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说：“如果一个人的大脑里没有一个概念的话，就不可能理解相关事物，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中空缺某个概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就倾向于不去思考相关现象。”
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说：“如果一个人的大脑里没有一个概念的话，就不可能理解相关事物，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中空缺某个概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就倾向于不去思考相关现象。”
可见，人类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概念，来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的。
然而，人类的语言就像用脏抹布擦桌子。任何一个名词，一个定义，在使用过程中都会遇到杂质越来越多，意义越来越含混不清的难题。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思想家哈耶克甚至认为，这是人类价值观撕裂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语言是行动的指南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天赋，它不仅能让区分不同的物体，而且能使我们根据自己的期待和需求，对不同标记的无限多样性的组合进行分类。
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所有用法都含有许多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解释或推理。正如哥德所承认的，我们以为是事实的，其实已经是理论——我们对自己环境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对它们的解释。
于是，在对我们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便出现了各种困难。
例如，许多普遍认可的信念，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常识，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这些巨大的谬误，就隐含在表达它们的用词或语句中，它们在传播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成为了许多人明确的信念。
这样的语句，不仅不传播智慧，反而在播撒极端、反智和愚昧。
▍语言腐败，永远不可能被根除
我们给一个东西、或者一组现象起个名字。这个就是名词了呗。我们发明了不计其数的名词，不过是为了降低沟通成本。但是，每当我们发明了一个名词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名与实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有两层，一个是孔子说的“言不尽义”，就是我使用一个名词的时候，并不能一点儿都不走样地表达我内心的意思。
另一层的矛盾就是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我们给一个东西或一组现象起了名字之后，这个东西在变，这一组现象在变。那么，这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变。
也就是说，由于一套特定的词汇本身的局限性及它所具有的含义，要拿它来解释与它历来习惯于解释的东西有所不同的事物，也是很困难的。
不仅用原有词汇解释甚至描述新事物是困难的，而且要想把语言以某种特定方式做过分类的东西再进行分类也不那么容易——特别当这种方式是建立在感官的内在特性之上时。
鉴于这些困难，“语言腐败”就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的词汇以及附着于其中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也就说，人类的语言就像用脏抹布擦桌子，永远都达不到所谓的“语言清廉”。
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相互作用仍然有着深刻影响的传统词汇，还有那些根植于这套词汇中的理论和解释，在许多方面一直是非常原始的。其中有许多是遥远的年代形成的，那时我们的头脑对我们感官所传达的东西，有着十分不同的解释。
所以，当我们学会了许多我们通过语言而知道的东西时，每个词的含义会使我们误入迷途：当我们尽力要表达我们对某一现象的新的和更好的理解时，我们继续使用着含有过时含义的词汇。
▍智慧常常隐藏在字里行间，谬误也是如此
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及物动词使无生命物体似乎具有某种思维能力。天真或无知的头脑，当它感觉到运动时，总是以为有生命存在，同样，当它以为存在着某种目的时，也总是设想存在着思维或精神活动。
以下事实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进化似乎在每一个人类思维的早期发展中重复一次。
皮亚杰在《儿童对世界的认识》一书中写到：“儿童最初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目的。”只是在第二个阶段，头脑才开始对事物的目的本身（泛灵论）和造物者的目的（造物论）加以区分。
泛灵论的含义附着在许多基本的词语之中，尤其附着在那些表示产生秩序的现象的词语之中。不仅‘事实’本身，而且‘造成’、‘迫使’、“赋予’、‘选择’以及“组织这些在描述非人格过程时必不可少的词语，仍然使许多人联想到人的行为。
“秩序”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在达尔文之前，它几乎被普遍用来暗指存在着一个行动的人。在上个世纪初，甚至像边沁那样有名望的思想家，也主张“秩序以一定的目的为前提。”
可以这样说，直到19世纪70年代，在对竞争中决定的市场价格的引导作用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之前，甚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没有完全摆脱泛灵论的影响。
甚至今天，除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的科学研究之外，人类事务的研究仍然被一套主要源于泛灵论思想的词汇控制着。
最重要的例子来自那些乌托邦主义者。这一思潮，对许多词汇的含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所有秩序都需要经过人为的设计，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秩序也能够由某些更高明的头脑加以改善。
从这一点上讲，在埃文斯-普瑞查德《原始宗教理论》一书中初步阐述过的权威人物发明各种泛灵论的过程中，乌托邦主义者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乌托邦主义者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持续影响在史学和人类学的描述性研究中也十分明显。布罗代尔就曾问道：“我们中的哪个不曾讲到过生产方式、劳动力、相对贫困、实践、异化、基础结构、上层建筑.....”
乌托邦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见一斑。
对乌托邦的狂热，成为二十世纪的梦魇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谈话的基础并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对所讲事实的后果或起因的解释或推理。
我们也尤其应当把一件事归因于马克思，即“社会”代替了马克思实际谈论的国家或强制组织。这是一种迂回的说法，它使我们认为可以用比强制更为温文尔雅的手段去支配个人的行为。
当然，作为本书主题一直在谈论的自发形成的扩展秩序，几乎不可能像“作用于”或“对待”一个民族或一国人口那样，“作用于”或“对待”具体的个人。
此外，“国家”或更为正确的“政府”一词，在黑格尔之前一直是普通的（或较为明确的）英语词，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也直白而明确地包含权力的概念，而模糊的“社会”一词，却使他能够暗示社会的统治将确保某种自由。
所以，正像智慧常常隐藏在字里行间，谬误也是如此。那些我们如今知道其错误的天真解释，以及那些常常不被赏识，但产生了极大作用的建议，通过我们使用的语言流传下来并影响着我们的决定。
与我们的讨论尤其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即我们在谈到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不同方面时所采用的许多词，都带有早期社会的误导性含义。
实际上，包含在我们语言中的许多词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人们习惯于使用它们，就会得出一些对间题的冷静思考不可能得出的结论，即与科学论证相矛盾的结论。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写这本书时，我给自己下了一个自我否定的指令，决不用“社会”或“社会的”这样的词（尽管它们难免会不时出现在一些著作的标题和我所引用的别人的言论中，并且我有时也会让“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这类说法继续存在)。
尽管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用这些词，但是在这一章里，我希望通过讨论这些词以及其他有类似功能的词，来揭露隐藏在我们语言中的毒素，特别是隐藏在涉及人类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制度和结构的语言中的毒素。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