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朝古都南京一向被认为是卧虎藏龙之地，又曾是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国民党败逃前，留下了隶属于多个特务机构的为数惊人的潜伏敌特组织，还有众多畏罪逃窜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军警宪特、还乡团、流氓恶霸以及江洋大盗等刑事犯罪分子。经过历年来的深挖严惩，南京的治安形势虽然已

1951年8月的南京，已经解放两年有余。

六朝古都南京一向被认为是卧虎藏龙之地，又曾是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国民党败逃前，留下了隶属于多个特务机构的为数惊人的潜伏敌特组织，还有众多畏罪逃窜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军警宪特、还乡团、流氓恶霸以及江洋大盗等刑事犯罪分子。经过历年来的深挖严惩，南京的治安形势虽然已经大为好转，但还未到可以放马南山、高枕无忧的地步。

鉴于形势所需，南京市公安局第三任局长、大名鼎鼎的陈龙在1950年初组建了“特别侦查队”，简称“特侦队”。“特侦队”的职责是在全市范围内收集情报，分门别类提供给市局或者分局的政治保卫、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等部门，必要时直接参与对上述各类案件的侦查。在当时，这种参与分为“完全独立侦办”和“派员协同其他部门侦办”两种。

费愚思，南京市公安局“特侦队”第三组组长，这是一个敏锐机警的侦查员，每周总要抽一些时间，走进南京的街巷以及闲杂人等聚集的地方。在他看来，守株待兔是“守”不出情报的，“特侦队”侦查员要有主动出击的意识，要能够打入、渗透、融合。

8月12日这一天，费愚思照例巡街。

8月的南京，虽然已经立秋，但“秋老虎”还是相当厉害。费愚思顶着烈日巡过几条街巷，当他来到水西门外怡丰巷时，看见几个少年正围着大柳树下的一块石头，叫嚷着什么。费愚思饶有兴致地走拢过去，想看看几个少年在玩什么。

几个少年并没有发现费愚思，他们摆开架势，围着那块石头，正准备玩“剪刀、石头、布”，其中一个少年嘴里嚷道，“谁赢了，这颗子弹就让他玩一天。”

少年的话音落下，费愚思看见那块石头上放着一颗子弹，就在这个时候，出“剪刀”赢了的少年一把将子弹抓过来，然后拿在手里炫耀起来。费愚思刚才没看清楚，再一细看那少年手中的子弹，神经不禁一紧。

少年正在炫耀的竟然是一颗达姆弹。

1952年，南京民间私藏的枪支基本都已经收缴上来，但子弹零零落落还有一些，那是三年前国民党军队败逃时随地丢弃被老百姓捡走的。那时候，谁家捡到几颗子弹并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派出所也不会盯着一追到底。如果少年正在炫耀的是一颗普通子弹，费愚思的神经并不会紧张，顶多问两句，通知派出所收缴，但是现在出现的是达姆弹，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

达姆弹，是由英国人克莱上尉于1897年发明的一种枪弹，因由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兵工厂生产而得名，俗称“开花弹”、“榴霰弹”、“人身变形子弹”，它是一种不具备贯穿力但是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的“扩张型”子弹。

达姆弹弹头没有尖锐包覆而露出铅芯，子弹射入人体后铅芯扩张或破裂，因而扩大了创伤面，极易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据资料记载，100米距离上遭到达姆弹直接命中头部，100%死亡；命中四肢，20%死亡，剩下的全部截肢；命中左胸，100%死亡；命中右胸，70%死亡；命中腹部，70%死亡。

达姆弹这种骇人听闻的巨大杀伤力，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惧和愤怒，1899年签署的《海牙公约》中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达姆弹，当时，中国清朝政府是签署国之一。

但是，一纸公约的约束力是有限的。自达姆弹问世以来，虽说在普通战争中使用的不多，但是在特种作战、特殊场合下，它的身影却是时常出现的。据已经解禁的资料透露，当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当局就动用过达姆弹来镇压民众，台湾“二二八纪念馆”里就藏有实品。

在战争年代，费愚思在解放区军火仓库从事过保卫工作，他曾亲眼目睹过运来销毁的日军达姆弹，并且听技师讲过这种子弹的可怕杀伤力，所以，他不仅认识达姆弹，而且印象极其深刻。

出于职业习惯，当费愚思看到少年手中这颗达姆弹的时候，他随即产生了一个强烈鲜明的直觉判断，这颗达姆弹一定跟潜伏特务有关。

意识到这一点，费愚思蹲下来，问这几个少年，手里的子弹是哪来的？

可能是费愚思的问话过于严肃了，几个少年像受到了惊吓似的，看了他一眼后拔腿就跑。那个赢得子弹的少年因为害怕，在跑的时候，一把将子弹丢在了费愚思的脚边。费愚思捡起子弹，发现那是一颗崭新的达姆弹，除了弹头顶端裸露在外的铅芯外，通体在烈阳下闪着耀眼的金黄色光泽。

这是一颗崭新的达姆弹，说明几个少年是刚刚得到，在这几个少年得到之前，它也不可能是其他小孩的玩具，它是被藏起的，未见过光的，只有这样，它才会如此的崭新。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费愚思又想到了另一点。

这颗达姆弹绝不可能是其主人拿出来给这几个少年当玩具的。它出现在这几个少年手中，只有这几种可能：要么是家里的大人刚捡到并不认识，没有上缴，给孩子当了玩具；要么就是这几个少年刚刚捡到的；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颗子弹就出自这几个少年家中或者亲朋家中，少年淘气，趁着大人没注意，或者不经意间看见了，偷偷拿出来当了玩具。

干特别侦查，费愚思不相信巧合，又或者说，当需要做侦查判断时，他总是把巧合排在最后。落到这颗达姆弹上，费愚思认为，大人或者孩子捡到一颗崭新的达姆弹，这种事未免也太巧了，从概率角度讲，几乎可以排除，而最后一种可能，无论是事情的逻辑还是气味，它都更接近真实的情况。

有了这个判断之后，费愚思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但这个时候最忌讳盲动，原因很简单，如果接下来的侦查不讲究方式方法，一旦打草惊蛇，藏有达姆弹的特务一口咬定子弹是捡的，那就麻烦了。

在怡丰巷子里，费愚思举目四望，发现不远处的一处树荫里，坐着一个像是捡破烂的中年乞丐。费愚思走过去，用稀松平常地口气问，刚才跑走的那几个小子，都是谁家的，老哥你知道不？

乞丐笑而不语，眼里有所暗示。

费愚思看出中年乞丐想要钱，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0元的钞票（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壹角）递过去，中年乞丐双手接过，说同志你想打听刚才那几个小子的下落，这事我可以给你打听，明天下午一点，我在这儿等你。

费愚思听到这话，没有急于向下探问。

回到局里，他先是用尺子量了量那颗达姆弹的尺寸，确定是手枪弹后，遂向特侦队分管领导裴臻作了汇报。裴臻听了他的分析判断，仔细看了看那颗达姆弹，非常赞同他的看法，认为有深挖下去的必要。

第二天下午一点，费愚思准时来到水西门外怡丰巷，那个中年乞丐依旧坐在昨天的那处树荫里，见到费愚思，他又无声地笑了笑，费愚思明白他的意思，又给他1000元。

中年乞丐拿到钱，马上开腔说话了。

他对费愚思说，出事了。

费愚思不解地问，出什么事了？

中年乞丐说，昨天在巷子里玩耍的几个小子，有一个小名叫“阿兔”，是前面“李记香烛店”老板李老稼的儿子。今早我在巷口逮到他，问他昨天弄着玩的子弹哪来的？他说是朱祥康拿来大家一起玩的。朱祥康他爹朱宝富是个拉黄包车的，他娘莫美珠是沿街叫卖香烟火柴花生五香豆的小贩，这些没什么，叫人头皮一紧的是，朱祥康今天中午突然死了。

费愚思追问，怎么死的？

中年乞丐说，听说是叫老鼠药药死的。

费愚思听了，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告别中年乞丐，费愚思直接去了水西门派出所。一路上，他的思绪里一直萦绕着这个叫朱祥康的少年之死。虽然他还不清楚这个少年究竟是怎么死的，但因为不相信巧合，他已有了一个倾向性判断，这个少年的死多半跟那颗达姆弹有关，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他的死是被人灭口，这么说的话，他的父母不应该是藏有达姆弹的潜伏特务，理由很简单，毕竟虎毒不食子。

水西门派出所的民警并不知道达姆弹的事，当费愚思表明身份，问起朱祥康之死的具体情况，并强调这个少年的死可能牵连“特侦队”正在侦查的一起案子时，接待民警有些惊愕，以致自言自语，不能吧？

接待民警告诉费愚思，怡丰巷刚才是死了个少年，派出所已经有人过去了，具体情况还得去现场了解。

在水西门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费愚思紧接着来到了死者朱祥康的家里。

在现场，费愚思注意到，朱家来了不少亲朋，哭声一片，朱氏夫妇看上去悲痛欲绝，特别是孩子的父亲朱宝富，更是捶头大哭，后悔不已。

费愚思问在现场处置的民警，孩子的遗体怎么没看见？

现场民警说，派出所已经把孩子的遗体运走，请市局法医解剖作尸检了。

据现场民警介绍，目前来看，孩子的死，可能是一场意外。今天早晨，朱宝富炒了一碗蛋炒饭给孩子做早饭，留出一小碟拌了灭鼠药灭鼠。朱氏夫妇出门时，孩子还没有起床。午前，莫美珠回家做饭，发现孩子蜷缩在客堂一侧，一脸痛苦，人已经死了，再看那一小碟拌了老鼠药的蛋炒饭，碟子已经空了，她说八成是孩子吃了那碗蛋炒饭，犹嫌不够，见灶角上还放着一小碟，嘴馋就给吃进肚里，结果让老鼠药药死了。

听了现场民警的介绍，费愚思问，孩子今年多大了？

现场民警说，11岁。

费愚思没有说话，继而又仔细地将朱祥康毒发身亡的现场看了一遍，那只碗空空如也，那个掺有老鼠药的碟子倒扣在地上。

费愚思暗中观察着朱氏夫妇的一举一动，待莫美珠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他走过去，问了她几个问题。

费愚思问，家里经常药老鼠吗？

莫美珠说，想起来就药一下。

费愚思又问，药老鼠这事，平常都是你做，还是孩子爹做？

莫美珠说，前几次都是我药的，这一次是孩子爹，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把老鼠药掺在蛋炒饭里。

费愚思又问，孩子爹把老鼠药掺进蛋炒饭里，跟你说了吗？

莫美珠说，我不知道这事。

费愚思又问，平常药老鼠，都是在哪里药的？

莫美珠说，我都是把老鼠药撒在墙角，有时候掺点粮食，他爹可能想着早点出去拉车，忘了把掺老鼠药的碟子从灶台上取下来了。

费愚思又问，家里的老鼠药还有剩下吗？

莫美珠说，我去找找看，好像还剩一点。

结束对莫美珠的问话后，费愚思觉得孩子的爹朱宝富药老鼠的举动，有些异样，但是要他即刻去怀疑孩子的爹，费愚思又觉得自己有些怀疑过度了，还是那句话，虎毒不食子，但是朱宝富有些异样的举止恰恰又导致了这场悲剧，这种巧合又该怎么解释呢？

费愚思没有继续深想下去，怀疑有时候就是一个深渊，在某些时刻如果不去控制的话，你就会深陷其中，而忽略另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在费愚思看来，现在还不是深度怀疑的时候，因为眼下有一件事更为急迫，那就是通过尸检，明确孩子的死因。费愚思相信，只要拿到严谨的尸检结论，有些怀疑自然就会被打破，而正确的怀疑方向自然就会被指明。

为了尸检的严谨，费愚思认为自己有必要介入尸检环节，于是他带走了现场的那只碗、那个碟，还有剩下的老鼠药。

市局法医被请来做尸检时，被告知的是这可能是一次意外事故，所以法医并没有太看重这次尸检，以为明确死因是食物中毒就可以了，这正是费愚思担忧的地方。事实上也是，当费愚思介入进来后，尸检的结果已经出来了，确系食物中毒，至于毒源，则有些草率地标注了老鼠药。

从派出所拿走尸检报告后，费愚思返回市局，将鼠药、碗碟送检的同时向领导请示，要进行二次尸检，明确毒源。

在费愚思的强势介入下，新的结果很快出来：朱祥康胃脏残留的毒液成分，除了送检老鼠药的化学成分还有一种剧毒成分，致死的剂量不是送检鼠药，而是另一种剧毒，这说明朱祥康并不是被朱家那包老鼠药毒死的，据此基本可以认定，朱祥康之死并不是意外，而是被人蓄意灭口，并且很可能牵扯潜伏特务。

鉴于案情重大，费愚思以“特侦队”第三组的名义向领导作了正式汇报。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对朱祥康之死立案侦查，并指定由费愚思的第三组作为专案组承办该案。

在随后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费愚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凶手谋杀朱祥康的动机是为灭口，以及时堵住被死者泄漏的“达姆弹机密”。朱氏夫妇声称死者是误食了掺有老鼠药的蛋炒饭，被老鼠药意外药死的，但是尸检显示，死者是死于另一种剧毒，这中间就产生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朱氏夫妇撒了谎，他们或者他们中的一人就是凶手；另一种就是有人趁着朱氏夫妇外出，死者还在睡觉这个空档，偷偷潜入朱家，进行了蓄意投毒。

有侦查员说，如果凶手另有其人，那么剧毒很可能是投进了碗里，而不是碟子里。

有侦查员困惑地问，事情怎会这么巧呢？有人要蓄意毒死朱祥康，恰好这一天他爹把老鼠药掺进一小碟蛋炒饭中，而且朱祥康恰巧又误食了这碟蛋炒饭？

费愚思说，这种巧合确实有些蹊跷。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那它就是精心的设计，这个巧合的关键点在掺了老鼠药的那一小碟蛋炒饭上，弄这一小碟掺了老鼠药的蛋炒饭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死者误食被毒死的假象，从而洗脱凶手的嫌疑。

有侦查员问，如果作这样的推断，那么朱氏夫妇的嫌疑最大。但是我有一个困惑，如果朱氏夫妇是凶手，他们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直接在那碗蛋炒饭里下毒，然后就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样不是更干净？

费愚思说，你这是局外人的思维。投毒杀人不是小事，凶手如果就在跟前，掩盖罪行是人的本能，从这个角度讲，凶手另有其人的可能性反倒更小，原因很简单，如果凶手另有其人，他不需要掩盖。

有侦查员说，如果凶手另有其人，为了误导我们侦查，做这个局也是有可能的。

费愚思说，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但上述的巧合还是太蹊跷了，有这样的巧合在，我的看法是，很难将朱氏夫妇摘出去。

有侦查员说，虎毒不食子，如果真是这样，那朱氏夫妇就太不是人了。

费愚思说，比起人性，一个人的处境有时候更是深渊。现在我们只是讨论，并不能下结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有所判断地一步步逼近真相，第一步，就是要深入地了解朱氏夫妇的具体情况。

这次案情分析会结束后，费愚思指派侦查员郭林升、张孝民前往水西门派出所，具体了解朱氏夫妇的一些情况。

据了解，莫美珠与朱宝富是再婚，莫美珠的前夫姓黄，是个船夫，五年前死于长江航行中。1948年春天，经人介绍，认识了朱宝富。

朱宝富是孤儿出身，幼时行乞多年，抗战时参加过国军，抗战胜利后带伤复员，用复员安置费、伤残补贴作本钱，与人合伙做过生意，后来赔个精光，无以为生，只好靠拉黄包车为生。

莫美珠与前夫有个孩子，没有挑人的本钱，认识朱宝富不久，两人便结了婚。婚后，两人没生孩子，朱宝富给继子改了姓名，叫朱祥康。也就是说，朱宝富与朱祥康只是继父子，两人之间压根没有血缘关系。

死者与朱宝富竟然是继父子，那么虎毒不食子这条人性难以逾越的红线自然就不存在了。

得知这条重要线索，费愚思不由地想到他去朱家时看到的情景，愈发地觉得那天朱宝富的捶头痛哭，痛不欲生，有些反常，像是故意做出来给人看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

既然朱宝富的嫌疑在加重，那么调查他在案发当天的行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针对朱宝富的调查，费愚思采取了正面接触的方式。

据朱宝富讲，8月13日那天上午，不到八点钟他就出了门。拉着空车朝水西门内去，刚过城门洞，生意就来了。“大福至鞋帽店”的老板在店门口唤住他，说老朱你今天没包车活儿吧，那就我包你半天。

原来王老板的妹妹带着儿子来南京游玩，住在哥哥家里，王老板就想雇辆车让妹妹带着从未来过南京的小外甥四处转转。因此，13日上午，朱宝富一直跟着王老板的妹妹、外甥一起，没有离开过。

侦查员郭林升、张孝民当即直奔“大福至鞋帽店”，王老板以及还没有离开南京的那一大一小两位上海来客，均证实朱宝富所言不缪。

在朱宝富身上没有发现破绽，费愚思又带着侦查员走访了朱宝富四邻。四邻都说，8月13日那天上午并没有看见有什么人来过朱宝富家。

见调查难以打开突破口，侦查员向费愚思建议，干脆来一点硬的，把朱祥康的尸检报告摆在朱宝富面前，看他怎么解释。

费愚思说，没有证据，还是不好办。

费愚思认为对朱宝富家进行突击搜查更妥当一些，但是经过一番仔细搜查，在朱宝富家并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物品。

费愚思说，如果朱宝富是凶手，那他的后面多半还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用这种方式杀人灭口，他们肯定做好了反侦查的准备，没有引起怀疑，就以意外中毒收场，引起怀疑了，就一口咬定有人投毒。手里没有证据，现在如果一味针对他，那就有些钻牛角尖了。我们要换一个思路，把注意力放在朱祥康是怎么得到这颗达姆弹的，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凶手自然就露馅，证据肯定就出来了。

在刑侦技术手段落后的年代，顺藤摸瓜这样的笨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8月15日上午，专案组全员出动，先找到了那天同朱祥康一同玩耍的阿兔，通过阿兔，又把那天一同玩耍的其他几个少年的姓名住址搞清楚了，然后分头前往调查。

阿兔说，朱祥康家里很穷，他们平时并不喜欢带他一起玩，他为了讨好大家，有点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拿出来，这样大家就不会不理他。8月12日下午，他们几个说好要去捕蝉的，但没人跟朱祥康说，大家正要去的时候，朱祥康又黏上来，手里拿着一颗很新的子弹，说只要带他一起玩，他就把子弹献出来。就在他们争这颗子弹，来“剪刀石头布”的时候，一个很凶的叔叔突然出现，样子很吓人，他们就吓跑了。

几路侦查员都问了，但那天一同玩耍的几个少年很肯定地说，他们不知道朱祥康手里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以前也没见过他有子弹，8月12日是他第一次拿来玩。

这个结果，让侦查员们多少有一些失望，但费愚思以为，线索并没有断。

他说，小孩是藏不住东西的，那颗子弹又很新，我敢肯定，8月12日下午，他是刚刚搞到子弹，这中间顶多有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搞清楚8月12日上午以及8月11日朱祥康的活动轨迹，线索就有了。

就在专案组准备对此展开摸排调查的时候，水西门派出所打来一个电话，说有群众前来反映朱宝富的历史问题。于是，费愚思带着侦查员立即赶往了水西门派出所。

反映朱宝富有历史问题的是怡丰巷一个姓蒋的漆匠。据蒋漆匠讲，早年他跟朱宝富一起要过饭，后来朱宝富当了兵，他因病潦倒街头，差一点饿死，所幸被怡丰巷老漆匠搭救，收为义子，后来，他便当了老漆匠的入门女婿。

说来也巧，朱宝富与莫美珠结婚以后，也住到了怡丰巷，两人因为是老相识，接触的比较多。解放前有一次两人喝酒，朱宝富喝多了，跟他说，他当兵入伍后，上峰见他机灵，后来就将他推荐到军统警卫部队。名义上，他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兵，实际上他是戴老板军统局的编制，所以抗战胜利退伍时，他拿到的复员金比一般的国民党兵多了一半。

关于个人历史问题，解放之初，军管会贴有告示，要求参加过旧政权军警宪特的相关人员要做登记，派出所民警查阅当初的登记材料，发现朱宝富只登记了当过国民党兵，隐瞒了属于军统特务编制这一关键问题。

蒋漆匠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加重了朱宝富的嫌疑。

费愚思认为，如果朱宝富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那么莫美珠有可能就是知情人，即便不知情，也可能知道一些蛛丝马迹，另外，调查朱祥康的活动轨迹，莫美珠是最佳切入点。

为了给莫美珠增加一些压力，8月17日，费愚思以不声张的方式将莫美珠传唤到水西门派出所。

费愚思问，对于你丈夫的历史，你完全清楚吗？

莫美珠说，他是个孤儿，当过国民党兵，后来拉黄包车，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费愚思问，他在家里藏过什么东西没有？

莫美珠说，一个拉车的，能藏什么东西。

费愚思问，那他有没有什么朋友，跟什么人走动的比较多？

莫美珠想了想说，要说朋友，高天庆高先生，算他一个朋友。

费愚思说，说说这位高先生的情况。

莫美珠说，高先生是个做木材生意的掮客，经常坐我丈夫的黄包车，两人很谈得来，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高先生因为太太不能生孩子，对我儿子特别好，我们两家住的不远，高先生家就住在莫愁湖小学旁边的巷子里，我儿子没事就跑过去玩，高家太太只要有好吃的好玩的，每次都给他一些。

费愚思听到这里，心头一惊，连忙问，8月12日上午还有8月11日，你儿子去高先生家玩过没有？

莫美珠说，我一天除了中午回家做饭外，都在马路上叫卖。现在正是放暑假时候，孩子喜欢到外面满世界乱跑，我不知道他去没去过。如果这事要紧，我可以过去问问。

费愚思说，我只是随口问问，你不用特意跑去问这个事。

费愚思这么说，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结束对莫美珠的问询后，费愚思与派出所户籍警一起来到居委会，调查朱祥康在8月12日、8月11日这两个敏感时间段，是否来过高家。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据巷口买冰棍的老太太说，8月11日下午，有个年岁、模样差不多的男孩进过巷子，过了大概两个小时离开时喜滋滋地从她那儿买了一根冰棍。

另据高家对面的邻居、常去高家串门的王大嫂反映，8月11日下午朱祥康确实来过，当时高天庆不在家，高太太正和几个邻居在一起打麻将。

拿到这条线索后，费愚思随即暗访了当天与高太太一起打麻将的那几个邻居。那几个邻居说，8月11日下午，是有个小男孩来串门，高太太正玩得高兴，招呼过后就让他自己玩。大约两个小时后，孩子回家时，高太太给了他一张五百的零票，叫他到巷口买根冰棍吃。

当晚，专案组开会，分析上述情况。

大家一致认同费愚思的推断——当天，朱祥康到高家串门，高太太只顾打麻将，就叫他自己玩。在高家玩的那两个小时里，朱祥康动了不该动的东西，意外发现了达姆弹，很可能不止一颗，出于好奇，他偷偷地拿走一颗。事后，高天庆或者高太太发现了这个情况，担心孩子泄露这一要命的情况，于是动了杀心。

种种迹象表明，高天庆和朱宝富是一伙的，杀人灭口多半是两人的合谋。

有侦查员说，这里有一个情况很值得注意，8月13日朱祥康遇害那天，高天庆并不在南京市里，说是去江宁办事了，第二天中午才返回。我认为，这是他刻意制造的不在场证明。

费愚思说，案发当天高天庆不在场，很大的可能朱祥康就是投毒人。

有侦查员问，高太太有没有嫌疑？

费愚思说，从高天庆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明这一点看，高太太不可能是投毒人。

有侦查员提议，既然案子已经明朗了，那就赶紧抓人吧。

费愚思说，不妨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

第二天，费愚思的“引蛇出洞”开始了，专案组通过莫美珠向高太太透露了公安局正在调查高家这一信息，然后安排侦查员秘密监视高氏夫妇的一举一动。

果然，蛇被引出洞来。

这天上午，高太太得知消息，送走莫美珠后，立刻出门，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鼓楼而去。侦查员骑车尾随其后，发现她去了鼓楼旁边的“振义木材交易所”，找到了正在那里忙碌的高天庆。

一番咬耳嘀咕后，高天庆当即撇下客户，和太太一起回家。片刻之后，高天庆又独自出门，往郊外去了。一个多小时后，高天庆返回家中，再没有露头。

当天晚上，12点过，一条小船悄悄摇到高家屋后的小河边，一条黑影从小船上蹿出，像鬼影一样从后门溜进高家。之后，高家院子里发出了动静，像是在挖东西。侦查员稳住不动，继续监视，待到他们将东西全部挖出，费愚思一声令下，侦查员们持枪冲进高家，将他们一网打尽。

费愚思通过达姆弹判断，高家一定藏有武器。

果不其然，当夜，专案组在高家搜得以下武器：左轮手枪12支、特质手枪达姆弹672发、卡宾枪10支、枪弹1000发、定时炸弹12枚、特制高爆手雷100颗、军用手雷50枚、特工匕首20把。

高天庆到案后，见输的十分彻底，很快就投降，交代了涉案情况——

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年，高天庆被军统发展成潜伏特务，利用其木材掮客的身份为掩护，为军统南京站收集传递情报。抗战胜利后，军统局从重庆迁回南京，他正式被军统吸纳为情报特务，授予上尉军衔，对外身份仍是木材掮客，按月秘密领取报酬和活动津贴。

南京解放前夕，他被任命为“保密局东南第七潜伏小组”少校组长，受命潜伏南京。他的潜伏小组有两项使命：一是收集情报，二是储藏武器。

在转运武器的过程中，他先雇过一个农民，后来多次高价雇用有黄包车的朱宝富，最终将其发展成潜伏小组成员。为了蒙蔽外界，他让知晓其特务身份但并非潜伏小组成员的太太出面跟朱宝富的妻子莫美珠交了朋友，两家时有往来。

8月11日，常去高家玩的朱祥康因为被小伙伴甩了，又来高家玩耍。高太太当时正在打麻将，便拿了几颗糖果给他，叫他自个玩。

朱祥康吃完糖果，想到高家卧室里有小人书，便悄悄溜进去。看完床头柜上的两本小人书，他犹嫌不足，于是在屋里四处翻找，不料在写字台底下的一个抽斗里意外发现了一盒崭新的子弹，不觉好奇，就偷偷拿了一颗捏在手里，然后就想跑。高太太在他走的时候，给了他五百元零钱，叫他回家路上买根冰棍吃。

当天，高天庆没有发现这件事。

第二天下午，他回家存放刚收到的一笔佣金，方才发现写字台的抽斗被人动过，再一数子弹，竟然少了一颗。问过太太，他知道子弹一定是让朱祥康拿走了，这事不得了，一旦漏出去，他的潜伏小组就完了，于是他立即找到朱宝富，说朱祥康拿走的不是一颗普通子弹，而是达姆弹。

朱宝富在军统局当警卫时，知道达姆弹，得知这个情况，不由倒抽一口气。

高天庆还没说话，他自己先说了，别在这上面出事啊。

高天庆说，你赶紧回家问那小子，那颗子弹叫人看见过没有，现在在哪里？

朱宝富回家一问，这才知道那颗子弹已经给一个“公家人”模样的大人拿走了。

意识到大事不妙，朱宝富赶紧向高天庆汇报。高天庆说，反正那小子不是你亲生儿子，现在只有杀人灭口，才能有所补救。

两人当场商量，用一碗蛋炒饭来实施毒杀，然后制造出误食老鼠药中毒而死的假象。

第二天上午，朱宝富做了一碗蛋炒饭，在蛋炒饭里下了高天庆给他的毒药以及自家的老鼠药，至于掺有老鼠药的那一小碟蛋炒饭，那是他编造的谎言，制造的假象。

交代完罪行，高天庆说，事情办的太心切了，多加的那一包剧毒毒药，是个破绽······

1951年国庆前夕，南京举行公审大会，高天庆、朱宝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高太太和曾经为特务转移过武器的农民戴大根，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年。

来源：黑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