容。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儿子的头，说：“走，大爷爷带你钓大鱼去！”

那个下午，阳光很好。

我们四个人，在水库边，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大伯很有兴致，他一边摆弄着新渔具，一边给我儿子讲他年轻时候钓鱼的威风史。

他的话匣子，像是被打开了，讲了很多我从来没听过的，关于他，关于我爸，关于我们这个家的过去。

林惠和我，就在旁边静静地听着。

我们没有钓到什么大鱼，只钓上来几条小鲫鱼。

但没有人真正在意这个。

夕阳西下的时候，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也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大伯坐在马扎上，握着鱼竿，看着远方的水面，整个人显得特别安详。

回去的路上，大伯在后座，和我儿子头挨着头，都睡着了。

听着他们俩均匀的呼吸声，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感觉特别踏实。

林惠扭过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朝我笑了笑。

我明白她的意思。

从那天以后，大伯再也没有提过那两场酒席的事，大妈也没有再给我甩过脸色。

我们和大伯家的关系，似乎恢复了正常，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走动得比以前更勤了。

有时候，我会买点好菜，带着老婆孩子，去他家蹭顿饭。

大伯会拿出他珍藏的好酒，跟我喝两杯，聊聊单位里的事，聊聊国家大事。

有时候，他也会打电话给我，说他从朋友那里搞到了很好的鱼饵，问我周末有没有空，一起去钓鱼。

我们再也没有给过对方红包。

但是，我们都感觉，彼此的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近了。

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周日的下午。

我意识到，所谓的人情和孝道，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做给别人看的，它需要用酒席的桌数、红包的厚度、客人的多少来衡量。它像一个空心的，华丽的壳子，沉重，且易碎。

而另一种，是做给自己的心的。

它不需要观众，也不需要证明。它藏在一次耐心的陪伴里，藏在一杯热茶里，藏在一个共同的爱好里，藏在那些被岁月遗忘的，温暖的记忆里。

它看起来很轻，很小，但它坚不可摧。

我很高兴，我最终选择了后一种。

来源：文碧聊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