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团辉：澳大利亚政党格局新变化及对外政策走向

摘要：2025年联邦大选后，澳大利亚政党格局发生新变化，工党的压倒性胜利使其暂时获得“一党独大”地位；联盟党因选举惨败而影响力下降，其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也受到影响；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的支持率有所增长，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大选结果反映了选民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及内政外交议题

内容提要

2025年联邦大选后，澳大利亚政党格局发生新变化，工党的压倒性胜利使其暂时获得“一党独大”地位；联盟党因选举惨败而影响力下降，其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也受到影响；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的支持率有所增长，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大选结果反映了选民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及内政外交议题的态度。在大变局背景下，阿尔巴尼斯代表的温和中左翼路线得到选民认可，达顿代表的右翼民粹保守路线则被选民冷落，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的“利基”策略继续奏效。在第二任期，阿尔巴尼斯在外交上将重点维护澳美同盟和审慎处理对华关系，并延续与“印太”伙伴的合作关系，强化同欧洲的传统联系，加大对南太平洋和东南亚两个周边地区的投入，通过多元化外交对冲大国博弈的风险。

关键词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9期，注释略

2025年5月，澳大利亚举行联邦大选，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彼得·达顿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简称“联盟党”）遭遇历史性惨败。在大选举行之际，澳大利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选举结果折射出选民对不同政党解决国内问题和应对外部挑战的态度与期待。工党继续执政，意味着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不会出现大的方向性调整，但在具体内容上会有所改变。比较受关注的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能否在“稳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及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对澳美同盟的冲击。

2025年5月3日，澳大利亚悉尼，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在本次联邦选举中获胜。工党领袖、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取得连任。（epa/IC photo）

澳大利亚政党格局新变化

每3年举行一次的联邦大选是澳大利亚国内最重要的政治活动。2025年联邦大选要选举众议院全部150个议席和参议院76个议席中的40个，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取得超过半数的众议院席位（76个及以上）方能组建政府。5月3日大选结果揭晓，工党在众议院的议席轻松过半，阿尔巴尼斯由此成为2004年以来首位在大选中赢得连任的总理。在大选正式开始之前，多个民调结果显示这次大选选情胶着，有可能会产生“悬浮议会”。但选举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也对澳大利亚政党政治格局产生直接冲击。

第一，压倒性胜利使工党获得“一党独大”地位。在澳大利亚政党格局中，工党和联盟党作为两大主流政党一直维持着动态平衡，通过选举轮流执政。在这次大选中，工党以94个席位的绝对多数创下单一政党在大选中获得众议院席位的纪录，成功塑造自身的优势地位。对于工党来说，取得这一成绩实属不易。在2022年大选中，工党仅以77席的微弱优势赢得选举，时隔9年再度执政。但此后工党的支持率一直表现疲弱，2023年10月“原住民之声”公投失败后，工党的支持率和声望进一步受挫。在正式进入2025年大选周期以前，工党的支持率并不乐观，《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2月所做的民调显示，联盟党以52%的支持率领先于工党的48%。直至大选关键阶段，阿尔巴尼斯和工党的支持率才逐渐回升，并最终扭转战局。

这次胜利极大地巩固了工党的政治优势，使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未来3年的执政中获得更多选民授权。短期来看，凭借相对稳健的政策布局以及联盟党内部的动荡和疲弱，工党将维持一段时间的优势地位。但长期来看，工党“一党独大”局面或将难以持续。一方面，澳大利亚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持续的住房危机、艰难的能源转型、在移民和原住民权利等社会问题上的分裂，决定了选民群体必然会出现分化，对工党短暂的集中支持也会逐渐变化。另一方面，工党大胜的部分原因是选民对达顿及联盟党的强烈反感，未必是对工党的强烈支持。根据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工党在2025年大选中的第一偏好得票率为34.56%，仅比上次选举增加1.98%，这就决定了其与选民的蜜月期难以长期维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民对工党的支持率会出现下降，很难保证工党一定会在下次联邦大选中继续取胜。

第二，历史性惨败严重影响联盟党的地位和团结。联盟党在此次大选中遭遇重挫，仅获得43个众议院席位，相较于上次大选的58席减少15席。达顿本人也未能守住其长期占据的昆士兰州迪克森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席位，使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在大选中丢掉议员席位的反对党领袖。议席大幅减少不仅意味着联盟党对工党政府的制衡能力下降，也增加了联盟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的难度。在参议院76个议席中，联盟党仅有27个，成为参众两院的双少数政党。这样的选举结果直接导致联盟党在澳大利亚政党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大选失败还直接引发联盟党的内部动荡和权力调整。虽然联盟党在选举中遭遇重挫，但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表现不尽相同，自由党丢掉9个众议院席位，其中包括多个传统上占优势的选区，而国家党守住了基本盘，仅丢掉1个众议院席位。这样的结果使国家党认为其可以在与自由党的联盟协议中提出更多要求。然而，自由党新领袖苏珊·莱伊在谈判期间坚持强硬立场，导致双方在核能政策、未来基金、超市拆分等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国家党因此于5月20日宣布退出联盟。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盟如果走向分裂，工党的优势地位将更加显著，这是自由党和国家党难以接受的。5月28日，自由党与国家党宣布重新达成联盟协议，共同组建反对党联盟和“影子内阁”。自由党和国家党实现了新的妥协及权力平衡。

第三，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近年来，工党和联盟党等主流政党之外的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吸引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在这次大选中，尽管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表现不一，但整体情况依然亮眼。绿党在上次大选中赢得4个众议院席位，但这次丢掉了3个，包括绿党领袖亚当·班特在墨尔本选区的席位。尽管如此，大选后绿党在参议院仍拥有11个席位。中间联盟和凯特的澳大利亚党各赢得1个众议院席位，独立候选人则占据10个席位。保琳·汉森领导的右翼民粹政党单一民族党虽然没有获得众议院席位，但在参议院的席位增至4个。

更重要的是，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的总体第一偏好得票率延续了上升趋势，并在这次大选中首次超过联盟党，选民对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日益增长的支持正在重塑澳大利亚政治格局。2022年大选中异军突起的“蓝绿色独立候选人”（Teal Independents）在2025年大选中依然表现不俗，证明其并非昙花一现。“蓝绿色独立候选人”持续获得支持，反映了大城市选民的多元诉求和对当前主要政党代表性的质疑，单一的意识形态标签已经不再适应现实政治的需求。单一民族党在参议院席位的增加说明右翼民粹主义在澳大利亚仍有一定影响力，其反移民、反全球化及民族主义立场迎合了乡村和远郊边缘选民的诉求，这种情绪的发酵也是西方社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一种体现。总的来看，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支持率的持续攀升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其未来或在澳大利亚政坛产生更大影响。

2025年7月30日，美国“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停靠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港。（epa/IC photo）

澳大利亚政党格局变化的动因

在这次大选中，各政党以及独立候选人围绕内政外交议题进行激烈辩论。国内政策方面，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成本上升、住房危机加剧和能源政策转型等问题成为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对外政策方面，澳美同盟前景、美国关税战对全球贸易冲击、中澳关系与地区形势、巴以冲突等问题受到选民关注。这些因素及其造成的社会分裂、政党对抗，必然导致政党格局的变化。

第一，阿尔巴尼斯代表的温和中左翼路线得到更多选民认可。在工党内部，阿尔巴尼斯所属的左翼派系倡导社会公正、工人权利和环境保护等进步政策，支持政府在产业发展和社会福利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阿尔巴尼斯在担任工党领袖和总理期间没有提出太多激进政策主张，成功塑造了务实派领导人的形象，较好地在左翼价值观和现实政治中实现平衡。工党政府2024年4月推出的“澳大利亚未来制造计划”是阿尔巴尼斯务实中左翼路线的体现。该计划通过政府力量引导清洁能源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以实现经济安全、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就业，体现了工党左翼派系的产业政策传统，以及既鼓励和支持私人投资也关注中间派需求的务实考量。这一平衡使该计划既可获得工商界认同，也可满足工会及左翼选民诉求。

在2025年大选中，阿尔巴尼斯提出稳健和务实的政策同样有效获得了更多选民信任。经济政策方面，阿尔巴尼斯优先考虑稳定而非变革性的政策主张，避免提出激进的经济和税收政策。面对国内生活成本压力，工党提出建立公平经济、增加育儿补贴和降低医疗费用等政策，有效吸引了中低收入选民支持。在能源和气候政策方面，阿尔巴尼斯提出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并将可再生能源视为未来能源体系的核心，相较于激进的绿党，阿尔巴尼斯的政策主张更为温和与务实。在对外政策方面，工党审慎的外交风格迎合了选民求稳的心理，阿尔巴尼斯政府过去3年在处理澳美同盟和对华关系上的做法也颇受选民认可。自2022年5月工党执政以来，中澳关系逐步修复并重回正轨，两国间的一些分歧得到解决。工党处理对华关系的能力得到选民认可，这也成为其执政期间的重要政绩之一。在2025年大选中，中澳关系再次成为两党辩论的焦点。尽管联盟党对华政策较之前有所调整，但选民对达顿的鹰派风格并不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工党。

第二，达顿代表的右翼民粹保守路线遭选民冷落。作为自由党内右翼保守派代表人物，达顿支持传统保守社会价值观，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坛典型的鹰派人士。2022年大选后，达顿出任自由党领袖，标志着右翼保守势力在联盟党内占据上风。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达顿看到了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的崛起，在竞选过程中试图模仿特朗普在限制外来移民、削减公共部门开支等方面的言论和政策。例如，为减少政府支出和提高政府效率，达顿提出设立澳大利亚版“政府效率部”，拟裁减4.1万个联邦公共服务职位。然而，达顿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在选民中引发共鸣，而是遭到质疑和反对，联盟党在女性、城市居民和移民等群体中的支持率都显著下降。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不久，澳大利亚国内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明显加剧，这种情绪很快转化为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根据2025年3月洛伊政策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仅36%的澳大利亚人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表示信任，比2024年下降20个百分点。

生活成本上涨是这次大选中选民最为关切的议题，联盟党虽然在传统上被认为更善于管理经济，但在此次大选中提出的政策缺乏针对性且不连贯，导致其支持率受挫。达顿提出以减税、削减燃油税和裁员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试图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争取中低收入选民支持。然而，民众普遍批评其政策短期诱人、长期缺乏可行性，尤其是裁减联邦公务员的承诺引发广泛担忧。在移民政策方面，达顿主张削减移民数量，把每年的永久移民配额从18.5万个削减至14万个，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从32万人降至24万人，以回应选民对住房危机和生活成本上升的焦虑，但该政策因执行细节不明确而且带有民粹色彩，招致多元文化社区的反感。

此外，达顿在外交上的保守和鹰派色彩，也加剧了选民对联盟党执政前景的疑虑。相对于工党，联盟党在外交上更加强调澳大利亚的西方身份属性，更加支持澳美同盟。达顿作为联盟党内保守派，主张澳大利亚应更加积极向美国靠拢，并大幅增加军事开支以配合美国战略部署。达顿在莫里森政府时期是中澳关系恶化的主要推手之一，主张强硬和对抗的对华政策。总的来看，达顿的对外政策有较强的盲目性和对抗性，使澳大利亚面临的风险因素增加，加剧了选民的不信任感。

第三，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利基”策略获得成功。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主要归结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选民对工党和联盟党两大主流政党感到不满和失望，认为传统主流政党无法代表他们的切身利益，没能回应他们的主要关切；另一方面，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不受传统意识形态束缚，在特定区域和议题上能够更灵活、更直接回应选民诉求。具体来说，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主要在工党和联盟党等主流政党忽略的议题领域提出鲜明的政策主张，以“利基”策略找到自己的选民群体。例如，单一民族党以反移民、反全球化和经济保护主义的民粹主义主张而获得乡村和偏远地区选民支持。

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澳大利亚民众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感显著提升，气候政策成为影响部分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变量。绿党强调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因而获得年轻选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对气候变化、性别平等和政治透明度等议题特别关注的“蓝绿色独立候选人”，获得大城市富裕选区民众的支持，且在2022年和2025年大选中均有亮眼表现。2024年洛伊政策研究所调查显示，57%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且紧迫的问题，即使需要付出显著成本，也应立即采取行动”。年轻群体和城市中产阶层对气候变化问题尤为关注。在2022年和2025年两次大选中，自由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保守和模糊态度，导致大量选票流向绿党和“蓝绿色独立候选人”，严重影响了自由党在大城市选区的支持率。

2024年12月16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消防员试图扑灭西门公园火势。（epa/澎湃影像/IC photo）

阿尔巴尼斯政府第二任期对外政策前瞻

当前，澳大利亚对外政策面临诸多考验，如何同时处理好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是其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第一，低调应对“特朗普冲击”，提升澳美同盟韧性。特朗普再次执政对澳美同盟造成较大冲击。一是加征关税导致澳大利亚对美国信任感降低。2025年3月，美国宣布对澳大利亚进口钢铁和铝加征25%的关税，并拒绝给予澳大利亚豁免；4月初，特朗普又宣布对澳大利亚加征10%的“对等关税”。尽管阿尔巴尼斯政府对美国的做法表达了不满，但强调不会进行关税报复。二是美国对核潜艇协议的审查让澳大利亚措手不及。2025年6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核潜艇协议进行审查，以确保该项目符合“美国优先”议程。而此前澳大利亚为确保该项目推进已宣布将向美国潜艇工业投资30亿美元，并在特朗普上任后支付了首笔5亿美元的款项。美国的审查再次引发澳大利亚国内对于能否最终获得核潜艇的担忧。三是要求澳大利亚继续增加国防投入。打着应对“二战以来最复杂且最具挑战性的战略环境”的旗号，澳大利亚大幅增加国防投入，国防开支占GDP比重已达到2%的水平，但特朗普政府仍要求澳大利亚尽快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占GDP的3.5%。总之，面对“特朗普冲击”，工党政府整体表现十分克制，主要目的还是力求澳美同盟关系保持稳定。

阿尔巴尼斯在第二任期会继续配合美国“印太战略”部署，强化两国各领域合作。一是增强两国的战略协调和军事互操作性。澳大利亚将推进AUKUS作为优先事项，通过增加对美国潜艇工业投资、配合美国军事布局等方式换取美方技术支持，同时通过向美军开放更多军事基地，协助美军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能力。二是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协调合作。澳大利亚会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美日澳、美日澳菲、美日印澳等小多边机制，加大对南海和台海问题的关注，企图通过这些小多边机制对中国进行联合制衡。三是深化关键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键矿产合作是澳美同盟的新支柱，两国将围绕扩大投资融资、共建加工设施、联合技术研发、统一环保和供应链标准、拓展多边合作伙伴等方面深化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强对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

第二，延续审慎的对华政策基调，力求保持中澳关系平稳发展。在第一任期，阿尔巴尼斯政府以稳定对华关系为目标，在“该合作时积极合作，遇分歧时坚守立场，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原则指导下，改变处理对华关系方式，逐步修复对华沟通渠道，促使中澳关系实现转圜。然而，阿尔巴尼斯政府外有美国战略压力，内有反对党和国内舆论牵制，在处理对华关系上较为保守。首先，中澳关系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与外交和贸易关系恢复正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关系仍较为紧张。其次，在“稳定”的基础上工党还没有提出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目标。阿尔巴尼斯第一任期基本实现了恢复对华关系、保持中澳关系平稳的目标，但并未思考如何推动中澳关系继续向好发展。最后，工党对华认知仍然是以“挑战”甚至“威胁”为主基调，这是未来一段时间中澳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根本障碍。

鉴此，在阿尔巴尼斯第二任期，中澳关系会继续保持稳定。工党政府仍将继续推动中澳关系发展，但会比较谨慎，在遇到阻力时可能会出现反复。工党处理对华关系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外交沟通，通过高层互动、经贸对话和人文沟通等助力两国增进了解、避免误判。

第三，积极开拓新的外交格局，对冲大国博弈影响。澳大利亚对外战略有随美制华或者说联美制华的一面，但也希望通过多元化外交网络，争取更多主动权。在阿尔巴尼斯第一任期，澳大利亚积极推进外交关系多元化，这在其第二任期预计会得到延续。

首先，深化与“印太”主要伙伴的关系。近年来，澳大利亚积极深化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的关系，澳日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加强军事互操作性，并频繁开展联合演习与情报共享，澳印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积极推进经贸、防务、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同时，韩国被澳大利亚视为理念相近的中等强国和多元化外交的重要伙伴，澳韩双边关系也有所提升。

其次，提升对东南亚的战略重视。澳大利亚将东南亚视为“印太战略”的核心区域，强调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与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阿尔巴尼斯第二任期将继续提升澳大利亚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重点推动在经济投资、绿色转型和防务等领域的合作，通过参与东亚峰会等机制，塑造澳大利亚可信赖的中等强国形象。

再次，巩固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在第一任期，阿尔巴尼斯政府大力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关系，与瑙鲁、图瓦卢签署里程碑式协议，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双边安全协议，时任外长黄英贤3年内21次访问太平洋岛国。可以预测，在第二任期，阿尔巴尼斯政府会拓展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巩固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军事、安全和经济影响力，并在美国援助中断的背景下迅速补位。

最后，拓展同欧洲的传统关系。阿尔巴尼斯政府在第一任期积极推动与欧洲国家的双多边合作，重点强化与欧盟及主要欧洲国家在贸易、气候变化、安全等领域合作。在第二任期，阿尔巴尼斯政府会继续推动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突破，加强与欧盟在绿色能源、关键矿产和气候治理等领域合作；通过AUKUS深化澳英防务合作，并强化两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协调与配合。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国竞争背景下美澳同盟的转型及对华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3CGJ033）阶段性成果】

《当代世界》杂志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国际政治研究月刊，是深入宣介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论阵地；是宣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党的对外工作创新成果的权威传播载体；是深入研析世界形势、国际格局、政党政治发展变化和变革规律的专业智力汇聚场；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重要窗口。本刊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政党政治和理论”栏目入选中宣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杂志英文刊被评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24年度国内主办最受欢迎英文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