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我的评书通过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我的声望日益增大，曲艺团党支部决定，让我组建一支演出队，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为此我们组建了一支二十人的演出队，其中有几对相声、快板书、单弦，全是曲艺团的精英，由我率队到各地演出，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条陌生的路，我感觉担
由于我的评书通过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我的声望日益增大，曲艺团党支部决定，让我组建一支演出队，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为此我们组建了一支二十人的演出队，其中有几对相声、快板书、单弦，全是曲艺团的精英，由我率队到各地演出，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条陌生的路，我感觉担子不轻。
至今使我难忘的是营口之行，这是我们组建演出队以来的第一站，也是我从小茶社走进大剧场的第一次，虽然我当时影响很大，但这种演出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压力不小。演出地点是营口的辽河剧场，能容纳一千三百多名观众，票情不错，在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就遇上了一个大难题，而这个难题又有口说不出，什么事呢？您不要忘了，同行是冤家，原来在我的前面有快板书和两对相声，我压轴，其中有一对相声演员年纪虽然不大，可艺德方面差了点儿，他们见我又是领队又是压轴，又拿大份，心中不忿，因此在演出的时候，他们俩在台上可劲儿地耍，可劲儿地砸挂，引得全场沸腾，他们为的就是叫我接不住，看我的哈哈笑。果然这一招很厉害，在我上场的时候，掌声热烈，可演不到十分钟，就有人离席了，弄得凳子直响，场内秩序混乱，虽然我有名气，但演出的效果不及人家。演出结束后，返回宾馆，别人又说又笑，又吃夜宵又打牌，尽情地欢乐，而我就像挨了一场批斗似的，坐在床上一语不发，我心里很难过，也愧对领导的信任。作为演员同台献艺，人家火爆，你不如他们，那是什么滋味？这就是演员工作的特殊性。
晚上睡不着，我翻来覆去地想，谁也不怪就怪我本事不行，别看我在小茶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在大剧场却没有演出经验，也没有拿手的好段子，所以才接不住人家，我在想，我怎么才能编出几个精彩的小段，而不至受此奚落呢？我几乎想遍了所有的书，及书中每一个情节，我又想我如何才能接住他们？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此后的演出当中，我不断地摸索经验，终于找出了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我登台之后，先说一首诙谐又有现实感的上场诗，引得全场哄堂大笑，然后再说几句现实的包袱，拉近和观众的距离，这样一来，就把前面的压力化解了，把观众都拉到我身边来。第二就是我的段子一定要精，几句话就进入主题，把观众的心牢牢锁住，还没等他们腻歪呢，我的段子就说完了，此后再也没发生类似营口出现的那种情况，我真感谢我前面的那两位相声演员，他们的砸挂对我来说变成了动力，我才编了《宫门挂玉带》《大闹桑花镇》《血溅南阳府》《双偷郑家楼》等精彩段子，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我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我并没有掉以轻心，我还在暗中较劲，我要再编出几个好段子，每逢演出都要立于不败之地。
在营口演出结束后，回到鞍山，我忙里偷闲去看望了我那位师兄杨田荣，因为他身体不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迫害太深，得了心肌梗塞等各种疾病，失去了演出能力，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望他。这次见面他正在病中，医生说谈话时间不能太长，田荣师兄见着我非常高兴，我看见他病成那样，心中一阵的酸楚，回忆我俩相识的时候，他才三十五岁，现在已经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受了疾病的折磨，据他女儿对我说："心肌梗塞这种病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我把去营口演出的情况简要地向他作了介绍，他听后拉着我的手说："田芳啊，你要记住，人难交，屎难吃，在咱们身边什么样的恶人都有，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好在你年轻又没有病，多下点功夫是对的。"我又问他："听了我的录音没有？"他说："我天天都在听。"我求他给我找点毛病，他考虑了一下说："你还有点老毛病，八个字，刚则有余，柔则不足，你还要从这方面下点气力。"我听罢如获至宝，只有田荣师兄对我才能这样的坦诚，此后这八个字牢牢记在我心里，每当我说完了一部书，我都要用这八个字来验证一下，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1983年，我率队在陕西宝鸡演出，噩耗传来，田荣师兄已经逝世，为此我给鞍山发了一封唁电，沉痛哀悼我这位良师益友。
在转战南北的演出中，可以说西安之行是比较成功的。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我先后在西安演出了十三场，除了演出之外，又应出版社的邀请，每天都给他们写一个段子，让他们在刊物上发表，人家演出结束后不是逛街就是玩乐，而我除了集体活动之外，每天晚上都是通宵达旦地写作。有时候我累极了，把笔一摔，不想写了，可是我马上又想到在农村的生活，那时我受人管制，失去了自由，再累的活儿也要完成，连个"不"字都不敢说，现在我自由了，名利双收，有人请我演出，有人主动给我出版作品，还给我很高的稿酬，我有什么理由说累？正像评书里常说的那样，人哪，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想到这儿我打个冷战，浑身又充满了干劲儿，腰也不疼了，手也不疼了，倦意皆消，用凉水洗把脸，马上拿起笔来接着往下写，一口气又干了个通宵。
为了把失去的光阴找回来，把失去的损失弥补回来，我格外勤奋，一直紧绷着那根弦，手刨脚蹬，不停地工作。前面我说过，人要转了运，城墙都挡不住。因为在西安的演出效果相当的好，千人的剧场已经容纳不下热爱评书的观众，怎么办呢？当地有关部门就把我安排到体育场去演出，我的天哪！体育场能容纳一万多人，不是说评书的地方，但是逼上梁山又没有退路，我只好点头同意了。
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第一场演出，我往台下一看，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我常说人到一万无边无沿，这话实在不假，我看了这么多观众简直都有点眼晕。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倾尽全力在主席台上演出，老天保佑，当时的麦克风非常好，扩音设备也相当好，尽管体育场非常大，但是不管在哪个角落都听得真真切切。我一边演出一边在想，过去是百人多的小茶社，现在居然走进万人多的体育场，这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为了报答大家的热情，我使出全身的解数，演出了《三国演义》的精彩片段"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由于用力太猛，忘了自己口中戴的是牙套，结果把牙套喷了出去，一道亮光从台上喷到台下，引起许多观众的哄堂大笑。我马上停止了演出，叫人赶紧下台给我找牙套，我还对观众致歉说："对不起各位，请你们脚下留情，千万别给我的牙套踩坏了。"过了好半天，假牙套找到了，用水涮了涮我重新戴上，接着演出，上万名观众乐得笑破了肚皮。
还有一次，在西安兴平小体育场演出，因为是露天，演着演着下起了小雨，可是几千名观众，谁也没有走，大家冒雨听评书，我深受感动，工作人员撑了把雨伞罩在我头上，我见观众不散，观众不怕下雨，演员还怕什么？我就让工作人员把伞拿开，冒雨演出，效果照样良好，我简直不明白是什么魔力使那么多的观众对评书如此痴迷，难道我的艺术真正达到了巅峰吗？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因为十年"文革"许多文化团体都下马了，改革开放之初，文艺复兴，那时候的节目很少很少，评书捷足先登占先机，群众渴望文化娱乐，所以我才捡了个便宜，假如放到今天，是绝不会有那么热烈的效果的。
在西安的演出可谓轰轰烈烈，演出即将结束时，有一天，来了位女同志丁玉清，她是陕西电视台文艺部的主任编辑，她约请我给陕西电视台录一部长篇评书。我一听是电视台的就格外高兴，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从电台走向电视台，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我岂能错过。我对丁玉清说："现在演出太忙了，这件事情等我演出结束后再研究。"丁玉清非常执著，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一是盛情难却，二又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我就满口答应了，在西安演出之后，我请示了支部，经书记同意后，演出队回了鞍山，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西安，住在新华社招待所。
丁玉清同志和另外一位负责人到招待所来看望我，我们商定录一部八十讲的长书《三国演义》，每日录制三讲，上午大家在一起探讨本子，下午正式开录，稿酬是每讲八十元，您可听明白了，这不是我要的价钱，是人家主动给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八十元可是钱哪，我每个月的工资才八十四块，这每讲书才二十分钟，就可以挣到八十元，对我来说真是想不到的好事。
我兴奋极了，录制开始后，我把精力全都投了进去，每天三讲书，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反倒精神亢奋。当时是现录现播，我白天在电视台录书，晚上八点钟电视台就对外播放，每天晚上我都可以坐到院里头看到我自己录制的评书。那会儿电视机还没普及，招待所里有几台黑白电视机，他们把电视机往院里一放，来自四面八方的房客拿着小板凳围在电视机旁观看。不看则已，一看我的心就凉了半截，什么原因？因为图像太难看了，一是没有背景，只是一块蓝色幕布，二是我的服装一点儿都不讲究，平时穿什么上电视还穿什么，也不化妆，三是那时正值8月天气，陕西是有名的火炉，录制的时候因为空调噪声太大不敢用，因此我满头大汗，电视上一放我就变成了一位非洲黑人。书虽然录完了，也播放完了，钱也挣到手了，但是反应平平，没有多大影响。我暗下决心，今后再上电视台一定要有所改进，像这种录像方式不仅不能带来美感，反倒损害了我的形象，不管怎么说吧，我算上了电视台了，录了第一部电视评书。
返回鞍山之后没有几天，有许多出版社先后找到我家，向我约稿出书，我是来者不拒，全都答应了，那时我一个人顶好几个人使用，带队演出，回鞍山后就上电台录书，一部接着一部，回到家里又要给出版社写书，可以说没有一点儿个人时间，什么吃喝玩乐，几乎在我身上都消失了。
辛苦的耕耘带来了丰收的结果，1983年我终于住进了公房，在此之前我还被选为市文联委员、市先进生产者、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一连串的光环都笼罩在我头上，名有了，地位有了，钱也有了，这一连串的收获都归功于伟大的党，没有党给我落实政策，没有改革开放说不定我早就死在农村了，哪能有今日的辉煌！
长春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它带给我童年的快乐、幸福，也带给我许多灾难，尤其在"文革"期间我在长春先后流亡了四年，所遭所遇可以说刻骨铭心，现在我领着演出队再次回到长春，那种亢奋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我们在长春市红星剧场演出了五场，因为观众太多，又加了两场，观众多与少这是次要问题，主要是我这个人变了，过去是个流亡者，不敢见人，东躲西藏，为了生存带着孩子老婆卖水泡花，担惊受怕，受尽了凌辱，可是今天我成了名演员，也可以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小名人，过去在长春的那些朋友都为我欢呼，为我高兴。刘玉林、洪生、树槐、蒋四、小牛都纷纷到后台来看望我，大叔长大叔短，发自内心地替我高兴，每天演出时后台都变成了接待室，看我的人接连不断，相见之下我们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流不尽的真挚感情。谁也没想到，对我们最热情的最能咋呼的就是那个打我老婆和孩子的曹宝昌，他见着我们大姐长大姐短（我老伴儿也同行），就好像没发生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真情实意地约我到他家去做客。因为请客的人太多，我和全桂商量了一下，第一个还是选择了曹宝昌，我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不是不对，如果我要不去，显得我心胸狭小，记恨前仇，人都有过错，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不能再计较这些了，在长春期间曹宝昌围前围后，简直变成了我的护卫和安保队长。
我抽出时间，到各家去拜会，谈到往事，悲喜交加，我还邀请他们如果有时间到鞍山去做客。我还抽出时间逛了长春的一商店、五商店、二商店和东北商场，这可不是为了购物，而是站在这些商店的门前回忆着过去我女儿和老婆卖水泡花的情景。
我站在五商店门前，勾起我一段痛心的往事。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天，我们正卖水泡花，女儿举着杯子站到商店门口，我站在约三百米远的地方，给她背裉包，突然我发现情况不对，有一二十人把我女儿包围，看样子不是购买水泡花，而是出事了，等我赶到近前的时候，我女儿被当地的工商所和民兵带走了。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在后边偷偷地跟着，亲眼看见女儿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我又不敢进去，又不敢露面，不晓得女儿这次是吉是凶，以往没发生过类似事件，顶多是他们把杯给摔了，把你轰走了事，这次为什么要抓人呢？我等啊等啊，又不敢站到一个地方等，怕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我就装成没事人似的，在派出所门前不断地溜达，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小时，我看见慧莉终于被放出来了，慧莉没有看见我，随着人流往北走，在远离派出所的地方，我三步两步赶上去，把她叫住，我一看，慧莉头发散乱，面目苍肿，脸上有道红印子，就知道她挨打了，我小声问她："他们打你了？"慧莉哭着对我说："这帮人可缺德了，不光打我嘴巴，醇我头发，还用皮鞋踢我的肚子。"我听了之后，字字句句就好像锥子刺心那样痛心，我把女儿领到吉林省银行门前，坐在台阶上，用手抚摸着女儿的头，我哭了，因为附近没人，我可以放声哭泣，我对女儿说："孩子，什么也不怪，就怪你爸爸是个倒霉蛋，因为我的事使你们受了株连，有学没法念，跟着我到处流亡，干了这种类似乞丐的营生，爸爸对不起你们哪！"我还说："今后咱不干了，再寻找别的活路，一定不叫你受气挨打了。"慧莉非常懂事，哭着哭着她突然不哭了，她说："不，我还要卖水泡花，这儿待不下去，咱可以换个地方，要不今后咱怎么生活啊？"打那儿之后，我们就换到二商店门前去卖水泡花了……
人哪，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每当看到这些地方，我心里充满了咸酸苦辣的滋味。再看看眼前的变化，我的干劲儿就更足了，灾难是财富，也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人只有通过痛苦的磨炼，才能变得更坚强。
人生在世，就是在矛盾中生活，在斗争中成长的，旧的矛盾没了，新的矛盾又来了。一个是我的老伴儿身体不好，每况愈下，每年春秋两季就犯老病气管炎、肺气肿，长年打针吃药也不见起色，每逢过年过节都是她的重病期，节日的欢乐被她的疾病蒙上了阴影。有两次我在外地演出，因为她病重，我不得不中途返回，后来她病好了，我又出去接着演出，她的病也是我心中的一块病，即使在外边演出的时候，我也惦记着这件事。
第二个矛盾是我的牙齿跟着我捣乱，从"文革"中牙齿被打掉了几颗之后，我的牙就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带牙套演出，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得适应很长时间才能合适，刚合适了，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假牙。俗话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命，这些年来，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总是忍着牙疼，说书录书，或到各地去演出，满口假牙安好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您想，满口塑料掐在牙床子上，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总觉得满嘴里都是牙，连舌头都没有地方待了。大夫给我打麻醉针、镇痛剂，我是镇痛片不离手，有时候疼得连觉都睡不着。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我的上牙龈肿了，还化了脓，长了好几个脓包，既不敢吃饭，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坚持，在我临上场前，让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针，叫他把我上牙龈上的脓包全挑开，找点药棉花和纱布往外挤脓，同志们下不了手，我就找来面镜子，忍着痛自己挑，挑破之后，往外挤脓，当血水淌净了之后，就不那么疼了，然后我又带上假牙，坚持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头痛欲裂，只好到医院去打镇痛剂。即使这种情况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我心里说我的痛苦谁知道！好不容易盼着演出结束了，给团里完成了经济任务，回家一看我老伴儿又病倒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七家出版社先后找我约稿，他们是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少儿出版社、河南中原出版社、河南农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少儿出版社、河南中原出版社、河南农民出版社、黄河出版社，还有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因为那时文化食粮太缺乏了，传统书籍非常受欢迎，因此各家出版社瞄准了这个商机纷纷向我约稿，上面我说过了，我是来者不拒，因为是好事嘛，我能放着钱不挣往外推吗？所以我满口答应了。此后不单单是演出，还要写书，我在火车上写，在轮船上写，在宾馆里写，还是那句话，别人可以尽情地潇洒，而我却一个劲儿地努力工作，还要保证按时交稿，后来实在忙不过来了，我就想了个新办法，在家里把书录下来，把磁带给出版社，让他们按着磁带变成文字，然后再出版发行，经过几年的奋斗，我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可是用我辛勤的耕耘换来的。
人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回首往事，我最大的错误就是1988年我买了一台刚问世的夏利牌轿车。我买车的心情比较复杂，一是生活好了，我的眼光瞄准了高档奢侈品，我想我祖宗八代也没有拥有过汽车，过去的数年间我饱受酸甜苦辣，用自己的钱为自己买一部车不算过分；二是外事比较忙，近道还好说，远道都是借车用，有些不方便，自己有车方便多了。另一个秘密是我也想在人前显摆显摆，过去我单田芳混了大半辈子，灰头土脸，现在我拥有了轿车，让别人看看，心里找个平衡。车买了，随之而来的是烦恼也来了，我并不知道养车的困难，也不知道那么多烦琐的规矩，一是家里无人会开车，得雇用司机，二是车子停到楼下没有车库，又怕丢了，又怕被别人砸坏划伤，每天晚上提心吊胆，甚至一晚上都要醒几次到下面去看看，还要交各种费用，又要维修保养，有时候还经常违反交通规则被人家罚款，一连串的烦恼使我后悔不迭，这简直是花钱买罪受，虽然面子上似乎风光了，暗地里不定多少人妒忌和眼红呢。
事情就是这样，都具有两面性，当初落实政策的时候我跟全桂都下了决心，我们商量好了要低调生活，不要张扬，可是现在通过十年的努力，早把誓言忘了个干干净净。要说这个错误主要是在我身上，从买车的那天开始我跟我老伴儿之间就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她是坚决不同意我买车的，理由只有一个，心疼钱，她说这些钱来之不易，买了一辆车几乎把家底儿都掏空了，这犯得上吗？再说有了车每月能坐几次，这个钱那个钱得花多少钱？这是吃饱了撑的，钱多了烧的。汽车买到手之后，不仅没给家庭带来欢乐，反而给家里带来无限的烦恼。
……
落实政策之后，家里的生活从地狱变成了天堂，随之而来的是全桂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与我们的遭遇密不可分，她的心都要熬碎了，眼泪都要哭干了，她的病情日益加重。
全桂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几经抢救，有惊无险，好不容易熬到了1992年四月，孩子们都上班了，我由于录制《百年风云》，又编又录又写，累得不行，从电台回来，和衣躺到床上闭目养神，全桂带着六岁的孙女看电视，突然我听见孙女惊叫："爷爷，爷爷，你快起来看看。"我猛地坐起，看见全桂倒在地上，面部发青，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心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扶到床上，赶紧给儿女打了电话，儿女很快就回来了，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大夫马上进行抢救，给她挂上当时最好的药先锋五号，经过医生的会诊，主任大夫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对我说："你夫人的病可不轻啊，是老病吧？"我介绍了全桂的病史，大夫说："她要住院观察，你们家每天必须留下两个人值班，因为她属于危重病人。"为此我把家里的人做了分工，儿子两口子一班，我和女儿慧莉一班，分上半夜下半夜和白天晚上轮流服侍她。
尽管医生想尽一切办法用了无数好药，但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这就叫医生能治病但救不了命。好不容易过去了二十多天，有一次主治大夫对我说："老单哪，给你的夫人准备后事吧，恐怕她的病难以治愈了。"我听罢就是一愣，因为类似的情况有好几回了，都是有惊无险，难道这次真的过不了关了吗？我对大夫的话半信半疑，又过了几天，大夫对我说："给她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看来人真不行了。"到了第四十天头上，我一看真的不行了，因为打进去的药又顺着针孔流了出来，已经不能吸收了，人昏昏沉沉早已失去知觉，就剩下一口气，大夫建议我停止用药，他说："这白浪费钱！"我不同意，坚持继续用药。
当天晚上我在医院值班，北国的天气春来晚，虽然已经到了5月份了，夜晚还是很冷的，全桂躺在急诊室里，头上脚上都挂着点滴，鼻孔上插着氧气，我一个人坐在走廊上，包着大衣还觉得阵阵发冷，偌大的医院冷冷清清，安静得简直怕人，我能清楚地听到氧气冒泡的声音。我望着躺在床上的全桂心潮翻滚，回忆起这些年的生生死死，一路走过来有多么不易，她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受了那么多的罪，老天应当保佑她，让她多活几年，享点儿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叫她走呢？我本来不是十分迷信的人，但是不由自主地也祈祷苍天保佑，希望她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第二天，我们换班了，儿子和儿媳妇接班，我回到家里休息，往沙发上一躺就睡着了，我就觉得刚一睡着，有人猛摇我的身体，连声呼唤："爸呀，快起来快起来。"我睁眼一看是儿子站在我身边，我忙问："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妈走了。"我腾的一下站起来，忙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昨天晚上两点，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大夫抢救无效后，写的诊断是死于肺脑综合征。"
我听罢之后，心中的五脏好像顿时被人掏空了，头沉沉的，心空空的，手足无措，难以形容。最使我难过的是没有见到她最后一眼，儿子问我后事怎么处理，我说："低调处理，不要惊动街坊四邻，也不必要通知亲戚好友，火化了事。"三天后，儿女们怕我伤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去火葬场处理后事。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里，五内如焚，我和全桂历经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年，没想到她先走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路怎么走？我心里一片茫然，又想到我们过去的恩恩爱爱、是是非非，不由得失声痛哭，这种哭里头包含着留恋、苦涩和忧伤，但多多少少也包含着一点儿宽慰，因为全桂在世的时候，活得太累太痛苦了，死了对她来说倒是一种解脱。
正在这时儿子来了电话，说火葬场的事情一切顺利，又问我买什么样的骨灰盒，最高级的骨灰盒是岫岩玉的，需要八百元。我说："买最好的，虽然死者毫无感知，但对活着的人也是一种安慰。"
全桂的丧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很多亲友和朋友包括曲艺团的人几乎全不知道，后来有人到家串门，才知道全桂不在了。他们埋怨我说你怎么不通知一声，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多多少少也得表示表示啊，我苦笑道："人都死了，表示有什么用？"因为家里的内柱不在了，需要重新调整，在外边居住了几年的儿子一家也搬了回来和我住在一起，女儿也一如既往地经常来家照顾我。痛定思痛之后，我想到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继续奋斗，于是我振作精神又上电台接着录书。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