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我老伴儿领着孩子不在家，去了长春市老家的一间铺（我老伴儿的老家在农村），联系一旦我们下放到农村就回一间铺去，因为上级给你两个志愿，一是自己选下乡的地址，二是组织分配，所以我老伴儿选中了回老家，领着俩孩子走了好几天了。
没想到有一天，一场灾难又降临到我头上。
那时我老伴儿领着孩子不在家，去了长春市老家的一间铺（我老伴儿的老家在农村），联系一旦我们下放到农村就回一间铺去，因为上级给你两个志愿，一是自己选下乡的地址，二是组织分配，所以我老伴儿选中了回老家，领着俩孩子走了好几天了。
我吃罢早饭之后，把门锁好，在指定的地点见到李明白和董青，骑上倒骑驴去送桌椅，其中有位演员住在立山，离鞍山十五华里，道路是比较远的，我们把桌椅装好之后，用绳子勒紧，三个人倒班骑，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董青再一会儿是老李。我们走的是五一路，因为这条路又宽人又少，走起来比较顺畅，老李和董青经常骑倒骑驴都很有经验，唯独我没骑过，那玩意儿又好骑又难驾驭，人在后头蹬，货物在前面，有时候东西高了就影响视线。
我们仨骑到鞍钢小东门的时候，是个大上坡，所以谁也没骑，我们仨往上推，当推到高坡顶上，眼前是个大下坡，长有二里多地，直角能有十五度到二十度，正好轮到我骑车了。他们俩一边一个坐到车上，手里拽着绳子扶着桌椅，我在后面双手扶把两脚用力，从上坡往下坡骑几乎不用使劲儿，开始我们都觉得很舒服，又快又轻便，转眼之间情况变了，没想到从上坡滑落的时候，车子跟飞起来一样，速度非常之快，越是重车跑起来越快，我一看车子太快了，想把车子刹住。由于我过去从来没碰过这种车，连手刹都找不着了，这时车速越来越快，正赶上鞍钢工人上早班和下早班，他们横穿马路，人越来越多，我一想这下可坏了，这要闯进人群，少说也得撞伤十几个人，弄不好就得出人命，因为车子是铁的，再拉着那么多桌椅，你想有多大的分量，那要撞到人身上还有个好吗？我顿时魂灵出窍，两眼发花，四肢颤抖，心中想到完了这下彻底完了，一旦出了人命，我不被枪毙才怪呢，怎么办？怎么办？坐在车上的李董二人也傻了眼，他们想下车来不及，也只好听天由命，情急之下我想到了自己翻车，宁愿我们仨自己翻车，也别撞着人，因此我左臂用力，把车把用力往左边一扭，结果倒骑驴两个轱辘着地，一个轱辘腾空而起，以四十五度角的角度从马路的右边飞快地转到左边。
你说怎么那么巧，在我们倒骑驴的后面，有辆解放牌载重车，车上拉着好几十人，后来才知道，车是沈阳的，他们去大石桥参观万人坑，从大石桥返回的路上，由鞍山穿城而过，司机一看，倒骑驴冷不丁改变了方向，他也发毛了，他把方向盘往左边一扭，也奔了左边的马路边，结果汽车正撞在我们倒骑驴上。你说怪不，就在刹那间，我看见汽车迎面而来，连站在车上第一排的人是男是女都看得非常清楚，还看清司机戴着白手套，就听哐的一声，我们的倒骑驴被汽车撞出去两三丈远，桌椅板凳散落了一地，我顿时失去了知觉。我估计大约十几秒钟之后，我醒过来了，我躺在马路边上，周围都是人，那个戴白手套的司机，站在我身边，面色发黄，紧张得要命，不知什么时候，交警也来了，也站在我身边，司机见我睁开眼睛，马上哈下腰问："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送医院看一看？"民警也问："你觉得哪受伤了，能不能坐起来？"其实他们不说我也要进行一下自我检查，我双手撑地坐起来，先摸摸脑袋再摸摸肩膀和两肋觉得不疼，左边这条腿也不疼，就是右边这条腿有点发沉，不动还没事，一动膝关节就疼得要命，司机又问我："是不是腿疼？我拉你到医院去看看吧。"民警也征求我的意见说："你看这个事怎么处理？"我心中暗想这件事纯属怪我自己，怪不得旁人，我现在已然倒了大霉，落入这步田地，何苦再去牵扯旁人，看到司机那张僵黄的脸，我顿生怜悯之心，连连摆手说："没事，不用看，警察同志，这件事跟司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全是因为我不会骑这种三轮车造成的，你就让他们走吧。"
警察一听，既然我没有意见，他也乐得省事，一挥手，让这辆解放牌汽车开走了，司机还不错，临走前告诉我他姓名、地点和电话号码，叫我有事跟他联系，因为我从心里就不想牵扯他，他说的那些我根本就没记住，我还一个劲儿地挥手说："走吧，走吧。"于是司机上了车，开走了，警察也走了。
在我周围就剩下十几个看热闹的，这时，李明白和董青出现了，我真有点儿纳闷，原来他俩坐在车上左右各一个，车子被撞飞了，怎么把他俩也撞没了？没想到转眼间他们又出现了，李明白只是头部和胳膊肘擦伤了两处，董青完好无损，他们的确被撞飞了出去，幸好摔在路边的草地上。他们把我架起来，问我："你咋把司机放走了？他得负责任啊！"我说："事情明显在这儿摆着，怪我不怪人家，咱们倒霉都倒到天边上去了，还拽三扯四的干什么？"老李说："人现在受伤了，也得上医院去看看哪！"我说："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坐三轮车上医院看腿去，你们俩去修理车把桌椅板凳给人送去。"
分别之后，我雇了一辆三轮车到医院。幸好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我朋友，我说明情况之后，他让我躺在床上认真地检查，之后他对我说："没有大问题，你右腿的膝关节有点错位了，上点止疼药，打上夹板儿，个把月的也就好了。"他给我处理好之后，还借给我一条拐杖，我付了钱，拄着单拐回到了家。
到家后我就觉得头沉、腿沉、关节酸疼，我往炕上一躺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到半夜，我醒了，因为没吃饭，觉得肚腹饥饿，我一坐起来，顿觉得膝关节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右腿好像一百多斤，需要用两只手扳着才能动弹，我勉强烧了点水，熬了一锅粥，吃罢之后，又躺下了，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这个霉还要倒到何年何月？我老伴儿和俩孩子去了长春一间铺，到现在信息皆无，也不知道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了，又想到我还没被下结论，等待我的厄运是什么尚不清楚，腿疼事小，心疼事大，后来昏昏沉沉就睡着了。
第二天李明白和董青来看我，还买了点儿水果和点心，他俩说："你安心养腿吧，我们已经如实向上级汇报了，上级也同意你在家养病，但是得有医院的证明书，也就是诊断证明。"他们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吃了点儿点心，架了拐，又到了人民医院，让大夫检查了检查病症，大夫说："没什么变化，别忘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你撞的这么重，我看三个月两个月的未必能康复。"我让他给我开了一张诊断书，然后求别人送给了我那位当连长的师弟和工宣队的头头老于。
几天后，我可以离开拐，手拖着伤腿自己走路了，就是蹲不下，一蹲疼得要命。我心里有事，想利用这段时间到长春去看一看，问问我老伴儿安排的怎么样了，于是我架着拐买了一张火车票直奔长春，首先到了长春七马路全桂舅舅家里，这是她到长春唯一的落脚地，结果巧了，我老伴儿和俩孩子、舅舅和表弟全在家，他们一看我的到来全都愣住了，不相信这是事实，又看架着拐，也疑惑不解，我老伴儿问我："这是咋了？"我长叹一声："别提了，绝处逢生啊，和死神擦肩而过。"于是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接着我问她："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我老伴儿摇摇头说："我老家一间铺的亲戚都不同意咱们回去，他们有个传统习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要是当了官回去，大伙都高兴，你要是受了处分回去，大家都没有颜面，连大小队的干部都拒绝接收。"我说："那就由组织安排吧，如果天底下的农村都不要我，那才好呢，咱们省得上山下乡了。"
全桂的舅舅是个瓦匠，手艺一般，他就是凭着勤勤恳恳的劳动，把两个儿子国忠和国柱培养成人，由于在我们好的时候，他受过许多惠顾，现在我们落难了，他没有忘记前情，想要留下我们多住几天，然后请一位好骨科大夫给我检查检查，但被我拒绝了，我说："既然事情没办成，还是及早回到家里安定。"就这样我在长春待了三天，全家四口人都回了鞍山。
现在别的事情都搁在一边，主要的事情就是治我这条伤腿，经过几次检查虽无恶化，但也没好转。有人还介绍了许多偏方，其中最可笑的还介绍了某屯出了一位大仙，只要叫她念几句咒，这条腿就能好。我从心往外就不信这一套，可我老伴儿非常信，她非逼着我去看看，她说有病乱投医嘛，万一瞎猫碰上死耗子，你不也省得痛苦了嘛。我被逼无奈，跟她上了小火车，来到某乡。这位大仙的买卖那叫一个红火，屋里院外挤满了人，一打听，都是从四乡八镇和鞍山赶来的，大仙是个女的，五十多岁，她现在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还传授了几名弟子给她做助手，因为我头一次来没有挂上号，就由她的掌门弟子﹣﹣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给我治，他先叫我躺在床上，检查了伤处，又端过半碗凉水用小刷子抹了半天，旁边还点了一炷香，我就见他嘴里念念有词，不知嘀咕些什么，然后他含了两口水喷到我的伤处，然后又给我抹了黑紫色的药膏，用纱布缠好，他对我信心满满地说："没事，一次减轻痛苦，二次大见成效，三次就能全好。"
等我们返回的路上，我问我老伴儿："花了多少钱？"我老伴儿把巴掌一伸，我大吃一惊："什么？五十块，天哪！这可真是天价啊！咱每个月开的工资才四十块，看一次病就超支了，那日子还怎么过？"我老伴儿说："没事，这次到长春舅舅家他偷着给了我二百块钱。"我说："哎呀，可不来了，你看他那土头土脑的样子，纯粹是骗人。"我老伴儿说："求人家看病的人多了，啥人才没有，人家怎么就信，你就不信呢？"我说："算了算了，也别抬杠了，病在我身上我知道，折腾了半天一点儿也没减轻，还不如在家躺着好。"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我的腿依然没有见好，造反派派人到家来看过两次，因为有医院的诊断书，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见好，造反派有点沉不住气了，特派了两名文化系统斗批改小组的干部，亲自陪我到市中心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束后，我躺在病床上就听见这两个干部对大夫说话，声音很低，但我听得非常清楚，其中有个干部说："单田芳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也可以说是反革命分子，上级决定遣送他到农村去，就因为他这条腿，迟迟走不了，您看就这样下去，行不行？"那位大夫是比较认真的，他的声音比较高，我听得更清楚了，他说："凡是到我们医院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是患者，我们也一视同仁，他这条腿很严重，根本下不了乡。"两位干部碰了壁，没有办法，把我送回家里，他们也回文化局汇报去了。
那时天已经很冷了，还飘过两次雪花，在11月中旬，我们谁也没想到，我那半身不遂的老父亲，拄着拐杖，从沈阳到鞍山来看我们。这真是滑稽绝伦，父亲拄拐杖，儿子架着拐，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说到我父亲他真是一个苦命的人啊！据我祖母介绍，由于我祖父过早地离世，是我祖母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拉扯成人，在我父亲八岁的时候，由于家境困难，把他送进麻袋厂当徒工，那个黑心的老板往死了用人，我父亲才八岁每天工作要十六个小时以上，天天坐在机器旁嘎达嘎达打麻袋，工钱只挣成人的三分之一，酷暑严寒折磨着他，我父亲工作到半夜的时候，一边打麻袋一边睡着了，连小便尿到裤子里都不知道，久而久之，他患上了头翁病，脑袋肿得好大，两眼成了一条缝，老板一看这个小孩儿活不长了，就把他辞退了，我祖母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求亲靠友使用了无数的偏方，总算把我爸从死神那边拉回来了。
那时全家的生活全靠着我伯父单永生来维持，我伯父在天津学说书，外号八岁红，就是说他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小有名气了，他嗓子好唱的好，又是个孩子，颇受观众的欢迎，要没有我伯父的收入，老单家都得冻饿而死。后来我爸也跟随我舅爷学习说评书，因为他悟性差又没有五音，唱的不行说的也不行，后来就改工学习弹三弦，还不错，这条路走正了，若干年后经人介绍和小他八岁的我的母亲结了婚，我母亲号称白丫头，嗓音高唱的好，登台一亮相就红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父亲给我母亲伴奏，多少年来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在家庭成员中我妈是主力，我爸充其量是个助手，经过多次动荡，好不容易盼到解放了，他还摊了官司，被判刑六年，在释放的前一年又和我母亲离了婚，这是不幸中的不幸。
出狱之后他一直住在沈阳家里，我想把他接到鞍山住，他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他跟王全桂合不来，对我们的婚事他极不赞成，但又改变不了事实，因此不愿意在一起住；二是他一直希望我能把书读好了，改换个职业，按他的话说，咱家不能光说书，应该改换门庭，结果他的想法落空了，我还是说了书，他心里更是不痛快，但这也是改变不了的事实。综上所述，他不愿意离开沈阳那个家跟我们住在一起，顶多三五个月来鞍山一趟，看看孩子，再要俩钱。我心知肚明也不便勉强，他即使到了鞍山也是来去匆匆，吃顿饭拿俩钱下午坐车就回沈阳了，我由于工作忙，琐事缠身又很少回沈阳去，所以我们爷儿俩见面和谈话的机会非常之少。
我父亲回家后，我在鞍山，我大妹妹参加了铁路文工团，经常在外面演出不回家，我二妹妹又在抚顺财贸学校学习，也不回家，那时我妈每个月给家里的六十元生活费也不给了，把我三妹和四妹接到了哈尔滨她的身边，所以我家只剩下了父亲和奶奶两个人。为了维持生活，我父亲下了决心，要学习说书，过去他是弹三弦的，从来没说过书，尽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但隔行如隔山，要想说评书还得从头学起，我父亲下了狠心，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他曾对我说："过去几十年全依赖你妈了，这次她走了，我也要混出个样来让她看看。"所以他一心扑到学评书上。
那时沈阳市曲艺团对我爸爸的遭遇很是同情，他被释放后不久就回到了曲艺团，每月给他开八十四元的工资，但有一个条件，每月的收入必须超过工资才能开满资，如果收入达不到八十四，就不能开满资，因此对我爸的压力非常大，跟谁学呢？在那关键的时刻，还是亲人护着亲人哪！我三舅感觉到我妈的做法很不对，心里对我爸产生愧疚，因此倾尽全力教给我爸说评书，我爸起早摸黑都不回家，家里只剩下老奶奶一人，我爸回来后连口热饭都吃不着，为此经人撮合我爸又娶了个老伴儿，头一个老伴儿是大连人，小个儿不大，能说善讲，进门来就想主掌大权，又看不上我奶奶，家里三天两头口角不断，严重影响了我爸的学习，所以勉强过了半年，又离异了。因为我奶奶年事已高，实难支撑家庭，我爸迫不得已又娶了个老伴儿，我的这位继母姓甚名谁，家乡何处，我是一概不知，我也不想问，更没理由干预我父亲的事，不过这位继母还比较通情达理，我在财贸干校牛棚时，她还代表我父亲到牛棚看过我一次，我奶奶跟后儿媳妇说什么也过不到一起，后来被我大妹妹林芝接到成都去了，因为我大妹妹已经结了婚，在成都安了家，日子也还过得下去，所以我奶奶有了落脚地。
我们在沈阳的那个家，只剩下我爸和后老伴儿两个人。那时已经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百业萧条，说书人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复存在，靠着说书挣钱非常困难，曲艺团又进行了组合，把精干的人留下，余者全经过领导的安排送到了各个单位去工作，我爸爸被淘汰下来，被送到沈阳市大东区塑料八厂当了工人，每月工资六十元钱，但是我父亲挺乐观，虽然钱少了，压力也少多了，不必天天去说书，为挣钱而发愁，这六十元钱是必保的，按时开资一分不差，同时工厂的待遇也不错，医保健全，工会对职工也很好，热天发冷饮，冬天发棉护具，比起曲艺团来强多了。但厄运一直伴随在他身边，当工人不到两年，有一次帮着同志去修房子，中午累了靠着墙边睡了一会儿，结果中了邪风，落了个半身不遂，虽经多方抢救，但始终未能好转，打那儿以后，我父亲就在家养老了，工厂每个月把工钱送到家里，还截长补短地到家里去看他。就在我父亲饱受折磨的时候，我在鞍山也成了水煮鱼，一个不幸接着一个不幸，父亲的遭遇凄惨，儿子的遭遇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我有时回过头去想一想，为什么灾难都落到我们家头上，是天意还是人为，难道说是我们真干了缺德的事情应该遭到惩罚？
这次父亲是听别人说我被车撞了，他放心不下，带着病来鞍山看我，毕竟是父子连心啊。如果说我家不是摊了那种不幸的事，一家人见了面那得多高兴，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在背难时候的相遇，既有几分欢乐，又有几分心酸。全桂对我父亲还是比较孝顺的，赶紧上炕给他铺了厚厚的褥子，我扶着他靠墙坐着，其实我父亲的半身不遂还是比较轻的，就是左胳膊左腿不好使，动作有些笨拙，头脑还是清楚的，说话也不碍事，我说："爸，这次好了，你多住些天吧！咱们爷儿俩好好地聚一聚。"我爸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我爸说的是真是假，他告诉全桂："什么都不要给我做，我就是想吃窝头，喝小米粥。"难道他知道我家条件困难，有意提出这种要求吗？可是我们还是尽可能地每顿饭上加个肉菜，这回真的有富余时间了，我腿被撞伤了，天天在家休养，我父亲因病退休了，也没有任何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今天谈不完还有明天，于是我们爷儿俩都打开了话匣子，从过去谈到现在，简直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我一连串向我父亲提了上百个问题，先是谴责他不该对我两个师姐那么手狠，她们俩人挨了多少冤枉揍，我父亲边听边点头，虔诚地忏悔道："我做的是有点儿过分哪，我对不起两个孩子。"我又提到我父亲没有那个本事就不应该做买卖，结果左边赔，右边被骗，把很多钱都扔进了无底洞，我又问他："你为啥交了个王子明，结果你蹲了六年监狱，和我妈也离了婚，全家人落得四分五裂。"我父亲听到这儿动了肝火，用巴掌拍着桌子说："怪就怪那个佟浩儒，是他把我坑了，如果当初他跟我说实话，我也不会上当受骗，结果落了个包庇反革命罪，才落到这步田地。"我父亲还说："佟浩儒被判了无期徒刑已经死到监狱里了，该！谁让他坑别人来着。"
我怕引起他的伤心，赶忙岔开话题，又谈别的事了，谈着谈着，我爸恨起了我妈，他就像发神经似的大喊大叫："这个没良心的女人，太毒辣了，太自私了，她跟别人跑了，扔下老小一家人，她的良心简直被狗掏去了，要不是我替她顶罪，她能提前放的出来？"我一看我父亲真的动了肝火，赶忙又改变了话题。
我父亲住在鞍山那个阶段，他最高兴的就是他的小孙孙老铁，老铁跟他爷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逢走路他都主动搀着爷爷，每逢爷爷坐着的时候，他就给他揉腿揉手。我们是个大杂院，共用一个厕所，很不讲卫生，每次我父亲上厕所之前，老铁都拿把扫帚把厕所打扫干净，又撒点白灰粉，把他爷爷搀进厕所。我父亲有时把老铁拉在身边拍着他的头说："多好的孩子，长得虎头虎脑，浓眉大眼，一副富贵相，也不像倒霉的样子，为什么偏偏生在咱这个家庭，让孩子吃苦受罪，漫说你这个当爹的对不起孩子，我这个当爷爷的也不例外啊。"说着说着，我父亲竟然痛哭起来。女儿慧莉言语不多，心肠虽热，却表达不出来，就知道站在旁边擦眼泪。
于是我们的话锋一转，谈到了我下乡的问题，我父亲说："看来下乡的事已成定局，你和全桂都是成年人了，遭罪对你们来说也能挺得住，我最心疼的是两个孩子，他们招谁惹谁了，这么小就跟你们去遭罪，我实在是于心不忍，但又无能为力，我那可怜的俩孩子。"说着他把慧莉和老铁搂在怀里失声痛哭，我掉了一会儿眼泪，假装坚强地说："爸，你不用太难过了，关于下乡的事，我已经做出决定，我一个人去，把他们娘儿仨留在城里，有罪我一个人去遭，绝不牵连他们。"我爸听后点了点头说："这也是个好主意，你自己作的孽，你自己去遭吧，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咱家都做不了主，还得听上边的。"我说："我已经打听了，很多人对我说现在的政策是人犯家不犯，即使我是反革命，和家属也没有关系，假如他们娘儿仨坚决不跟我下去，政府也只好答应，这样一来，我在农村也好安点心，即使有回城的时候也有个家，也有个落脚地。"我父亲说："我赞成，有天大的事你一个人顶着吧！"可是，这件事却遭到我老伴儿的坚决反对，我老伴儿说："那怎么行，田芳长这么大都没到过农村，他连个饭都不会做，身旁没有人照顾，他能活得下去吗？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分开不是好办法，一旦田芳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个家也就毁了，人家在农村都能活，咱们为啥活不了？那也不是人间地狱，别人能受得了，我们就受得了，反正我是不同意分开，要走一起走。"尽管我父亲劝她我也劝她都无济于事，她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一起走，为这件事当着我父亲的面我俩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我父亲说："全桂说的也在理，既然你要照顾丈夫又要照顾孩子，那一切就由你决定吧。"
在这期间，工作组到我家来过两次，一是看看我的腿伤好到什么程度了，二是告诉我们做好下乡的准备，我父亲仗着胆子问了句："我们家田芳究竟犯了什么罪，上级是怎么处理的？"有个姓陈的工作队员说："可能是定的现行反革命吧，这叫戴着帽子遣送下乡。"全桂马上问道："这个事决定了吗？怎么也没开会宣布啊？"老陈说："我可是听说啊，到底怎么处置的我也说不清楚。"说罢他们就走了，我爸说："假如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这不是一件小事，起码他们得找你签个字，你认可才行，然后还得开个大会，向群众宣布，现在这些程序都没有，看来姓陈的说的不见得是真事。"此后这件事是真是假，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转眼1970年元旦过了，离春节还相差十几天，我父亲要回沈阳了。临走的时候，他还是老话重提："田芳啊，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要做好吃大苦受大累的准备，我看遭罪的事还在后边呢，不管你是个什么，你还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你一定要咬紧牙关挺住，当年我在蹲监狱的时候就是凭着一颗恒心混过来的。"我连忙点头称是，由于我爸行动不便，我的腿又有伤，由全桂把他送回沈阳，在鞍山汽车站我父亲拄着拐杖上了汽车，掉着眼泪对我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两眼模糊，心中一阵绞痛，连汽车什么时候开走的，我都没看清，这也是我和我父亲最后的诀别，也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刺痛。
几天后，全桂从沈阳回来了。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说腿不好也要走，可以到农村去养着嘛，现在曲艺团的人大部分都送走了，就只剩下了你一户，你走后，安置办就可以解散了，要不我们都得拉着架子等你一个人。我所住的房子，被房产局公价收购了，三间砖房给了我四百二十块钱，每个下放户，每人给一百块钱，我们全家四口人又得了四百块钱，我用这笔钱买了一辆自行车，是长春产的金龙牌二手车，以备到农村后使用，家里的东西能带的带能卖的卖，东拼西凑，又凑了一百块钱，那时这几百块钱就成了我们的生活保证金。
好不容易挨到腊月二十六，上级通知，明天就来车送你们下乡，地点是台安县新开河公社杜达莲泡大队。我问他们："我一没拿到处理通知，也没签字画押，你们也没开大会当众宣布，难道我的事就这么决定了吗？"他们不耐烦地说："反正是一回事，你签字不签字也是反革命，宣布不宣布也是反革命，总之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