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5、16日，蒋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天，蒋就正式宣布《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条例》，并自任该会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
7月14日，蒋介石骤然来到广州，李宗仁和阎锡山在广东绥署大会堂举行了接风宴会。
15、16日，蒋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天，蒋就正式宣布《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条例》，并自任该会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
委员有居正、于右任、何应钦、张群、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吴忠信、陈立夫，秘书长洪友兰，副秘书长程思远。
第二天下午，非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蒋又提出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及其主席：西南分会主席为张群，东南主席为陈诚。
阎锡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扭转时局案》，全文数万言，凡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各项无所不有，是阎组阁以来本着“当大夫开药方”的精神，花了很多心血写成的。
在向这次会议提出之前，已在行政院内阁例会、联席会议或扩大会议上分别性质，逐段提出过讨论和表决，内容十分庞杂。
案文提出时，已印制成册，因太冗长，无从当场审议，乃决定“原则上通过，交还行政院分发给有关部会，拟订实施细则后，相机陆续实施。”
同时，与《扭转时局案》一起，阎还提出了《固守台湾案》。其实，阎锡山的衣兜里还揣有那份《保卫华南、西北案》，只是当着蒋介石的面未敢提出来。
等到7月21日蒋离开广州，他才在8月2日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提出，但因该案与蒋的部署有矛盾，未得肯定通过。
此时，阎锡山内阁的又一困难是没有财权。
在6月24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财政部长徐堪做财政报告指出:
以银圆计算，当时月支军政费用需4500万元，而政府各项收入总数仅1000万元；蒋总裁允从台湾库存每月拨给1200万元，其余2300万元无法解决。
有人质问道：
“实际上，广东仅关税一项就可月收1500万港元，只因走私漏税严重，影响税收。”
徐堪说：
“这些走私漏税分子都是地方上的大天一、大天二和政府里的特权分子，财政部对付不了他们。”
吴铁城当面问道:
“特权分子”究竟是什么人？
徐堪说:
他们是中央两大系统的特务。
这些人只服从他们的组织，就是蒋本人的手谕也不能直接生效，别人谁能管得！
一时间，大家相顾无言。
随后，李宗仁接着问及改革货币，发行“银圆券”问题，徐堪解释道:
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因为“银圆券”要实行足值的硬币兑换，硬币铸造不够即无法发行。
阎锡山问：
“何不改成实物储备，发行‘物产证券’呢？”
徐堪说：
“那得把银行改成粮店……”
接着，会场上发出了一阵笑声。不过，接下来“银圆券”经过紧张的筹备，终究还是于7月3日出笼。
7月2日，也就是“银圆券”发行的前一天下午，李宗仁召集各有关院部的负责官员开会，由徐堪详细说明了“银圆券”的币值计算、发行计划、收兑“金圆券”的比价和兑换硬币的办法。
1949年，广州国民党行政院办公楼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最后，由阎锡山签署了行政院发布改革币制命令，又宣布在国民党中常会里成立一个财政三人小组，成员是吴铁城、陈立夫、徐堪——竟没有阎锡山，原因不详。
结果，“银圆券”发行不到一个月，因应兑硬币调运不灵，不能及时满足兑现要求，不得不加以限制。
很快，银圆券走上金圆券的老路，广州重又成为港币横行的天下。
由于银圆券的贬值，战局的恶化，广州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秩序混乱，阎锡山又想实行太原的老办法，搞平民经济执行委员会。
可是，他提出后，便遭到朱家骅、叶公超等人的反对，指出广州毗邻港澳，又驻着各国外交使节，决不能采取太原那样的非常手段，阎锡山因而只能作罢。
就在阎锡山兼国防部长视事之初，正是西安、上海解放，全国战局急剧变化之时。
于是，阎锡山接受老部下王乾元的建议，利用绥西河套屯垦军，以提供经费和空运武器装备为条件，将他们编成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在河套地区建立“大西北根据地”。
7月初，阎锡山派飞机把马步芳从西宁接来广州，许其为西北行政长官兼甘肃省主席的头衔，并让他在陕、甘、宁、青四省境内享有自行筹饷征粮的权力，将原甘肃省主席郭寄峤调离，使陕、甘、宁、青四省成为纯属马家的一统天下。
那天，阎锡山的随从们忘了马步芳是穆斯林，竟拿烤乳猪席来招待他，及至发觉更换，一时找不到清真厨师，临时到菜根香素餐馆才办了一席罗汉斋。
马步芳对此很不满意，加之那天广州特别热，马步芳又特别胖，一下飞机就喘不过气来，因此，他和阎锡山会谈不多时，一顿饭没吃，就坐上专机走了。
这个小小的插曲，成了当时官场的笑料。事后，阎锡山又派金典戎为代表，带了几十万银圆送去兰州。
过不多天，他又听说傅作义派人去了绥远。
阎锡山认为，傅作义、董其武都是他的老部下，有深厚的交情，容易说得投机，于是派徐永昌带上亲笔信去绥远，游说董其武。
徐永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哪知，徐永昌飞到归绥，在机场上就接到通知，说董其武正与北平代表在省政府进行谈判，让他们飞去另一机场听候消息。
于是，徐永昌的飞机就此飞去邻近的军用机场，待了4个多小时后，得到董其武的通知，说与北平洽议已有眉目，以不见面为好，以免另生枝节。
徐永昌只得将阎锡山的书信和两箱银圆留下，即时飞离绥境。
徐永昌回到广州的第三天，北平就发布了董其武起义，绥远和平解放的新闻。
与此同时，与广东接壤的湖南也传出了程潜和陈明仁密谋“投共”的传闻。
阎锡山知道程潜跟贾景德是诗坛老友，交情很深，乃派其带了两箱银圆飞去长沙谒程潜。
贾景德的飞机在长沙降落后，即有陈明仁的军队前来守护，盘问来意，接着将贾接到湖南省政府。
陈明仁出来见面说：
贾景德虽再三要求，但连电话也不给打，只得留下信件与银圆返穗。
阎不罢休，乃于8月1日再写亲笔书信，说蒋李两公一致提请颂公出任考试院院长，希即日来穗就职。
同时，改派国防部次长黄杰和政工局长邓文仪再去长沙，因为黄、邓两人都是陈明仁的黄埔同期同学。
他俩到长沙一看，就知情况异常，因为，陈明仁对他们说，程潜去了邵阳，无法见面。
于是，二人不敢久留，匆匆原机返航。
很快，广州接到他俩飞经衡阳发来长沙之行电报员的时候，同时听到了北平新华社广播“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的消息。
这时，西北三马因与胡宗南不融洽，在解放军的强大进攻下溃不成军。兰州、银川相继解放，阎锡山的进行的“银弹”人情战术终于一无所得。
尽管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而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止或缓解。
阎锡山组阁后的第二次国务会议上，外交部长叶公超报告当时国际形势时指出，英国为了加强保护香港，提出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
而且，美国国务院内还有人主张，一旦中共成立政府，可以即予承认。
实际上，在南京解放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没有跟随国民政府南迁，只派大使馆公使衔代办路易士·克拉克到广州开馆与李宗仁联系。
阎锡山组阁后，找到陈纳德，以民航局委托他再度成立美国航空队为条件，并通过陈纳德直接和克拉克拉上了交情。
8月3日，司徒雷登撤出南京时，阎锡山仍认为美国将一心一意支持国民党。
不料，5日这天，美国国务院忽然发表了题为《美国同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期间的关系》的白皮书。
同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在向总统递呈这份白皮书时写了一封题为《美中概要》的书信，也附在白皮书后同时发表。
艾奇逊的信指出：
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底，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军事援助10亿美元，经济援助10亿美元，但由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使国民党丧失了控制权。
最后，这个白皮书表示无可奈何，美国不能再对蒋介石政府继续给予支援。
8月11日，阎锡山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听到外交部长叶公超报告白皮书内容摘述之后说：
“这份白皮书是美国表示它对国民党已做到仁至义尽，今后撒手不管了。而将美国白皮书与湖南程潜、陈明仁的消息同时发表，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反应。”
会后，叶公超立即召集外交部工作人员集体起草一份《关于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的声明》。
次日，行政院召集内阁特别会议讨论这个声明草案时，阎锡山说：
“美国出了钱让我们前线卖命，还说我们无能。他们有能耐，不妨自己来参战。”
叶公超说:
这样的语调不合外交准则。
最后，还是按外交部起草的原意，参照了手头的现成资料，匆匆审定一遍，即于13日提向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讨论通过。
14日，阎锡山派叶公超、洪兰友送往台湾交蒋介石做最后审定。
尽管这个声明的主要内容是替蒋介石开脱责任，挽回面子，但蒋看过之后，还是把它否定了。
接着，阎锡山又根据被蒋介石否定了的第一个声明所列资料，写成了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对美国发表白皮书的感想》。
当这篇《感想》译成英文后，于斌指出后一观点在独立自主的潮流中，是有反逆性的，这才被删除。
这份英译本由夏风（本文作者）拿去香港印刷，并送了100本给外交部驻港特派员郭德华，嘱其转送过境外国朋友。
8月13日，麦克阿瑟邀吴铁城到日本会谈，明确告诉美国再不援蒋，但对广州政府仍寄予希望。
吴铁成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吴铁城当时把阎锡山指责蒋介石守点守线战略的记录拿给麦克阿瑟看。
氏麦认为阎氏的意见很好，希望广州政府能另订有效的保卫华南的军事计划来。
吴铁城从日本回来，还带回一帧联合国总部高级专员德籍犹太人卫西琴的照片，因为他是早年在山西办过学校的，他捎话给阎说：
“麦帅对阎先生在广州主持国防很是关注。”
阎锡山听了很高兴。当时，人们议论就说：
阎锡山空中有陈纳德，海上有白吉尔，再加上麦克阿瑟身边又有个卫西琴。同时，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又是他晋绥军的老旅长。国外的后台够硬的。
这是因为此前阎锡山从太原出逃，一飞到青岛，就登上美国军舰，拜会过美国太平洋舰队舰队司令白吉尔上将。
可是，这次白吉尔来广州则是秘密会见白崇禧，当阎锡山得知其驾到时主动去拜访，但未见到，白吉尔已经启程返回香港。
从这件事来看，阎锡山的国际靠山很难靠得住。
不过，白吉尔在穗秘密会见白崇禧时，答应只要他的队伍驻进广东，美国太平洋舰队将负责供给全部军需补给。
这一点，在李宗仁看来是摆脱蒋介石操纵，自己来保卫华南的难得机会，但是，要调白崇禧部队到广东，第一个拦路虎是阎锡山。
于是，李宗仁又想方设法要阎把国防部长职位让给白崇禧。鉴于上次中常会上他提出时怎样也得不到蒋介石的允许，这次就想让阎自己提出辞职。
为此，李宗仁动员了邹鲁、郑彦棻等老人出面劝阎，但被阎一一拒绝了，阎锡山说：
“这是党国对我的信任，我不敢辞让，如果代总统下令撤我，我这行政院长也坚决拒绝副署。”
随后，李宗仁又想起徐永昌深谙此事的利害，又为阎氏所信任，于是求徐劝阎。
但是，阎仍不改变原意，并给徐写了个信，说这是关系国运隆替的大事，他认为:
“若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辞职；或者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我兼或可不亡，换人抑或可不亡，我亦愿辞职；假如我兼亡得慢，换人亡得快，我就不辞”。
李宗仁从徐永昌处看到了这番大道理后，仍不死心，又请贾景德忠告阎，请阎从事实上考虑：
当了国防部长，指挥不动老蒋的兵，自己又无兵垫底，将拿什么来和人家战斗？
如果改由白崇禧出掌国防，不但自己有兵，而且在两广的多数军政头领也能服他，国际上又有人支持他，何乐而不为？
“我兼国防部长是蒋总裁的意旨，如果要我辞去，也必须先经蒋总裁的认可。”
阎锡山给李宗仁的这勺闭门羹，切断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和布防广东的道路。
从此，国民党再没有得到过美国的任何支援。
阎锡山此举倒并非争霸兵权，因他从组阁之日兼长国防部起，始终没调遣过一兵一卒，一切军事部署都由顾祝同直接请示蒋介石决定。
有特殊情况时，蒋介石径自调兵遣将，国防部事先都一无所知，阎占着国防部霸权，恐非事实，他只是想维持其独断军事的现状，以示忠心于蒋而已。
有职无权，空掌国防的架势是阎锡山在组阁之前始料所及的。
如今，“李代总统”要集两广军队的全力保卫广州，蒋总裁要选各方精锐坚守东南沿海，双方都在背着国防部行事；而国防部总参谋长顾祝同又保留着大量军事秘密不让阎知道。
阎锡山也只能是不闻不问，尽管广州局势日益危急，他仍旧安之若素，除了开会、会客，连院长、部长的办公室也很少去，依然待在庙前直街官邸，编写着各式各样的“方案”。
8月16日福州解放，20日赣州解放，顾祝同两次向阎锡山报告紧急军情，屡次向院、部办公室打电话都没有人接，最后往官邸的书房里找到了他，而且见到他阎锡山在埋头写作。
8月23日中午，蒋介石突然由台北飞到广州，李宗仁和阎锡山事先都不知道。
蒋下机后驱车到兰园，到北楼访晤李宗仁，得知行政院就在南楼，就叫蒋经国去通知阎锡山，蒋料他一定在官邸午睡。
没料到，当其由蒋经国领头进入阎氏官邸时，见阎在写东西。问其忙什么？
他回说是根据以前提出的《扭转时局案》，按那次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决定，让行政院分给有关部门订出实施细则。
但是，原案是原则性的提法，不易厘定细则，只有先分门别类订些分案。
蒋介石问:
最近，李宗仁召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白崇禧等在总统府开会，决定任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令他统一指挥广东境内及其周围的陆海空三军，全力保卫广州；又把院辖市广州改为省辖市，以利统一指挥等措施，究竟要怎样搞？对此如何看法？
阎答道：
“此事刚从旁听说，未接总统府通知，尚不明真相。”
蒋听后反而十分满意，知道阎没受到李的拉拢，因而对阎说：
“你集中精力为大局全面与长久打算，深谋远虑，很好。至于保卫华南和保卫广州的实战指挥我已有了部署。”
阎锡山确实聪明，他深知蒋、李的矛盾在日益尖锐，调和已不可能。广州防务，蒋、李各搞一套，他也斡旋无力，只能由它去。
李宗仁召开的军事会议一般不要阎参加，通常召集的只有白崇禧、张发奎、余汉谋、陈济棠等，对阎保密，有时仅知照一下。
至于国防部召开的会议，虽然用阎的名义召集，可是参加人员却由顾祝同来指定，一般出不了军统郑介民、毛锡彪、毛人凤等人。
这一次，蒋介石在广州只住了一夜，深夜在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阎锡山、顾祝同、郑介民、胡宗南、白崇禧、陈济棠。
会上，蒋亲自部署胡宗南部扼守川陕边境，白崇禧部扼守湘赣边境，最后决定国民政府准备撤出广州，西迁重庆。
第二天（24日）蒋飞去重庆，美国使馆就在这天停止在广州办公，使馆人员全部撤往香港。
此刻，广州已经告急，阎锡山为此连夜部署交通工具，编制西迁序列，并通知各部会立即派人去重庆打前站。可是他并不因此放弃其孜孜不倦的“纸上谈兵”。
蒋介石在西南逗留了30天，于9月23日从昆明飞回广州时，阎锡山已经把《扭转时局总案》编成，并印制成每套六册的巨书。
这个总案在原来的《扭转时局案》下，分为整饬吏治、保卫台湾、成立反共救国民众武装等等，军、政、财、经、教无所不包的八个分案，60余万字。
在这些分案里，阎又掺进一部分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等“阎氏主张”在内。
蒋介石接过这厚厚六册《扭转时局总案》，看了看封面标题，说了声“很好”，就交随员拿走了。在此后的任何会议上也没见拿出来讨论。
阎锡山从组阁之日起，共制订了《扭转时局总案》和军事上的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案以及保卫台湾、海南岛方案等，还向联合国提出过《控诉苏联侵略案》，总计阎阁案文有100万字以上，这就是阎锡山开的“药方”, “对症”与否，因为没有人去服用，也就永远不得而知。
蒋介石回到广州，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南局势，抵制两广地方势力，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开会时，当场决定设立军事、财政、外交三个小组。蒋介石自任军事小组召集人，指名阎锡山、顾祝同、白崇禧三人为小组委员。
阎锡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3日，蒋介石离穗飞返台，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湘赣地区向两广进军，6日解放曲江，白崇禧所部由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
随后，解放军继续南下英德，国民党军不战自退。
解放军以一路经清远入肇庆，切断西江去路，10月10日，解放军迫近广州市郊新街。在这种形势下，李宗仁正式宣布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
阎锡山遵照“代总统”的迁都令，即日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战斗内阁”：
凡不必要在战争前线配合军事行动的单位，全部或大部迁往台北；必须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工作的，除把档案移去台湾外，全部或大部人员撤去重庆；但家属一律入台；职工中年岁大、行动不便的也可去台湾安排工作。
13日，阎锡山带着行政院、各部会的最后一批人员匆匆撤离广州前往重庆。14日下午5时许，国民党败军炸毁广州海珠桥。
随后，阎锡山和他的内阁在重庆待不到一个半月，又在川东败绩声中，于11月28日逃往成都。
那时，李宗仁已出国，蒋介石重揽全权，登台视事。阎锡山失去了调和蒋、李矛盾的地位，不被倚重。
当1950年2月3日由成都飞逃台湾时，有人见这位堂堂行政院长在机场入口处发放飞机票。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 “战斗内阁”即不复存在，阎的行政院长职位也让给陈诚，只落得个总统府咨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空头衔。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于台北阳明山寓所。
来源：子名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