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将“耻”置于维系国家存续的核心地位，孔子亦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然而在当代社会，从学术剽窃到隐私泄露，从权力寻租到公序失范，诸多不知耻、不避耻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羞耻心”的式微并非偶然，而是社会
文/保明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将“耻”置于维系国家存续的核心地位，孔子亦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然而在当代社会，从学术剽窃到隐私泄露，从权力寻租到公序失范，诸多不知耻、不避耻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羞耻心”的式微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结构转型、价值导向异化、制度教育疏漏，以及西方部分极端价值观渗透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结构转型：耻感约束机制的瓦解
传统社会的“耻感文化”建立在稳定的熟人社会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结构巨变，叠加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对传统集体意识的冲击，直接让这一约束体系失去效力，使羞耻心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嬗变
1. 舆论监督失效。在先秦至近代的熟人社会中，个体行为与家族荣辱深度绑定，“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舆论压力能有效遏制失德行为。而当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多数人际交往局限于短暂的利益关联，202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0%，农民工总量达2.97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9亿人。更关键的是，西方“个人自由至上”的极端观念传播，让部分人误将“不被他人干涉”等同于“无需在意他人评价”，传统“人言可畏”的约束效力，因人际流动性增强与观念偏差而大幅衰减。
2. 作恶成本降低。陌生人场景中，个体身份的匿名性显著提升，叠加西方“结果导向”极端价值观对“过程合规”的弱化，使“民免而无耻”的现象愈发突出——人们遵守规则仅因畏惧惩罚，而非内心认同，只要未被即时追责便无所顾忌。2024年2月曝光的“网上擦边引流涉黄案”中，某主播长期发布擦边视频，诱导用户购买淫秽内容，不仅利用网络监管间隙，还以“国外也有类似内容”为借口淡化负罪感，完全无视道德底线，最终被平台配合警方抓获。
3. 社群联结弱化。传统宗族、乡里的共同体意识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化生存状态，而西方强调“个体绝对独立”的极端倾向，进一步削弱了社群对个体的道德约束。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居民邻里关系调查报告》显示，城市居民中“不认识邻居”或“仅见过面不熟悉”的比例达68.2%，一线城市更是超75%。缺乏社群归属感，又受“个体优先”极端观念影响的人，更容易忽视行为的道德后果，把“利己”当成唯一的行为准则。
二、价值导向异化：耻感判断标准的扭曲
当“输赢”取代“善恶”成为价值判断的核心标尺，羞耻心便会让位于功利追求，而西方部分极端价值观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扭曲，最终形成“以输为耻，以赢为荣”的错位认知。
（一）功利主义对道德的侵蚀
1. 成功学的片面引导。近年来泛滥的成功学，大量照搬西方商业社会“财富至上”的极端逻辑，将“赚钱多少”“地位高低”等同于人生价值，完全弱化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2024年北京某大学《职场伦理认知调查报告》显示，35.2%的受访者认为“为达成工作目标可适当突破道德边界”，这种认知直接导致学术造假、商业欺诈等行为频发。如2024年10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的学术不端案件中，某高校学者将外文文献拼凑改写后署名发表，被查处后竟称“国外也有类似‘成果转化’，拿到经费就是实际成果”，毫无羞耻之意。
2. 消费主义的物化影响。起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进入中国后将个体价值与物质占有深度绑定，催生了“炫富”“攀比”等不良风气，甚至让部分人把“逐利无底线”当成“能力强”。2024年某短视频平台直播安全中心数据显示，当年已处罚涉色情低俗账号超200万个，回收8万余个“软色情”账号直播权限。这些账号靠“擦边内容”“低俗互动”吸引打赏，还模仿西方“流量变现”的极端模式为自己辩解，被部分人视为“会赚钱的高手”，完全背离了“以恶为耻”的传统准则。
3. 信仰缺失的精神真空。正如学者指出，耻感源于信仰设定的终极法则。在传统信仰体系逐渐转型的过程中，西方“解构传统道德”的极端思潮趁机渗透，而现代精神追求尚未完全建立，最终让丛林法则占据主导。2024年中国某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信念调查》显示，38.6%的受访者“缺乏明确的精神追求”，其中21.5%表示“受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影响，觉得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这类人在面对道德选择时更容易陷入“无底线”，如2024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7起违规案件中，涉案官员长期收受礼品礼金，甚至称“国外官员也有类似‘社交往来’”，直至被查仍无忏悔之意。
（二）网络舆论的消极塑造
1. 道德评价的娱乐化消解。网络语境中，西方“娱乐至死”的极端倾向与本土流量逻辑结合，让“雷人”“敢闯”等词汇逐渐取代“可耻”“卑劣”的严肃批判，不道德行为被轻描淡写。2024年某网信机构《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报告》显示，32.1%的平台存在“以流量为导向放大负面失德内容”的问题，部分平台还模仿西方“争议性内容引流”的极端模式，对“造谣传谣”仅作简单标注却不拦截，导致公众对失德行为的敏感度持续下降。
2. 群体失范的示范效应。当失德行为未被及时惩戒时，会引发“破窗效应”，而西方“个体行为与他人无关”的极端观念，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群体失范的警惕。2024年3月某部委通报的信息泄露案中，某公司多名员工将2.3亿条用户信息明码标价出售，涉案超千万元。经查，这种行为在公司内部已存在多年且无人举报，员工普遍认为“国外科技公司也有数据交易，行业都这样，我只是跟着做”，群体失范叠加观念误导，直接消解了个体的羞耻心。
3. “反道德”言论的传播误导。网络中部分“反道德”言论，大量借用西方“反传统”“反权威”的极端话语体系，借助算法推送广泛传播，比如“老实人吃亏”“道德是弱者枷锁”等观点。2024年某社交平台监测数据显示，此类内容年传播量超7.3亿次，相关话题讨论量达1.2亿条，其中34.8%的内容会引用“西方案例”佐证。这些言论不断冲击公众的道德认知，让部分人逐渐认同“无耻即聪明”的扭曲观念，进一步侵蚀羞耻心的存在基础。
三、教育与制度疏漏：耻感培育体系的缺位
羞耻心的养成既需教育的正向引导，也需制度的刚性约束，而两者的双重缺失，叠加对西方价值观“精华与糟粕”的甄别教育不足，直接导致耻感文化难以传承。
（一）教育对“成人”功能的忽视
1. 应试导向挤压德育空间。长期以来，教育体系侧重知识灌输与应试能力培养，德育沦为形式，对西方价值观的批判性、甄别性教育更是严重不足。2024年某省教育厅《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统计报告》显示，中小学平均每周德育课时占比仅8.5%，且62.3%的德育课以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实践，涉及“中西方价值观对比与甄别”的内容不足5%。2024年6月某省高考作弊案中，涉案教师坦言“日常只抓解题技巧，没讲过诚信应考的重要性，更没教过如何辨别西方‘功利化考试’观念的危害”，正是德育缺失的典型体现。
2. 传统文化传承断层。传统“耻感文化”的精髓未得到有效传播，多数青少年对“礼义廉耻”的认知仅停留在字面，同时因缺乏对中西方文化核心差异的理解，容易被西方表面化的极端价值观吸引。2024年某省教育部门《青少年传统文化认知调查》显示，63.7%的中学生不能完整表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含义，58.2%的学生不清楚“耻”在传统道德中的核心地位；而47.9%的学生能说出西方“个人自由”“追求个性”等词汇，却不理解其适用边界，自然无法将耻感内化为行为自觉。
3. 家庭德育的缺失。现代家庭多关注子女学业与物质需求，忽视道德教育，更缺乏对西方价值观的筛选引导。2024年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现状调查》显示，仅24.1%的家长“每周和孩子讨论1次道德伦理问题”，41.3%的家长“更在意成绩排名而非品德”，仅有9.8%的家长会主动分析“网络上西方价值观言论的对错”。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很难建立健全的耻感认知，容易被不良观念带偏。
4. 网络教育的负面影响。未成年人长期接触碎片化网络信息，易受不良内容误导，而网络上未经筛选的西方极端价值观内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影响。2024年某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日均上网2.7小时，其中30.8%接触过低俗、暴力内容，22.3%接触过“西方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虚无主义”言论，这些信息不断冲击青少年的道德底线，显著削弱其羞耻感知能力。
（二）制度约束与惩戒的不足
1. 违法成本低于获利收益。当前部分领域存在“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让不法分子敢于突破道德与法律边界，而部分人还以“西方某些领域监管宽松”为借口，淡化违法的羞耻感。以制假售假为例，2024年某市场监管局数据显示，此类案件平均罚款仅为违法所得的17.3%，低于多数行业利润率。2024年8月某特大假酒案中，涉案超1.2亿元，主犯竟称“国外也有小作坊仿制酒，我只是模仿”，最终因“认罪认罚”仅被判3年缓刑4年，这种惩戒力度难以形成震慑，更无法培育耻感。
2. 道德失范的惩戒空白。对于“法律管不到、道德能约束”的失范行为，缺乏有效约束机制，而西方“道德是个人选择”的极端观念，进一步弱化了社会对这类行为的惩戒共识。如职场“抢功推过”、社交“造谣传谣”等行为，虽遭舆论谴责却无实质惩戒。2024年某社交平台“网红造谣诋毁同行案”中，涉事网红编造虚假信息导致同行损失超百万元，还辩解“国外网红也有类似‘争议营销’”，最终仅被禁言15天，复出后仍有大量粉丝，毫无悔改之意。
3. 监管机制存在滞后性。面对新型网络失德行为，监管体系未能及时响应，而部分失德者利用“西方互联网自由”的极端话语包装自己，混淆公众认知。2024年5月某“黑产团伙传播淫秽物品案”中，涉事团伙通过作弊软件批量操作账号，引流至色情平台，还宣称“这是互联网自由”，此类行为持续6个月才被查处，监管滞后让许多人滋生“不会被发现”的侥幸，丧失事前约束的羞耻心。
4. 信用体系与道德评价脱节。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多聚焦经济领域（如借贷违约），未将道德失范行为全面纳入，也未针对“受西方不良观念影响的失德行为”建立专项约束。2024年国家某部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展报告》显示，仅11.2%的城市将“公共场所严重不文明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且多未与教育、就业挂钩，无法通过信用惩戒倒逼人们敬畏道德、理性看待西方价值观，培育羞耻心。
结语
羞耻心的式微不是不可逆的文化衰退，而是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的集中显现，其中西方部分极端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变量。从孔子的“有耻且格”到现代社会的道德重建，核心在于实现“德治与法治”的互补：教育层面，可在中小学开设“中西方价值观对比实践课”，用“诚信考试”“社区服务”等案例教青少年辨别极端观念；高校可在经管、法学等专业加开“职业伦理与西方糟粕价值观批判”课程，避免功利化倾向。制度层面，可将“恶意造谣”“公共场所霸座”等道德失范行为纳入信用档案，限制其购票、贷款等权益；对“借西方观念淡化失德”的行为，加大惩戒力度，如对涉事网红、主播实施行业禁入。
每个人也能从小事做起：看到“西方极端个人主义”言论时主动反驳，遇到他人失德时温和提醒，在潜移默化中守护耻感文化。当个体有道德自觉、社会有制度保障，羞耻心便会重新成为维系文明的纽带，支撑起整个社会的道德天空。
来源：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