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年冬，阿芙乐尔号的炮声震碎了沙俄的冰层，苏维埃政权把工厂、土地收归国有，列宁站在冬宫台阶上喊“劳动者成为主人”，可他转身就给同志们敲警钟：“要是管理者忘了自己是仆人，早晚把生产资料揣进自家口袋。”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了。

这个喊了74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公有制大国，倒在了自己人手里——那些管生产资料的“管家”，早把“主人”的家产搬空了。

没人料到，公有制的命门不在“大锅饭”，而在“管家”磨快的刀。

1917年冬，阿芙乐尔号的炮声震碎了沙俄的冰层，苏维埃政权把工厂、土地收归国有，列宁站在冬宫台阶上喊“劳动者成为主人”，可他转身就给同志们敲警钟：“要是管理者忘了自己是仆人，早晚把生产资料揣进自家口袋。”

到了斯大林手里，计划经济的齿轮越转越紧，全国的工厂、农庄都攥在部委手里，那些坐办公室的干部管指标、管分配，看着报表就能决定谁多领块面包、谁住砖瓦房，权力一点点往“管家”手里堆。

没人注意，当初分田地时握着镰刀的农民，后来连自家种的土豆换多少布票都得听干部的；当初砸机器的工人，连工厂的螺丝钉卖给谁都插不上嘴——“管家”的账本越记越厚，“主人”的钥匙却悄悄丢了。

马克思早就在《哥达纲领批判》里点破：社会主义阶段的平等，骨子里还带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子——它默认人的能力有高低，把这差异当成天然的特权。

苏联的管理者们把这话记在了心里，却歪着用：他们攥着“按劳分配”的公章，给自己盖出了特殊待遇。

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开在胡同深处，凭内部票能买到黄油、香肠、黑面包，普通工人攥着布票粮票排半天队，货架早空了；部长楼带花园、有暖气，墙皮刷得雪白，工人宿舍挤在工厂后院，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十个人睡通铺；报纸上写“多劳多得”，可厂长的工资单上数字是钳工的十倍，还不算车马费、疗养券、子女留学补贴。

他们说这是“技术岗位津贴”“管理绩效奖”，可仓库管理员的侄子刚进厂就能坐办公室，老焊工干了三十年还在车间抡焊枪。

没人觉得奇怪，连《真理报》都登文章：“优秀管理者是国家的财富，该享受更好待遇。”

可“主人”们没发现，“管家”的口袋已经悄悄鼓起来，阶层的墙在特供票根和工资条缝里越砌越高，那把刻着“资产阶级法权”的钥匙，已经插进了公有制的锁孔。

计划经济的报表里藏着窟窿，莫斯科的计委大楼里，处长们用红铅笔在产量数字后面加个零，仓库里的钢材明明只够造拖拉机，报表上却写着能造坦克——厂长们照着假数字领奖金，工人看着空荡荡的货架骂娘。

外贸部门更热闹，科长们攥着进口批文，把国家的石油、木材低价卖给西德公司，换回来的马克不进国库，直接转到瑞士银行的私人账户，海关报关单写着“援助非洲”，仓库出库单盖着“报废处理”的章。

列宁格勒的造船厂厂长，把军舰用的特种钢偷偷卖给土耳其商人，车间主任发现了想举报，第二天就被调去西伯利亚“支援建设”。

旧社会的影子没散干净，有些干部的办公桌抽屉里，锁着沙俄贵族的老照片，嘴上说“为人民服务”，回家就让保姆熨烫进口西装。

乌克兰的农庄主席，把集体农庄的牛羊赶到自家牧场，粮仓的小麦掺沙子交公粮，留下好粮酿酒卖给黑市。

西方的收音机里，美国之音天天播“资本主义生活多自由”，那些去东德出差的干部，在西柏林的百货商店里眼睛都直了——冰箱、彩电、香水，这些在苏联凭票都抢不到的东西，在那边随便买。回来就跟手下说：“还是人家的制度好。”

官僚们的心思活络起来，有人开始跟克格勃的特工搭线，用国家机密换美元；有人把子女送到巴黎、伦敦留学，学费靠倒卖国家文物凑；还有人在酒桌上跟西方公司代表碰杯，说“等以后政策松了，咱们合伙把工厂分了”。

普通老百姓看在眼里，工人上班磨洋工，农民把集体土地的土豆往自家菜窖里刨，谁都知道“管家”在偷东西，可谁也没辙——工会主席是厂长的小舅子，区委书记住着特供楼，连写举报信的钢笔水都得凭票买。

莫斯科的冬天冷得钻心，克里姆林宫的暖气片烧得烫手，那些管暖气的官员，早把给居民楼的煤炭拉到自家亲戚的工厂卖了高价。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吹，莫斯科的官僚们眼睛亮了。

他们拿着计委批的“试点文件”，把列宁格勒的造船厂、顿巴斯的煤矿、第聂伯河的水电站都拉出来“改制”，评估师是自己人，账本早就做了手脚，原本值一千万卢布的工厂，评估价写一百万，再用国家银行的“低息贷款”买下，转手抵押给西方银行换美元。

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儿子更聪明，成立个“皮包公司”，专做国企“不良资产处置”，把仓库里的机床、仓库的棉花都按废品价收走，卡车连夜拉到波兰边境倒卖。

戈尔巴乔夫

有人问“这不是侵吞国家财产吗”，报纸上立刻登文章“改革需要勇气，打破旧体制才能前进”。

石油部长跟壳牌公司签协议，把秋明油田的开采权低价包出去，自己在瑞士银行开了账户，每桶油提一美元“中介费”。

工人举着标语牌堵厂门，说“这是我们的工厂”，警察开着装甲车过来，厂长从奔驰里探出头喊“新经济政策，不懂别闹”。

等到1991年春天，莫斯科的私人银行家们在巴黎时装周买高定礼服时，乌克兰的集体农庄连种子都凑不齐了——公有制的家底，就这么被“改革”的名义分光了。

列宁在1921年就敲过桌子：“要是工厂的账本不让工人看，管理者早晚把机器扛回家。”

他在《国家与革命》里写得明白，社会主义的监督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得是工人手里的扳手、农民手里的镰刀，能随时卡住管理者的脖子。

可后来的苏联干部把这话当耳旁风，工会成了发电影票的摆设，工人想查仓库账目，厂长一句话“军事机密”就堵回去了。

列宁

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掰着指头说：“社会主义的矛盾，说到底是主人和管家的矛盾——主人管不了管家，管家就敢把家当卖了。”

他盯着工业部的报表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权利，比选举权还金贵，这权利要是丢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张空文。”

他说的“权利”，就是让工人能选厂长、让农民能撤队长，让老百姓攥着“管家”的聘书和解聘书，谁偷懒就换人，谁贪墨就法办——可苏联的“管家”早就把这权利锁进了保险柜，钥匙扔到了第聂伯河里。

苏联倒了，不是公有制长不出粮食，是“管家”把仓库钥匙揣进了裤兜。

那些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手里攥着分配权、任免权，却把人民甩在一边——工厂的厂长由上面派，农庄的主席靠关系选，工会墙上贴着“工人当家作主”，可工资单上的数字、宿舍的分配表，全是干部说了算。

列宁说“要让工人监督每一个螺丝钉”，后来螺丝钉卖给谁，工人连问都不敢问；毛泽东讲“劳动者要有管理权”，可苏联的劳动者到最后，连自家孩子进工厂当学徒都得托干部打招呼。

列宁

“管家”们就是这么一步步把家搬空的：先用“技术津贴”“管理绩效”给自己涨工资，再把特供商店的货架塞满，然后借“改革”把工厂股份划到名下，西方银行的账户越攒越厚，人民的粮票却越来越薄。

没人管吗？管不了——报纸是干部办的，电台是干部管的，连举报信寄出去都被退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事”。

说到底，公有制的家当得主人自己看着。

当初要是工人能把不称职的厂长选下去，农民能把贪墨的主席换下来，仓库的账本敞开让人查，特供商店早关了门。

生产资料本来就是人民的，钥匙得攥在自己手里，不然“管家”再老实，日子久了也会动歪心思——毕竟，谁也不想一辈子给别人管钱，自己却兜里空空。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