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节选自《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 1860～1937》，是朱浤源撰写的历史研究专著，1995年1月由台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该书主要聚焦1860年至1937年间广西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圉于年代等原因，文中一些观点论述有待商榷，
编者按：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 1860～1937》，是朱浤源撰写的历史研究专著，1995年1月由台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该书主要聚焦1860年至1937年间广西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圉于年代等原因，文中一些观点论述有待商榷，但总体内容论述有可学习的意义。
我们把他——一个敌对政权的文章贴出来，也是为了戳破“苏联制造壮族”的这类低劣谎言。后续我们还会不断更新、连载、分享这类“非49年以后大陆出版”的壮族研究著作。
作者：朱浤源，出生于1950年6月28日，台南县新市乡（今台南市新市区）人，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学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和博士，指导教授有连战、孙广德、许介鳞。此外，他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民党员，曾任国民大会代表。
全文如下：
（原书标题：第一节 移垦社会的形成）
数千年的广西社会史，源远流长，罄竹难书，本节祇能找出几个重点，以最扼要的方式来叙述。
一、民族大迁移
广西最早的住民，其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和麒麟山人，继之有瓯骆。（2）后来为大越族。大越族是马来族的前身，原住江、浙、闽沿海一带，后渐南迁，而为今日苗人、瑶人、壮人、蜑人等的祖先，居住在东南半岛以及云南、贵州、广西一带。（3）
壮人古称“僮”、“獞”，亦称“僮牯族”。学者指出，这个民族，原自五千余年前风姓的燧人氏，和四千九百余年以前风姓的伏羲氏。其原来的族名为“苍牙”，后来嬗变为“苍梧”。尧舜时，他们早已向西南扩展，立足两广。后来再由苍梧族，嬗变而为牂牁僚族，再由牂牁“僚”，嬗变而成僮牯“佬”。（4）
苗族起源于姜姓的神农氏。蚩尤本是苗族英伟的君主，但遭黄帝击败，从江淮以南再往南迁，自此一蹶不振。后来又被加上蛮字，混迹中国西南山区。（5）瑶族得名于春秋时吴国的摇城和越国的摇王。瑶族，古称“猺”、“徭”、“徭”，或作“繇”字。原居闽、浙一带。后亦逐渐向西南山区移动。（6）蜑族亦然。蜑族亦称“蛋”族，古代散布在长江上中游，（7）即自四川、云南交界，经越南而至两广，再沿南海，延伸至闽浙，恰好形成一个弧形。（8）苗、瑶、蜑三族，语言较为接近，而与壮、僚语不同。
胡耐安的研究发现，亦与徐氏相近。胡指出壮族出自僰（音Pe 或Puh）掸（晋Shan或Thai）语系，（9）与东南亚一带，特别是泰国的语系极接近。苗、瑶等为另一族系。（10）这几个大族逐渐移入，在秦汉时已成为广西的主要居民，而汉族就在这个时候移入，使种族间的大混血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种族间的混血，应从瑶、壮的连称开始，或许是因为僰掸语系的民族大半移往东南亚，也因为广西等地为多种民族交界混居之处，使得留在湘、粤、桂等地的壮人，较多机会与外来种族混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广西虽会有过多次变乱，特别是在宋、明两代，但其妥协性似乎较高，不像苗族与瑶族，常以整体民族的力量与汉族相抗。使得世居广西数千年，且人数远在满、蒙、回、藏、苗、瑶诸族之上的壮族，较少在中国历史上兴风作浪。（11）壮族的含蓄，使种族的混合速度加快。无怪乎史书常以“徭僮”连称，或者统称为“苗”，（12）鲜少以壮（僮）称之。而移入的汉人，也因此较乐于接受壮人，汉、壮的彼此同化，就比其他种族之间的同化还要来得顺利。（13）
就在汉、壮两族进行同化的时节，汉族之内又有几个支系先后进入广西。时至今日，广西最大的语系，总共分为四支：一为桂林语系，又称“官话”语系，自两湖传入；二为粤语系，又称“白话”或广州语系，自广州府和肇庆府传入；三为壮语系，或称泰语系，与泰国和寮国的语言相近；四为客家语系，又称山语系。这四大族系代表广西人的四大支。其中三支来自汉族。这三支之中，桂林语族传入最早，再次为粤语族。客家人来得最晚。客家人由于来得晚，所有平原，或接近河流的肥沃土地，已为先来的汉人以及汉化的壮人所占，只好转向荒山野岭，开拓营生。（14）
汉、壮、瑶、苗、蜑族之外，另有俍、侗、伶、京、彝、水、毛难、儸、仡佬等等。这些族参杂在壮、瑶、苗、蜑之间山区，在汉人大量移入广西的两千年中，与其他主要土著一样，吸取若干汉文明的果实。其吸收程度高者，渐被同化；不愿被同化者，只好孤守山林。还有回族，从汉唐开始，也有部分迁入广西，后来逐渐与当地人融合。（15）而汉族相对的也吸收了各种土著文明的特点，使广西的汉文化，不论语言、宗教、风俗与习惯，均充满土著色彩。
因此，在汉、壮两大族系相互融合同化的两千年之中，另有二十种左右的其他种族，也曾在广西落脚，并与汉、壮两族，产生程度不同的混合与互动。使得广西在文化、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成为多种族多彩混杂的地区。
二、壮化与汉化
秦代开凿灵渠（图一＼一、二、三、四），使接连长江流域的湘江，与接连粤江流域的漓江相衔接，汉人带着较高度的文明进入广西，即与广西土著之间，产生密切的互动关系。在长达两千年的纷扰与融合中，土著的壮化和汉化，以及汉人的本土化，三种运作都在进行着。由于以汉族为中心，汉人所留下有关壮族的资料极为有限。至于汉人本土化的资料，也不多见。汉人的史书所记载的，且带有浓厚种族优越感：以土著为夷、为蛮、为兽，因此创造了“徸”、“猺”、“猓猡”、“狪”、“狼”等名称。但若抛开这一类具有高度鄙夷意味的字眼，仍能在众多的汉人史料中，寻得当年土著汉化以及汉人土著化的一鳞半爪。（16）壮化在先，汉化随之，紧接着彼此互动，最后终于相互融合，而成为所谓的“土著化”或“本土化”。
汉化始自秦朝。秦始皇三十三年（纪元前214年）开南越，设立桂林、象、南海三郡。（17）南海郡治番禺，即今之广州。至于桂林、象郡，其治地以及势力范围虽不甚清楚，但桂林郡大体应括及红水河、柳江、黔江、郁江、浔江、贺江诸流域，及今广东肇庆至茂名一带。桂林位居桂东北，方便汉族的统治。自此以后，汉人政治势力进入岭南地区，广西成为中国的一部分。（18）
汉武帝元鼎六年（纪元前111年）减南越，设置南海、苍梧（治梧州）、郁林（治布山）、合浦（治合浦）、交趾（治河内）、九真（治清化）、日南（治广治）、珠崖（治琼山）、儋耳（治儋县）九郡，区域较始皇略大，编制更为细致复杂，统领五十五县。（19）其中在今广西境内者共有二十二个县，（20）显见汉族势力进一步伸张。汉人农耕的工具与方式-铁犁牛耕--此时传入郁林、苍梧、合浦三郡，并由官方教民耕稼。汉人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输入广西。
三国、两晋与南北朝，整个中国进入民族大混血时期：北人南下，“胡汉混淆不可复”。（21）汉人亦被迫南移，与南方土著通婚。这期间，广西的州郡更置频繁。到了南朝的宋、齐，广西境内已增为十二郡。及梁、陈时期，州郡更置越形复杂。（22）隋在广西设有贺、藤、封（梧州）、尹（贵县）、象、简（横县）、安（钦州）、禄（合浦）等州。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再改州为郡，设郁林、始安、苍梧、永平、桂平、晋兴等郡，后又更改，其政制不稳的程度，甚至高过南朝。
唐朝国力再兴，在今广西境内，设郡、州、县三级。共八郡、（23）三十八州、二七八县。（24）同时上设岭南道统领。此外，更对当地土著实行羁縻政策，使各族首领世袭羁縻州的官吏。在桂西、桂北的土著聚居区，设有思恩、思同、左、思城、万承、万形、思明、思陵、石西、西原等二十一个羁縻州。以与当地土著妥协，同时互相尊重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但仍遭遇邕州一带部族的反抗，唐末（公元862年）不得不将岭南道再分为二：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25）
从秦朝到唐末，可以说是广西汉化的上一阶段。在这段时期，除了州郡制度更置纷如之外，汉人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多所更动。由布山（今玉林）、到梧州、到合浦、桂林，最后到达邕宁，亦即由南部移向东北，再移到西南。之所以移动，恐与汉人移居地点的改变有关。这段时间移入广西者，以湖南、江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为主；居住区域，以湘江上游的桂东北为主，西江进入广西的门户梧州次之，西南部的邕宁一带更次之。（26）东南的富川县即汉族南来的门户，开化甚早，唐玄宗开元年间（八世纪初）即有中进士者。（27）
在同一阶段，更有许多种族自中南半岛移来。先秦时期，广西为百越的一部分，人种十分复杂。战国至两汉期间，瓯骆人在左江沿岸地区的79个崖壁上，绘上280组的壁画，（28）显示其为该地的土著民族。但不骨被称为“僮”。
“僮”的族称，最早见于南宋时期。（29）僮名的出现，是由当地的僚、土、俍、侬等土著所改称，是广西一带各地的各种不同名称趋向统一的表现。到了明代，此一族称已扩大使用到桂林、龙胜、柳州、雒容、平乐、荔浦、平南、藤县、阳朔、苍梧、贺县、容县、怀集、北流等三十多个县的范围。（30）及至清代，“已遍及广西境内”。就是邻境的贵州、湖南、广东等，也使用这个族称。（31）似乎从南宋开始，当地的土著已被广泛视为一个民族。在汉人的史书中，时常以“僮”、“獞”称号出现。而汉人对桂用兵较频仍，亦始于宋。特别是狄青出征。也因为这样，广西土著的少数民族似乎从宋朝开始，因外力入侵，必须团结，被迫逐渐统一合并，意外地形成“壮化”的现象。
广西的汉化，自宋代进入另一阶段；以“广西”作为行政区域，即始于宋代。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并将岭南东、西路，定名为广南东、西路。今之广东、广西，为当年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的简称。而“广”字则来自苍梧的古称“广信”。（32）广南西路治桂州临桂县。宋狄青征桂，带来大批汉人，遍布桂西北、桂西以及桂西南。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自山东。至于桂东北、桂东以及桂东南，多有汉民，移自湘、赣、闽、粤、豫、鄂、川等地。从广西通志馆调查各地的报告，当时只有桂北、桂中尚少汉人足迹。（33）对于当地土著，宋朝一仍唐制，继续羁縻政策，广泛设置土知州、土知县，废弃所置诸郡县，（34）任用当地民族的首领，并由所在的府、州、或军加以节制。总计广南西路的羁縻州、县、峒数，高达七十一处。
明朝对桂用兵最频，而汉民的移入亦胜前代。宋朝来桂汉民，多系山东从戎士兵；明朝征伐更多，移民更多，但泰半来自邻省，湘、赣、粤、闽来者均众，而以粤省为最多。其他各省，如浙、鄂、川、滇、黔、豫、鲁，亦有来人。而省内的迁徒也较往者活络，如百色居民移住武鸣，（35）南丹居民移住来宾，（36）东兰居民移住罗城、融县、百寿一带；（37）汉人迁徙者更众，如修仁县，除有大量汉人于明末从广东迁入外，来自省内各县者，亦有二十一姓，其中大部分来自桂林与平南。（38）忻城则为另一种范例。世袭忻城土官达453年之久的莫氏土司，（39）据悉于元朝自江南大仓州移至广西，原在邻近的宜山落籍。后因功由知县赏给“千户”的职位。明弘治年间，莫保以千户身分奉檄，到忻城协剿有功，当上忻城协理知县，后来成为土司，世袭了23代，成为当地一个大家族。（40）
宋到清末的九百五十年间，汉人不以邕宁，仍以位在东北的桂林，作为广西首府。这种作法代表了若干意义：第一，以最靠近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桂林，而不以离中央较远的邕宁为首府，显见中央能在政治与军事上有效控制广西；第二，以汉人较密集的桂林而不以土著较密集的邕宁为首府，代表汉化较土著化更受重视；第三，汉化优于土著化的政策又持续进行达一千年之久。在这个时期之中，土著地位一再降低，原先独霸桂地的壮族、瑶族，经过宋、明两朝多次征伐，（41）不是汉化，就是遁入山林。汉化优势，从明朝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更加明显。唐宋以来的羁縻政策，明以后逐渐放弃。唐宋开始施行的土司、土官制度，至明代达到显峰，也从明代开始转向式微。改土归流制度，正透露汉长土消的信息。
汉长土消的现象，不只从地方制度的变革可以看出来，而且也可以从官方登记的户口数上，找出更明确的轨迹。
三、人口膨胀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广西的人口在西汉末年（公元2年）约有二十四万人，东汉后期（公元140年）则有九十多万人。等进入魏晋南北朝，战乱极多，人口大量散失，到了南朝（公元464年）降到十多万人。盛唐时期，广西人口才突破百万。但贞观以后，安禄山倡乱，广西人口再降，唐末只有三十多万人。宋朝开始，广西人丁滋生。自北宋至南宋，前后不到四百年的时间，再创历史的新高点，突破了两百万人。（参见附表一，“广西历代户口升降全表”。）
元、明两朝情况似又逆转。广西人口一直低于两百万。但广西土着的反对力量似乎较前升高，(42)壮、瑶之“乱”频传，王阳明的出征，（43）韩雍等的征服大藤峡“僮乱”、（44）俞大猷的平定“古田僮乱”、（45）殷正茂的弭平府江、右江一带的“似僮之乱”，(46)在在显示中央与地方以及汉人与土著之间的冲突不绝如缕。(47)而多次征伐无效，也使明朝了解，对待土著，仍以绥靖和缓为上。王阳明出征，以抚为主，其用意即在此。不过，在抚的政策背后，汉化依然持续。因此，虽然在政府统治地区的人口数，并未超出三百年前，（48）但是有明已开始实行新的统治政策：以汉宫渐次取代土司土官。（49）
清朝统治广西，人口成长显著。清初为数不及百万，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而有惊人的发展：在康熙末年（1685）有一百七十万人口，乾隆初年已突破三百万。（50）六十年内竟能加倍成长！所以如此，原因必多。生育率骤然提高的可能性不大，或许因为大量移民，或户口统计方式改变，或者当地土著大量受编等等，也未可知。(51)人口急剧成长的现象，乾隆以后仍持续达一百年。百年之间（1749～1850）广西人口，再从三百多万跳升到八百二十多万。
明代以前广西人口数字几近停滞，有清人口大量成长，二者差别实大。可见两朝的桂事，其性质完全不同。（52）在明朝（及明以前），汉人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屡兴，中央对桂时常用兵。汉人移民，为的是屯田，（53）军事性高于经济性。所移汉人，除与用兵有关者外，应以贬谪流放为主。
原来在明朝，原住民的数量仍居多数，如三江县，明洪武初年（1380年代），“苗滀侗僮占多数，余为『三甲民』，即今之汉人。时有七苗三汉之称”。（54）嘉靖二十六年（1547），其县治-老堡的厢民只有二百余家，环治而居者，都是瑶人。（55）“读史方舆纪要”亦称：“昔人言广西之境，大约俍人半之，瑶、僮三之，民居二之。”（56）在这样的人口结构之中，地方冲突多生在居统治地位但人数较少的汉人，与居被治者角色但人数众多的原住民之间。明朝一代，广西省即有一百八十余次叛乱事件，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57）
清朝大量移民徙边（58）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原住民很快降为少数。其中大批与汉人杂居同化，少数退返山林，与汉文化隔绝。自此以后，地方上的社会问题，主要的就发生在汉人与汉人之间。因此清代地方动乱的根源，较少生在壮、瑶、苗等族，而在由汉人领导的大批土寇与土贼。（59）地方上因人口结构在比率方面变动，而产生治安重点的变动，可谓各地皆然。西南重镇的邕宁就是例子。嘉庆十五年（1810），县民沈惠平、苏义兴等，以添弟会倡乱。（60）
一旦人口的种族比重改变，整个社会的性质也有了重大的改变。从这一点看来，则秦汉以来，汉人移入广西，应以清朝这个阶段为最成功。（61）广西的“汉化”，因汉人涌入而强过“壮化”，使原居大多数的壮族退居第二位。加上宋、明两朝的深度征伐与羁縻，在政策与政治制度上稳扎基础，壮族文化已无法在河谷平原立足。到了清末，“僮族”几已不复为中国人所注意，虽然其人口显然高过蒙古、满州、西藏、回族、苗族和瑶族。相对于中国版图内的其他周边省区，广西土著的汉化应算相当成功。
1800年前后的广西，人口为七百四十多万人，在十八省中排名十六；人口密度为34人，在十八省中排名十五。（62）这个时候桂林与柳州两府为当时广西最繁荣的地方。郁林一地亦不恶。其次为平乐、梧州、浔州与南宁。人口的密度则以东半部为多，西半部明显较少。
桂林所以仍为中心，主因中央政府控制方便。惟在西力进入桂省的同一时期，南宁逐渐取代桂林，而梧州的重要性也重新回复。南宁与桂林地位的升与降，以及梧州的再兴，涉及粤西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大转变。（63）
嘉庆初叶汉人在桂省人口中所占比率，以及与原住民在地方的分布情形，无法明确得知。不过，仍能肯定广西的每个府（州）均有土著存在。土著种类最少者，为平乐府，其次为太平府、镇安府、郁林直隶州，再次为桂林府。平乐府、桂林府，以及郁林直隶州汉人群居较密，原住民或者同化，或者被迫向山区迁移，而与原来住在山区的其他种族的原住民相混杂；太平与镇安府原住民的族类较单纯，或因距离汉人较远，所受民族迁移的压迫较轻。这一点，可从各府之内设县的情形看出来，到1800年，桂林府已设有十个县，府内全境尽入汉人有效统治范围。郁林直隶州更然。它在1800年以前已全部设县。太平、镇安两府不同：太平府境内今天已设十三县，在当年只有六县；镇安府境今天有八县，当年则仅设两县，而且多系清初新设。政治制度常尾随社会需求，应运而生。而汉化的制度，自随汉人的需求而来。县设得少的区域，表示实际上仍较无需要。
四、民风混杂
从种族分布来看，1800年壮人所据地区，几与汉人所据区域相当，人口均较稠密；苗人为数更少，居处又较分散，但多数在桂省北部；瑶人住处与壮族所在的位置相当，但分布更广；琅人多在西南，以镇安与太平两府为主。其他土著为数再更少些，分布在西南、西部、西北的边界。
在这么一个汉人与土著杂处的省份里，其风俗与宗教又是如何？从当年汉官的标准看来，风俗方面：桂林一带，“风气清淑，习俗醇古，俗尚质朴，不事浮靡”；柳州方面，“风气与中州不少异，人少斗强，喜嬉乐”；平乐地区“风气声习，视沅湘犹伯仲”；而郁林的住民也“知学务耕，民俗俭朴”，言下之意似与中土习俗相差不远。这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余各府则多保留原来习气：庆远府“人风犷戾，常持兵甲，礼异俗殊”；太平一带，“椎髻蛮音，衣冠不正，饮食亦殊”；镇安地区，“性情梗执，情义乖疏”；而泗城地方，“民居架木为巢，或结茨山顶，依傍岩穴”，与中原文化的距离较远。（64）
宗教方面，则“笃信阴阳，尚巫卜”（桂林府）、“疾病惟事巫觋”（思恩府）、“俗尚鸡卜，轻医药，重鬼神”（南宁府）、“病鲜求医，事事巫觋”（太平府）。整个说来，笃信鬼神、轻视医药、特重“鸡卜”，（65）是桂省宗教上的特色。巫教可以说是桂省宗教的主流，（66）居民迷信鬼神的程度十分之高。鬼神是他们精神生活重要的部分，被认为可以治病。（67）
就风俗与宗教来看，即使汉人与土著已有将近两千年的接触，社会风尚的改变依然相当缓慢，各个地区土著的特色仍然保留着。似乎，从官书亦能看出，汉文化的影响，在某些区域比较明显，在某些地区，原住民的生活礼俗与宗教信仰，也对汉人产生影响。
前已言及，广西社会自清朝统治以来，已进入快速变化的阶段。由于改朝换代，更由于南明抗清的势力进入广西，前后十年；（68）再加上吴三桂反满，广西也受波及，这两大政争运动，使广西一入满清统治，即成为交战之地达四十年之久，广西人民因此接受了较多的反满情绪，反满的社会组织也积极地成立起来。使得清初的广西，成为统治当局特别留意的地区之一。（69）
康熙初年，当局有计划地开始移民广西。如梧州，在1664年夏秋间的半年中，即有数千移民自粤涌入。并由知府查给钱米，随地安插，岁时并予账邮。（70）移民中，如愿往其他地区，亦由官方量给路费。治安稳定，官府又予资助，进一步带来大量移民。雍正二年（1724），广西提督韩良辅，鉴于广西土旷人稀，外来人口日益增加，而地方资源未得开垦，日久将滋生问题，也具摺奏请招徕垦荒辟地，以尽地力。韩氏之奏奉准，外省贫民遂成群结队进入广西，并且依靠同乡，聚集成村。不过，移民容易抚民难，由于流入人口多属贫民、饥民，品类不齐，自然较易滋生纠纷，带来许多问题。雍正七年（1729）广西的情况已不乐观，学政卫昌续奏称：（71）
粤西民情大抵嗜利而无耻，寻仇而轻生，健讼而喜妄作。一切奸淫偷盗忿争劫杀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顾。
卫氏更指出，领导此种恶行的，竟然是各地的绅士。他接着说：（72）其畏官也，不如畏绅士。……彼见奸淫偷盗……之事，绅士一一为之，无怪其渐染成风，寖以恶薄也。且愚民无事之日，畏强横之势力，甘听指挥。奸民有事之时，又仗绅士之神通，曲加党庇。其积害不可胜言。
于是乎民风渐变，社会问题的性质亦变。早期纠纷多来自汉人与原住民间的对抗，清以后变成汉人中部分不肖之徒煽惑移入之贫民以及文化程度较低的原住民，来对抗官府或当地富豪。壮、汉之间的隔膜，已不若汉人自己内部的冲突严重。诚如史官所书，壮人虽然生性顽悍，但“颇听约束”，而且更重要的是“颇畏法”、“凶年亦不为患”（73），更具体证明问题不在他族，而在汉族本身。最大的壮族如此，其他种族亦然，在土司或部落酋长约束下，较少犯法之事。广西社会的乱源，此后即不再以原住民为主角。明末永历王流亡桂地，即见土贼、土寇群出。他们不但领导汉民，也招诱瑶壮为兵，自称“义师”，实则“纷出劫掠，民不聊生”。（74）使得“反清”的活动，不只与“复明”结合，亦与汉族土霸鱼肉百姓不可分。
【注释部分】
（1）在冲击到来之前，西人亦骨进入广西。永历王朝退据广西时，其太后、皇后、王子均领洗于天主教士瞿纱微（André Xavier Koffler）。西教士在1650年代即有多人出入广西。参考：黄玉斋，“明永历帝皇太后致罗马教皇诏书”，台湾文献，20：1，民58年3月，页12-14。
（2）李炳东、弋德华，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页20。
（3）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统，香港，平安书店，1959年，页2。
（4）同上。
（5）同上，页3,73-75。
（6）同上，页75。
（7）同上，页99-107。徐氏在页100-101详列晋书、隋书、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赤雅、炎徼纪闻、岭南杂记、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关于蛋人濒海南居的记载。
（8）侯雅云，“梧州的蛋民”，梧州文史资料选辑，辑13,1988年6月，页45。
（9）胡耐安，中国民族志，台北，商务，民国63年，修订初版，第九章。
（10）同上，第八章。
（11）事实上，壮人多有拔尖人才，且会在广西等地有过杰出贡献。与汉族对抗，以明代最烈，宋代次之，清代更次之。
（12）广义的苗族，包括了苗、瑶、壮、黎……等族。详见：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民国25年，翻译初版，页19。
（13）陈寿民，“广西民族的分布与语言的分析”，广西文献，期16，民国71年4月，页32。
（14）同上，页32-36。（15）参见：柳林风，“海镜强先生传”，广西文献，期30，民国74年12月，页19。
（16）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学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搜证考察与研究的工夫。数年来出版许多研究成果。其考古学方面亦成绩斐然。挖掘之古物，多藏于区博物馆中。
（17）史记，秦始皇本纪。
（18）李炳东、弋德华，同前，页4。
（19）汉书，卷28下。
（20）李炳东、弋德华，同前，页5。
（21）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民59，台三版，册中，页83。
（22）南朝分地方政权为州、郡、县三种，但统属关系并不清楚。
（23）谢启昆，广西通志，嘉庆6年（同治4年补刊），台北，文海，民国55年，总页231-240。这八郡以嘉庆朝的广西疆界所领部分计算。
（24）以今日广西自治区所辖者计算。转引自李炳东、弋德华，前书，页7。
（25）新唐书，卷19上，“懿宗纪”；另参见资治通鉴，唐纪，懿宗咸通三年五月之敕文。
（26）刘介编纂，“氏族口：各县市氏族”，广西通志馆编印，广西通志稿，民38年6月，卷16。（以下简称：广西通志稿，“氏族（二”。）
（27）同上，页17。
（28）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编，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页21-22；138。
（29）同上，页153。
（30）同上。
（31）范宏贵、唐兆民，“壮族族称的缘起和演变”，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转引自：同上。
（32）详见顾炎武，日知录；江藩炳，烛室文集，转引自李炳东、弋德华，前书，页9。
（33）广西通志稿，“氏族（二）”。
（34）陈耀祖，土司制度之研究，政大政研所，民国53年硕士论文，页16。
（35）广西通志稿，“氏族に＝）”，页62。
（36）同上，页34。
（37）同上，页30-32。
（38）同上，页22。
（39）覃桂清，广西忻城土司史话，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页3。
（40）同上，页3-9。
（41）明应椟修、刘尧诲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明万历九年广东布政司刊本，台北，学生书局，民国59年景印。
（42）遍阅梧州府志（同治12年）卷24之“纪事志”，页1-26，可以看到汉壮、汉瑶间的冲突不绝。
（43）李振英，“王阳明与广西”，广西文献，期15，民国71年1月，页3-4。
（44）苍梧总督军门志，卷28。
（45）李振英，“俞大猷平定古田僮乱”，广西文献，期16，民国71年4月，页4。
（46）李振英，“弭平府右江徭僮之乱设置昭平县治”，广西文献，期25，民国73年7月，页3-4。
（47）明永乐17年，广西象州巡检建议收“獞兵”二百者为兵，帝不许。（象州志，同治9年，下，纪故，页15）。
（48）弘治4年（1491）的户数，为洪武26年（1393）的2.18倍，人口数为1.13倍，此时户口数确较明初为高。但从弘治15年（1502）开始，户口数即大量流失，因此，整个来说，明朝的人口平均数，并未高过宋末及元明之交。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206-207。
（49）王守仁，“议处思恩田州事宜”、“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等文，苍梧总督军门志，卷24，页15-31。
（50）参见附表一：乾隆14年已有三百八十万人。
（51）这三种之中，以大量移民的可能性最高。
（52）朱浤源，“小政府治大社会：明清之际广西的个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民国77年8月。
（53）参见附表一。
（54）三江县志，卷7，“大事记”，页1。
（55）同上。
（56）转引自：李炳东、弋德华，同前书，页21。
(57)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gue in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23.
（58）如康熙三年5月至10月间，单是梧州一地，即涌入广束徙民数千人。（梧州府志，卷24，“杂记（上）”，页31）。
（59）梧州府志，同上，页32-37。但非全然无之。天地会政权之一的延陵王国，即吴凌云所创。吴是广西壮族的附学生。刘永福即系吴的部下。详见：吴映华，黑旗军与中法越南之争执，台湾师大历史所硕士论文，民72，页50。
（60）邕宁县志（民国26年），兵事志，页106。
（61）清朝大刀阔斧地用移民徙边之法，将政治力量自广西中部延伸到西南及西部边区。请参考：朱浤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广西省，1860-1937”，国科会研究报告，民国76年，第一章，附图三：“一八0O年以前广西省设县情形”。
（62）关于人口统计，由于资料残缺不全，而且统计的可信度也不相同，使用起来要十分小心，必要时随时加以考证。
（63）庄吉发，“清代社会经济变迁与秘密会党的发展：台湾、广西、云贵地区的比较研究”，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民国75年8月，上册，页343-351。
（64）李绍昉、蒋立镛，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九广西，台北，商务，民55，各府（州）“俗”之部。
（65）另请参见：庞新民，两广獢山调查记，页99-100。
（66）另请参见：胡耐安，中华民族志，页273。
（67）另请参见：壮族简史，页122-6。
（68）朱浤源，“小政府治大社会”，同前（注（52）），页332。（69）庄吉发，同前，页352。庄氏根据宫中档、军机处档与清实录，指出（页355）：
嘉庆中叶12年（1807）以降，广西会党开始被官方查获，平乐绵、上林县……等地先后查获天地会多起，融县……等查获添弟会，南宁府查获良民会，恭域县查获忠义会。……道光年间……广西除老人会外，桂平县创立拜上帝会，平乐县等查获天地会，全州查获棒棒会、靶子会，太平府、龙州查获三合会。……咸丰年间，广西天地会及三合会十分活跃。同光年间，广西、云贵除查获三合会、三点会外，主要为哥老会，广西永安卅，与安县、全州查获哥老会，……·
（70）梧州府志（同治12年），卷24，“杂记”，页31。
（71）谢启昆，广西通志，台北，文海，卷1，训典1，页27，总页144·
（72）同上，卷1，训典1，页28，总页145。
（73）同上。
（74）梧州府志（同治12年），卷24，页28-38。
来源：思恩府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