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曾有一支从合肥乡野走出的队伍——淮军。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甲午中日战争，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们曾一度撑起国防重任，成为晚清抵御外侮的中坚力量，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与格局。

“东乡出相，西乡出将”——在合肥，老一辈人嘴里念叨的这句老话，如同一把钥匙，轻轻一转，就打开了一段从乡土深处走出来的风云岁月。

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曾有一支从合肥乡野走出的队伍——淮军。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甲午中日战争，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们曾一度撑起国防重任，成为晚清抵御外侮的中坚力量，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与格局。

为何偏偏是这片土地，孕育出了这样一支影响深远的军事力量？

风云际会出淮军

“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班固在《汉书》里早就写过地域与人才的趣谈。范晔在《后汉书》中也写道：“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而在十九世纪的合肥地区，这句古语以“东边出相，西边出将”的形式找到了新的“延续”。

东边的肥东，走出了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是谓“相”；西边的肥西，则涌现出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唐定奎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据不完全统计，肥西地区参加淮军者多达数千人，其中获封“参将”以上衔级的淮军将领就有220多人，“提督衔”以上达30余人，而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武装力量——淮军的核心。

刘铭传新馆全貌鸟瞰景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撼动了清王朝的根基。1862年，太平军刀锋直指上海，当地的地主豪绅仓皇出资雇船，向曾国藩求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他的得力门生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深知：要有自己的队伍。他的目光投向家乡合肥，尤其是民风彪悍、团练众多的肥西地区。

“肥西西靠山区，民风彪悍，有尚武传统，这为军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基础。此外，晚清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许多乡民为求自保和发展，也纷纷投身行伍。”刘铭传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服务中心副主任唐保华说。

李鸿章迅速行动，招来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张树声兄弟等地方团练头目，组建了“铭字营”“鼎字营”“树字营”等队伍。这批士兵多来自淮河流域，人称“淮勇”，也就是后来的淮军。

刘铭传新馆内陈列的兵器

“淮军的成立，一是响应当时政权危机的召唤，二是靠人际网络。”合肥地方文史专家、作家张建春分析，“李鸿章用合肥同乡关系，拉起了‘庐州系’核心，张树声、周盛波、刘铭传、潘鼎新这些人就是四梁八柱。”

同乡、同学，甚至姻亲，这支队伍从出生就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虽然装备简陋，但乡土子弟朴实勇悍，未经官场习气浸染，充满了可塑性。

“合肥地处江淮之间，是两河文化的冲击带，受楚文化、吴文化双重影响，造就了独特的人文环境。”张建春补充说，合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积淀厚重，造就了人们坚韧、务实、敢于拼搏的性格。

很快，轮船将这支新军载至上海。从田野乡间骤然踏入这座繁华的通商口岸，淮军将士面临的冲击是巨大的。身着芒鞋短衣、手持大刀长矛刀，被笑称为“叫花子兵”。但正是这群被视为“叫花子”的将士，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扮演了中国近代化探索的首批实践者。

近代化的新探索

在合肥的青山绿水间，一座座承载历史的圩堡和纪念馆静静矗立。这些散落在乡间的建筑群落，不仅是淮军将领们回归故里的证明，更是中国早期近代化探索的独特见证。

肥西淮军圩堡群，是当前江淮地区现存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圩堡群落，被誉为“东方城堡”。这些由淮军将领在功成名就后修建的庄园式宅邸，四周掘有深濠，引水为障，以吊桥连通，兼具居住与防御功能，汇聚了中国传统建筑精华，而其中一些建筑细节，却悄然透露着时代的变革。

肥西书院

“比如刘老圩内的西洋楼，表明淮军将领虽然坚守传统，但不守旧，愿意接纳新思想、新事物。”在张建春看来，这种开放务实的态度，正是他们能够推动近代化探索的内在动力。

事实上，这种“务实与趋新”的特质，在淮军的发展历程中展现得十分明显。

到上海后，在亲眼目睹西洋枪炮的巨大威力和租界迥然不同的管理秩序后，淮军将领们受到了极大震撼。他们果断淘汰落后装备，大规模采购洋枪洋炮，甚至聘请外国教官，严格按照西式操典进行训练。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在《淮军与湘军》中描述，淮军至上海后，不到一年时间，在李鸿章的操办下，这支军队面目一新，“尽改旧制，更仿夷军”。除留劈山炮队作为进攻掩护外，其他各队均改为洋枪队。

不光自己用，还要自己造。1863年和1864年，李鸿章陆续兴办隶属淮军系统的上海炸弹三局和苏州洋炮局等近代军事工业，以设局制造替代装备购买。

“可以说，淮军是中国第一支较为系统地接受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和训练的军队。”戴鞍钢认为。

不过，淮军集团近代化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军事领域。强兵必先富国，以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及轮船招商局，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推动铁路修建等......这些实体的创办，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奠定了微弱但宝贵的基础，“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刘铭传故居全貌鸟瞰景

“肥西的地域文化塑造了刘铭传这批淮军将领的人格特质，既有家国情怀，又有务实开放的思维。”铭传故里景区负责人柳娜说，其中以刘铭传为代表，更将这种务实探索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是推动台湾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他建设海防，练兵整军，兴办军工。1886年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铺设两条海底电缆，加强台湾与大陆的电讯联系。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自1887年至1893年耗时6年，建成基隆至新竹的铁路线，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他还提倡新式教育，聘西人为教习，“课以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同时派汉文教习教以经书，大力培养人才.....通过一系列深远改革，刘铭传全面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当地面貌焕然一新。

刘铭传的成就，是淮军群体的一个缩影。正是在如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淮军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核。在张建春看来，这一内核可概括为朴厚、趋新、务实与包容。其中，包容性、务实性与坚韧性更是其文化底色中的“三原色”。

如今的刘铭传纪念馆里，融合江淮民居风格的建筑与象征两岸统一的地图造型静静相融。游客穿行其间，透过系统的展陈,既能触摸那段建设台湾的峥嵘岁月，也重温着中国早期近代化探索的历史回响。

从圩堡到纪念馆，从合肥到台湾，淮军的近代化探索留下了一串深刻的印记。然而，由于历史局限，那场变革，只停留在“器物”之用，而未敢撼动腐朽之“体”，如同一道未能照进制度与文化深层的微光，留下一个民族在救亡图存道路上最初的尝试与长久的遗憾。

呼吸着成长着

百余年前，淮军从合肥的乡野出发，走上历史舞台；今天，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淮军遗迹与丰富史料，却沉淀为独具特色的淮军文化，持续为这座城市注入力量。

刘铭传生平展馆

巢湖中庙东侧，气势恢宏的徽派建筑昭忠祠，静立于湖光山色之间。它始建于清代，为纪念淮军将士而建，取“昭示忠良将士”之意。如今，这里成为后人追思历史、感悟家国情怀的重要场所。

距离昭忠祠不远的庐江县，吴武壮公祠见证着另一位淮军名将的传奇。这座为纪念“庆字营”统领吴长庆而建的专祠，集徽派建筑艺术之大成。祠内详细展示了这位淮军将领的生平事迹，见证着曾经那段金戈铁马的岁月。

白石天河畔的丁汝昌纪念馆，则通过多样的陈列布展手法，呈现了这位北洋水师提督从少年从军到甲午殉国的一生，见证着一代将领爱国爱乡、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这些散落在合肥各地的遗址与记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淮军文化的鲜活注脚。

依托淮军圩堡群资源，合肥对肥西县铭传乡刘老圩、柿树岗乡唐五房圩等重点遗存进行系统性修复与统一规划。在唐五房圩等地，肥西县以“圩堡文化区”为内核，逐步构建起动静分区、主题突出的空间格局。

通过挖掘淮军文化IP，推出《刘铭传在台湾》等纪录片与《淮军故里史料集》等书籍，使得淮军历史故事更生动地走向公众。

在此基础上，这里还注重以农业为根、文化为魂，开发亲子旅游、农事体验、圩堡探秘等沉浸式项目，推动文物活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圩堡文化的“可视化、可触化、可游化”。

历史的回响从未远离，文化的传承静水流深。

从昔日淮军敢为人先，大胆引进西洋枪炮、兴办实业；到今天以务实坚韧的姿态，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布局上勇闯新路。

“淮军文化中不尚空谈、埋头苦干、勇于担当的基因，与合肥当下的城市气质高度契合。”在张建春看来，务实、趋新、坚韧、包容，这些特质至今仍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断显现。

刘铭传故居

然而，当前淮军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一方面，淮军文化缺乏持续性的资源投入，导致遗存保护、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等力量较为分散；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也存在重物质轻内涵的倾向，对圩堡、建筑等实体遗存的关注，而对淮军文化的内核挖掘还不够。同时，加之缺乏系统化的传播手段，使得淮军文化的整体形象未能充分彰显，其在公众认知和城市文脉中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

面向未来，张建春期待，合肥能以市级层面统揽，开展系统的淮军文化研究，以淮军圩堡等遗存为平台，以淮军文化当代价值的弘扬为目标，讲好故事、久久为功，让淮军文化真正注入城市文脉之中。

来源：合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