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商业烟花秀为何争议这么大?

B站影视 欧美电影 2025-09-24 16:35 1

摘要:9月19日,户外品牌始祖鸟联合艺术家蔡国强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热龙乡境内举办了一场艺术烟花活动,通过火药爆破点燃查琼岗日山脊的烟花,形成“升龙”动态景观。这一行为立刻引发一片质疑。如何看待这场烟花秀?中国环境报特选登相关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9月19日,户外品牌始祖鸟联合艺术家蔡国强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热龙乡境内举办了一场艺术烟花活动,通过火药爆破点燃查琼岗日山脊的烟花,形成“升龙”动态景观。这一行为立刻引发一片质疑。如何看待这场烟花秀?中国环境报特选登相关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青藏高原植被本需要更多呵护

武泼泼

在对烟花秀活动的争议中,有人认为烟花使用了可降解的环保材料,且周围植被看上去和荒山差不多,后续影响应该不大。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烟花材料即便可以降解,但在高寒、干旱的青藏高原降解速度极为缓慢,焰色反应产生的各种锶(红色)、铜(绿色)、钡(黄绿色)等金属无机盐,对当地的自然植被乃至用水安全仍然构成风险。

实际上,青藏高原植被的特殊性还有待人们去进一步了解。

青藏高原植被具有多样性。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雪域高原,地广人稀、物种稀少,植被类型也相对较少,其实不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资料,青藏高原的植被类型极为丰富,有森林、灌丛、草地、高山稀疏植被、水生植被等12种植被型,具体到群系类型则有800余种。这里既有属于热带雨林的千果榄仁林,也有耐寒耐旱的大果圆柏林,既有菅草丛、野蕉草丛等热带高大草丛,也有由垫状点地梅、垫状滇紫草等匍匐贴地物种组成的垫状植被,可见植被类型相当多样。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江孜县热龙乡平均海拔4600米,植物生长季在9月中旬已接近尾声,所以从植被景观上看似乎较为荒芜。事实上,当地植被以高山嵩草草甸为主,但也有云南沙棘林、青藏垫柳灌丛、藏籽蒿草原等30余种植被类型,并非看上去的荒山。

青藏高原植被具有脆弱性。青藏高原植被的生境普遍以高寒、干旱为主,这也导致这里的生态系统相对于同纬度的长三角地区而言物种种类较少,群落组成更为简单,生态系统稳定性也就相对较差。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不断加剧的叠加影响下,这里的生态系统承载力已趋于饱和,一旦遭到外界干扰极易退化为裸地,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风险急剧上升。

活动举办地的植被主要是高山嵩草草甸,是青藏高原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植被类型之一,也是当地牦牛主要的食物来源。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冻土加速融化已经导致这里的生态系统呈现退化趋势。草原上,狼毒、棘豆等草原退化的标志物种也正在不断增多。本次烟花秀活动很有可能进一步破坏这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加速生态系统的退化。

青藏高原植被具有神秘性。青藏高原的植被类型多样,但对于青藏高原的植被,即使是一些专业人士甚至科研人员也未必有足够的了解。更何况青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普通人较难到达这里,这也为青藏高原的植被罩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这些因素使得非专业人员在活动策划、方案制定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应急预案往往存在不足。比如同一种植被恢复措施,在江南地区的裸地上一年就可能复绿定植,但在高寒干旱且生长季短的青藏高原就未必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活动举办方拟定的“翻土修复”方案虽然常用,但是在青藏高原未必适用。

青藏高原植被因其多样性、脆弱性、神秘性,需要投入更多的呵护。当然严格保护并不意味着消极保护、只保护不发展。但发展应当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进行的,是确保在合理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活动许可存在三个理解错位

张懿璇

在烟花秀引发争议之后,品牌方表示所选用的烟花是“环保烟花”。某位基层管理人员也声称活动在相关部门备案过,手续也合规,“由于烟花使用的是环保材料,因此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乡、村、县三级政府同意即可”。可以看出,无论是蔡国强团队还是当地的基层行政部门,对于此次活动能不能办,都存在着三个理解错位。

第一个错位:把所谓“材料环保”理解为“活动无影响”。当前所谓的“环保烟花”多应用了可降解壳体、起飞低烟、配方减氯或减重金属等手段,但燃放依旧会产生PM2.5、金属颗粒、噪声和强光,也会对表面看不到的地下水体和低混合层气象造成叠加压力。因此,材料的环保属性并不等同于生态友好,更不能据此否定评估的必要性,何况是在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的青藏高原地区。

第二个错位:把备案当做评估。蔡国强团队称已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备案,以应用“环保材料”为理由没有做环评。实际上,备案的意义是弄清楚“谁在何时何地要做什么”,而环评的意义则是要搞明白“能不能做、怎样做、做到什么边界”,因此备案和环评并不能等同。地方政府对于烟花秀的行政同意解决的是秩序与管理问题,并非是对风险的实质性约束,因此并不能取代专业的生态环境准入。放烟花是否需要“环评”,关键不在名目而在风险。传统意义上的环评主要对象为建设项目,但这并不等于像大型烟花燃放这种对生态环境高干扰的行为就无需环境审查。比如《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就能够提供指导性的全过程科学评价方法。在法律法规标准框架之外,监管方也应该通过设置许可条件和实时监测等手段进行等效管理,尤其在生态脆弱区应加强管理。

第三个错位:对环境标准适用性的误读。品牌团队、当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环境基准和标准认知不足,忽视了通用标准在脆弱场景中的适用性。环境标准以基准为基础,根据当地环境的具体情况设立,限值大多建立在受纳环境具备缓冲能力的假设上。青藏高原生态脆弱、环境容量小,缓冲能力极低。如果套用大城市的经验或平均条件,理论上看似安全,实际损害却大得多。把排放限值当生态阈值,把一次性合规当做全过程管控,把层层同意视为专业把关,都是这类误读的外在表现。

此次事件警醒我们,要通过生态环境科普补足基层管理者与社会公众等各方对环境标准、背景基准与生态阈值的基本理解,推动形成更广泛的生态环保共识。

生态环境标准是源头控制线,基准是标准设立的科学依据,阈值是触发行动的边界。对基层管理者,可以简明直观地说明通用标准为何在生态脆弱区不适用、哪些情境需要更严的阈值、备案与评估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要全过程管控。对活动组织者,强调把环境约束前置到立项与排期环节,用条件化承诺替代绝对化宣传,以透明信息换取社会信任。对公众要用日常化的表达解释活动造成的影响取决于地点、时间、剂量和受体敏感性等多种因素,让公众知道达标并不必然意味着安全,关键在于情境是否触碰底线。

不能以艺术之名行危害环境之实

睢晓康

始祖鸟联合蔡国强策划的烟花秀引发争议。就烟花秀活动本身来说,因为涉及商业活动,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想要博人眼球,产生轰动效应,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任何活动都要有底线意识,一旦触及底线,无论是法律红线还是生态红线,都会付出惨重代价,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最终,伤害的不仅是商业声誉,还有道德良知。

在此次活动中,主办方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公众生态环境意识普遍提升的当下,把地点选在了青藏高原。虽然这里自带流量,但也有着“舆情易感体质”。这里脆弱的生态环境本就是全民关注的焦点,办活动在此选址可以说是铤而走险。以艺术之名亵渎生态,这样的艺术不要也罢,现在招来汹涌舆情也并不意外。

艺术不应该伤及生态环境,不能以艺术之名行危害环境之实。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理应得到人类的保护,如果那种浸润着商业气息的资本运作对生态底线造成挑战,自然会反噬自身。

雪域高原是一片圣洁之地,不允许任何人玷污,也不能给任何人试错的机会。这次事件表面看是一场艺术活动,背后却是监管审批部门的层层失守。这是公众所不能容忍的。

这一事件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无论是谁,都要敬畏自然,那种以艺术之名亵渎自然的行为请到此为止,并以此为耻,警钟长鸣。我们在期待当地调查结论的同时,也希望充满商业气息的策划远离生态敏感地带,让艺术在生态环境面前守好自己的边界。

为何质疑声越来越大?

郑兴春

对于此次在青藏高原上举办的烟花秀,笔者认为,讲不清、辨不明是引发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主办方称烟花所用的色粉为生物可降解材料,曾多次通过国内外成分与烟雾检测,确认其污染物排放符合环保标准。但笼统的解释显然很难说服公众。由于可降解材料的降解速率与温度有很大关系,在生态系统脆弱且温度较低的高海拔地区,生物降解材料的分解效率与平原地区并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在平原地区符合环保标准不代表在高海拔地区也符合环保标准。而活动主办方也没有拿出详细真实的检测数据,因此质疑声越来越大。

当地称此次烟花秀活动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但需乡、村、县三级政府同意,当地政府此前开过多次会议研究选址、评估调查周围有哪些野生动物等,最终的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周围无人居住。这一说法也遭到质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环境评估的适用对象是建设项目,而并非烟花秀这样的活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场活动就是合法合规的。活动主办方以及当地至今未公开活动地点周边野生动物活动情况的具体评估调查报告,对于活动具体地址和范围是否属于生态保护区也尚未出示明确的证据,这种无理无据、讲不清道不明的回复,难以平复公众对活动选址的争议。

就在前段时间,某户外主播发布了一则在珠峰东坡5300米处采摘雪莲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因为雪莲十分珍贵、不应私自采摘已成为广泛共识。后经相关职能部门确认,主播的采摘行为对当地植物种群和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破坏,最终这名主播被相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这本是前车之鉴。

此次烟花秀活动的地点与这名主播采摘雪莲花的地点一样位于高海拔地区,对于具有生态环境意识的公众而言本就是敏感地带。“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大气、噪声和光等各种污染”的常识使公众对烟花秀活动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损害高度关注和担忧。

因此,活动主办方更应事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有一定了解,围绕数据、技术、标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做好周全准备。与其口头上反复强调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不如将生态保护区划定的相关文件和证据向公众公开;与其反复强调污染物排放符合环保标准,不如拿出活动前后确切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在证据面前,活动影响到底如何,才能讲得清、辨得明,也就能够正面回应争议。

来源:大东北生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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