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尚书省征召胥鼎任著作郎。金章宗完颜璟曾问:“胥鼎是世家子弟,才能如何?”宰相答道:“此人处事非常干练。”完颜璟道:“著作郎职位清闲,因现今无其他空缺,暂且授予此职。”不久,迁其为右司郎中,后转任工部侍郎。
胥鼎(?-1226年),字和之,代州繁畤(今山西繁峙县砂河镇)人,南宋、金、蒙元时期金国大臣、文学家,尚书右丞胥持国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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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胥鼎考中进士,入仕后以才干著称,累迁至大理寺丞。
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胥持国去世后,胥鼎离职守丧。
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尚书省征召胥鼎任著作郎。金章宗完颜璟曾问:“胥鼎是世家子弟,才能如何?”宰相答道:“此人处事非常干练。”完颜璟道:“著作郎职位清闲,因现今无其他空缺,暂且授予此职。”不久,迁其为右司郎中,后转任工部侍郎。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胥鼎奏请改革急递铺传送公文檄文的制度,完颜璟采纳,当时人皆称便利。
金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年),中都(今北京)遭蒙古军围攻时,胥鼎由户部尚书升任参知政事。八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弑君政变,拥立金宣宗完颜珣继位。十月,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与蒙古军交战失利,畏罪率军入京,杀纥石烈执中。十一月,胥鼎出任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尚未赴任,改任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正月,胥鼎因京城贫民缺粮者众多,建议立法赈济,上奏道:“京师官员百姓若有能供养贫民者,应按其供养人数给予升官晋职的奖励。”朝廷遂制定临时性捐粮授官条例,如晋升官阶、允许丁忧者参加科举求官、官监户恢复良民身份等,按捐献粮食草料的数量分级授赏,救活百姓甚众。
四月,胥鼎拜授尚书右丞,仍兼任知大兴府事。五月,完颜珣欲南迁汴京,留胥鼎任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任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代理宣抚使。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四月,胥鼎提出十三项军政改革建议,涉及储备军粮、黄河防务、选官审案、精简将领训练士兵、纸币改革、户籍整顿等事项,完颜珣多予以采纳。后又奏称:“平阳府连年遭兵祸,百姓流亡,粮仓存粮不足两月。夏粮已被军队践踏毁坏,天又不降雨,秋粮未能播种。虽有归乡残存民众,却无力耕种,岂能征缴赋税?近闻知北方刘伯林在野狐岭聚兵,将深入平阳、河中府,直抵河南。恳请赐空白委任状一千道、僧道度牒三千道,以变卖补充军需。完颜珣批复道:“胥鼎所言极是,有关部门立即如数拨付!”
七月,胥鼎拜授河东南路宣抚使,兼任原职。朝廷欲调走代州戍兵五千人,胥鼎上谏道:“雁门关外军队已南撤,代州作为边防要地,正应增兵固守,今反削减其兵力,一旦敌军来袭,何以抵御?平阳以代州为屏障,岂能撤防!”尚书省奏请采纳其意见,诏令依从。
不久,胥鼎又上奏道:“近闻朝廷命臣实行坚壁清野,臣认为所辖河东南路,太原属北路。蒙古大军若来,必从北路进发,故清野应先北后南。况且北路庄稼成熟较早,若提前清理完毕,敌军无处劫掠,兵锋自会受阻。否则南路虽清野,而粮草堆积于北路,反成资敌之诱因。臣已行文北路宣抚司,恳请陛下再下诏明令。”
不久,蒙古军果然退兵,完颜珣特颁诏嘉奖道:“卿以文武全才,肩负兵民重托,镇守一方,巩固边防,消解朕忧,唯卿之力。望更励忠勤,再建安民靖边之功,不负朕心,日后必有恩赏。”随即因设策退敌有功,晋升其官阶一级。
十月,胥鼎上奏道:“臣统领的义军,多是离乡背井、凶悍勇猛、逃亡之徒,若无训练统辖官节制,恐结党横行,滋生事端。乞请准许臣灵活设置总领义军使、副使及弹压官,并每五千人设训练官一员。此举既可预先防范,使其心存畏惧,更能精熟武艺,人尽其用。”完颜珣批准实施。
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正月,蒙古大军攻掠霍州、吉州、隰州三州,随后以步、骑兵六万人围攻平阳府,猛烈进攻十多天。胥鼎派兵多次击退敌军,并上奏道:“臣根据权宜之策设立官职赏格,预先张榜公告,招抚被迫随从敌军的百姓七千余人归来,后陆续来归者又有六千多人,均令其恢复本业。臣认为凡被俘未归者,更应多方招引诱回;已归者应听任其居住方便之处,优厚安抚体恤,勿使其流离失所。”完颜珣诏令批准其提议。
二月,拜授胥鼎为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在平阳府设立行省(主持地方军政)。当时,胥鼎正上表坚决请求致仕,完颜珣不许反升其官,并派遣近侍传达谕旨道:“卿父子二人皆为朕所深知。先前卿在朝执政时,因有人非议,故委卿掌管河东事务,卿果然能尽心竭力确保河东无失。今国家正值多难之际,除卿之外朕还能倚仗谁?卿欲退隐固然容易,但能不为社稷大计忧虑吗!今特授卿此职,时近秋防更应尽心竭力。”
当时,河南地区的粮食禁止贩运过黄河,胥鼎上奏道:“河东多山路险阻,即使平时地利尽用、夏秋两季连获丰收,尚常需依赖陕西、河南互通粮米贸易。何况近年屡遭兵祸,农民日益减少,加之天无雨雪,缺粮极为严重。此外,解州驻军数量众多,粮储仅够支撑一月。臣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府大庆渡皆拦截粮船,禁止粮食过河,臣恐军民因此不安,或生内乱。恳请朝廷准许粮食自由输运贩卖,以缓解解州燃眉之急。”朝廷采纳此议。
胥鼎又上奏道:“河东历经战火之后,疲惫的百姓稍得恢复,但壮丁耕牛既已稀少,难以耕种,更兼旱灾蝗害,而军需粮饷的征缴催科又十分急迫,贫穷无依者均已断粮,富户窖藏之粮也多被盗掘,几乎到了颗粒无存的境地,民生凋敝已极。若军费确有短缺,应以授官恩典鼓励百姓捐粮,岂不强过强行搜刮?”又上奏道:“霍州回牛岭、凤楼岭等险要关隘,戍卒近四千人。现今敌军已退而农事正当开始,臣请求酌情留少量侦察兵,其余尽数遣归务农,有警再行征召。既可使民力休养,又能节省官府开支。万一敌军再来,兵力也足以抵御。此乃一举两得之策,臣冒昧提请。”完颜珣诏令立即施行。
不久,胥鼎又上奏道:“河东两路农民日益减少,而戍守兵卒却越来越多,因此每年粮储常苦于供应不足。臣见潞州元帅府虽设有卖官鬻爵的恩例,但条款太少,未能尽用劝诱之术,故捐粮献纳者寥寥无几。应增补条款,参照中都旧例,并允许各路宣抚司均可发售官职,这样方能多获储备,以济供给不足。”尚书省修改制度后上奏施行。当时,因有河北宝券(当时的一种纸币)被商旅携带南渡贩卖,导致河南物价飞涨,遂限制其只能在原发行路分使用。因胥鼎有此谏言,朝廷废除了该限制。
其后,胥鼎又上奏道:“此前朝廷命臣将义军分编为三等,臣即发文给有关部门。但潞州元帅必兰阿鲁带表示:‘自去年初设帅府时,已检阅本军,淘汰冗员。编制既已确定,官兵上下相熟,故能每战必胜。这些都是历经血战的精锐,久经考验可用之人。况且他们多是父子兄弟相互救援,各顾其家,心齐而力合,情势不可离散。如今若强行拆分,将士互调而互不熟悉。何况潞州北境即为敌境,日常备战事务繁重,如此分等区别,那些被定为中下等的士兵,都将士气受挫、心灰意冷而不可再用,臣担忧反使敌人得以窥测我军虚实。恳请遵从本府既定编制,勿轻率变更。’臣亦深以为然。”完颜珣诏令允准其请。
后来,又上奏道:“近日侦得知蒙古军驻扎同州、耀州,臣私下担忧其会阻断我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派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敌军兵锋即将逼近潼关!此前臣曾奏报,蒙古军意图非止于攻取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臣虽已行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均令其设防,但恐未能立即遵行。恳请陛下诏令河南行院及统军司,商议御敌守备之策。”
完颜珣将奏章交尚书省审议,宰臣奏答道:“敌军已越过潼关,只应严令所遣将帅急速迎击,并命胥鼎增兵渡黄河以牵制敌军侧翼。”诏令批准。不久,胥鼎闻知蒙古大军已越潼关,又急上奏章道:“臣蒙受国恩位列枢府,凡有战事,皆应担当。今敌军侵入河南,将逼京畿,臣岂能安据一方,坐视朝廷危急,而不思稍解陛下之忧?
去年陛下颁降圣训,深憾昔日都城被围而四方无援,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须各提兵奔赴,如有不至自有国法惩处。臣既奉诏,已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率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率兵五千,取便道渡黄河直趋潼关、陕州;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朝廷大军会合。京师距平阳一千五百余里,若待朝廷命令再入援,需三十日后方能抵达,岂不贻误战机?臣决定身先士卒,日夜兼程急行军!”完颜珣嘉其忠勇,诏令枢密院督促大军接应。
起初,胥鼎因将率兵赴援京师,上奏请求委任知平阳府事王质为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元帅右监军,以镇守河东,朝廷批准,胥鼎亦正式拜授尚书左丞,兼任枢密副使。此时,蒙古大军已过陕州,自潼关以西皆列营扎寨,连绵数十里。胥鼎忧虑敌军逼近京畿,遂调集河东南路怀州、孟州等地兵力合一万五千人,由河中府方向入援;又派遣挂职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奔赴陕西,合力防御。胥鼎担忧蒙古军控制黄河渡口,又发文给绛州、解州、吉州、隰州、孟州经略司,约定会师形成夹攻之势。不久,蒙古军果然由三门、集津向北渡河撤走。
胥鼎再次上奏道:“自战乱爆发以来,河北溃散的士兵、流亡的民户,以及山西、河东的老弱妇孺,全部迁徙至河南。他们随处侨居,皆无固定生计,容易滋生变乱。臣担忧地方官府妄分本地与流民之别,或加以驱逐遣返,以致人心动荡。如今敌军日益强盛,兵锋将逼京畿,倘若敌人再引诱这些失业之众充当向导,或驱使他们攻城,岂不更助长敌方实力?乞请朝廷派遣官员安抚慰藉,并严令有关部门加强防备管束,以免酿成祸端。”完颜珣采纳,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任安抚捕盗官,巡行各州县。蒙古军回师至平阳时,胥鼎派兵阻击,交战失利后敌军退去。
金宣宗兴定元年正月(1217年),完颜珣命胥鼎调选三万五千兵力,交陀满胡土门统率西征。胥鼎急上奏谏阻道: “自蒙古军过境后,民间粮储匮乏,军力尚未恢复。若再出师西征,不仅粮运负担沉重,更将迫使百姓流亡。若南宋乘虚来袭,将何以抵御?此关乎国家社稷存亡。当前形势只宜防备南境,西征绝不可行!”朝廷遂中止西征之议。
不久,胥鼎进拜平章政事(宰相),封莘国公,又上奏道:“臣近日调遣太原、汾州、岚州官兵预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致函详陈此策失当。臣以为德升所言可取,特此转奏。”完颜珣诏令交尚书省商议。三月,胥鼎因祖父名“章”犯讳,请求避职改任,完颜珣诏令不许。
其后,金国朝廷下诏命胥鼎举兵伐宋,且严令不得再谏阻既定决策。胥鼎虽已分兵从秦州、巩州、凤翔三路进发,仍冒死上书道:“臣怀愚忠,不敢缄默,谨列伐宋六不可:军力对比悬殊:泰和年间太平日久,府库充盈,军马精锐,尚需议和息兵。今大安年间蒙古攻金后,天下疲敝,军力仅存十一,器械损毁,民役繁重。未伤敌而先自损,此不可一。
有三面受敌之险,今岁蒙古、西夏虽未入侵,实因休整或内斗无暇南顾。若闻我南征,必乘隙夹击。届时潼关、黄河之险难恃,三面受敌首尾难救,此不可二。宋军自泰和后十年间练兵积粮,修缮壁垒。况我迁都汴京逼近宋境,彼必昼夜严防。闻我军出唐、邓,必清野徙民,留空城困我,徒耗军力,此不可三。
现金军素质堪忧,今兵源多为山西、河北流民及招抚逃军,乃乌合之众未经训练,纵得城亦无粮可守。孤军深入,进退失据,恐溃散为乱,此不可四。现在欲‘因粮于敌’实不可靠,转运粮饷则民力难支。边民生计困顿,流寓河南者衣食无着。若宋人利诱为内应,则外有强敌、内有叛民,此不可五。今春耕在即,大军逾期不归必违农时,误秋季边防储备,此社稷根本之害,非仅疆场得失,此不可六。臣以为当精选将士屯驻边境,敌来则战,退则耕田储粮。待国力充实,自可中兴大业,区区南宋何足平!”完颜珣诏付尚书省,宰臣以“大军已发不可中止”为由搁置谏言。
其后,元帅完颜承裔等人攻占南宋大散关。完颜珣晓谕胥鼎道:“大散关若可守则守,否则焚毁回师。”胥鼎上奏道:“臣询诸将帅,皆言散关至蓦关诸隘地处偏远,需万人分屯方可维持。而恒州、虢县数关宋军仍固守,遇警时必分兵支援,我军众寡弱难支。凤翔、恒州、陇州亦无兵应援,恐两处皆失。近年民力困于征调,今值春耕农忙,焚毁此关,改屯边境险要以张声势,遇敌则互援,方为上策。”完颜珣诏令批准。
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四月,胥鼎请求致仕,完颜珣派近侍传谕道:"卿年事已高,朕并非不知,但天下大事正在逐步推进,卿是旧臣,姑且勉力完成吧。"胥鼎又因见完颜珣常亲自处理琐碎政务,不合帝王体统,上奏道:"天下之大,事务繁多,钱谷冗杂,非九重之身所能兼顾,必须委任官吏,天子掌握大纲、督责成效即可。何况现今多事之秋,岂可躬亲细务?望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功,则恢复大业指日可待。"完颜珣阅奏却不高兴,对宰相道:"朕唯恐懈怠,而鼎竟如此说,为何?"术虎高琪奏道:"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念,效法天道刚健之义,勤于政事,日夜不怠,正是太平之基,鼎言不当。"完颜珣听后甚喜。
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正月,胥鼎上言道:"沿边州府官员已有减定资历月日的规定,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也应一体减免,以示激励。"朝廷采纳。
二月,胥鼎又上奏道:"近制规定,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擅自诛赏。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固然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宰臣提出异议,完颜珣问枢密院官,却意见与胥鼎相同,遂下诏今后四品以下官员皆可裁决。
当时,元帅完颜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遭焚掠。胥鼎上言道:"承裔等人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咽喉要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暂勿焚掠,务必安抚。若使一郡安定,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若拒王师,方可杀戮。"完颜珣甚以为然,遂诏谕完颜承裔。
不久,胥鼎又因年老屡次上表求退,完颜珣对宰臣道:"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派人慰谕。鼎曾荐把胡鲁,以为才能远超自己,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才、决断机务,则不及鼎远矣。"不久,胥鼎因伐宋有功,晋官一级。
八月,胥鼎上言道:"臣奉诏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正值秋收,此举既夺农时,又不能御敌,反害民生。且一旦警急,所伐之木岂能尽去,岂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制止,而左都监完颜闾山言曾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完颜珣诏令胥鼎便宜行事。
当时,蒙古军大举攻入陕西,胥鼎多有料敌之策,朝臣或中途阻挠,完颜珣晓谕枢密院官道:"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必指授。"后又遣使谕示道:"卿专制一方,凡事可从宜规画,何必一一请示,徒增延误。"
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年),胥鼎进封温国公后申请致仕,完颜珣下诏答复道: “卿屡次请求致仕,朕起初未允,是盼卿调养康复后再为朝廷效力。今既准卿所请,仍特许卿居留京师。若遇军国大事,朕当亲赴咨议。”
金宣宗兴定五年三月(1221年),完颜珣遣近侍密谕胥鼎及左丞贾益谦道:“自去冬至今,雨雪罕见,民生困顿,军需匮乏,此害甚巨。卿等皆历事多朝之老臣,当何以应对?本欲召卿至尚书省共议,然恐与现任宰执意见相左,当面争执有失体统,故特遣使至府邸垂询。望畅所欲言,勿存隐讳!”
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年)五月,完颜珣特敕宰相道:“前平章政事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均系致仕老臣,熟稔国事。着即邀其赴尚书省参议军政利弊。”又遣侍官分赴四人府邸传达其意。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上奏道: “黄河以北连遭兵祸,蒙古军以往皆秋来春去,今竟盛夏驻兵不退,且反常地不嗜杀戮,纵容百姓耕作,此乃前所未有之危兆!枢密院屡令臣集结诸公爵府兵(指金末“封建九公”势力)出战,然公府虽名义分封,实则兵力孤弱,且互不统属,自保尚且艰难。朝廷若不速遣援军,恐河北军民以为朝廷已弃此地,此绝非良策!臣伏见前宰相胥鼎,才兼将相,威望卓著,昔在河东任行省时深得人心。今虽致仕,精力未衰。恳请授其重兵,总领诸公爵府联合作战。如此则民心响应,恢复失地可期!”
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正月,金哀宗完颜守绪继位后,便重新起用胥鼎,授平章政事(宰相),封为英国公,命其在卫州(今河南卫辉)开置行尚书省(战时中央派出机构),胥鼎则以老病推辞。
完颜守绪诏谕其道: “卿昔镇守河东,朝廷深赖其力。今河北州郡纷纷归附(实为残存势力),亟需卿统筹经略。卿乃先朝重臣,必能成此大业。自黄河以北,军政皆归卿节制!”胥鼎遂只得带病赴任,归附者日增。
其后,胥鼎因病体难支再度请辞,完颜守绪优诏不许,说道:“昔河东残破危殆,卿一至即定乾坤;及卿移镇,敌不敢犯。今何避嫌至此?君臣本为一体,朕待卿岂有异心?况满朝文武,谁可代卿之任?卿年高久劳,朕非不知。然国家百年基业、河朔亿万生灵,全赖卿力挽狂澜!”胥鼎接诏后惶恐不已,遂不敢再上书请辞。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七月,胥鼎在任上去世。史家评胥鼎,其人通晓政务,胸襟宏阔,施政沉着稳健,无论贤愚皆得民心。金室南渡汴京以来,书生出身而能镇守一方者,惟其一人而已!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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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龙城史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