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走廊的灯像长时间注视后才会看到的冷面，白得干燥，连空气里的湿都被晒出了粉末感。

医生说“自作自受”的时候，我正看着他胸牌上高光反光的一点白。

走廊的灯像长时间注视后才会看到的冷面，白得干燥，连空气里的湿都被晒出了粉末感。

列车从楼下地铁口穿过去，轰鸣像一条黑线掠过，我们说话时就像站在山洞口——白光与黑暗交替，心跳因此有了节拍。

他递给我化验单，说“尿常规有感染，腰肌劳损明显，注意休息，少憋尿，别乱吃补药”，然后抬眼，“年轻人，克制一点，不要把身体当消耗品，自作自受。”

我“嗯”了一声，没争辩，也没笑。

只是把单子塞进包里，指尖慢慢抹过母亲给我的玉坠，那块小小的绿，像一口井边的苔。

“回去好好养。”医生补了一句，声音平，像并不需要我的回应。

我问他能否开出完整病历和用药单，他抬头看我一眼，点头，抽纸，写字。

钢笔划过纸面像列车入隧，干脆。

我喜欢人和纸上的东西有证据，这样即便疼痛也有边界。

两天前。

我是这样开始疼的。

我们一起拖着行李进这间一居室，厨房小到转身需要侧肩，客厅勉强放下一张折叠桌。

他先把锅刷了一遍，又把灶台擦了两遍，我靠在门框上看他弄得满头汗，心里生出一种古怪的安宁。

“你先坐。”他拿抹布从我手里把袋子接过去，中文还带着些不标准的音，“我来，我来。”

“你把鞋换了。”

他看了一眼我的鞋，笑，把他那双大号球鞋整整齐齐放在门边，踮脚从上面的箱子里掏出拖鞋，“给你。”

那天晚上我们煮了面，水里放一点点青菜和西红柿，他说在喀土穆也吃面，用手比划着，“有时候很辣，有时候不辣，像天。”

我笑着看他，他的眼睛很亮，像河道上偶尔照到的灯。

手机放在桌子上，他掏出来点了外卖，付款时问我：“你要喝汤吗？”

“要。”我说，“别太油。”

“好的。”他点点头，像把这句“别太油”记进了脑子里所有中国词汇后面。

他叫安诺，这是他自己选的中文名，说“希望安”，他说在这里要有一个名字。

我开始是用“诺”喊他，后来就喊“阿诺”。

住进来是一个冲动，或许也是一种试验。

我们认识三个月，前两个月像小孩子在玻璃前吹气画画，画完一轮太阳就又被风擦了干净。

第三个月我搬了箱子进他家。

搬家那天楼道没有灯，白天也是暗的，像山洞里的背光。

我扛箱子的时候腰扭了一下，疼像一根线，细，紧，埋在皮下。

“慢一点。”他从我身后伸手把箱子接过去，手指碰到我的手背，热，泛起汗的味道，“我来。”

我没说话，只是点头。

我习惯了自己扛。

二十三岁，不是不知道“试验”的风险，但我当时的计算是这样的：把时间当硬币投入，换一个人的靠近。

靠近是需要钱的，钱除了现金，还有体力、耐心、清晨七点的自律和夜里十二点的沉默。

我给过。

三十天过去，我们旁边的锅从崭新到有了水痕边，锅盖边缘有一道小小的裂纹，是某次我不小心磕到了台面。

玉坠在我的脖子上滑来滑去，贴住皮肤的那一刻总让我想起母亲摸我头发的手。

“你看我做的汤。”他端上来一碗，番茄的红在白碗里像从窗外带进来的日落，“不油。”

我喝一口，微微烫口。

他看着我，等待一个像盖章一样的表情。

我抬眼笑，说“好的”。

这期间我们也有小摩擦，我说卫生纸应该放靠近马桶一边，他说哪边都一样。

我说辣酱不要放桌面，他说他爱吃辣。

“你可以吃。”我说，“但是放到你的架子上去。”

他点头笑，像被看见了一个简单的边。

这些小事情像石子，一颗一颗积在桌角，没有成为河堤。

我的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助理，忙的时候一天坐在工位上十个小时，起身时腰背发硬，像被灰铺了一层。

周五晚上老板临时加一个方案，我啃完泡面，赶到夜里两点才出公司。

阿诺在楼下等，我手机电量只有1%，滴滴打不上车，他接过我的手机，掏出自己的，“我叫车。”

“别叫快车，太贵。”我说。

他笑，说“你坐着就好，我看着。”

车来的时候，我靠在他肩上睡了一会儿，醒来时看到他的滴滴页面跳出一个提示：“常用同行人：小安。”

我没有立刻提。

我看了一眼那一行字，像看见了一个拼图上的缺口，不大，却刚好卡在眼睛里最敏感的位置。

“到了。”他轻声叫我，手指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回家。”

进门后他去洗澡，我坐在床边，灯光把床单上皱起来的一条线照得很清楚。

我把他的手机放在我膝盖上，看着那个“常用同行人”的提示，又想到前几天晚上他收到的一个电话，他用阿拉伯语说了很久，然后看我一眼，笑，说“朋友。”

我不喜欢猜。

猜是成本高的行为，跟赌博一样，会把人的理智吞掉。

我拿出纸，把问题写下来：“小安是谁？常用同行人是怎么生成的？最近一次行程是什么？”

我习惯把我的情绪放进条款里，这样它们不会像肥皂泡，飞一下就破了。

第二天我牙刷都没动，腰开始明显疼。

上班的时候我坐在工位上，稍微转身，就像有手在从背后使劲拽我的腰带。

同事给我递来一杯温水，“你这几天怎么了？”

“搬家扭了一下，昨晚加班。”

“你还这么年轻，要爱护自己。”她说，“周末休息一下。”

我笑，没答。

午休的时候我拿出我的小本，把昨天的问题又写了一遍，然后写：“证明。”

第二天下午雨，像轻轻打在窗玻璃上的指头，指甲短，敲得细碎。

我给阿诺发消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谈一下。”

他回了一个OK的手势，后面加了一个笑脸。

下班时我把电脑合上，不急于走。

因为工作电脑卡了，我去给IT报修，回来时才看见我的手机里多了一条日志，银行扣款短信，阿诺下午在商场消费了一笔。

金额不大，但备注上写：“充话费—安然。”

“安然？”我念了一下，像把一根细刺含在嘴里，舌尖摸到它的硬，“小安？”

我没有当即打电话。

我把手机扣在桌面，像把证物扣在桌上，不宣布，仅仅摆出。

晚上回家，厨房里的灯先亮，白光沿着瓷砖铺开来，像把日间的疲惫溶解成一种干燥的灰。

他在切菜，看见我进门，唇角抬了一点点，“你来啦。”

“我来。”我说，放下包，换鞋，洗手。

我们没立刻谈。

吃饭的时候他说他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半间”。

“半间什么？”我问。

“半间不懂，”他笑，冲我眨眼，“老师说我‘半间’的拼音，是‘banjian’。”

“半懂不懂。”我纠正，“你是半懂不懂，不是半间。”

他认真地点头，重复：“半懂不懂。”

饭后我收碗，他擦桌。

动作是一种共同语言，当它足够连续，足以抵消一些误会里的噪音。

收完之后我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推给他，“我们聊。”

他点头，坐好，背挺直，像要听老师讲课。

“滴滴常用同行人‘小安’，是谁。”我开门见山。

他微微一愣，很快笑，“朋友，安然，帮助我办银行卡、手机卡，她中国人，我中文不好，一开始她帮我。”

“最近一次一起叫车是什么时候。”

“上周，她送我去一个地方，”他想了想，“看房子的时候。”

“充话费。”

“她手机没钱了，她给我现金，我帮她冲了一次，绑定了我的卡忘了取消。”

他解释的时候，喉结动了动，语速比平时快一点，这是他的紧张表现。

我看他，没插嘴。

我把纸翻过来，露出第二个问题，“你们是什么关系。”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睛在桌面上停，抬起来看我，“朋友。”

“仅仅朋友。”

“是。”

我把笔放到桌面，声音平稳，“我不喜欢在半光半影里生活，所以我有一个建议，明天我们一起跟她见一面，把事情说清楚。”

他点头，“好。”

我顿了一下，“还有，我要去医院，腰疼，顺便拿尿检，最近不太舒服。”

他显然有些慌，“你难受吗？我们现在就去。”

“明天。”我说，“明天雨小一点。”

“我陪你。”

“你要上班。”

“我可以请假。”

“我们看状况。”

谈完这段，我翻出几张A4纸，把电脑拖来的模板打开，打字，“同居合作协议”。

他好奇地看着我，从桌对面绕过来，站在我右边，肩线靠近我的呼吸，肌肉有一点紧。

“协议？”他笑，“像合同。”

“是合同。”我说，“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经营。”

我打出标题下面的第一条：“共同财产范围约定——双方收入归各自所有，重大开支（超过1000元）需提前告知并达成一致。”

“第二条：家务分担——每周三、周六由阿诺负责厨房卫生，周二、周日由我负责卧室客厅，其余时间随手收拾。”

“第三条：隐私与尊重——未经允许不得翻看对方手机，但涉及共同安全、健康的事项须坦诚告知。”

“第四条：忠诚义务——不得与第三者保持超越普通朋友的暧昧关系；出现边界模糊时应主动澄清。”

“第五条：健康条款——每半年体检一次，出现症状及时就医，互为紧急联系人，按时用药。”

“第六条：违约责任——经核实违约的一方承担搬离责任及两个月房租赔付，同时公开道歉。”

我读给他听，他不时点头，有时候提出疑问，像在课堂上提问：“重大开支一千是不是太少？我们买一个锅就超过。”

“那就改一千五。”

我改。

“违约责任，搬离要看时间吧？”

“是，看租期。”

我又加一条：“根据租期长度协商。”

“很好。”他说，语气里有一种孩子气的认真，“我觉得很好。”

我把纸打印出来，签名，递给他。

他看着我们的名字，愣了一下，拿起笔，签下“安诺”，又写了一遍阿拉伯文的名字，像在两种文字里给我们的生活盖了双重的章。

第二天，我们在病院的白光下排队。

我拿着号，抽血，尿检，拍片，白色走廊里人来人往，脚步声像雨。

他站在我身边，不动。

他的肩很高，我如果靠上去，可以挡住一半的风。

医生看结果的时候，说“最近饮水量？”我老实答，“少，忙。”

“憋尿吗？”

“有时候。”

“运动？”

“没有。”

医生点点头，写字，“尿路感染，腰肌劳损，回去休息，少搬重物，少久坐，按时吃药。”

他转头看阿诺，“你是家属？”

阿诺点头，“男朋友。”

医生没有特别反应，只是又看了看我，“你们年轻，生活规律一点，别把精力都扔在短期的快感上。”

“我知道。”我说。

“自作自受。”他低声像自言自语似的补了一句。

我听到了。

我的脊背微微绷了一下，像有人把铁丝往内部再拧了一圈。

但我还是说“谢谢”。

我们走出门，我把化验单收好，按了按玉坠，它贴在皮肤上，凉。

楼下雨比昨天大，站厅灯光照在雨帘上像不细心撕开的薄纱。

我们按约去见“常用同行人”。

她比我想象的小，穿白色T恤，黑头发扎成低马尾，眼睛看人直，像会把混乱中的一句话写进笔记本那种认真。

“我叫安然。”她说，“你们好。”

“坐。”我把纸巾推给她，桌面上有几滴雨，她的手背看起来凉，“谢谢。”

“我想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我开口，“我们昨天看到了滴滴页面，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不喜欢在猜测里活。”

她直点头，“你问吧，我尽量答。”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朋友。”她看了阿诺一眼，“我们语言学校认识的，他刚来，很多东西不懂，我帮他办了手机卡和银行卡，教他怎么挂号，看病，我也在他手机里留作紧急联系人，他也在我的。”

“最近一起叫车是什么时候。”

“上周，我陪他看房子，他想换个离你公司近一点的。”她笑一下，“他说你下班晚，想让你少走一点路。”

我看向阿诺，他垂眼，笑，很轻很短，像被戳中了一个小小的羞涩。

“充话费的事？”

“我手机没钱了，我那天手机银行登不上，借他冲了一次，钱已经还了，我发红包给他。”她翻手机，调出记录，“这是记录。”

我看了看，用手指轻轻在屏幕上滑过“转账—88元—备注：话费”，又看到上面的备注“给你和她买的石榴，祝你们平安”，我有些发愣，“石榴？”

“上次我去你们家，有个阿姨在楼下卖水果。”她笑，“他说你喜欢吃石榴，我就买了两个。”

我接了一口气。

石榴是母亲每年秋天都会买的东西，她说石榴像一锅小灯，打开的时候亮，亮是要分享的。

那天我确实买了两个，回家切一个，另一个留着。

“对不起。”安然说，“我没想给你们添麻烦，我就是…觉得他像在黑夜里带着一点明亮的人，不会躲，不会骗。”

她说“明亮”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不会伤害人的词。

我偏过脸，窗外雨打在玻璃上，成了一个个小圆点，像一串串未解的算法。

“我不介意有人帮他。”我说，“我介意边界。”

阿诺点头，“我知道，我错了，我没有及时告诉你，我做错了。”

他在中文里找词的样子让他变得有点笨拙，但那种笨拙让我松了一点。

“我不是善良，我是不喜欢脏。”我看向他们，“所以我们把事情清清楚楚，哪怕不那么好听。”

安然点头，“我明白。”

“从今天起，你们取消互为紧急联系人。”我说，“我们已经签了协议，这是我们的生活范围。”

“可以。”她笑一下，“我祝你们好。”

我点头，站起来，拿起纸巾，把桌面擦干净，像完成一小段工作。

离开的时候她叫住我，“你的腰要注意，好好养。”

我回头，“谢谢。”

雨停了一会儿，地上的水像薄薄一层镜，倒着楼的黑窗。

回家的路上他牵我的手，手心有一点汗。

“对不起。”他说，“我以为小事，不告诉你。”

“以后，别以为。”我说，“以为是一种懒。”

“好。”他点头，认真得像在考试，“以后不以为。”

我们回到家，屋里有一点潮，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吹动窗帘的一角，像有人在轻轻招手。

我打开电脑，把“同居合作协议”的电子版又更新了一条：“第三者协助条款——感谢帮助，但需知边界，涉及频繁接触或共同出行，应提前告知，并取得双方确认。”

他看着我，点头，“我同意。”

“签。”

我们在纸上又签了一笔。

签字是仪式，让人意识到生活不是风。

夜深的时候，腰仍然疼，但疼像被围在了一个框里，不再无边无际。

第二天开始，他按时把闹钟调到早上六点半，给我做了粥，粥面粘稠，米香单纯，汤比之前更清。

“别油。”他笑着提醒自己，“别油。”

我喝了一碗，又喝了一口，他像一个完成任务的小孩，眼睛亮了一下。

我把玉坠拿在手里，摸着边缘那一点点不平，像摸一条隐形的边界线。

周一，我把协议用扫描仪扫成PDF，发到我们的共同邮箱里，主题写：“生活像法庭/处处留证。”

他回了一个笑脸，说“我喜欢这个。”

我也笑，给他回：“克制不是恩赐，是义务。”

他回：“是。”

工作上，老板看了我们周五做的方案，拍了拍我的肩，“不错，有力。”

午间我出去买了一碗面，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慢慢吃。

那天阳光薄，像被揉碎后撒出来，地面的影子是温的。

母亲打电话来，“你好吗？”

“好。”我说，“腰扭了，去看了，没大事。”

“那就好。”她顿了一下，“你住的那边怎么样？”

“可以。”我说，“够用。”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上次寄给你的玉坠戴了吗？”

“戴了。”

“照顾自己。”她声音低，“没有别的意思，妈妈嘴笨，你知道。”

“我知道。”我笑，“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我没有告诉她我同居，她会担心，不是因为他是哪里人，而是因为生活的脆弱性。

我的母亲把人的问题归于“责任”，不是“身份”。

我想我也是这样。

夜里，我把一盆衣服放进洗衣机，门关上时，玻璃里旋起来的泡沫像一场有秩序的小雪。

阿诺从书架上拿下汉字练字本，坐在桌前写字，“忠诚义务”。

他写了三个字，一笔一画有点傻气，但漂亮。

“你喜欢写这些词？”

“我喜欢记。”他说，“我怕忘记。”

“忘记也是违约。”我说，“你写下来就不容易忘。”

他点头，不停笔。

这之后，我们的生活像被调整过节拍，开始有了可见的改变。

他在厨房的架子上贴了写着“辣酱”的小标签，贴在只属于他的那层架子。

我的护腰靠枕被放到了沙发上，固定位置，背靠上去就是温的。

我们把“紧急联系人”改成了彼此，医院的系统里也换了名字。

他把阿拉伯语的键盘切换放到了靠后的位置，我问为什么。

“防止发错人。”他说。

“你在担心什么？”

“担心误会。”他说，“担心你难过。”

我笑，“我不会因为字符难过。”

他也笑，露出上排牙齿一小块不太整齐的地方，那是我熟悉的温柔的缺口。

周三晚上，我按约去复查，医生看了我的指标，说“好转了，继续。”

我说“谢谢”。

他点头，沉默一秒，又说：“对不起，刚才那天是我语气不好。”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他是上次那个说“自作自受”的医生，他今天换了个口罩，但我记住了眉眼上那一点点的压。

“没关系。”我说，“你们也累，好多人，左右都是。”

“不是借口。”他低声，“我说错了。”

他把病历递给我，递的这一刻，手指顿了一下，“年轻人还是要爱惜自己。”

他的道歉没有多余的解释，在白光下，显得很清。

我们走出门，我说“生活也像医院，要留证，不然疼就等于是白疼。”

阿诺点头，侧过头看我，“你很厉害。”

“我只是把镇定当作必修课。”

他笑，“我也要。”

回家路上，他突然说，“我想做一种汤，给你做。”

“什么汤？”

“鱼和番茄，还有土豆，”他想，“少油。”

“你喜欢番茄。”

“你喜欢。”他纠正我，“我现在也喜欢。”

那晚他做的汤味道淡淡的，像一个慢慢靠拢的夏天。

我们把剩下的一半放进冰箱。

第二天上班，我看见老板发来了邮件，“海外市场项目推进会，周五下午，参与人员：你。”

心里一跳。

这种事情少见，我打开详情，见附件里还有一封来自合作方的邮件，主题写：“非洲市场试点沟通”。

我呼一口气，发现稳定的生活里也有慢性的不稳定在四处走动。

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阿诺，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眼睛亮起来，“去哪里？”

“还没定，可能在广交会先沟通，也可能直接远洋对接。”

“远洋？”他笑得有一点紧张，“你会去很远的地方？”

“可能。”

“我可以去吗？”

“你工作呢？”

“我可以做线上。”

“我们先不假设。”我说，“我们看事情，按条款处理。”

他点头，“按条款处理。”

我们有了条款，就是有了不是靠情绪的轨道。

这一周过得比之前快，一些小的变化让时间变得轻。

比如他把门口的鞋柜贴了标签，我的鞋左边，他的右边，中间空出一格放拖鞋。

比如我每天把水杯喝满两杯，他督促，像一个认真的监督者。

比如我们学会晚上不把杂物堆在桌子上，第二天起床看到的光就干净一点。

周五午后我参加完会，Boss突然说“晚上聚一下，有客户，要你也去。”

我看了看时间，发消息给阿诺，“你自己先吃。”

他回：“OK。”

聚会结束已经十一点过，走出饭店的时候雨又下起来了，车灯把路面照出很多碎片，像一个个可以捡起的错误。

我喊车，上车后掏手机充电，屏幕亮的一瞬，我看到一个提示——“您加入了安然的紧急联系人”。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拨了阿诺的电话，他接得很快，“你好吗？”

“你在哪里？”

“家。”

“你添加了安然的紧急联系人？”

那边沉默了一秒，“她中午发来，说她要做个小手术，家里不在北京，需要填一个紧急联系人，我…我答应了。”

我的心一点陡降，像楼梯走到一半踩空了一脚。

“你跟我说了吗？”我的声音很平，但每一个字像是从牙齿间挤出来的，“你有告诉我吗？”

“我准备告诉你，晚上你开会。”

“你以为可以等。”我说，“你以为我会理解。”

“我错了。”他喉结滚了一下，像咽下一块大的东西，“我应该先告诉你，我现在给她打电话取消。”

“手术是什么？”

“阑尾。”他说，“微创。”

我沉默三秒，“把时间、医院、医生姓名发给我。”

“你要去？”他惊讶。

“是她需要紧急联系人，不是你。”我说，“我们按条款处理，‘第三者协助’需要提前告知并取得双方确认。”

他听着，声音放低，“好。”

我挂了电话，抬手摸了摸玉坠，玉的冷触到脖子上的汗，汗立刻冷下去。

生活不是断崖，但会有散落的石头，要在光里把它们捡起来放好。

第二天，我和阿诺一起去医院，见到了安然，她穿病号服，看上去比平时更小，眼睛有一圈淡淡的阴。

看见我，她有些慌，“对不起，打扰你们。”

“你不必道歉。”我说，“你的事情，你也可以决定谁是你的紧急联系人，只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规则内工作。”

她点头，“我已经换了，是我舅舅，他刚飞来北京。”

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她进手术室，我和阿诺都没说话，白光把我们照得像两张纸，不厚，但清楚。

她进去之后，我转头看他，“你有没有觉得规则很麻烦？”

“没有。”他笑了一下，“规则让我安心。”

“为什么？”

“因为这样你不会离开。”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认真，“规则像路。”

我没有回答，但我的身体像被放进了一种干净的秩序里，心里那条绷得紧的线松了一点。

出手术室的时候，医生说“顺利”，我们松一口气，安然被推出来，脸白，嘴角有一点干。

她看见我们，勉强笑一下，“谢谢。”

“你休息。”我说，“接下来有人陪你。”

她点头。

那天傍晚我们一起回家，路上他不说话，手握在我的手背上，一会儿松，一会儿紧。

我说“我知道你想帮别人，这没有错。”

“我错在没有告诉你。”他点头，“以后我不会。”

“不要说‘以后’太多。”我说，“把现在做了。”

他笑，“好。”

那晚我把协议又添了一条：“时间提示：涉及第三者协助的事项，需在当日内告知，超过二十四小时视为默认无效。”

他看着我写的字，笑出声，“你像律师。”

“生活像法庭。”我说，“处处留证。”

他说“你像法官。”

“我像想要有秩序的人。”

日子这样慢慢过下来，腰的疼痛逐步退去，尿检复查也逐次向好。

我开始在晚上做一点拉伸，阿诺也跟着我，从刚开始的扭腰像跳舞，到后来的动作顺畅。

我们在卧室的镜子里看见彼此一点点调整后的肩线姿态，像两棵靠得近的树，彼此矫正着朝同一个方向生长。

有一天，我下班路过菜市场，看见一个老奶奶在卖石榴，红红的，像双手捧着一堆灯。

我买了两个，放进包里，回家把其中一个切开，火红的籽一瞬间散开，满盘都是。

我把半盘递给他，他用手指夹起一颗咬断，笑，“甜。”

“另外一个留着。”我说。

他点头，“留着。”

我们开始储存一些东西，像把某些不确定也变成某种预备。

比如我买了一个小药箱，贴上标签，止痛、消炎、体温计、纱布，一个个小格像一排排整齐的兵。

比如他买了一个收纳箱，把账单收据放进去，贴上日期，像把我们的生活也会计化。

我把这些动作看成可观察的证据。

既然我们选择把抽象的忠诚、尊重和照顾具体化，我们就应该让这些具体的细节堆叠成一种稳定。

当然，也还是会有小地方的摩擦。

他某天忘了倒垃圾，我第二天醒来闻到一点点酸味。

我不说话，拿过协议，指给他看“家务分担”，他立刻说“对不起”，把垃圾拎出去，回来时走路轻一点，像怕吵醒我。

我把被子拉高一点，心里笑了一下，基本的互相提醒像一种温柔的法律。

老板的海外项目推进得比我想象快一些。

周一早上，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说“周末可能要你去广州，周一的会在那边开。”

“好的。”我说，“我安排好。”

我发消息给阿诺，他回：“我周末正好休息，一起去？”

我考虑了一分钟，“公司行程，不方便。”

“我等你回来。”他回了一个石榴的表情。

“干嘛是石榴？”

“你喜欢。”他回。

“嗯。”

我在广州住了两晚，酒店的走廊长，看不到尽头，脚步声在车毂声里被磨得很细。

晚上我在窗边打电话给他，他问“你吃了什么”，我说“汤粉，番茄牛肉。”

他笑，“少油。”

“嗯。”

挂了电话后，我把玉坠拿下来，放在枕边，酒店的枕头很软，玉的凉把一小块枕边的温热镇住了。

回来那天晚上，家里有一锅汤，番茄和土豆的味道透出来，像我在广州那晚说的那句“番茄牛肉”，被他记住了。

“你辛苦了。”他把碗递给我，“喝。”

我喝了一口，酸甜刚刚好，土豆炖得刚刚过。

“这样很好。”我说。

他笑，“我做了笔记。”

“笔记？”

他从台面拿起小本，“柠檬—柠檬水：把酸的事情变成可喝的。”

我看着他的字，笑出来，“你会写比喻了。”

“你教我的。”

“我没有教。”我说，“你学会了。”

他把小本放回去，靠在柜子上，手撑着台面，肩线松，眼睛里的神色稳定。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规则不是用来限制我们，而是帮助我们生成某种可依赖的东西。

可依赖，就意味着某天即便有变数，我们也能找回一条路。

后来，变数如约而至。

周四下午，我收到一条短信，来自出入境管理处，“安诺，您的面谈预约时间为下周三上午十点，请携带相关材料。”

我把手机举起来给他看，他接过，看了一眼，眉间小小地拧了一下。

“签证？”

“对。”他看我，“我必须去。”

“这不是选择题。”我坐在椅子上，骨头里那一点点疲惫复燃，“你知道。”

“我知道。”他放下手机，走过来，手放在我的肩上，“我会回来。”

“我不问你回不回来。”我看他，“我问我们怎么按我们的规则处理这段时间。”

他安静了一秒，“第一条：共同财产，去之前我们结一下账，房租按比例担。”

“第二条：家务，在你离开这段，我一个人。”

我们都笑了一下，“第三条：隐私与尊重，信息保持通畅，不消失，不‘已读不回’。”

“第四条：忠诚义务，老条款，不变。”

我点头，“第五条：健康，你在那边注意饮食，定时跟我视频报备身体情况。”

他伸手，我在他的掌心里按了一下，像盖章。

“第六条：违约责任，不存在。”他笑，“我们不违约。”

我看着他，有一瞬的短暂害怕爬上来，又被规则像一只看得见的手按住。

“我可以送你去地铁。”

“你不要再扭腰。”他认真看着我，“你的腰是我的要保护的东西。”

“不是你的，是我的。”我说。

“是我们的。”他纠正，笑着，眼睛里有一小点在雨里也不熄的亮。

我“嗯”了一声。

我们坐在餐桌边，把“签证条款”写在协议的后页上，像在给生活加一小段附录。

那天夜里，我睡得浅，半梦半醒之间，像一直有列车从楼下穿过去，轰鸣不烦，只是提醒我世界在动。

周末的时候我去了父母家，母亲做了一锅汤，连青菜都是我爱吃的两种。

她把我拉到厨房，“我买了几个石榴，你带回去。”

“谢谢。”我看着台面上那些红红的圆，突然想哭。

“怎么了？”她的手在我肩上拍了拍，像拍灰，“工作里有人欺负你？”

“没有。”我笑，“我很好。”

“带上玉坠。”她又说，“别弄丢了。”

“不会。”

回家时天已经黑，楼道里灯一个接一个亮，像一条缓慢点亮的河。

我开门，屋里有灯，他在桌边写字，抬头看我，笑，像这条河的前面一个稳定的光。

“你回来。”

“我回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不再把这些话当做确认，而是像每天一样的问候。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突然起了一个小念头，去翻看我的体检App，里面有一条红色的提示。

我之前做的尿检还有一个延迟出的细菌培养结果。

手机屏幕上的红字像被放大，“菌群超标，复诊建议：进一步检查。”

我本来想关屏，心里那条被规则安抚过的线又微微绷了一下。

我走出浴室，水珠从头发上滴下来，他给我递毛巾，看见我的脸，“怎么了？”

“没有。”我擦头发，“只是觉得，生活从来没有完结。”

“有完结的。”他帮我按住毛巾的边，眼睛里有笑，“每天都完结一次，明天再开始。”

我看他，笑，“你现在会说比喻了。”

他耸耸肩，“我学你的。”

半夜我醒了一次，摸了摸玉坠，玉的冷让我安定。

清晨醒来，我看见一条短信躺在屏幕上，来自医院，“复诊提醒：欢迎您于本周内预约泌尿科进一步检查。”

短信下面紧接着另一条，来自出入境，“温馨提示：请携带护照、居住证明、雇主证明。”

我听见窗外的车启动声，零星的雨点落在窗沿，像敲击一个小小的鼓。

我把短信给他看，他看了一眼，点头，“我们先预约你的。”

“你也准备你的。”

“安排。”

我点开App，指尖按下“预约”，时间弹出一个时段，我点确定。

指尖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觉得生活像法庭的一次开庭，议题很具体，证据很清楚，辩论也不需要高声。

结束前，他从厨房端出来一碗汤，淡，热，带着番茄的香。

他说“少油。”

我笑，接过，喝一口，心里那条线又松了一些。

我以为这一切就这样朝着一个知道怎么走的方向推进，直到午后我接到安然的消息：“我有件事要跟你说，等你方便。”

我看着屏幕，把手机放在桌上，又拿起来，打字，“现在说。”

她回，“我不敢在你面前说，我怕你生气，但我应该告诉你：有人在我们学校说他要走了，说他可能不会回来。”

我盯着那两个字“不会”，它们像雨里没有灯的桥。

我的屏幕在手里微微发热，我看向厨房，阿诺正在洗碗，动作稳，背影很安定。

我没有靠情绪去走向他。

我把手机屏幕调暗，打开我们的协议，翻到最后一页空白，我拿起笔，写下：第七条——变更条款：当外部条件变化影响共同生活时，双方应在二十四小时内启动谈判，公开呈现，诚实对话，重构规则。

写完，我把笔放下。

过渡要一句话像一个节拍打下去，“谈吧。”

我走向厨房，水声停，他擦干手，看着我，“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我们有个新议题。”

他点头，“好。”

我把手机放在台面上，屏幕亮起来，安然那句“他可能不会回来”的“不会”像一枚铆钉钉在夜色里。

我抬眼看他，“我们按条款，谈。”

他直视我，胸口一起一伏，像在呼吸里找到一种一定的节奏，轻轻说：“好。”

我沉默了两秒，突然又响起一条短信声，我拿起手机，看见医院发来新的通知——“孕酮偏低，请于明日复诊评估。”

屏幕上红色的字像一盏灯忽然亮起来，照亮了我们桌上所有已经签过字的条款。

我看他，他看我。

我们谁都没说话，彼此的手向彼此伸过去，同时按住了桌面那一角的纸。

来源：清闲的橘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