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面讲了中国的原始群时代和母系氏族时代，本篇讲中国的父系氏族时代，考古发现主要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前面讲了中国的原始群时代和母系氏族时代，本篇讲中国的父系氏族时代，考古发现主要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1.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早期和仰韶文化大致同时，我这里要说的是它的晚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发掘，距今约5000年。

红山文化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它的陶器啊房屋啊等的，与仰韶文化大同小异，就不说了，主要说几点特别的。

1】卜骨。

富河沟门遗址发现一些卜骨，均系鹿的肩胛骨，无钻凿，仅在肩胛骨的一面有灼烤的痕迹，当时人们根据灼烤后在肩胛骨另一面产生的裂纹，即所谓兆痕来判断所占卜之事将出现的结果。此系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卜骨。

2】特殊首领。

小山和新乐都发现具有类似村落首领身份的人物的居所。从这些房址出土遗物看，谷物脱粒和复合工具的制作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从而反映这些类似首领者还实行着分配粮食和控制部分关键工具的权力。象小山的斧杖和尊形器，新乐的玉、石珠和鸟形木雕，这些虽然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特殊物，但同时也都是珍贵的工艺品，毫无疑问，这些工艺品系由类似首领的人物享有。看来，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在公共经济和宗教事务上掌握着相当可观的职权，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超出了一般居民的平均水平。

木雕鸟权杖（复制品）

3】玉器。

红山文化一些祭祀遗址所出玉器，是这时期玉制品的代表作。这些玉器很多都具有穿孔，因此，大多数应是佩戴在人身某个部位的物件。玉色大致有乳白、白色透明、淡绿和深绿。最常见的玉器有两种类别，一种是动物类，另一种是璧环类。动物类主要有常被称作“玉猪龙”的玉器和玉鸟、玉龟。玉猪龙作猪首龙身，蜷曲如璧或环状，首尾分界多以在璧(或环)上切开一豁口来表现，有的豁口并不完全切透而作成部分首尾相连的式样，头部刻出五官，龙身上穿有一孔。这种玉器的长度多在5-10厘米左右，但见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的一件玉猪龙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属于此时的作品，其最大长度达29.5厘米，是这种玉器中体积最大的。

牛梁河遗址出土

将猪首安上龙身，说明它是被人们抽象了的神化动物。牛河梁女神庙的位置恰恰选在遥对形似猪首的高山之处，也正反映了人们把建庙这一崇高的行动看作是受到猪神的驱使。可以认为，猪龙即是龙的一种起源形态。据此，对龙的信仰至少可追溯到红山文化之时。

4】女神庙。

在牛河梁和东山嘴这两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还发现全身的人物塑像，东山嘴的这种小型人像头、足短缺，体残高58厘米，系一裸体孕妇立像。大型人物像仅发现残块，呈盘腿端坐之态。牛河梁女神庙出有大型人物和猪龙的泥塑，多以木和草桔做成骨架，而后涂泥塑成。女神庙中现已发现的人像至少有六个，最大的一尊可能接近真人身体的三倍。

真人大小相当，头部比较完整，残高22.5、宽16.5厘米，面部施红彩，唇涂朱，两个眼窝中嵌入淡青色饼状玉片为睛，玉片直径2.5厘米，正面凸弧，背面正中琢成一个短钉，以嵌固于泥塑眼眶内，其高耸的颧骨系蒙古人种的特征，发掘者并据这尊塑像其它部位的残块判定为女性。这些人像应是得到人们祟拜的神偶，为当时东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罕见的艺术佳作。

5】夫妻墓。

合葬墓均为头向相反、下肢相对的二人仰身屈肢葬，其中一座墓的人骨经鉴定为一男一女。合葬墓中的男女二人应理解为夫妻关系，这无异于说，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至迟在此时就已经出现了。

6.祭坛。

阜新县胡头沟、凌源县城予山和跨凌源、建平两县的牛河梁以及喀左县东山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存在类似“坛“的祭祀建筑，并于坛内或坛旁有埋人现象，祭祀用的泥质彩陶筒形器等特殊陶器和动物类、璧环类等玉器是这些遗址特有的器物。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规模最大的是牛河梁“庙、坛、冢”群体建筑。根据目前的发现，这处群体建筑的中心是“女神庙”，围绕它分布着许多处“积石冢群”，属于这个群体的遗迹大约广布在5公里见方的范围内。女神庙位于一缓坡顶部，其北侧有一块100多米见方的平台，地表散布陶片等遗物。女神庙的主体为一长18.4米的多室半地穴建筑，墙壁上画有彩绘。内出大小不一的人体和动物泥塑，还有祭祀专用的特殊陶器。这些人体塑像应是这处遗址群的主要祭祀对象，人们习称为“女神”。

2.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最早发现于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最著名的是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轮制黑陶特别发达，器表往往为素面或打磨光亮，显得素雅大方。主要器形有鼎、鬶、甗、罐、盆、豆、碗、杯等，就中以蛋壳黑陶杯最为精致。

根据古史传说，东方的部落主要是太昊和少昊，可统称为两昊集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谓少昊氏“遂济穷桑”。《尸子·帝王世纪》谓少昊“邑于穷桑”；而《左传·定公四年》谓周初分封时“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因知穷桑当在曲阜左近，今曲阜东有少昊陵，是后人根据传说建立起来的。少昊活动的范围当不限于曲阜，而可能遍及山东各地。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的一段话是很值得注意的:“郯子日……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职官系统，实际上可能有后人的附会和整齐化。

但它透露了许多信息：(一)所谓少昊氏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族系，里面包含许多氏族、胞族乃至部落，并各以一种鸟为其图腾。(二)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的一段对话，知始居齐地的是爽鸠氏，在今淄博临淄区左近。而作为少昊后裔的郯国在今山东东南郯城县一带，均距曲阜数百公里。故知少昊的族系并非仅居曲阜一带而可能遍及山东全境。至于太昊之墟在陈，一般认为在河南淮阳左近。既云太昊，当与少昊有关。而龙山文化及其以前的大汶口文化的各地方类型，应是反映少昊族系内的各地方分支。到夏代，这些人民始称为夷，或是夏人统称东方之人为臾夷。而夷有九种，说明内部也有许多分支。这样看来，龙山文化可能是少昊或两昊族系的文化，是夷人的史前文化。

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中有五处发现了铜器或铜炼渣。三里桥的两件残铜锥虽然不在一起，并且是先后两次发掘时发现的，但从其形状和粗细的程度相象、断口大致能对接、成份和金相组织也都相似来看，可能原属一件标本而于早期残断所致。这件铜锥是铸造而成的，对金相组织的观察发现有树枝状结晶，组织不均匀，成分也有较大偏析。其中含锌约20.2%-26.4%,锡0.35%-2.15%,铅1.77%-4.26%，硫0.053-0.43%，铁0.585% 0.93%,硅0.043沁-0.11 % ,除铜、锌外，其余成份应为杂质。由于其中含硫，并与铅化合成为硫化铅，说明原料是不纯的，熔炼方法也是原始的。据推测这件锥可能是利用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得到的，而不大可能是人们有意掺锌制成的合金黄铜。

3.良渚文化。

良涪文化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是因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浙江杭县良诸镇而得名的。良诸文化的陶器虽然看起来也是黑色的，但多是黑皮灰胎而并非纯黑陶，也投有象龙山文化那样的蛋壳黑陶。陶器表面也多素雅而不尚文采，只有一些特别讲究的陶器上有朱绘或针刻花纹。陶器种类主要有鼎、豆、圈足盘、双鼻壶、单把带流杯和小口高领瓮等，除个别的鬶外，基本上没有袋足器。良渚文化的玉器多为通体磨制，并且广泛地采用切割法和管钻法。石器种类甚多，主要有斧、锛、有段锛、凿、长方形和半月形刀、犁铧、破土器和耘田器等，后三者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是适应水田操作的一套农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特别发达。一个墓地的发掘，所获玉器往往数以千计。其种类有珠、璧、钺、璜、镯、环、管、珠、杖头及各种装饰品，其雕工之精、数量之多、品种之复杂，为同时代及前此诸考古学文化之冠。

良渚文化所在的区域在古扬州境内，《尚书·禹贡》扬州条中的震泽和《周礼·职方氏》扬州条中的具区，都是指本地区中心的太湖而言。《吕氏春秋·有始览》:“东南日扬州，越也”，明指扬州为越地。史传太伯奔吴，《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奔荆蛮，司马贞《史记正义，解释说，荆蛮是“南夷之地，蛮亦称越”。《吴越春秋》以为越王勾践是夏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而无余曾封于越。看来越曾是地名，又是族名。后来推而广之，把我国东南沿海的非华夏族系的人民统称为越，以至有闽越、瓯越、南越、骆越、扬越等许多名称。

古越人和越地的情况，古文献中记载甚少。《职方氏》讲扬州的一段话虽是说西周时的情形，但也可作一参考:“东南日扬州，其山镇日会稽，其泽薮日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这种江湖甚多、物产富饶的自然地理条件，正是产生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基础，良渚文化则是这一发展的高峰和最后阶段。

4.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是以其首次发现的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而得名的。石家河是一个包括二十多个地点的遗址群，1955年发掘了三房湾、罗家柏岭等四处遗址。其中较早的属屈家岭文化，较晚的即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以灰陶为主，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桔红色粗陶和少量黑陶。泥质陶多为轮制。大部分素面无纹，少数有篮纹和方格纹。主要器形有鼎、鬶、豆、圈足盘、高领罐、粗红陶杯、缸等。石器磨制甚精，主要有钺、斧、锛、镰、镞等。石家河曾出大量陶塑动物，包括鸡、长尾鸟、猴、象、狗、猪等，形成一种鲜明的特色。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许多铜块。

墓葬中的随葬品差异显著，揭示了社会阶层分化。玉器是石家河文化高等墓葬中最具特色的随葬品，主要见于肖家屋脊遗址等高等级墓地。包括玉人像​（面部特征威严神秘，常见梭形眼、阔鼻、阔耳）、玉鹰、玉虎、玉蝉、玉凤​（如被誉为“中华第一凤”的玉团凤）等。这些玉器普遍采用圆雕、透雕、减地阳刻等精湛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的最高水平。不少学者注意到石家河玉人像的特征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存在相似性，为研究长江流域文明交流提供了线索。

​陶器​是常见的随葬品，如陶钵、陶壶、红陶杯等。​邓家湾遗址还出土了数千件陶塑小动物和人偶，生动反映了先民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石器​主要有石钺、石斧、石镞等，石钺在一些墓葬中可能是权力的象征。

这种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如肖家屋脊W6随葬56件玉器，而许多小墓则无随葬品或仅有少量陶器，清晰地表明石家河文化晚期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权力和财富向少数上层首领集中。

石家河文化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当于远古时代三苗集团的活动区域。《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的话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即今之鄱阳湖，衡山当是《山海经·中次十一经》里所说的衡山，大约指河南省西南部的雉衡山。文山虽不知为现今的哪一座山，但据其方位不外是洞庭、鄱阳湖之间偏南的某山。这个范围正是石家河文化分布的范围，所以石家河文化很可能就是三苗族系的文化。三苗在历史上与华夏族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舜、禹均曾与三苗打过仗。而石家河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有不少文化因素相似，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连体双人头像玉玦

黄帝和炎帝究竟发源于什么地方，向无定说。《国语·晋语四》有一段话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大约起于陕西渭水中游，黄帝则起于陕西北部，然后均向东发展。无论如何，这两个族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姬姓和姜姓世为婚姻也是事实。《史记·五帝本纪》曾谈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逸周书·尝麦》篇谓赤帝(即炎帝)与蚩尤争于琢鹿之阿，黄帝杀蚩尤于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谓黄帝命应龙攻蚩尤于冀州之野。这里提到的地名都在今河北境内。

《史记·五帝本纪》还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丸山，据《括地志》在青州临朐县界，岱宗即泰山。鸡头在甘肃，《史记，始皇本纪》: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熊当为熊耳山，据《括地志》熊耳山在商州洛县西。荤粥即后来的匈奴。如果真像《史记》所讲的，黄帝的战功和巡幸的地方如此之大，就有点像后来的始皇帝了。如果把黄帝理解为一个族系，则它活动的地方仍是以中原为中心而与四周发生交涉，这与考古学文化分布的状况还是基本上相合的。

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早先是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即是继承仰韶文化而发展起来的。继中原龙山文化之后而发展起来的，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是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是先商文化，在陕西关中地带是先周文化。自此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民往往自称为华夏或诸夏。其所以称诸夏，正同称九夷一样，表明内部还有许多支族。而炎帝、黄帝则被尊为华夏族的祖先，华夏族的人民即成了“炎黄裔胄”。

龙山时代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它们分别同传说中的黄炎、两昊、越和三苗等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集团后来又发展为华夏、东夷、吴越、荆楚等族系。

在龙山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中，除良渚文化外均已发现铜器。铜器分布面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显示它已越过最初的发展阶段而到达了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此时，普遍使用的是锥，其次是刀匕之属，其它则有斧、镯、指环、铃、镜等，即一些小件的手工工具、梳妆用具、装饰品和乐器等，应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铜器的成份中，绝大部分属红铜，也有少数为黄铜或青铜，不论哪种铜器，其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杂质。而此时的青铜或黄铜，实际是由铜锌共生矿或铜锡铅共生矿经原始方法冶炼出来的，并不是有意制造的合金。因此这个时代还只能是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

来源：小盒历史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