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手心里的那只旧搪瓷缸往桌沿挪了挪，缸底那几个掉漆的字在灯下有点发白。

“阿姨，你要是跟我爸过日子，就得去打工挣钱。”

我把手心里的那只旧搪瓷缸往桌沿挪了挪，缸底那几个掉漆的字在灯下有点发白。

我看着她，点了一下头。

“行，我去想办法。”

热气从缸口往上冒，碰到厨房的冷窗玻璃就化成一层薄雾。

周师傅坐在一边，没插话，他的筷子敲在碗口上，发出很轻的声响。

玉米面饼子的边缘塌下来，又慢慢撑起来，像我们心里那点子劲儿，遇热不慌，遇冷也不硬。

东北的春天来得慢，冰面下的河水先动，再把岸边的泥推一推，露出一条黑线。

我五十五岁，周师傅六十五岁。

他当了一辈子驾驶员，公交车的方向盘摸得光亮，退休工资每月八千五。

我在纺织厂做过挡车工，机器轰鸣一整天，回家耳朵里还嗡嗡响，后来厂子调整，我把家里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擦得锃亮，又靠它在夜市上缝裤脚、换拉链、改窗帘，手上起的茧子像一排小山。

我这辈子没见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每一回风起，我都知道应该压住哪一角桌布。

那只搪瓷缸是我妈留下的，白底红边，侧面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岁月把字磨薄了，意思还在。

蓝格围裙是我亲手缝的，厚棉布，腰间两根带子，系紧了心就稳了。

小周三十出头，在单位做会计，眼睛干净，走路利落，说话有板有眼。

她那天说完话，把目光落在我的手背上，像是要看看这双手能干到哪一步，又像在掂量一个分寸。

我没跟她辩。

我也不气。

我知道她是护着她爸，也护着一个家里应有的清清楚楚。

饭后我把餐桌擦干净，把搪瓷缸里换上新开的水，热气哧地一下往上走。

我把蓝格围裙叠了又叠，放在缝纫机边上，手指顺着布的格子摸过去，像在顺一个人的脾气。

我们住的老小区是八十年代的砖房，外墙有一块块修补过的深浅，楼道里挂着一根铁链子，早晨有人拉开，晚上再挂回去。

冬天的铁栏杆一摸就沾手，夏天的台阶一晒就烫脚。

楼下小卖部的玻璃门上贴着“冰棍儿”两个红字，老板娘的声音远远就能听见，像一支老式收音机，沙沙里带点甜。

那一晚之后，我去了居委会，墙上贴着“便民修补角”的倡议书，白纸黑字，角上有一条小裂口。

我指着那纸问大姐。

她笑，说人手不够，问我愿不愿意来试试。

我说好。

我把家里的针线活都装在一个旧旅行箱里，剪子、顶针、各色线团、粗细不同的针、拉链扣子、余下来的小布片，另外把搪瓷缸放在箱子最上面，怕压坏了缸沿。

我背着箱子下楼，楼道灯嗡嗡响，灯罩里有一只小飞蛾安静地贴在塑料罩上，像一枚旧日子的印章。

活动室的窗户朝南，木窗框的油漆开了几道口子，阳光一照，木纹里跑出暖意。

我把缝纫机放在靠窗的位置，桌腿有点儿短，我用几张旧报纸垫平了。

玻璃瓶里盛着各色纽扣，瓶口一碰，叮叮咚咚，像下小雨。

我把蓝格围裙系上，心里“踏实”两个字落了地。

第一天来修补的都是熟面孔，有邻居，有楼上大爷的闺女，有隔壁烫头的老板娘。

他们的脚步一近，空气里的棉线味就热乎起来。

我干活的时候不太说话，嘴唇抿着，心里有一条细线，从针眼穿过去，穿到了布料的另一边。

这份工是细活，细活里最讲一个“稳”字。

王婶教我踩踏板那年，是八十年代末，她把脚放在我的脚背上，慢慢压下去，声音不大，话却沉，“脚下稳了，针脚才稳。”

我把这句话记了这么多年，像把一枚铜钱放在手心里，经常摸一摸，越摸越亮。

那会儿家里有台黑白电视，荧光屏像一块月亮，新闻里说着新政策，我不懂，只记得邻居们脸上的光都比屏幕亮。

后来街头多了小推车，红薯的甜味一波一波飘过来，孩子们拎着帆布书包跑，书包上的扣子咔哒响。

九十年代工厂里调整岗位，我转了一阵，最后还是把缝纫机搬回家，晚上坐在灯下给人缝缝补补，窗外有自行车叮当，窗内有暖水瓶冒泡，日子简单，声音清楚。

我不怕辛苦，辛苦过来的人都知道，汗水往下走，心气往上升，正好在胸口碰一下。

“那可不，就这么整。”

我心里唠叨一句，脚下的踏板就稳了。

开张一周后，来的人多了。

有人拿校服，有人拿工装，有人托我把老棉袄改瘦一点，好过年穿着精神。

我把每一件衣服铺平，手掌抚过去，像一页一页翻阅一本老书。

午饭时我就着咸菜喝小米粥，搪瓷缸里热水见底就加，蒸汽在窗上写下模糊的字，又被手背擦去。

“阿姨，给孩子把袖口缝紧，明天比赛。”

“阿姨，这裤脚短了，麻烦挪一挪边。”

“阿姨，拉链老卡，能换个顺溜点的吗。”

我抬头点头，笑一下，再开始动手。

我不是不喜欢说话，我只是不愿意把力气花在嘴上。

有时候缝着缝着，我会想起小时候的粮票和肉票，想起排队打酱油的队伍弯过两个街角，我站在妈的身边，看她用酒瓶换着提，瓶塞上缠着塑料布，防止漏。

我也会想起公用电话亭排队的下午，风把电话线吹得叮当响，有人拿着BP机站在水泥台阶上，盯着小屏幕，指尖一点一点戳，像戳着命运的键。

时间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总会留下几件东西，好让我们回头的时候能摸到一个实在的棱角。

我和周师傅认识，是在菜市场，他挑土豆挑得很认真，但转身把背篓给了一个老人，让人先装。

他的眉骨下有一双不着急的眼睛，像冬天的太阳，照到哪一处，哪一处就软了。

他说我围裙系得板正，说的时候带一点笑，我也笑，一来二去，就有了话头。

到我们决定把日子合成一个锅的时候，我们都不年轻了。

人到这年纪，过日子不是比谁能说，而是谁能把一碗汤端稳，不洒。

小周第一次来，是提着一兜水果，塑料袋上印着一排小字，字的颜色褪得浅。

她坐在椅子边缘，像车站里一趟刚进站的车，不熄火，随时准备起步。

她的眼睛扫过厨房，停在我的手上，再停在搪瓷缸上，最后落在周师傅的脸上。

餐桌上的光在她的眼里亮了一下，又恢复平静。

她说话不急不躁，句子里有秤砣，我听得懂秤砣的意思。

她说她希望每个人的心里都踏实。

我说我明白。

她点头。

那天话不多，但定了一个方向。

第二天，我去活动室早了一点，屋里的光还没完全醒，但缝纫机的金属光已经到位。

我把蓝格围裙系紧，把搪瓷缸放在窗台靠右的位置，以免手肘碰倒。

第一件活是给一位老师加固校服的扣眼，针线穿过厚布的时候发出格拉格拉的声音，像冬天新雪被踩出第一脚印。

第二件活是给一个上班族换拉链，拉链头在我指尖下转折顺滑，像一条会听话的小鱼。

到了傍晚，老师抱来一大捆校服，说第二天合唱要上台，袖口都松了，让我帮一把。

我看了看窗外的天，晚霞退到楼后面去了，屋里只剩下灯光。

我把围裙腰带再系紧一扣。

针尖进布，线从背后拉出，针脚排成一条小路，耐心是脚步。

缝到第十件时，缝纫机的机头有点热，我用手掌按住，像哄一个气喘吁吁的孩子。

“别急，小点声儿。”

我心里叨咕。

嗡嗡声就从快变慢，从硬变软。

晚上七点多，最后一个袖口缝完，我才想起自己还没吃饭。

我抬头，看见门口有个影子。

小周站在那儿，背后是走廊的灯，灯光给她的肩膀镶了一圈淡淡的边。

她走过来，目光落在桌上的校服，再落在我握针的手上，最后停在窗台上的搪瓷缸。

她没急着说话。

她用目光把屋子里走了一圈。

我把缝纫机的盖子盖上，解下围裙，折平，放好。

她的嘴角往上动了一下，很轻。

她说了两个字。

“辛苦。”

我笑了一下，心里说不辛苦，嘴上不说，气氛就稳。

第二天起，我把收费标准写在一张小纸板上，压在玻璃瓶下，瓶里装着各色纽扣，纸板不容易飞。

我在小纸板下面压了一个透明的盒子，写着“公账”，谁给钱就往里放，我每晚记一笔，日期、项目、金额、用途都写清楚。

这不是讲究，是心里要亮堂。

“整明白点儿，大家都放心。”

我心里这么想，手上就不乱。

有时候有人塞水果，有时候有人塞糖块，我都不拒绝，但我分给屋里坐着的老人，糖块敲在搪瓷碟子上，响一声，像敲了个口令。

冬天第一场雪下来的那天，雪花落到窗台上的绿植叶子上，叶子一沉又弹起，像人弯腰系鞋带再抬头。

周师傅把他的旧大衣拿过来，要我把衣角补一补。

那件大衣陪了他很多年，袖口有方向盘磨出的暗痕，布料发亮，但还结实。

我把大衣摊开，手心慢慢按过去，像把一段路慢慢走一遍。

我挑了接近的线色，线头穿过针眼的那一下，门口又响了脚步声。

小周站在那儿，看我低头干活。

机针“嗒嗒”地走，像一只老钟在房间里迈步，步子不快不慢，准。

她在旁边坐下，手里没拿手机，手掌安安稳稳搁在膝盖上。

我把缝好的角翻过来，针脚一颗颗排队，边沿顺直，布料贴服。

我把大衣递给她，她接的时候指尖擦过我的指尖，温度过了一下，像冬日里的一束阳光从窗缝钻进来，不刺眼，够亮。

她说了一个“谢谢”，声音很轻，落地就站住，不滑。

那天晚些时候，社区来人说要把这个角落挂牌，叫“便民缝补屋”，木牌子漆得暖，字刻得深。

我站在牌子下，心里有点发怵，又有点想笑。

小周看见了，从后面轻轻推了我一下，让我往前站半步。

她说我是能做事的人，说的时候眼神靠过来一点，像把一个节拍交给我。

我点头，没多说，心里的热气往上走，又慢慢落回去，像蒸汽遇到冷墙，化成一颗一颗透明的小水珠。

牌子挂上以后，来的人更多了。

有人拿来一袋碎花布，说是年轻时的裙子，舍不得扔，让我给拼一个靠垫。

我用不同的花片拼出了一个不规整的方形，颜色在我手里挨着坐，互相不打架。

她抱着靠垫，眼睛里亮了一下，说起九七年那天，她家里看电视，她穿着那条裙子抱着孩子，窗外有风，窗内有笑。

我听着，手里还在收拾线头，线头在指尖绕两圈，再剪断，干净。

二〇〇八年那会儿，城市里挂满了彩旗，我们小区楼道里挤满了人看电视，屏幕一热，屋里就热。

那年我给邻居孩子缝了一条红白相间的短裤，孩子笑起来，脚步撞在楼梯上“咚咚”，像小鼓点。

二〇一〇年，街角贴着五彩的画报，路边新修了小广场，晚上音箱里放着音乐，阿姨们跟着跳，笑声一阵一阵。

我用公账里的一点小钱，给活动室买了一个小音箱，跳累了的人在缝补屋歇一会儿，我给倒水，搪瓷缸里热气往上飘，像给每个人的额头铺了一层薄暖。

二〇一五年，手机里有了新的软件，邻居拉我进群，大家发笑脸，我回一个笑脸，慢半拍也不紧张。

我经常在群里发一句话，告诉大家开门的时间和停电的可能，字不多，意思够。

“搁这儿呢，别着急。”

我写的时候心里乐，字也稳。

我做过的活多了，心也不慌了。

我把旧线轴用橡皮筋捆成一捆一捆，放进两只透明盒子里，一盒放棉线，一盒放丝线，盒盖一扣，整齐。

我把收钱的透明盒天天晚上清点一遍，账本上的格子一格一格画，像一个小小的方田，种下的是明白，收的是信任。

小周有时下班来，坐在旁边帮我核对。

她把指尖按在数字上，眼睛对着，我就知道我们在同一个节奏里。

她说要给我报个社区志愿者险，说话很轻，却认真，我点了头，那一刻觉得这个屋比往常更亮了一点。

我不爱张扬，牌子挂在墙上，没有摆在门口让我看见自己，我只是把缝纫机多擦两遍，把围裙的结系得更紧一点。

“别嘚瑟，干活整到位就行。”

我心里念叨一句，心就稳了。

有一阵子，小区里搞旧衣回收，大家把不穿的衣服洗干净送来，堆在活动室门口的一角，像一小座彩色山丘。

我挑出完好的，按码叠好，拿出细线，缝上一个小布标，写着“继续发光”四个字。

孩子们来领衣服，像挑选糖果，眼睛里发亮，突然把冬天也照暖了。

我常常想，一个人手里能握住的，不一定是钱，也可以是一条线，一个结，一种把东西接起来的本事。

这本事看起来小，关键时候顶用。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把一件大衣拿来，说这是他父亲留下的，肩头有点大，让我改一改，想穿着拍全家福。

我把大衣铺开，闻到一股干净的晒太阳味，布料老，但心眼实。

我改了肩，又把破的边修了一修，递给他。

他在镜子前抻抻袖子，眼睛里有点水，我装作没看见，只说一句“合适”。

他说合适，然后笑出来。

笑到最后，灯光往他脸上一照，像把时间翻回一页，又翻回来。

我偶尔去市场买菜，看到旧物摊上摆着老暖水瓶，玻璃胆有花纹，瓶身印着双喜，旁边还有两只马口铁饭盒，盖子上有小凹坑，我站了一会儿，手心发热，没买，心里却更踏实。

我知道，生活在变，但好东西不变，比如一碗热汤的温度，一句实诚话的分量。

有一天，小周把她单位旧工服拿来，说要改成围裙，送给缝补屋，我把衣服铺在桌上，布料耐磨，颜色规整，剪刀走过去，声音清透。

我沿着尺子剪出几条围裙，缝上口袋，口袋边缝一条细细的白线，像在一条路边栽了一排小树。

她把围裙拿在手里，摸了摸边角，笑得安静。

“您这手，真利索。”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我没谦虚，也不夸自己，我只说“这是在日子里练出来的”。

周师傅每天早晨替我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让阳光进来，再去菜市场挑两棵白菜或者一把葱。

他把菜洗好，放在水池边，水滴顺着菜叶的纹理往下走，滴在不锈钢的池底，发出小小的节拍。

他会在中午的时候给我端一碗面，撒上一把蒜苗，香气一上来，人就不累。

他拿退休金付家里的水电和菜钱，我把缝补屋的收入记在公账里，公用的东西用公账买，安安稳稳，清清楚楚。

我们没有张罗大话，只有一日三餐，一针一线。

有一次小区停电，楼道里有人拿出手电，光柱子摇来摇去，孩子们哧溜从光里跑出去又跑回来，笑声一串串。

我在缝补屋点了一支蜡烛，蜡流下来，凝固成一小朵白花儿，机子用不了电，我就用手缝，针尖在烛光里闪，像一只会飞的小银鱼。

小周那天来，把手机打在手电模式，光打在我的手上，像一层柔软的薄膜。

她站了一会儿，说她记得小时候停电的时候，她妈会点一盏油灯，父亲就拿出蛤蟆镜，给她修红领巾的线头，她说这事儿一想就暖。

我“嗯”了一声，线穿过布，烛光在桌面上晃了一晃，又稳住。

我还记得一次雪后天晴，空气冻得清脆，踩在雪上咔嚓咔嚓，像把一些旧事踩碎了又合成一片新的亮。

我把缝补屋门前扫出一条道，扫帚齿在冰上摩擦，发出小小的细响，像在写字。

一位老太太沿着我扫出的道走进来，怀里抱着一件旧棉袄，她说这是她跟老伴结婚那年做的，穿了快半辈子，不舍得扔，让我给翻里子，再缝上几粒扣子。

我从透明盒里挑出几粒老式扣子，颜色和布料接近，缝的时候手下很轻，像在摸一只小动物的背。

老太太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片安静的水。

她说了一句“有你在真好”，我笑一下，没接话。

“这都是该做的。”

我心里说，嘴上还是没说。

我有时也会记起自己年轻时候的忙碌。

三十岁那年，我第一次用上公用电话，电话线绕在手指上，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隔着半个城，近得像在耳边。

四十岁那年，我拿上翻盖手机，合上去的一声“啪”，像给自己按下了一颗定心丸。

五十岁那年，我学会了用手机看天气，哪天有风哪天下雪，心里头预备着，就不慌。

这点不慌，比什么都重要。

有一天，小周突然把一个红色封袋放在桌角，说这是她出的钱，给缝补屋交一个月的房租，让我收下。

我看着她，笑了一下，把封袋推回去。

我说用公账的钱交，清清楚楚，也让大家心里踏实。

她看了我一眼，随后把封袋打开，取出钱，放进公账盒里。

她手上的动作稳，嘴角带笑，像一个分寸合适的句号。

我知道，她在学着把担心放在明白上。

那年过年前，社区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最美志愿者”，木头的，暖，边角打磨得圆润，我拿在手里，感觉像握住了别人递来的信任。

我把牌子挂在墙上偏右的位置，和缝纫机保持一臂的距离，抬眼能看见，低头不碍事。

我没有把它拍照发群，我只是多擦了两遍机子，又把围裙的带子换了个更结实的结。

日子慢慢顺下去的时候，人的心也慢慢顺。

我们家里的节律越来越清楚，早晨的粥，午间的面，晚上的汤，勺子碰在碗沿上，清清脆脆，像一个节拍器，把时间分成若干小块，放到我们手心里。

我把搪瓷缸擦得亮亮的，缸口的白瓷有一圈细碎的磕痕，这些小磕痕像日子里的小波纹，不扎人，能看见。

我把它放在窗台上，位置每天都差不多，像一个老朋友在家里坐在固定的位置，哪天不在，心里就空一块。

小周渐渐习惯了来缝补屋，她会在角落里翻一翻我们收下的旧衣，会拿起一件仔细看一会儿，然后把衣服折整齐。

她有时会跟我聊两句，问我年轻时的厂里是什么样子，问我怎么学会这手艺。

我一句一句说，不快，也不慢。

我说我记得厂里的汽笛声，记得午饭时的白铁饭盒，记得冬天的暖气管子发出吱吱的响，记得女工们的头巾颜色五花八门。

我说我记得第一次看见彩电，颜色像突然下了一场雨，一切都新了。

我说我记得第一次坐上二八大杠，车架子硬，风里有一种力量。

这些记忆不是用来怀旧的，是用来提醒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不能踩虚。

我从不觉得自己吃了亏，也不觉得自己赚了什么天大的便宜，我只觉得，我手里这条线还在，针眼还亮，人就有事可做。

过年的前一周，缝补屋更忙。

有人拿来新的羽绒服要改短，有人拿来老棉袄要翻新，还有人要我给孩子缝上一个小小的红布贴，图个喜庆。

我把每一件拿在手里，布料的手感告诉我它愿意怎样躺下，针脚的密度告诉我它哪里需要更靠拢。

窗外的雪映着屋里的灯，亮亮的，像一块安静的布。

小周带着孩子来拜年，孩子的声音脆，叫我“姨奶奶”，我笑，给他塞了一颗糖，糖纸在手指间咔嚓一声，甜气就跑出来。

周师傅把饺子端上来，饺子一个个饱满，皮薄，馅香，香气沿着屋顶走一圈，又落在我们碗里。

孩子问我扣子为什么这么小，也能把大衣服扣住，我说小东西放在关键处，就顶用，他“哦”了一声，眼睛里有一束细细的光。

饭后小周站起身，把桌子擦干净，动作里带着节奏，她收拾完，回头看我一眼，笑得放心。

她说，她原先怕我吃亏，怕她爸吃亏，现在她看见了我怎么做事，看见了公账上的字，看见了这个屋里的人来人往的心气，她心里踏实。

她说话的时候没有停顿，我听着，心里平静，像水面上没有风。

我不爱说教，也不爱接受别人把我推到高处夸，我只是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到缝纫机边上。

我把搪瓷缸里的水倒掉，换上新水，水面起了轻微的涟漪，像一朵小花，开了，又合上。

屋里渐渐安静下来，电视里放的是老片子，黑白的，画面有微小的雪花点，我看着，眼睛不累，心也不累。

夜深一点的时候，我把窗台上的霜花擦去，手背上的热气在玻璃上停了一秒，又消失。

我关灯前看了一眼墙上的木牌，木牌不响，却有重量。

我把灯关了，屋子里只剩下搪瓷缸里最后一点不明显的热。

第二天一早我又起了，窗外的风像刚睡醒，有点懒，我把窗开一条缝，让光先进来。

我煮了一锅粥，粥开了花，咕嘟咕嘟，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声音。

周师傅把菜篮子挂在胳膊上出门，他回头看我，笑一下，像交给我一个信号，日子继续。

我给缝补屋开门，桌子上摆好剪子，针盒，透明盒，纸板价目表，搪瓷缸放在窗台右侧，蓝格围裙系在腰上，手掌按一下缝纫机的机头，金属在掌心里温顺。

有人推门进来，门口的风把门帘吹起一个弧，弧线里走进来一张脸，熟悉，生动。

“阿姨，裤脚改一改。”

我点头。

“行。”

我把裤子铺平，拿起粉笔，轻轻画了一道线，线不深，却指路。

我知道，生活就是这样，一道一道不深不浅的线，画好了，沿着走，脚稳，心稳。

我也知道，人与人之间，如果能把那条看不见的线画在清楚处，就少了误会，多了理解。

“这不就整明白了吗。”

我心里自言自语，脚下有了一点儿轻快。

窗外的风把阳光吹得动了一动，光斜斜地落在墙上木牌的角上，木牌的影子也跟着动了一下，像向我点头。

这是一种熟悉的默契。

午后有老人拿来一件毛衣，说袖子长了，我把袖口拆开，往回缝了两厘米，边角收得顺，老人穿上手一甩，对着镜子笑了，说看起来精神，我也笑，说精神。

还有人拿来一张旧桌布，要我把边再包一包，别打皱，我把包边带一寸一寸压过去，熨斗冒出雾，雾上去又落下，桌布平了，人的心也平。

这些事情做起来不难，做到位不易。

我不急于赶活，我喜欢看见每一件东西在我手下找到自己的样子。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送了我一盒磁带，说他家清理出来的旧物，怕浪费，让我留着当个念想，我把磁带放在缝纫机旁，不放音，只看壳上的刮痕，想起自己曾经拿着铅笔往回倒带的样子，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暖。

又有一天，一个老太太递给我一枚早年的公交月票，纸张发黄，角有折，字清楚，她说看着就想起以前，想起她每天都点着时间去接孙子，我把票夹在书页里，像夹了一小片旧时光。

我不收这样的东西的价，我收的是一个“记得”。

我知道人活着，记得很重要。

小周慢慢学会了我的节奏，她来帮忙的时候不打乱我的手势，她看我忙，就站在一边把新来的衣服登记好，把旧衣回收的框摆整齐，把地上的线头扫净。

她做事利落，像她说话一样。

她有次笑着说，阿姨，您这跟做账一样，一清二楚，我说是，清楚了，人就不累。

她笑，说她本来是怕我靠她爸的退休金过日子，又怕我受累，现在她知道了，我是靠自己的手艺过一个稳稳当当的日子，靠大家互相看得见的好心过一个不磕绊的日子。

我点头，没多接话。

我的笑有时候也像缝纫机的步子，短，实，准。

暮色落下来的时候，屋里开着灯，灯照到缝纫机的金属，光从金属反出去，又落回我的手上。

我拿起剪子把最后一根线头剪断，线头在剪子刃上弹了一下，像一个小小的句号，落地，干净。

我把围裙解下，叠整齐，放在缝纫机边，搪瓷缸里的水只剩下半缸，我倒掉，换上新的，蒸汽再次起，像一个稳稳的开始。

门口的风小了，夜里的路灯亮起来，雪地上有孩子的脚印，一串串，浅浅的，像有人在地上写下“明天见”。

我拎起那只旧旅行箱，里面轻了不少，我不觉得累，我觉得充实。

我关了灯，轻轻把门带上。

走廊里的灯发出不响的嗡嗡声，像在屋顶上落下一层细细的背景音乐。

我在楼梯口停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的那块小木牌。

它不说话，它在，像一盏没关的心灯。

我下楼，雪地咯吱，脚底下踩出的声音告诉我，家就在前面，锅里有汤，桌上有碗，屋里有光，心里有数。

来源：月下安然听花语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