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又是国民党的西南反共基地，国民党的党、政、军、宪、警、特首脑机关都设在这里。白色恐怖异常险恶，我党的地下组织屡遭敌人的严重破坏，斗争十分残酷，要开展活动困难很多，基本无法活动了。
五、重庆办社 “三陈”相伴斗山城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也是四川各派军阀集结的中枢，大大小小的谍报机关如蜘蛛网一般遍布这个雾都山城。
重庆又是国民党的西南反共基地，国民党的党、政、军、宪、警、特首脑机关都设在这里。白色恐怖异常险恶，我党的地下组织屡遭敌人的严重破坏，斗争十分残酷，要开展活动困难很多，基本无法活动了。
1935年春，蒋介石的嫡系势力扩展到了四川。重庆蒋介石营地、军委会政训处驻重庆通讯股、康泽的别动队等先后成立。川东军阀刘湘，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成立“武德学会”，借此团结亲信同蒋介石嫡系对抗，派系斗争激烈。
为掌握敌人的动态，打开情报工作局面，1935年8月，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王世英派陈昌、刘其珍夫妇去重庆开辟情报阵地。
陈昌，又名贾绍谊，四川仪陇县人。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汉、豫南、福建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长沙、桂林、上饶、皖南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策反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从事农运工作，1948年底被国民党逮捕。建国后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1958年受极左错误迫害于1960年被折磨致死。
陈昌夫妇到重庆后，通过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秘书袁永福的关系，打入别动队做试用情报员。 但没有干部、没有经费，很难打开局面，已报告上海临时中央局，请求派干部来开展工作。
1935年9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陈养山化名陈仲英到重庆，协助陈昌开辟情报阵地。
陈养山是中央特科资历较深的一位成员，他自1928年中央特科成立时即调入中央特科的情报科工作，一直在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其间，陈养山经常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同上海地区不少报馆、通讯社，新闻媒体都有接触。
1935年9月中旬，陈养山装扮新闻记者模样，离开上海乘船去重庆。
到达重庆后，经向陈昌了解情况，认为重庆有很多关系可以利用，如重庆行辕、别动队、刘湘的地方势力、武德学会、四川和贵州的失意军阀、政客等。但没有干部，没有经费确实很难开展工作。于是陈养山立即回上海，向留在上海的联络站汇报情况，请求解决干部和经费的问题。
陈养山于10月下旬回到上海后，经向联络人邱吉夫汇报，邱表示可以派人去，但经费无法解决。他让陈养山在上海等待，与派去的人同回重庆。可是，11月上旬邱吉夫突然被捕，陈养山失去了联系。他经多方设法于12月中旬才接上关系，决定派陈克寒随他去重庆。
陈养山、陈克寒回到重庆后，即同陈昌认真地分析重庆和四川各派势力的具体情况。正在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时，探听到四川实力派人物刘航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因效益不好，无利可图，拟停办。
陈养山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办过通讯社，懂得用通讯社作掩护搜集情报的作用。那时，办新闻通讯社的风气盛行，陈养山常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情报工作，获得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
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申报》记者，他同上海的许多报社，通讯社都有联系。他探听到有个广东人在南京办了一个《南华通讯社》，由于缺乏资金，想在上海设立分社的愿望难以实现，很着急。中央特科研究后，便派陈养山去同这个通讯社的老板商量，由我们出钱出人替他办上海分社。
协议达成后，特科很快在上海替他办了一个“南华通讯社上海分社”，还在武汉也设立了一个分社。那个老板非常满意。尔后，中央特科就利用这家《南华通讯社》开展情报活动，获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并为中央特科工作人员的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新四川通讯社》要停办的这个机会很难得，决不能放过。于是决定同刘航琛商量，由我们接办这个通讯社。并具体研究如何开展工作。
经多方打听，探知刘航琛此人，曾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国民革命军第21军的财政处长，因敛财有方，颇得刘湘的信任，现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兼四川省银行总经理。根据情况判断，肯定同军界有联系，于是决定由陈昌设法通过康泽的关系，先同刘航琛取得联系，然后再同他协商由我们接办通讯社的事宜。
陈昌的活动能力很强，很快就同刘航琛取得了联系。于是三陈便抓紧时间同刘航琛协商接办通讯社的问题。注：三陈即：陈昌、陈养山、陈克寒
经几度协商，最后以我们优先转发他们的新闻稿，他们就无偿的将《新四川通讯社》的社牌、印章交给我们接办为条件达成了协议。这样，我们就可以依这个通讯社为掩护，广泛的开展情报活动和统战工作。真是如虎添翼。
通讯社办起来了，由陈昌任社长，陈养山任总编，陈克寒当记者。但经费还是没法解决，陈养山便将自己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全部卖掉，用作通讯社的活动经费。结果他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有时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度日，非常艰苦。但他的工作热情很高，他经常白天当总编，晚上当印刷工人，什么工作都带头干。
陈养山的党性很强，不管任务多重，斗争多么残酷，他从没有动摇过，而且经常教育大家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他常对大家说：“决不能忘记我们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是打人敌人心脏的工作，如有失误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因此当时大家都很谨慎，从未发生过问题。
为了给《新四川通讯社》找个“靠山”，解决经费和情报来源，三陈决定同国民党重庆行辕政训处（情报处）建立联系。
经协商，以陈仲英（陈养山）做政训处的义务情报员，给政训处提供一些情报；政训处每月给陈仲英一百元作为通讯社的经费为条件达成了协议。这样，《新四川通讯社》就有了“靠山”，我们就可以打着重庆行辕政训处这块招牌，大胆的开展情报活动。
为了提高《新四川通讯社》的社会地位，三陈把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改头换面，写成“本社专电”，又利用陈克寒在上海报界的关系，从上海寄来一些特约稿或“专电”，搞得神乎其神。
当时浙江人最吃香，陈养山和陈克寒都是浙江人，于是有人以为他们是奉某要人的使命来重庆办新闻社，在四川建立基地的，对他们很恭维，许多报社都争先采用《新四川通讯社》的稿件。于是三陈便借机主动与各报社、通讯社加强联系。如与《商务日报》、《新蜀报》的一些进步人士陶敬之、温嗣翔、侯珍昌等人建立感情，并通过他们进行统战工作。这样，《新四川通讯社》很快就成为重庆新闻界颇有声望的后起之秀了。
此外，三陈还利用敌人各派系间的矛盾，煽风点火，使事态扩大，促使狗咬狗的斗争激烈化。如当时重庆市政府秘书黄应乾（市党部委员、中统分子）为新任市长李鸿混（刘湘派势力）修建公馆强占民房一事，是宪兵三团团长袁家佩侦悉的，《新四川通讯社》发稿曝光，结果引起重庆市政府同宪兵三团互斗。又如：军统复兴社与中统CC认证派争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领导权，《新四川通讯社》发稿揭露，结果引起军统和中统在市党部殴斗的丑剧。
就这样，经过数月努力，三陈获得了大量秘密和公开的，非法和合法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的情报；军力配备及互相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 重庆经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情报。这些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既机密、准确又及时，价值很高。
此外，三陈还探知重庆行辕新闻检查所所长李介民（我党叛徒），窃获了我方用化学通信的秘密方法。三陈立即将此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以便采取防范措施，避免我党组织再遭敌人破坏。
三陈除办通讯社外，还秘密领导和参加了重庆、成都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组织重庆民众声援成都民众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的斗争；支援绥远人民的抗日斗争等活动，以及参与领导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大、中学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当时红军长征结束，已经到达陕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正在高涨，西南已成为蒋介石的战略后方，三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深入到敌人心脏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三陈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采取办通讯社的形式，巧妙地掩护隐蔽斗争的举措，得了成功。在这场斗争中，陈养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7月间，陈养山、陈克寒回上海汇报工作。这时中央已派冯雪峰到上海接关系，传达了中央指示，决定把陈养山调到西安工作；陈克寒调回陕北党中央，不再回重庆。陈昌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怀疑，1937年初被迫由重庆转移到万县。《新四川通讯社》的工作就此结束了。
1987年8月，81岁高龄的陈养山在回忆三陈办社时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深入到敌人心脏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这个《新四川通讯社》实际上是由国民党重庆行辕情报处出钱，我们广泛利用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同地方军阀各派势力的矛盾，采取联络各方社会人士，团结新闻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的方法，搜集大量情报和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工具。对这样一个有极端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合法活动条件的通讯社，谁能怀疑它是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呢？”
“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在一起战斗的三陈，只有我还活着，他们都不在人世了：克寒是前几年去世的，陈昌因受极'左'错误的迫害，于一九六O年就被折磨致死，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到彻底平反的。这些无名英雄的革命活动，很少为人所知。今年是陈昌同志八十诞辰和入党六十周年，我来回忆叙述这段历史算是对他们的怀念。”
来源：表里如一大好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