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1976年入伍，当时我们部队离军农场只有七、八里地，听老兵讲每年的秋收季节我们全团都要去农场帮助“三秋”生产，主要是农场的时间季节紧，人员少，任务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力以赴的支援抢收稻子的任务。

文/石银波

我1976年入伍，当时我们部队离军农场只有七、八里地，听老兵讲每年的秋收季节我们全团都要去农场帮助“三秋”生产，主要是农场的时间季节紧，人员少，任务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力以赴的支援抢收稻子的任务。

我们都是来自北方的农村对收割小麦、掰玉米也算是行家里手，而对收稻子却是外行，于是我们就按照老兵和南方战友的样子去收割、脱粒、捆稻草。就在我们刚收干了五天，连队有几个战士出现了浑身酸痛，伴有发烧的症状，我和王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最初我的感觉是由于几天的突击性劳动有点累或者是劳动出汗时脱衣服不小心感冒了，连队卫生员给我包了一点治感冒药，第二天又继续参加秋收工作。可是晚上回到营房后发烧的更加厉害了，浑身没有力小腿肚也开始疼痛，我不得不向班长请假休息。

紧接着我的老乡刘太生、闫新民和四川阿坝籍的兵也出现了这种症状，连队卫生员急忙报告营部，营部医生问了我们的症状也是按照感冒进行治疗。第四天我们的高烧不但没有退而且小腿肚疼的更厉害了，上个厕所都让班里的战友背着去.

我无力的躺在床上，虽然腿疼、浑身不舒服，但是我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从宿舍的门口我看见连队的操场上有许多人在走动，而且有的走得很急促。

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我们班里来了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女军医，我想；我们团里卫生队没有女兵呀，这是哪里来的？我们的感冒咋还惊动了大医院！女军医问了我哪里不舒服？几天了？都吃了什么药？我一一的回答了她，然后医生又摸了摸我的大腿上的淋巴结，她们几个医生对视了一下并点了点头，嘱咐我躺好不要乱动！

但是我躺在床上隐隐约约的听到我们的班长对其他战友说“已经不行了”的话，当时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概八点多听见连队的指导员对我们班长说，要把我尽快的送往医院。班长简单的给我装了洗漱用品后，卫生队的救护车连夜把我们患病早、症状较重的六个人送到了军区四十八医院。

救护车上没有担架，我们就相互拥着坐在凳子上，我闭着双眼，颠簸的公路使我昏昏沉沉，在经过县城和村庄时，不时的听见坐在驾驶室里的医生向路边的人群喊道：让开！快让开！车上有病号！

十二点左右到了四十八医院后直接把我们送进了医院最偏僻的一个小角角里——传染科，当时我们都非常的纳闷，不就是感冒了，怎么住进了传染科？有这么严重吗？由于我们来医院之前，医院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医生立即给我们输液、做青霉素皮试，而且是每隔六个小时注射一次青霉素，打针时那个疼痛呀至今难忘！

其实下午五点左右患病比较早的王玉生和四川阿坝籍的王坤强已经在我们团卫生队去世，当时他们两个因高烧造成肺部大量出血所致，连队怕我们这些重病号知道后思想上有压力而加重病情一直对我们保密，而此时连队已经有三十个人都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由于两位战友的病故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方医生及时会诊确定我们感染的是“钩端螺旋体”病。

这种病是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所引起的急性动物源性传染病，也叫钩体病，早期主要表现为钩端螺旋体血症，中期为各脏器损害和功能障碍，后期为各种变态反应性症状，重症者有明显的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和肺弥漫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

这种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被感染的鼠类和猪的排泄物传播，表现为高烧、全身疼痛、头疼、乏力等，因此确定是钩体病后立即对我们采取了紧急的抢救治疗措施。

最后查明在我们收割的一块稻田里发现了这种病毒，因为我们这些北方兵和地处高原的阿坝兵从来没有接触过稻田感染的最多，而他们四川籍的战友从小就在稻田劳动，已经有一定的抗体，所以被感染的极少。

第二天下午在我们住的医院又送来七名战友，其中我的老乡闫新民在送来后没多久直接进入了急诊室抢救，同时通知团卫生队说有一名战士病危正在抢救，而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却听成了“病故”，次日卫生队救护车拉着连队干部和衣物急忙来到医院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下午闫新民经转危为安后我来到急救室，闫新民第一句话问我“王玉生住在哪个病房？”我惊讶的回他说：“玉生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医院呀！”他说团卫生队也没有他，由于当时我们都不明白真实情况我就推测说玉生是不是转到成都医院了。

据医生讲“钩端螺旋体”传染病的特效药是青霉素，如果感染这种病治愈后具有终身的免疫力，所以我后来调入军农场后也经常下稻田劳动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那时我们连共一百二十多个人却有七十多个战士感染了这种病毒，医院、卫生队和连队队部都是住的我们连队的病号，有的战士症状不是很明显也都是要求注射青霉素。那时候其他连队的战友来到我们连队时感到操场上没有一点朝气，没有歌声，没了欢笑，死气沉沉，晚上连寝室的电灯光都是暗淡无光。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身体素质非常棒的王玉生会去世，他是我们连队几个老乡战友中唯一的一位知青，高中毕业，近一米八的个子，圆圆的脸庞，尤其是那健壮的体质，投手榴弹时一出手就是五、六十米，当时我们两个在操场上搭的地震棚里曾促膝畅谈自己的体会和理想，没想到十多天后便成了永别。

开始团里对去世的王玉生和王坤强按一般病故对待，后来经过家属的要求和上级党委的研究分析认为；我们连队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去执行军农生产任务，而王玉生和王坤强是在执行任务时感染病毒而牺牲的，最后报上级党委批准王玉生和王坤强两人为烈士，王玉生的骨灰有他的父亲带回后葬于我们县的烈士陵园。

2022年5月份王玉生烈士的老班长戴明涛带病和其他三位老班长一同专程从上海来我们市祭奠王玉生烈士。

据老班长戴明涛讲王玉生不但是他们班的兵也是他的好兄弟，当时王玉生患病和去世的时候他刚好回上海探亲，回来后看到王玉生战友那空空的床铺心中十分的难受，这次专程来祭奠王玉生和看望他的亲人是完成几十年来一直埋藏在心里的一个心愿。

那天烈士陵园显得格外肃穆，空中阴沉沉的一会儿又飘起蒙蒙的细雨，好像老天也在为烈士而哭泣。由于王玉生烈士的父母早已去世，戴明涛老班长和当年我们连队一起入伍的几个老兵在烈士的妹妹和弟弟的陪同下缓缓的走向烈士的墓碑。

王玉生烈士的墓碑在一片翠绿的柏树丛中显得非常的肃穆和庄严，我们以沉重的心情向王玉生烈士献花、默哀、鞠躬，看着烈士的遗照，心中充满了思念之情，当年我们连队一起入伍的九个老乡战友今日相聚少一人，成了我们终身的遗憾。

此时此刻真正体现了军人那种一日当兵，终身兄弟的战友情意。

来源：退休老干部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