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心经》：第十五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思想基石，更是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实践哲学瑰宝。本章立足于国家级学术研究视角，旨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扩展阐释。文章首先追溯“实事求是”的古文渊源与“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阐明其在

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思想基石，更是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实践哲学瑰宝。本章立足于国家级学术研究视角，旨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扩展阐释。文章首先追溯“实事求是”的古文渊源与“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阐明其在《宇心经》体系中的定位——即个体实现生命意义、进行自我修养、确立伦理准则、端正人生态度的根本方法论。

继而，本章将从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多个维度，深度挖掘其与《易经》的“变易”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经世致用”“格物致知”、墨家的“三表法”、法家的“因时而变”、兵家的“知己知彼”以及中医的“辨证论治”等传统智慧的内在契合与创新发展。

同时，文章将详细论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二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揭示其作为一种动态平衡、持续进化的实践理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拓展其在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不同层面的具体应用与当代价值，特别是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和国内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以此为指导，克服思维僵化、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境界。全文力求论证严密、引经据典、表述精准，符合学术规范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以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与锐利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宇心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生观；传统文化；实践哲学；辩证统一

引言

《宇心经》作为一部融合古今智慧、指导人生实践的综合性经典，其第三部分“人生观阐释”聚焦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追寻、修养方法的确立、伦理准则的遵循以及人生态度的塑造，构成了指导个人在世修行的核心蓝图。在这一宏阔的框架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犹如一对熠熠生辉的双子星，以其深邃的哲学内涵和强大的实践指引力，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并非凭空产生的话语组合，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积淀的结晶，是古圣先贤智慧与现当代社会实践相互激荡的产物。

“解放思想”，强调的是一种打破桎梏、勇闯新路的精神状态。它要求个体不囿于陈规陋习、不迷信本本教条、不屈服于权威定论，始终保持心灵的开放性与思维的批判性，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识，探索未知，迎接挑战。这与《周易·系辞》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精神一脉相承，也与《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意识遥相呼应。

“实事求是”，则植根于深厚的中华务实传统。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赞誉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意指治学严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这一概念经过时代的淬炼，特别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升华为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根本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它深刻体现了“道法自然”（《道德经》）的客观性原则，契合于儒家“格物致知”（《大学》）的认识路径，与墨家“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非命上》）的经验论基础亦有相通之处。

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结合，便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它既鼓励大胆探索、锐意创新的主体能动性，又强调尊重规律、脚踏实地的客观科学性。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因为只有摆脱了主观偏见和思想束缚，才能真正地认识客观实际；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因为解放思想必须立足于现实基础，并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实践发展为最终指向。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使其超越了简单的口号层面，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发展的实践哲学，是《宇心经》指导个体在纷繁复杂的世间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宝贵心法。

本章旨在立足于《宇心经》的宏观体系，充分汲取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一场深层次、全景式的学术挖掘与阐释。

第一节 “实事求是”的历史源流与哲学意蕴

“实事求是”一词，虽在近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而广为人知，但其思想源头却可追溯至中华文明的早期智慧。深入探究其历史演变与哲学根基，是理解其在《宇心经》人生观中核心地位的基础。

（一）古文渊源与本义考辨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传》。传中记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里的“实事”，指确凿存在的客观事物或历史文献；“求”，是探求、研究；“是”，指内在的规律、真相或正确结论。河间献王刘德致力于搜集、整理古代典籍，其治学态度严谨，注重实证，力求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反对虚妄臆断。因此，最初的“实事求是”主要是一种严谨的考据学、文献学方法，体现了古代学者尊重历史、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

这种务实求真的学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例如，孔子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强调对待知识应持诚实态度；又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体现了深入实际、虚心探究的精神。墨子提出判断言论真伪的“三表法”，其核心之一便是“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非命上》），即要考察百姓的感官经验，以实际见闻作为验证依据，这包含了鲜明的经验论和实证倾向。荀子更是大力倡导“解蔽”，反对认识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主张通过“虚壹而静”的心灵状态来客观地把握“道”，并提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荀子·性恶》），强调理论必须得到事实的验证。这些思想都为“实事求是”原则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二、传统哲学中的“求是”精神

“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核，与中华传统哲学的多条脉络紧密相连，构成了其深厚的哲学基础。

（一）道家“道法自然”的客观性根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里的“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是”的客观规律性。“道法自然”揭示了宇宙万物的运行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因此，人的行动必须效法道，尊重客观实际，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这种对客观规律的敬畏和遵从，是“实事求是”最根本的宇宙观前提。庄子亦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同样蕴含了探究客观事物之理的要求。

（二）儒家“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路径：《礼记·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修养阶梯。其中，“格物致知”是起点和关键。尽管后世儒者对“格物”的解释各有侧重，但主流观点均认为它包含着接触事物、探究其理的含义。朱熹释“格”为“至”、“穷”，释“物”为“事”，认为“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即深入探究事物，以获得知识（“致知”）。王阳明虽心学立场不同，也强调“事上磨练”，在具体实践中印证和践行良知。这种通过接触客观事物以获得真知的认识路线，与“实事求是”强调从“实事”中“求是”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

（三）“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自孔子开创儒学，便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和事功倾向。儒家强调“修身”的目的在于“经世”，即治理社会、服务民生。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经世致用”思想，更是明确反对空谈性理，主张学问必须有益于国计民生，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大力批判理学末流的空疏，倡导“实学”，强调调查研究，引古筹今，其精神实质就是“实事求是”。这种学以致用、注重实效的价值取向，为“实事求是”注入了强大的实践动力。

（四）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论启示：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瑰宝，其核心方法论“辨证论治”完美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辨证”要求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全面收集患者的症状、体征等信息（即把握“实事”），然后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出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即“求”其病机之“是”）。“论治”则是根据“证”的判断，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它强调个体化治疗，反对千篇一律，要求随着病情变化灵活调整方药。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患者实际情况出发的诊疗原则，是“实事求是”在医学领域的生动实践。

第二节 “解放思想”的传统文化基因与时代内涵

“解放思想”虽然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口号和思想原则出现于现当代，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批判精神、革新意识与主体能动性，同样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易经》的“变易”智慧与革新精神

《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变易”。《周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指出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持久发展。这种变化观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它启示人们，世间万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模式或教条可以永久适用。因此，人的思维也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打破过时的陈规，顺应时势进行变革。《易经》本身64卦的推演，就象征着事物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展变化规律，充满了辩证思维。商鞅变法时所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正是这种变革精神的政治体现。“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破除僵化静止的思维模式，树立发展的、变化的眼光，这与《易》的“变易”智慧深刻契合。

二、道家“涤除玄览”与批判反思

老子提出“涤除玄览，能无疵乎？”（《道德经》第十章），“涤除”指清除内心的杂念和成见，“玄览”指深观远照。意思是只有扫除心灵的主观障碍，才能如明镜般清晰地观照事物的本质。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批判性反思要求，要求主体不断清理那些可能妨碍正确认识的前见、偏见和固有观念。庄子同样强调破除“成心”（《庄子·齐物论》），即主观成见，倡导“莫若以明”（同上），以空明的心境去观照事物。这种对主观意识局限性的警惕和不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要求，正是“解放思想”题中应有之义。解放思想，从个体层面讲，就是要不断进行这种“涤除玄览”的功夫，保持心灵的虚静与澄明，为接纳新知识、新观念创造条件。

三、儒家“和而不同”与“损益可知”的开放心态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是不同要素的和谐统一，“同”则是简单的同一或附和。“和而不同”体现了包容多样性、尊重差异性的开放胸怀，这种胸怀是思想自由交流、碰撞创新的社会基础。同时，孔子在考察夏、商、周三代礼制演变后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损益”即删减和增加，说明文化制度是在继承（“因”）的基础上不断扬弃和发展的。这种历史观本身就否定了僵化保守，肯定了变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后人根据时代需要“解放思想”、进行制度和文化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墨家“言有三表”的理性检验与质疑精神

墨家具有强烈的实证精神和逻辑思辨传统。其“三表法”（《墨子·非命上》）作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体现了要求言论接受历史经验、百姓实践和社会效果检验的理性态度。这种不盲从、重验证的精神，本身就包含了对各种学说、观念进行审视和质疑的要求，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动力。墨家对儒家某些观点的批判，也展现了学术上的独立思考和辩论勇气。

五、法家“法后王”与“世异则事异”的进化史观

法家思想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变革精神著称，为“解放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观支撑。商鞅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商君书·更法》），并明确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他认为，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这直接挑战了当时“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保守观念，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解放思想的精神。

韩非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进化史观，他形象地指出：“世界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时代变化了，事情就会不同；事情不同了，措施就要改变。他讽刺那些企图用古代宽缓的政策来治理当今急世之民的人，就像“守株待兔”一样愚蠢可笑。这种强调政策法令必须随时代发展而变革的主张，坚决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要求统治者和士人必须从当下的“实事”出发（即当时的社会矛盾、国力状况、国际格局），来寻求最有效的治国之“是”（方略、法令）。这本身就是一种要求解放思想，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非从古代教条出发的强烈呼唤。法家的实践，如商鞅变法、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大胆变革的体现，尽管其手段和部分后果存在争议，但其变革精神内核具有积极意义。

六、兵家“奇正相生”与“践墨随敌”的机动灵活

兵家智慧的核心在于变通与创新，与“解放思想”的要求高度契合。《孙子兵法》强调“兵者，诡道也”（《计篇》），认为用兵作战是一种充满诡诈、变化莫测的行为，必须打破常规思维。他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里的“正”是常规战法，“奇”是出人意料的创新战法。孙子认为奇正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指挥员必须根据敌情、我情、地形、天候等“实事”灵活运用，不断创造新的战术，绝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这实质上是在军事领域要求极大地解放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

此外，孙子还提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九地篇》更明确指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即实施作战计划要随着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如同木匠划线下料必须随木材的纹理而变化一样。这种“因敌制胜”、“践墨随敌”的思想，极其深刻地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敌情是最大的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也要求指挥员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既定方案的束缚，随机应变。这种军事哲学，对于我们在其他领域克服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七、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批判与求索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面临剧烈变动，一批具有批判精神和务实思想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掀起了一股带有早期启蒙色彩的解放思想潮流。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大胆抨击君主专制，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认为君主将天下视为私产，荼毒生灵。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及学校议政、改革官制等设想。这种对根本政治制度的批判和反思，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迷思，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重大解放。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与调查研究：顾炎武痛斥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倡导“经世致用”，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身体力行，游历北方，实地考察山川形势、民生利病，撰成《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巨著。他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激发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解放思想，投身于社会变革。

·王夫之的“理在气中”与“变化日新”：王夫之在哲学上批判了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提出“理在气中”、“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他强调“变化日新”，认为天地万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这种发展的宇宙观，为变革现实、解放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颜元“习行”哲学的实践导向：颜元猛烈批判宋明理学脱离实际，主张“实学”、“实习”、“实行”，提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他强调真知来源于实践（“习行”），认为读书人必须亲自动手，参与具体事务，才能获得有用知识。这种强调实践出真知的思想，是对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的极大解放，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

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努力，虽然在当时未能形成改变社会的主流力量，但他们勇于批判、注重实证、倡导变革的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解放思想的重要一环，为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埋下了伏笔。

八、“解放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宇心经》的升华

在《宇心经》的框架内，结合现当代实践，“解放思想”被赋予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时代内涵：

（一）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二）破除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束缚：突破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僵化观念，认识到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大胆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三）破除落后僵化的思想观念：克服小农意识、封闭观念、平均主义、“等靠要”思想等，树立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意识、开放意识、效率意识、法治意识、创新意识。

（四）破除自我满足、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反对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畏首畏尾，倡导敢闯敢试、锐意进取、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

（五）具备全球视野与历史眼光：跳出狭隘的地域和时代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成果，同时立足自身实际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

在《宇心经》的人生观中，“解放思想”被提升为个体实现精神超越、获得主体性解放的根本途径。它要求个体不断打破“自我”的局限——包括认知的局限、情感的偏执、利益的羁绊和旧习惯的束缚，从而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这种解放，不仅是外在束缚的解除，更是内在心灵的澄明与升华，是与“实事求是”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天道”、“物理”）相契合后的真正自由。

第三节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非彼此孤立的两条原则，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整体。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掌握这一核心方法论的关键。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动态的、历史的统一。

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

客观世界是复杂多变、不断发展的，而人的认识往往具有滞后性，容易受到既有经验、理论教条、权威观点乃至自身利益和情感偏好的束缚，形成思维定势或“认知遮蔽”。如果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被各种条条框框所禁锢，那么主体在认识世界时，就难以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

·破除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把某些理论、原则绝对化、神圣化，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生搬硬套。例如，在中国革命初期，一些同志机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的经验，无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实事”，导致多次起义受挫。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打破对“本本”和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才实事求是地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真正的“是”）。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可能认识到这条独特的道路。

·克服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满足于个人狭隘的经验，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拒绝接受新事物、研究新情况。在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过去的成功经验可能不再适用，甚至成为前进的绊脚石。例如，在传统产业领域，过去的经营管理模式可能非常有效，但在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下，就必须解放思想，超越经验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才能找到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固守经验，就是无视已经变化的“实事”。

·摆脱主观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情感、价值观和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些主观因素都会像“有色眼镜”一样影响我们对客观事实的判断。解放思想，要求我们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经常“涤除玄览”，自觉克服主观随意性，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比如，在进行社会问题研究或政策制定时，如果研究者或决策者带有强烈的个人偏好或部门利益考量，就很难客观全面地收集信息、分析问题（把握“实事”），更难以得出公正科学的结论（求得“是”）。只有解放思想，主动摒弃偏见，才能接近真相。

因此，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可能真正地深入到“实事”中去，更谈不上准确地“求是”。解放思想为实事求是扫清了思想障碍，开辟了道路。它犹如打开心灵的窗户，让客观事实的阳光照射进来。

二、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解放思想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幻想，更不能走向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其必须立足于“实事求是”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

·以客观实际为根基：解放思想所提出的新思路、新方法、新理论，必须源于对客观实际的深入调查和科学分析。它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建立在充分掌握“实事”的基础之上。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党和国家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拉大”这一严峻“实事”的深刻把握。解放思想，就是要从这一令人警醒的现实出发，寻找出路。如果脱离这个最大的实际，任何所谓的“新思路”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以实践为检验标准：解放思想的结果是否正确，是否有效，不能凭主观感觉来判定，最终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解放思想得出的认识、制定的政策，必须在实践中应用，看其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解决实际问题。符合实际、推动实践发展的，就是正确的“是”；反之，则需要调整甚至放弃。这个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最初是群众的大胆创造（解放思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能极大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实事求是），才最终上升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广。

·防止偏向：脱离“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容易滑向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甚至产生破坏性后果。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如“大跃进”时期脱离客观经济规律的“敢想敢干”，就是因为忽视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导致了严重失误。这警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客观实际空谈解放思想，否则就会陷入“主体性膨胀”的陷阱。

因此，实事求是为解放思想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确立了价值归宿。它确保了解放思想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力量，而不是脱缰的野马。解放思想若不能落脚到解决实际问题、求得真理性认识上，就失去了其根本意义。

三、动态平衡与螺旋上升：实践基础上的辩证运动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并非一次完成的静态结合，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是在永无止境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的辩证统一。

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无限过程：

实践（遇到新问题/新挑战）→发现和确认“实事”（客观情况）→解放思想（打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方法束缚）→深入探究“求是”（研究规律、寻找新方案）→形成新的认识、理论、政策→付诸新的实践（检验、应用）→实践发展又提出新问题（出现新的“实事”）→要求再次解放思想……

在这个无限发展的链条中：

·每一次实践提出的新问题，都构成了新的“实事”，对既有的认识和方法形成挑战，从而呼唤新的思想解放。

·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客观实际，更准确地把握其内在规律（“是”），从而推动实践向前发展。

·实践的发展，又不断开辟新的认识领域，暴露出新的矛盾，从而为下一次思想解放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

例如，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这一辩证运动的生动体现：从打破计划经济迷信，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从强调经济增长，到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每一个重大步伐，都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互推动的结果。旧的“是”被新的实践所超越，需要通过解放思想去寻求新的、更高层次的“是”。

在《宇心经》的人生观中，这种辩证运动同样适用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不断遇到新的境遇（实事），需要不断打破旧的自我（解放思想），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调整心态（求是），从而实现个人的进步与升华。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永不停止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过程中得以不断生成和丰富。

第四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宇心经》人生观中的多维展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追寻、修养方法的确立、伦理准则的遵循以及人生态度的塑造等各个方面，为其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引。

一、生命意义：在求真与创新中实现价值

《宇心经》认为，个体生命的意义并非先验给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积极参与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动态生成和实现的。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交互作用的过程。

（一）“实事求是”维度——求真：要求个体真诚地面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本来面目，探究其客观规律和真谛（“求是”）。这包括：

·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界的运行法则（天道），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源于道家“道法自然”和儒家“参赞化育”的思想。

·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变迁的逻辑、群体活动的特点，明确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责任。这需要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认识自我：客观审视自己的天性、禀赋、能力、优缺点、欲望和局限（“知己”）。这是儒家“反求诸己”、道家“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修养功夫。只有基于对客观世界和自我的真实认知（“实事”），个体才能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避免好高骛远或妄自菲薄，为意义追寻奠定坚实基地。

（二）“解放思想”维度——创新：鼓励个体不拘泥于既有的生命模式、社会成规和外在的价值标准，勇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符合时代要求和个人特质的生命意义。这包括：

·突破宿命论：反对将人生视为完全由命运或外在力量决定的消极观念，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现状，实现价值。《易经》的“自强不息”精神正是此意。

·超越物质功利：不被单纯的物质享受、名利地位所束缚，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道德境界的提升和创造带来的喜悦。这是对儒家“义利之辨”和道家“逍遥无待”精神的继承。

·开拓人生境界：不满足于平庸安逸，敢于设定挑战性目标，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在服务社会、贡献人类的事业中拓展生命的宽度和深度。这体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意识。

二者的统一：生命意义的实现，正是在“求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意义的创造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和个人实际（实事求是），否则便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对真实的认识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创造性的生活（解放思想）。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必然是既深刻理解了世界和自我的“实然”，又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创造更美好“应然”的过程，在求真与创新的统一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

二、修养方法：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统一

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能力提升是《宇心经》人生观付诸实践的基础环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化为“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内外兼修、相辅相成的修养方法。

（一）“格物致知”中的实事求是精神

《大学》将“格物致知”置于“八条目”之首，作为修身的基础。“格物”即接触、探究事物；“致知”即获得知识、明了事理。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要求。

·“格物”即把握“实事”：修养并非闭门造车、凭空冥想，必须基于对客观外部世界和自身内在状况的准确把握。这包括：

·格外界之物：学习自然规律（如《易经》探究天地之道）、社会规范（如礼法）、他人长处（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历史经验（“以史为镜”）。这要求个体广泛涉猎，深入观察，充分掌握信息，如同中医诊断必先“望、闻、问、切”，全面收集病情这一“实事”。

·格内心之物：反省自身的念头、情绪、欲望、动机（儒家“内自省”、“内自讼”）。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深入剖析那些不易察觉的私心杂念、思维定势和情绪障碍。这是向内求“实事”，是更艰难的功夫。王阳明强调“省察克治之功”，就是在内心世界“格物”，以达到真实的自我认知。

·“致知”即探究“是”：在充分“格物”（掌握实事）的基础上，通过思考、辨析、归纳，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其中的道理、规律（“是”）。

·求事物之“是”：明白事物运行的原理（物理）、社会发展的趋势（世理）、为人处世的准则（伦理）。如朱熹所言，“即物而穷其理”，通过深入探究具体事物，穷究其内在规律。

·求内心之“是”：明了善恶是非的标准（良知）、情绪产生的根源、心性变化的规律。孟子主张“尽心知性”，认为通过充分扩展人的本心，就能认识固有的善性（知性），进而通达天道（知天）。这实际上是在内心领域“求是”，认识人性的本质规律。

因此，“格物致知”的修养路径，本身就是一条“实事求是”的路径。它要求修养者脚踏实地，从实际（外境与内心）出发，探究并遵循客观规律（物理、天理、心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和主观臆断。

（二）“诚意正心”中的解放思想要求

“诚意”指意念真诚，不自欺；“正心”指端正心思，排除偏颇情绪的干扰。要达到“诚意正心”，必须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解放。

·“诚意”需破除“自欺”之蔽：最大的欺骗往往是自我欺骗。人出于虚荣、懒惰、恐惧或利益考量，容易为自己的不当言行寻找借口，掩饰真实动机。要做到“诚意”，就必须解放思想，勇于解剖自己，打破这种“自欺”的心理机制。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彻底的诚实，是对内心惰性和虚伪的解放。正如《大学》所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正心”需克服“情绪”之偏：《大学》指出：“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愤怒、恐惧、偏好、忧虑等情绪都会使人心偏离中正，影响判断。要“正心”，就必须从这些不当情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需要学习道家的“澄心静怀”、“少私寡欲”，儒家的“中和”之道（《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通过修养功夫，调控情绪，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客观。这是一种内在的、针对自身情感偏执的思想解放。

（三）“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辩证统一

在修养过程中，“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与“诚意正心”（解放思想）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

·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只有通过“格物致知”，对外界和自身有了真实清醒的认识（知“实事”与“是”），才能有效地进行“诚意正心”。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不“格物致知”），所谓的“诚意正心”就会流于形式，甚至迷失方向。真知才能带来真正的觉悟和改变。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保障：只有内心真诚（诚意）、心思端正（正心），摆脱了自欺和情绪偏见的干扰，才能更准确、更深入地进行“格物致知”。一个被偏见和私欲蒙蔽的人，无法客观地认识世界和自己。心灵的澄明（解放思想）是正确认识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的前提。

因此，《宇心经》所倡导的修养方法，是一种在“实事求是”中不断“解放思想”，又通过“解放思想”来促进更高层次“实事求是”的循环上升过程。它要求修养者既要做脚踏实地的探索者（格物致知），又要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诚意正心），最终实现人格的不断完善与智慧的持续开启。

三、伦理准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如何践行伦理道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即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一）“经”与“权”的智慧

儒家伦理思想中，“经”指基本的、永恒的道德原则（如仁、义、礼、智、信），“权”指在具体情境中权衡变通，灵活运用原则的智慧。这深刻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实事求是”要求恪守“经”：基本的道德原则反映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要求，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是”，是行为的底线和方向。例如，“仁者爱人”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诚信”的规范，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价值。坚守这些原则（“经”），是“求”社会和谐稳定之“是”的必然要求。这是伦理实践中的“实事求是”，确保了行为的道德根基。

·“解放思想”要求通达“权”：现实伦理情境千差万别，错综复杂。机械地、绝对化地套用原则，有时可能导致道德困境，甚至违背原则的初衷。这就需要“解放思想”，打破对原则的僵化理解，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实事”）进行灵活变通（“权”）。孔子称赞古代逸民，但也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表明了自己不拘一格的态度。孟子更是强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认为执着于中庸之道而不知权变，就等于固执偏执，反而会损害中庸之道。例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经），但“嫂溺援之以手”则是权变，因为拯救生命是更高的“仁”（经）。这种权变能力，正是解放思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二）伦理实践中的“求是”过程

将伦理原则应用于具体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探究过程。

1、明辨“实事”：首先需要清晰、全面地了解伦理困境所涉及的具体情况、各方关系、可能后果等所有相关事实。这需要深入的调查和冷静的分析，避免被表面现象或片面之词所蒙蔽。

2、权衡“价值”：在把握“实事”的基础上，审视其中涉及的各种价值冲突（如公平与效率、忠诚与正义、个体与集体等），运用智慧进行权衡取舍，寻找最符合道义、最能促进整体善的解决方案。这需要高度的道德判断力。

3、抉择“行动”：最终做出的行动选择，应该是基于对“实事”的充分了解和对价值“是非”的清晰判断的结果，是特定情境下最恰当的道德实践。

这个过程要求行为主体必须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死守规则）和机会主义（完全无视规则）两种倾向，以高度的智慧和实践勇气，做出负责任的伦理抉择。

四、人生态度：积极进取与尊重规律的统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终塑造的，是一种既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又尊重客观、稳健务实的健康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融合了儒家的刚健有为与道家的顺应自然，是理想人格的体现。

（一）解放思想蕴含的积极进取精神

“解放思想”号召打破束缚，勇于创新，这自然催生出一种主动、创造、担当的人生态度。

·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应效法天道，奋发图强，永不停息。这激励个体不断学习，提升自我，追求卓越，反对懈怠苟且。

·勇于担当：解放思想意味着不回避矛盾，不畏惧困难，敢于面对挑战，承担责任。儒家“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精神，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唤，都体现了这种担当意识。

·开拓创新：不满足于现状，不拘泥于陈规，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不断开拓事业和人生的新境界。这体现了《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精神。

（二）实事求是要求的尊重规律意识

“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这要求人生态度必须包含理性、务实、尊重限度的一面。

·道法自然：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人的行动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不可妄为。这是一种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敬畏。

·量力而行：实事求是要求对自身能力和外部条件有清醒估计（知己知彼），做事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中庸》强调“致中和”，做事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避免盲目冒进。

·坦然面对成败：认识到成功受多种因素制约，既有主观努力，也有客观条件（时势、机遇）。因此，成功时不骄矜，失败时不气馁，能够坦然接受结果，总结经验，继续前行。这源于对规律（包括偶然性）的尊重。

（三）刚柔并济的健全人格

将“解放思想”的进取与“实事求是”的尊重相结合，便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的健全人格。

·“刚”的一面：体现为内心的强大、意志的坚定、行动的果敢。这是“解放思想”所激发的主体性和创造力。

·“柔”的一面：体现为心灵的虚静、态度的谦和、行动的审慎。这是“实事求是”所要求的客观性和顺应性。

这种人生态度，使人既能抓住机遇，奋发有为，又能认清局限，顺势而为；既能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又能具备“水滴石穿”的持久韧性；既能追求“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又能保持“采菊东篱下”的淡泊。它有效地避免了盲目乐观、急躁冒进与消极无为、畏缩不前的两种偏向，引领个体走向一种充实、平衡、富有智慧的人生境界。

第五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当代价值与实践指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愈发彰显出其穿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和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根本思想武器

改革本质上就是破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体制、旧机制，建立新体制、新机制的过程。这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大解放。

·直面“实事”：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体制机制弊端、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挑战。这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国情、世情的深刻变化。

·勇于“解放思想”：要敢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于实践证明不合时宜的法规政策、管理方式，要坚决改、及时改。鼓励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精准“求是”：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举措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二、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方法论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本质就是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最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解放思想”激发创新活力：鼓励科学上的自由探索，宽容失败，营造敢于质疑、勇于突破、包容多元的学术氛围。破除论资排辈、门户之见等陈旧观念，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潜能。

·“实事求是”奠定创新基础：科技创新必须遵循科学规律，立足于真实的实验数据和技术瓶颈（“实事”）。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确定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求是”）。避免不切实际的空想和盲目跟风。

·二者结合攻克“卡脖子”难题：既要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解放思想），又要脚踏实地，潜心研究，久久为功，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实事求是）。

三、提升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指引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坚持“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完善决策机制，加强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确保各项政策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提高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弘扬“解放思想”的创新精神：适应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不断推进治理理念、制度、方式、手段的创新。学习借鉴国内外有益治理经验，但必须与国情相结合，不能照搬照抄。

·实现“放管服”改革的深化：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四、构建和谐社会，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遵循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矛盾：客观分析现阶段社会矛盾的表现、特点和成因，特别是围绕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解放思想”地探索化解途径：创新社会治理思路，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解放思想，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时代新人的核心素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素质提升上。

·培育公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使公民既具备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又具有独立思考、批判创新、开放包容的人文素养（解放思想）。

·增强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增多的时代，个体尤其需要具备从实际出发、灵活应变、创新求变的能力，这正有赖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修炼。

·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宇心经》智慧）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事求是”中认清自身文化底蕴，在“解放思想”中推动文化繁荣，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第六节结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慧沃土，汲取了《易经》的变通智慧、道家的自然法则、儒家的经世情怀、墨家的实证精神、法家的变革意识、兵家的机动谋略等精华，并在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征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结合，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实践哲学。

它精辟地揭示了个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基本规律：尊重客观实际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而勇于解放思想又是真正认识客观实际的条件；二者在永无止境的实践过程中相互促进、辩证统一，推动着认识与实践的螺旋式上升。

在《宇心经》的框架下，这一原则贯通了生命意义、修养方法、伦理准则和人生态度等人生观的各个层面，指导个体在求真与创新中实现价值，在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中提升自我，在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中践行伦理，在积极进取与尊重规律中安身立命。

放眼当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然是我们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破解改革发展深层难题、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锐利思想武器和强大精神动力。全体中华儿女，特别是肩负未来的时代新人，更应深刻领悟、自觉践行这一智慧，不断破除思维定势，勇于探索新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和脚踏实地的行动，在各自的领域开创崭新业绩，共同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壮丽篇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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