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的大城市里，随处可见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异国人。这种现象在当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许多官员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应当警惕异族。然而，在太宗的支持下，唐朝继续实施兼容并包的政策。外籍官吏及普通士民得以在长安及长安周遭定居。这样的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口归附
初唐至盛唐，于史有载在朝为官的外国人，占到了全体官员的十分之一以上。不仅朝堂上有大量的外国人，民间也是这样。
唐朝的大城市里，随处可见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异国人。这种现象在当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许多官员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应当警惕异族。然而，在太宗的支持下，唐朝继续实施兼容并包的政策。外籍官吏及普通士民得以在长安及长安周遭定居。这样的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口归附。
不管是来自东瀛的留学生，还是到长安投附的异国王子，抑或是粟特、大食、波斯、新罗、百济、吕宋等国的商人，甚至肤色漆黑的昆仑奴，都是唐朝国际化的体现。
但事实上，并不是唐人宽广的心胸带来了局面改变，而是大局改变了国人心态。这种心态宽广局面，是一系列特殊条件达成后才形成的。
隋朝开始，统治者以武力进取，国际形势有了重大改变。到了唐初，进取更多，引起了对外政策的变化。
一如唐太宗所说：“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靺鞨是东北的古民族，他们远来示好，并不是觉得唐朝好，而是眼睁睁看见横亘北疆万里之广的突厥被唐朝制服，所以选择了臣服。
然而，在李世民的父亲，也就是唐高祖李渊时代，唐朝可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突厥还很强大，包括王世充、刘黑闼在内的多方势力，都想尽办法与突厥联盟。后来唐朝建国，突厥的颉利可汗持续南下骚扰，唐人苦不堪言，又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一度动了迁都的念头。
好在李世民等将领用兵如神，最终取得了与颉利签订“友好协约”的机会。可强大的突厥并不把这样没什么效力的条约放在眼里，等李世民即位后，依然不断南下。李世民派李靖等人出击，将颉利击溃并活捉，对突厥造成严重打击，此时已是贞观四年。
贞观元年（627）的时候，唐与突厥尚处于巅峰对决的时刻，形势非常严峻。两国间的间谍多如牛毛，他们混杂在商人、教师、旅行者间，窃取信息和发动舆论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唐朝规定，士民不能随意越界过关。而此时，住在长安大觉寺的玄奘法师，已和许多僧人一样，提交了出国申请，但国际形势如此，他的申请并没有得到批准。玄奘知道这种情况下自己硬要出国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他的求经之心不死，于是冒险偷渡。
本来是一直没有机会的，可当时长安附近闹了灾荒，饿死了人。如果再不许百姓外出，情况只能更糟。时逢李世民登基第一年，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下令开放长安城门，允许百姓外出就食。汹涌的人潮一拥而出，其中就有玄奘。他趁着这个机会蒙混出关，而和旁人不同的是，别人要么往南去蜀地，要么往东去洛阳，只有他踏上了西行的道路。
因为是违规越界，没有过所（通行证），但好在他是社会知名人士，一路上总算有惊无险，又得到了小吏的照顾，终于抵达西方。此去十八年之久，行走十万多里，他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归长安，受到了李世民的热烈欢迎。
唐朝对玄奘的态度，就是国力强盛的证据。它并非仅取决于玄奘取经的成功与不成功，而是前后两个时间，国家的局面和国际的形势有了本质的区别。
此时的唐朝，已经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际制霸。李世民早已俘虏了颉利，消灭了东突厥，又击溃了吐谷浑，攻克了高昌国，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文成公主赴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又过了几个月，九姓铁勒也将率众投降。两年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嘎斯，东北的契丹、奚纷纷前来归附。使者王玄策出使天竺被抢劫后，率领泥婆罗与吐蕃军横扫北印度，俘虏了摩揭陀国王（古印度四大国之一）阿罗那顺，回到了长安。
唐朝包容开放的局面，与贞观到天宝年间国家实力异常雄厚高度相关，当然也与皇帝本身的硬实力有关。失去任何一个条件，国家自然而然地就走向封闭。
唐朝的大好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至天宝十四载（755）末，身兼三镇节度使的粟特族人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兵变，属下唐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军人造反，长达八年的大乱象，使唐朝实力腰斩。
从那以后，我们就很难看见唐朝的官吏中有外国名字出现了。虽然后来唐朝一度出现了中兴局面，甚至在德宗时期耗死了反目成仇的回纥与吐蕃，却终究难以复制当年的盛况。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弱，陆上丝绸之路被回纥和吐蕃卡死，东西贸易一度中断。可与此同时，令人始料未及的机遇再度出现了。
要知道，商人总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另辟蹊径，选择走并没有各方势力干涉的海路。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自打安史之乱后，陆路贸易衰落，海上贸易却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中国东南诸多港口，如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大港，吸引了来自印度、波斯、大食及南洋诸国的大批商人前来。
宋时，陆上局面依然复杂，这使得海上丝绸之路越发完善。朝廷在沿海设立了许多通商口岸，“南商越贾，高帆巨舻，群行旅集……自泗而东，与潮通而还于海。”到南宋，东南沿海地区的商贸更是前所未有的发达，为偏安的南宋朝廷提供了海量资源。
然而这种繁华的景象，在明朝初年有了改变。这种改变，也是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造成的。
明初，朱元璋实施海面封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海禁”，这是迫不得已的。元末天下大乱的同时，日本也处于相当混乱的时期，内部纷争不断。气候的异常，更是加重了民间经济的崩溃，出现了大量亡命的流寇。他们有的啸聚山林，有的则漂洋过海，侵扰邻近的朝鲜半岛及中国东部沿海城市。首先被侵扰的，就是山东和辽东沿海，随着倭寇实力的增强，祸乱往南又蔓延到浙江等地。
元朝海岸防范很松，不行海禁。虽说禁止民间船只往来，却欢迎官方的商船往来。然而浩瀚的大洋里，人的行为是没办法约束的。日本官船前来，往往携带所谓的防身武器。说是防身，实则杀人。倘使遇见中国的船只，必然要抢掠一番。他们发现抢劫才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等到中国天下大乱时，倭寇便越发猖獗。
朱元璋扫清天下，大量战争的失败者并不甘心成为洪武大帝的阶下囚，他们有的被枭首、凌迟，有的被充军、奴役。成功逃亡的军阀部众漂洋过海，占据诸岛，成为海上的流寇，出现了名震东洋的海贼王。
这些流寇与明朝为敌，却与日寇勾结，形成强大的海上势力，垄断了海上贸易，俨然一个海外朝廷。因此，明初发布休养生息令时，免不了实施海禁。由官方主持部分通商口岸，但这种贸易约束太严，没有活力。
然而倭寇并没有因为明朝的严加防范而消失，他们遭受重创后沉寂了一段时间，在明朝中期又达到了鼎盛。这是因为日本重新步入了异常混乱的时代，本来就擅长渡海的倭寇，重新开始组团到中国抢劫。因为利益巨大，日本的诸侯积极参与，予以资助，更与来自中国的海贼王汪直勾结，形成了实力雄厚的海盗集团。最终，他们在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打击下被平定了。
接下来由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统治的日本，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抢倒是不抢了，反而直接发动十几万军队侵略朝鲜，明朝则进行了抗倭援朝斗争。
紧接着，日本迎来了江户时代，国家进入和平期。而中国正经历明清易代，局面相当不稳定，于是出现了政令倒挂——日本明确要求对周边各国，尤其是中国提高戒备。明朝灭亡前夕，他们又接连发布了两次海禁令，严禁日本人前往海外，也不许外国人踏入日本。
清朝建立后，南明政权及郑成功集团都在东南沿海活动，郑成功便是当时的海上之王。清廷因为马上得天下，又不懂海战，只好既不许居民下海，也不许船只靠岸，并发布了有史以来最丧心病狂的沿海迁界政策。把几万里海岸线的沿海居民全部遣散到内地，将房屋、学校、医馆全部烧毁铲平，防止大陆居民与郑氏集团进行贸易，想困死郑成功。但是，中国的海岸线实在是太长了。
平三藩、收复台湾后，清朝重新考虑了对外的政策。然而当时正是封建社会登峰造极的时代，朝廷对各种事务防范极严，不容一针之罅漏。尤其是乾隆以后，皇帝信奉“祖宗之法不可变”，是先前严密制度的切实执行者。他们延续了巨大的思维惯性，即便是开放了部分海禁，也给民间造船制造各种麻烦，本意就是希望百姓最好别出海。百姓即便申请下来造船的许可，也只能造些不中用的小船。
倘使外界环境一成不变，倒也相安无事。奈何世事多变，不可能一直“以不变应万变”。此时，清朝的统治者们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西方却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着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的国门，强行踏入中国领土。人们如梦初醒，意识到此时的中国和西方列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因为国力衰弱，就连曾经遣使来学的日本国也嚣张起来。
为了倾销商品与鸦片，从中国攫取利益，列强纷纷指责清朝落伍是由于其闭关锁国，所以要求通商。清廷也因战事失败，不得已签订了各项通商章程。被迫开启的交流也是交流，但也伴随着无尽的耻辱。
来源：读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