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朝（960-1279）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一个极其独特且关键的地位。它被誉为中国近代化的“拂晓时代”，其辉煌的文明成就、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沉重的历史教训，为我们理解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宋史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断代史

宋朝（960-1279）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一个极其独特且关键的地位。它被誉为中国近代化的“拂晓时代”，其辉煌的文明成就、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沉重的历史教训，为我们理解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宋史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研究，更是解码中华文明内核以及思考全球不同文明发展道路的一把关键钥匙。通过研究宋史，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基因，从而更清醒地面对当下的挑战与未来的选择。

作为宋史、西夏史与中国古代经济史领域的杰出学者，李华瑞教授以其宏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历史洞察和严谨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同时，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他始终以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为己任，搭建交流平台、培育青年学者，其学术实践为大宋史研究领域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本访谈带我们走进李华瑞教授的学术世界，聆听他如何拨开历史的迷雾，解读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并探寻一代史家沉潜学问、求真悟道的治学心得与人生体悟。

人物名片：

李华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为全国社科规划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编委会主任。主要从事宋史、西夏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出版专书、编著29部，发表论文近三百篇。代表作有《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宋夏关系史》《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宋代救荒史稿》《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回望贺兰：西夏文明史再研究》等。

问题一：李老师您好，当下历史学界各领域研究异彩纷呈，宋史研究领域亦热度持续攀升，作为长期从事宋史研究的专家，您是如何看待宋史研究热这一现象的？当下宋史研究热中展现出了什么样的研究趋向？

——谢谢你的提问，宋史研究热度持续攀升，正如有关统计所显示，2020年断代史研究中宋史居于清史、明史之后，2024年宋史超过了明史，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只要回顾一下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说直到改革开放前，宋史研究相对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是比较落后的。发表的论著比较少，研究的议题也比较局限，特别是将宋代定性为“积贫积弱”的观点曾广为流传，不仅影响了宋代历史的整体形象，而且也影响了学人对宋史研究的兴趣和选择。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后，宋史研究才有较大发展并迎头赶上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研究相对落后，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领域，而宋代历史文献的存量相对适中——比汉唐文献丰富，又没有明清文献数量那样浩大，因而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比此前有较大较快增长。到世纪之交，宋史研究已基本改变在各断代史研究中的落后面貌。随着研究全面的展开，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只是宋代历史的一个面向，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日益受到人们的瞩目，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一度风靡国内，将宋代社会发展置于10-13世纪世界的顶流，这种观点无疑对国内的青年学者有很大影响。

我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说过，历史研究的繁荣一定是和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强盛有很大关系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这就好比说“弱国无外交”一样。在世纪之交，正值中国已经和西方的六强——当时已超过西方七国集团中的加拿大——并列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势转变了，西方也在重新转变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比如90年代后期的美国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他们不否定宋代是高峰，但是他们认为明清有个更高的高峰，超过了宋代，中国经济发展是持续高峰，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史学的重新认识。我觉得青年学者很愿意接受这种观点，由此开启宋史研究攀热趋势。

社会文化、学术内在动力的需求是促使宋史研究持续攀热的重要因素，这表现在宋代虽不是强盛之世却是中华文明最为昌盛的时代之一，宋朝的科举制度、文官制度、改革创新、宽松的政治氛围、社会转型，繁荣的市场、城市文明、科学技术的进步、货币信用、财经政策、社会保障、财产继承权，事功学术、道学思想，宋代著名人物宋太祖、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宋徽宗、朱熹，等等，既为社会关注，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而新材料与新方法的应用，如墓志、碑刻与出土文献、探索传世文献背后的书写模式等推动了历史诠释多面向的展开。另外宋代高度发展的文化也是讲好“中国故事”、诠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时代需求。数字网络时代宋代高水平的诗词散文文学创作得到极大普及和传播，宋代精美绝伦的绘画、书法、瓷器、服饰、家具、茶道以及市井风俗通过视频、动画多种形式走进现代生活，而以宋代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梦华录》《清平乐》等的热播，以市井生活、女性角色、美学风格为切入点，重塑宋代社会开放的近世风流，激发公众对宋史的重新探索。

如果回答当下宋史研究热中展现出了什么样的研究趋向，大致可以说有三个趋势：

其一，问题意识主导研究的趋势。受学位点设置影响下的学科发展规模和框架的驱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专题性的问题研究日益成为研究主流，这个主流日益与西方“汉学”范式相结合，问题意识的主导使得部门史、区域史、专门史的“史”的意义有淡化的趋势。

其二，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的趋势。这里所言定量并不完全是计量史学的那种定量，而是问题分析通过材料量化铺陈来陈述现象，点到为止。20世纪西学东渐的史学理论对宋史研究有很大影响，如历史分期说、五个社会形态说、唐宋变革论、文化史观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宋代历史研究。这些理论都有目的性，因而讨论社会性质、国家性质、制度性质的宏大叙述占据主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理论的缺失（唐宋变革论虽然一度甚嚣尘上，但是真正用唐宋变革论研究宋史的并不多见），精细解读材料代替了宏大叙事，局部细节的考察向专深进军，少数高水平的解读更注重材料量化的来源，使得问题解读有深化的趋势，而大多数研究则流于细碎化，史学使命感随之有淡化的趋势。

其三，探索史料形成背后的书写，从挖掘墓志、碑刻、图像的文本价值和使用价值，向医学史、环境史、海洋史、动物史等领域的开拓，是近年的新动向。宋代政治史再出发、宋型国家概念的提出、财经政策与社会发展、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的持续讨论、学术思想研究不断兴盛、国家礼仪受到重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新视点、人物研究向多层面深入等，都是宋史研究近些年出现的新面向。各类工作坊、沙龙、讲座对谈，蔚然成风，形式主义趋势日渐浓厚。

问题二：在10-13世纪的华夏大地，活跃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您认为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互动的重要研究话题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深入理解“大宋史”这一概念呢？

——若是从以往宋与辽、西夏、金和战关系的视角看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互动的重要研究话题，其实所剩不多，目前学术界多是对过去研究议题的补充性研究。若是开辟新的话题，仅从“大宋史”的概念出发就有新的突破。“大宋史”的概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广铭先生提倡的，我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不同场合重提“大宋史”，意在打破宋辽西夏金史之间的壁垒。如果要完整、全面地认识和书写10-13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必须打通辽宋西夏金以及其他政权的历史，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学科、断代间的壁垒。这是邓广铭先生、漆侠先生乃至现今宋史学界追求的一种治史理念。由此我又进一步提出，辽夏金史研究也应当具有“大辽史”“大金史”的纵向贯通长时段、横向兼通各断代的大视野、大格局，打破固守一亩三分地的狭隘观念，庶几才能让辽金史研究更上层楼。然而这种理念只有能兼通辽宋西夏金史的第一代第二代学者能做到，第三代宋史学者能兼通的已是凤毛麟角，现今青年学者不要说兼通，自身能将宋代历史打通的人也不多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大学教育体制中的辽宋西夏金史学科分立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外，还与“大宋史”理念在将提倡转为实践过程中不能从辽宋西夏金整体出发有关。做宋史要有一种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间的竞争与互动，这对于提升宋史研究水平有很大益处，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在提高宋史研究水平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对10-13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只做到第一步是不够的，因为不兼做辽史、西夏史、金史很难有全局眼光。其实，过去说兼做辽西夏金史难，主要是因为阅读、查找文献不易，特别是用手工摘录文献、誊写文稿不易，能做好一个断代就很不错了，而现今网络、AI、数据库的发展，大大改善阅读、查找文献的条件，从而使得兼通10-13世纪各断代成为可能。

过去在民族自治理论下对民族政权的自身发展有了充分研究，但也造成各民族政权研究者过分强调民族政权的自治自立，而对整体性有所忽略。现今国家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10-13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也由第二次大分裂时期转变为各政权在互相认同前提下的分立状态。这是新时期以来的重大变化。历史问题是重大原则问题，历史研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主动承担国家文化战略赋予的任务，从“大宋史”理念升华到整体观，也就说要站在更高的层面用整体观来认识和研究10-13世纪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特征和来龙去脉。

问题三：虽然国泰民安是民众的期盼，但灾荒是古今中外都无法避免的现象，您有关宋代灾荒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宋代救荒史稿》煌煌百万字，系统全面且深入，在一些宋代救荒史的重要问题，比如灾伤统计、劝分、抄剳制度、禳弭救荒、仓储制度等方面都有所突破。请问您能分享一下成果的研究经历和心得吗？这项研究对理解宋代国家治理以及当下的国家治理有何启示？

——上世纪九十年代自然灾害史、环境史兴起，但我做的救荒史研究主要侧重国家救灾减灾层面。2001年前后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立项，赫治清、李世愉负责的课题组邀请我参加并负责宋代卷。之前这个课题不在我写作的短期或长期计划中，那时正好《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已基本成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便积极投入，从搜集材料做起，虽项目组其他断代课题进展较缓慢，但我决心把宋代救荒史作为五到十年之间研究的主攻方向。期间因要配合项目组编写大纲及进度，有点拖延，直到2008年前后才拟定写作大纲。于是2010年我正式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获得批准，书稿写作得以顺利进行，2012年完成书稿，2014年出版。这部书稿字数近百万，主要是因为自宋仁宗以后的先进知识分子力图实践孟子的“仁政”思想，而荒政即是仁政的重要表现，故留下的史实比较丰富，更重要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尽量考虑我力所能及想到的方面，力图尽最大限度对救荒史做全面和系统的探索，这是我自读博士研究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和写作习惯，当然我不可能穷尽，不论是对史实的解读还是对当时政策和社会状况的理解都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我认真努力了，这是我比较宽慰的地方。

至于说到国家治理的启示，我在这部书稿的绪论中较详细交代了写作动机、问题和方法以及较前人有所推进的九个论点。至于写作过程和心得，最主要想要讲的是，自20世纪初西学东渐，社会学理论大行其道，否定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干预作用，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或机器受到批判，其形象多是负面的，所以也否定国家在救荒及社会救济中的主导作用，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可说是主流意见。而进入21世纪以来，受西方社会精英理论的影响，片面夸大宋代民间社会力量在救荒中的实际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贬低和抹杀了国家在救荒中的作用。其实自周秦以降，救荒问题可以说都是受到中国古代历代政府的高度重视而被列入议事日程的大事。从孔孟的仁政思想、《周礼》的荒政理论、历代政府奉行的常平、轻重之策，到两千多年间创设的各种救荒举措，这一切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史籍上本末源流，班班可考。毫不夸张地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了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偏差，我力图再现宋代国家救荒防灾管理体制及其对策的基本史实，并作适当的分析和评议。

另外还要特别提出“抄劄”制度在中国古代救荒史中的突出特色，即使对现今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抄劄用今天的白话来讲类似于户口统计制度，就是利用户口统计将每一位受灾的民众登记在册，然后进行各类赈济措施，所以通过这项制度能让真正最底层的灾民受到国家救助。据我了解，宋朝似是秦汉已降至晚清唯一能做到这项制度的朝代。

而且宋朝救荒受益对象，首先是最底层的受灾民众，即是宋代文献所言在大灾之时“国家止济无产之家耶”，许多中产以上家庭“无所得食”，“不系赈救”，如果把在抄劄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赈灾户口统计系统与宋代其他户口统计系统，如丁簿、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等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经济现象。从编制户口统计系统的目的来看，除了赈灾户口统计系统外，其他都是为国家和地方官府课税、科差、治安、征役等提供依据。概括地说，就是为国家和各级官府“取之于民”服务，而赈灾户口统计系统则相反，是为国家和各级官府救助民众提供人口依据，带有一定的“养民”和“回馈”色彩，体现了国家与其基本成员在平时与危难时期两者之间的一种互动的社会保障关系。从户口统计按财产家业划分取民和养民户等来看，两者之间又出现一个悖论：在为国家和各级官府“取之于民”服务的户口统计系统中，民户承担的义务大小是随着户等由低向高递增，即户等越高承担的义务越多，而在赈灾户口统计系统中，民户所受救助赈济的程度恰好相反，户等越高得到的救助或资助就越少，中产以上家庭不仅“无所得食”，“不系赈救”，而且还要被“劝分”，出粮帮助各级政府赈济贫民。这引起中产富裕民众的怨怼。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与中唐以来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变化的社会现实相关，即土地占有者向国家上供税赋，而无土地或少有土地的直接生产者向土地占有者缴纳田租，因而当灾荒发生时，无助的直接生产者得到国家的特别赈济，是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的人道主义善政。所谓“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自然是虚夸之词，其实这是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宋代社会延续和再生产对劳动力的基本需要。

问题四：在201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 中，您首次提出“宋型国家”概念，并在专著《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中进行了系统论述，请您谈一下“宋型国家”概念提出的缘起和核心要素。在中华文明的数千年历史进程中，我们如何从宏观上理解“宋型国家”和“宋型文明”？

——“宋型国家”概念的提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对于唐宋变革论的反思。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距今已逾百年，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在大陆学界成为学术热点也已20余年。然而，国内学者对该理论进行自觉反思者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跟着感觉走。特别是将“唐宋变革论”作为标签，成为21世纪以来唐宋史（主要是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一大景观。“唐宋变革论”俨然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不少学者甚至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这对唐宋史研究的发展无疑是弊大于利。即便中国学者发现唐宋之间存在变革，也应该重新进行界定，而不是直接套用“唐宋变革论”。因此，我在2017年撰写了《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主张走出“唐宋变革论”，在新的高点和平台上实现再出发。我的反思得到《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和众多学界朋友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赞同和支持之外又提出不能仅停留在对唐宋变革论的“破”上，还应有新的突破：“立”。这是我提出“宋型国家”概念的背景之一。

其二，许多年前读过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论》（附录：朝代间的比赛），印象很深刻，当然杨联陞先生所列史实多是当朝士大夫比较各朝代的自夸，我反其意而用之，不是从各朝代间做的好坏的比赛去看待宋朝的类型和地位，而是总结宋朝在历史上同其他朝代相比的独有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关乎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路向的依归，这些类型的特点既是对前代历史继承的变异，又是后世历史对宋代继承出现新的变异。前后的变异就构成宋代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宋是唯一不与“夷狄”（游牧渔猎民族政权）一争雄长，且辖境最小的帝制国家；其次，宋是唯一在国家财政税收中工商税、专利税大大超过农业税的时代，货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再次，“宋学”功利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独树一帜；最后，宋朝文官士大夫政治力量较之其他政治势力成为主导国家各方面的重要政治力量。所谓宦官之祸、母后之祸、外戚之祸、宗室之祸，这些专制时代常见的政治祸患，在宋代基本得到抑制。这些独特性都充分说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时期，同时也说明宋代社会达到农耕文明的一个新阶段。而对“宋型国家”的探讨，最终目的是为了讨论两宋之后，蒙古族和满族能够建立政治上大一统帝制国家的原因。

问题五：研究宋代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王安石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对于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研究动向，形成了一些新的成果。您曾总结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各阶层、各学派及不同研究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并深入探讨了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源流的内在联系。未来年轻学者该如何更加深入地研究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您有什么建议吗？

——关于如何更加深入地研究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我在为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写的那篇纪念文章《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的结语中总结了五点意见，其中有两点应注意：一是希望今后的研究应注意，虽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诠释学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可以说现今已蔚然成风，若从开启新视角而言，无疑对打开眼界、启迪思路，多元化多层次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是大有裨益的；但若从模式化、理论化、标准化去对号入座解构王安石及其变法，就会像昨日流逝的王安石时代到今日的距离越来越远，王安石被跨越时空似很近其实更远，有时不免扪心自问现今某些论著中的王安石还是宋代的王安石吗？或者总感到中间有一层不能被捅破的窗户纸隔着。二是虽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现今仍缺少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整体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部包括王安石文学、经学、变法及其时代整体、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著作。王安石研究的难度远远大于宋代历史人物中的任何一位。整体、全面观察王安石及其变法，需要具备精深的文学、经学和宋代历史研究素养，且在文史哲领域，即使不能像王安石那样取得一流的高水平的成就，至少应该是宋代文学、经学和历史领域的通家，庶几才可能真正全面登堂入室。

除这两点外，俞菁慧、刘力耘等年轻学者将王安石的经术与新法结合起来重新认识王安石新法是值得肯定的做法。过去一直不能客观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原因与新法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文集遗失不存密不可分，近年刘成国主编《王安石新学文献辑刊》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与他编写《王安石年谱》的学术价值一样，是做最基础的工作。虽然与完全恢复王安石新法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文集尚有不小的距离，但总归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近二十年来对于王安石新学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将王安石新学作为北宋学术史的独立体系还有待于提高认识和加强研究，因为王安石新学是建立融儒道佛于一体、变章句之学为义理之学的经学代表，而集二程、张载、周敦颐、邵雍之大成的朱熹的学术则是深陷“内圣”而不能自拔的经学代表。两者的价值取向很不相同，诸如用二程、朱熹对王安石新学某些著作的肯定和对王安石经学某些注释的吸纳，来证明王安石新学也有可取之处的论说风气自明清以来至今成为一种评价模式，需要彻底改变。首先就要从纠正辨析二程后学到朱熹对王安石新学的种种非议和否定做起，当然这种辨析和纠正是为了建立王安石新学的独立体系，而非与程朱道学争是非，是所谓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恢复王安石经学的历史地位。当然做这样的工作有很大难度，既要熟悉王安石新学也要熟悉程朱道学，还要对宋以前的经学发展有一定的了解。

前面说到对于王安石要从文学、经学和政治等多维度研究，对王安石的变法事业也要从王安石改革社会弊政、推进社会改良、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均平社会多维度去研究。所谓“王安石变法”只是强调了财经领域触及利益集团而受到非议所冠的名词，所以要跳出王安石变法只是为了富国强兵的窠臼，在更广泛的领域、更广阔的视域下进行讨论。

问题六：20世纪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对中外史学界影响很大，近年来以您为代表的中国宋史学人对“唐宋变革论”有深度反思，您是怎样思考这一问题的呢？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宋代近世说”，二战以后经过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修正，定名为“唐宋变革论”。这实际上是运用欧洲历史分期原理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模式提出的一种假说，对20世纪后半叶国际宋史学界有巨大影响，但对中国国内的影响要到进入21世纪了。当我初步了解了唐宋变革论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后，首先在内心发问，这个理论能否对应对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史学理论危机有所帮助，本着这个动机开始研读“唐宋变革论”。我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了解→认识→反思。客观地讲，唐宋变革论是对两宋之际、明清之际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诸多主张进行梳理而得来，因而其主要观点并不完全脱离实际，特别是将唐宋之际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变革，中国古代分为两个不同发展时期，得到国际和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当然也有明显的不足，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用欧洲历史分期，参照欧洲历史，把宋代社会视作比西方近世出现还要早的阶段，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宋代社会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西方近世社会的出现只有三四百年历史，中西发展走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道路，尽管宋代社会出现了类似“近代”某些特征。二是有些概念的界定不符合中国历史，譬如杨际平先生说“贵族政治”向独裁政治的转变，魏晋隋唐时期没有欧洲近代社会产生前的那种贵族政治，若有也是在商周时代，而秦汉已降帝制时代的建立，严格意义上讲皇权与中央集权并没有欧洲贵族政治那样明显的对立面。三是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市场交换的发达并不是按欧洲发展模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随着民间经济力量和资本发展决定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由此导致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近世社会的产生。恰恰相反，唐宋是国家和政府通过财经干预政策，“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由国家控制垄断市场，对各种商品实施专卖，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促使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的繁荣，这一切又反过来改善干预政策，运用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措施调控市场，有的措施比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诸多现象还要早。换言之，宋代社会经济发达，固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是宋代与欧洲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即宋代偏重官营经济或特许经营，而欧洲则更多是由社会、民间经济发展为主导，所以其认识与实际存在巨大偏差。四是存在割裂中国历史的一面。从唐朝灭亡至元朝建立(10-13世纪)，中国历史的主线有三条:1.北部、东北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势力崛起，辽金政权是游牧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以来边疆社会历史的延续和转型;2.中原地区的局部统一，创造了不同于前代的“宋型文化”和“宋型国家”;3.西北部党项(西夏)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西夏是西域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枢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自身也融合了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元素。“唐宋变革论”却只立足于所谓“中国本上”，暗含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西夏金及其他政权的历史，以至于战后日本学界将唐以后的中国历史径直划分为“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而对“中国”的研究只集中于北宋、南宋，将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划入“周边民族史”的研究范畴，不包含在“中国”的研究范围之内。为了建构“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打通北宋至明清的“近世”社会走向，一些学者把10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先是严格限定在北宋约2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之内，之后再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最后又压缩到元明的江南这一更狭小的地区。在这种侧重北宋—南宋—元代江南演进过程的研究范式中，中国的历史空间被全面压缩。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局限到江南一隅。事实上，宋朝只是唐朝政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宋以后中国的历史，汉族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中占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政权则在疆土和疆界形成过程中（包括推动中原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占主导地位。但是“宋代近世说”的视角遮盖了中华民族及其疆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

另外，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能单从学术层面来理解，而是要从内藤湖南的思想底色、政治动机和理论渊源三个方面进行考量。从思想底色上来看，内藤湖南是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拥护者。甲午战争之际，内藤湖南即撰文鼓吹日本方面的胜利。日本侵占台湾之后，他又为如何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而奔走呼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他立即在杂志上连载长文，讨论日本政府应如何加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

从政治动机来看，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是为其“国际共管中国论”服务的。内藤试图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早在八百到一千年之前的宋代就进入了近世，它虽然超迈世界近世历史进程有四五个世纪，但正是因为它过早成熟的社会形态，导致了时下（指晚清——引者注）中国弊政丛生，从而制约了中国迈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因此需要外部力量对它进行所谓的‘刺激’”。所谓的“外部力量”的“刺激”，就是以日本为主的“先进国家”接管中国，“帮助”中国打破“停滞”，实现“进步”。

从理论渊源上来说，“宋代近世说”上承东亚“文化中心移动说”，实为“中国停滞论”的变形。“宋代近世说”不仅按照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还隐含着内藤湖南从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倡导的东亚“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内藤看来，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已经具有代表东方文明抗衡西方文明的实力。他认为，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化新的中心，中国文化也终将为日本独特的文化特性所消融，这就是日本未来的文化“天职”。因此，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实质上是企图为日本“温情”入侵中国张目。

我们对内藤湖南的汉学成就应当加以总结，但对其服务于日本政论的观点则必须深刻反思。如此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而不流于黑格尔所感叹的窠臼：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从来不汲取历史教训。

问题七：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宋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向方面看，您认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个人以为主要是注意正确处理吸纳域外社科方法和史学理论，因为现代历史研究体系的建立与20世纪之交西学东渐密不可分。不过在建立过程中，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史学理论对传统史学有极大冲击，纳入西方中心论话语权范围，以致现今有尾大不掉之势，在各方面影响着史学界的思维模式。为了尽快建立国家话语权，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关乎话语权和自主知识体系成功与否的现有学科规划、学位点建设、评估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各级社科规划项目设置、大刊物提倡的研究取向等都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应加大改进力度，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除了受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史学理论的冲击外，西方汉学家从问题意识出发创立解释中国历史的假说，对中青年学者也有很大冲击。其实，西方汉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要求学生对基本史料做扎实的学习和训练，而是根据兴趣选取一个问题，边研究边了解相关史料。而我们的师辈和传统史学教学方法却首先是要求掌握基本文献、基本史料，如对《宋史》《文献通考》《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基本文献的学习。中西学者对于文献史料取舍、读书切入有不同的取向。从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以事为本位、以问题为本位的研究范式取代传统史学以人为本叙事方法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改革开放以前，传统史学虽遭到批判但并未退出历史研究的舞台，近二三十年来虽提倡保护传统文化，但反而传统史学的叙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渐行渐远。换言之，现今国内大多数导师和学生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方学者相类的“汉学”方式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以专题研究为主的取向即是问题意识的一种表现。毋庸讳言，专题研究对宋史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专题式研究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也就是说比起从规律、体系上来把握历史，人们更热衷于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比起探讨理论及意义，人们更注重事物的具体发展状态。

但也不可否认，专题研究为主造成研究格局下降，现今打通断代通史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能在断代某一领域（如宋代政治史、宋代经济史、宋代思想史等）打通的学者也为数不多。问题意识为主的专题研究不仅限制了研究的视域，而且局限了对材料的全局把握。特别是没有一定技能的训练和一定的阅读量，选取材料容易支离破碎。由于大学教育体制中的学科越分越细，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博士学位授权点审批权下放到高校和地方，各高校博士点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随着博士论文的撰写日渐成为宋史研究培养薪火相传者的主要途径，细碎化和格局日渐狭小的研究倾向愈益明显。

西方汉学者只关心中国历史或宋代历史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大问题，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特别是希望能成为一流学者的中国学者来说，应当有国史的整体观，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传承必须要做的，也是历史工作者的义务。所以我的观点是国史整体视域与问题意识并行。这里的国史是指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历史，我们研究自己的国史一般是两个层面，一是了解国史的基本状况、基本制度、基本资料，所谓全面知悉；二是更高层面，模式、问题、趋势。但域外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往往只在第二个层面，所以他们的研究根本上是有文化缺陷的，如果能在全面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利用传统史学的优秀方法和视角，同时借鉴西方先进的视角和方法，我们将无敌于天下。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培养学究式的学者，更应该培养关怀中国历史命运的学人。

问题八：您一直很重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请问青年学者应怎样培养问题意识，宋史研究中有哪些重大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深化？

——前面我已讲了国史视域与问题意识的关系，问题意识的培养我个人以为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与个人的秉性、悟性有很大关系，对于初学者来说一开始有两个模仿对象，一是自己的导师，一是同行有成就的学者。导师自然会言传身教，对有成就的学者的模仿，主要通过读他们的论著，特别是名篇要仔细读，这时参悟是极其重要的。我读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除了题目选定导师有所帮助外，写作基本上靠自己摸索，我把这样的培养方式称作“放牧式”，后来自己也带学生，依然采用这种方法。当然，古人强调“有教无类”，传授基本方法还是必要的。问题的来源对于初学者来说，学好“目录”很关键，知道如何查书，了解20世纪以来或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史，知道现今学界讨论的大问题有哪些。如何了解宋代的基本问题，首先要看看《皇朝纲目编年备要》《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朝大事记讲义》和明人编写的《宋史纪事本末》，这几部书所开列的纲目、纪事和大事可以说是传统史学视角中的基本问题。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视域下，围绕五个社会形态说、唐宋变革论、文化史观等涉及的重要问题，也可看作是宋代历史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另外学习中坚持独立思考和坚持怀疑精神，这是问题意识产生的必由之路。我一直强调，一流的历史学家不完全是靠培养出来的，多是自学和参悟而来。

至于宋史研究中有哪些重大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深化，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就具体问题的研究，多年来大都已有较为成熟的选题，无需我赘言，下面我从辽宋西夏金史整体的视角谈几点想法，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制度专史的编写。典章制度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宋史研究取得成绩最大的领域，现今的研究状态是向细节具体化深入，博士论文选题比较集中，但是很少有从“史”的角度全面系统梳理，制度史不仅仅应从问题意识去考量，更需从制度史的全面和系统知识来把握，现今因为没有全面系统的叙事梳理，反而使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现今古籍数字化、信息化，能收集到比以往更多的材料，使得撰写政治制度专门史、部门史成为可能。中枢机构的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枢密院、路级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重大职官等都可从“史”的角度叙述其发展过程。

宋代财政史现今已有几部著作问世。传统的赋役史与财政密切相关，但毕竟不能等同，“财政”是近现代术语。从传世的宋代社会经济史料看来，相当大的比例还是在官府赋役方面，至今未见有大部头的宋朝赋税史和役法史问世。所谓役法史自然应当包括夫役、兵役和职役。与两者相关，宋朝的官府簿籍也需要作全面的清理和研究。尽管现今在役法研究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继续开拓挖掘材料，赋役史还是大有作为的。

恢复或重建北宋经学史。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学术思想研究最大的进展是荆公新学在北宋中期的主流地位及至南宋宁宗朝以前仍占据重要的地位的认知得以恢复。毋庸讳言，这种恢复在宋史学界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但是在中国思想史学界，仍然把程朱理学视作宋代的主流思想。造成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以理学的发生、发展、壮大为主线来描述宋代学术史，将王安石视为异端而列于《宋元学案》之末，称为‘荆公新学略’，后世追溯有宋一代学术思想的变迁时，往往难以跳出理学叙事的笼罩”（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荆公新学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但是《宋元学案》按照对理学发展的贡献多少，来评判新学的思想价值，而且用来评判北宋整体学术思想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纠正。所以突破程朱理学框架，不仅要全面深入研究荆公新学，而且重新全面研究非程朱理学的北宋经学及学术思想就显得势在必行，尤其是要打破《宋元学案》对北宋经学及学术思想的诠释，重新编写北宋一代的经学及学术思想。如果坚持不以程朱理学窄化或替代北宋经学及学术思想，北宋的经学和学术思想一定比南宋要丰富多彩。

浙东史学再研究。两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鼎盛期，其成就足以使宋代史学凌驾于汉唐、睥睨明清。对于这一点蒙文通与陈寅恪有着相同的认识“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但在具体问题上，则不尽相同，陈寅恪和傅斯年认为宋代史学的最高成就是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所确立的，而蒙文通则主张“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 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并明确表示：“余少年习经,好西汉家言；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分野呢？其实陈寅恪与傅斯年对北宋史学的赞誉，主要有两点，即司马光创立的编年长编法和将金石考据学引入史学，是所谓的“新史学”，可以与兰克学派的实证史学相媲美。也就是说陈寅恪、傅斯年是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而言，而蒙文通自初涉宋史的研究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对浙东学派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浙东学派渊源的三个来源，即性理源于洛学、制度源于荆公新学、文史则源于苏学亦是蜀学。蒙文通从传统史学发展的角度强调了史料与义理亦即史识的关系，他以南宋浙东史学与西方实证史学不尽相同的路径，直面动荡频仍的社会时势而力图唤醒和盘活传统史学资源以推动晚近学术演进。蒙文通对浙东史学的推崇与陈寅恪、傅斯年的“新史学”形成鲜明对比，也有对蜀学的重新定义，更代表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面相，对矫正今日史学的“碎片化”不无裨益。由此应当重新总结和认识浙东史学的传统特色。

燕云十六州与辽宋金元政治史研究。民族冲突和融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宋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以唐宋之际为分界点。此前重要王朝的京都主要是华夏民族或称汉族所建，如洛阳、南京、西安这三个京都，南京主要为汉族偏安政权所建，而洛阳、西安作为都城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民族冲突的因素，即以防御北方民族的东进南下，特别是秦汉、隋唐盛大王朝的京都西安与此更是密切相关。而唐中叶以后汉族所建盛大王朝衰退，政治中心由西向东转移，这个过程东北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大于西北民族。故在五代北宋南宋以开封、杭州建都之后，辽金元时期北京的历史地位逐步取代西安、洛阳的地位。北京成为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后半期的首都，改变了由汉族确立都城的历史。五代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幽州作为辽金的南京，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历史。宋与辽金争夺的失败，为唐宋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捩点。唐朝之后，中华民族的形成出现两个新线索，一是汉族建立的两宋、明朝在文化传统上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而蒙古族、满族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以汉族创造的文化传统融合各民族，建立真正统辖中华民族的大帝国。这两条主线首先在辽金南京幽州得到交汇，是中国历史大格局定型的新起点，而元明清的北京得以向全国辐射，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格局和文化传统。就宋史研究而言，不论是从思想世界还是历史世界都有诸多与之相关非常有意义的选题。

中国化佛教（汉传佛教）与辽西夏金民族融合研究。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遂开启中国化的道路，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辽西夏金时期，已完成中国化，自此佛教已构成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往多从儒家政治文化的角度梳理辽西夏金的民族融合，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从辽西夏金中国化佛教的角度则重视不够。其实，在辽西夏金时期不论是从民众的信仰还是从统治者的推崇而言，中国化佛教在辽西夏金思想文化、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儒家的政治文化。现在多是从分立政权的角度各自开展研究，如果把三个政权的中国化佛教打通研究，无疑对于辽西夏金时期民族融合的研究和认识会有莫大益处。打通首先可从辽西夏金雕印、翻译、增补、传布《开宝大藏经》的比较入手，即对《辽金官民刊刻大藏经》（《契丹藏》《金版大藏经》《赵城金藏》）《西夏文大藏经》（西夏刊刻大藏经与西夏文翻译大藏经）的比较，结合佛教政策、民众信仰、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及其与儒道合流等比较其异同，这无疑对研究宋辽西夏金佛教史、政治文化史、思想文化史和10-13世纪中华民族融合都是很重要的选题。

问题九：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45年历程。您长期任职于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现又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是中国宋史研究会成长的见证人。对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想法和规划？

——你说的很对，我从1987年第一次参加第四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即被导师漆侠先生任命为会议秘书组组长，1994年任副秘长主持编辑《宋史研究通讯》，1996年任秘书长，2000年任副会长，2003年任法人代表，其后又陆续担任四届副会长，2022年当选会长。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参加了每一届年会，可以说是中国宋史研究会成长壮大的重要见证者之一。去年八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会在兰州西北师大召开，会议期间我提议今后研究会做的几项工作：其一，要大力支持在开封、杭州每年一届的“两宋论坛”，在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各增设一名副秘书长，承担中国宋史研究会与“两宋论坛”的协调工作。其二，积极支持北京大学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的评奖活动。其三，支持河南大学“西园研史”唐宋史青年论坛（讲习班）、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讲习班，支持河南大学“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江西宋史研究会和岭南宋史研究会积极开展活动，希望理事踊跃参加。其四，加强《宋史研究通讯》栏目建设，发挥《宋史研究通讯》的引导作用。其五，年会论文集的编辑要规范化，参考第一届选编论文的成例。其六，鼓励诸位理事协调支持所在当地的宋代历史文化活动，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主办小型学术研讨会；同时加强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的联系，促进两岸三地的宋史交流。其七，加强与国际宋史学界的联系。现今国际宋史学界出现一个新动向，即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定居海外的中青年宋辽夏金史学者已渐次成为所在洲所在国的主流力量。如何开展、引导中国与国际宋史研究议题、方法将成为今后中国宋史研究会主要的议事日程之一。

提问：刘 江

审定：张安民

责编：曹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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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