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9年昆明的春夜还带着凉意，蒋梦麟家的客厅刚散了喜宴，红烛的光透过窗纸映在巷子里。25岁的张宗和扶着新婚妻子孙凤竹走进临时布置的新房，四姐张充和的房间里，红被面衬得烛火格外暖。

1939年昆明的春夜还带着凉意，蒋梦麟家的客厅刚散了喜宴，红烛的光透过窗纸映在巷子里。25岁的张宗和扶着新婚妻子孙凤竹走进临时布置的新房，四姐张充和的房间里，红被面衬得烛火格外暖。

凤竹刚坐下就捂住胸口，一阵剧烈咳嗽后，手帕上沾了暗红的血，滴在红被褥上晕开小朵。张宗和赶紧上前轻抚她的背脊，声音轻得像羽毛：“甚好，这说明你在好转。”

这话传到门外，亲友们都叹了气。谁不知道张宗和是合肥望族张家的长房长孙，曾祖父张树声做过两江总督，父亲张武龄盼了四年才得这个儿子，出生时二十四小时不离人，奶妈都有人专门伺候。

这样的豪门长子，清华毕业的才子，本该娶个体面健康的妻子。可他偏要娶孙凤竹，一个有肺结核的姑娘，这病在当年就是“不治之症”，亲友们私下都说是疯了。

这事得从1936年的青岛说起。张宗和刚从清华毕业，约了四姐张充和去青岛玩，听说当地有个曲会办得热闹，姐弟俩就去了。曲会的总务主任是孙凤竹的父亲，唱老旦唱得极好，家传的昆曲功底让17岁的凤竹也成了曲会里的红人。

第一次见凤竹，张宗和就挪不开眼。这姑娘在圣功女学读书，穿蓝布学生装，说话脆生生的，昆曲一开口，身段神态都透着灵气。他后来在日记里写，凤竹活泼大方，跟她待在一起总觉得心里亮堂。

那段日子，他们天天一起唱曲、看电影、去小馆子吃海鲜。凤竹还拉着张宗和姐弟去学游泳，手把手教他们划水。离开青岛那天，码头风大，凤竹递过来一卷紫色纸带，一头攥在她手里，一头在张宗和掌心。

船开起来，纸带越拉越紧，直到“啪”地断成三截。张宗和捡起断头揣进兜里，望着岸上越来越小的身影，心里又甜又涩。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根断了的纸带，会把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缠在一起。

回到苏州，张宗和开始给凤竹写信，全是些琐碎事：家里的桂花谢了，四姐又学了支新曲子，街上买的糖炒栗子不如青岛的甜。凤竹的回信也快，字里行间全是少女的心事，有时还会画个小笑脸。

凤竹的母亲见信多，常笑着逗女儿：“张宗和真是闲得慌，尽说些没用的，五分邮票白花了。”可她不知道，那些“没用的话”里，全是藏不住的喜欢。

1937年夏天，张充和特意去了趟青岛，替弟弟探孙家的口风。孙家对张宗和挺满意，知书达理家世也好，可一提起凤竹的肺病，孙母就红了眼：“这孩子命苦，别拖累了人家。”

那会儿还没特效药，肺结核只能靠静养，北平、上海的疗养院都用人工气胸、气腹这些法子治，普通人根本住不起。民间都把这病叫“痨病”，见了病人躲着走，更别说结亲了。

没过多久，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张家从苏州逃回老家合肥，孙家从青岛先到香港，最后在广州落脚。兵荒马乱里，书信断了又续，张宗和心里的念头越来越坚定：一定要娶凤竹。

1938年春天，张宗和在汉口的犒赏科找了份差事，天天盼着能见到凤竹。七月底，凤竹的父亲从广州赶来，托人做媒，摆了桌酒席，登了三天报纸，算是定下了婚事。

订婚那天，凤竹没来，她得在家照顾患子宫癌的母亲。张宗和摸着手里的订婚戒指，心里既高兴又发酸，他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待凤竹。

九月，张宗和去广州看孙家。推开院门就愣住了：凤竹母亲躺在床上呻吟，大哥吸着鸦片烟神志不清，大嫂在厨房忙得脚不沾地，侄儿光着脚在地上爬。家里的钱早被逃难和治病耗光了，日子过得紧巴巴。

孙母拉着他的手开玩笑：“宗和，你为啥偏要娶这么个‘棺材瓤子’呢？”张宗和没笑，认真说：“我照顾她，不会让她有事的。”凤竹站在一旁，眼圈红了又红。

十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广州人心惶惶。张宗和要跟巴金去桂林，孙家决定留下，让凤竹跟着他走。两人把订婚戒指卖了，赎回冬衣，凑够了路费。

临走时，凤竹对着家门磕了三个头，起身时眼泪掉在衣襟上。她不知道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母亲和父亲了。

坐船往桂林去，起初还算安稳，船上管两顿饭，两人整天靠在铺位上说话。可到了柳州，听说桂林找不到熟人，工作也没着落，就改道去重庆，向巴金的弟弟借了路费坐汽车。

汽车颠簸得厉害，凤竹一路咳嗽，到贵阳时实在撑不住，一口血吐在了旅馆的脏被子上。旅馆漏风又冷，想买止血药都没处买，好不容易找到云南白药，才算稳住了病情。

幸亏遇到了熟人蹇先艾，让他们住家里休养了十天。那十天里，张宗和天天给凤竹熬粥、擦身，以前连尿布都没碰过的少爷，学会了伺候人。

十一月十九日到重庆，凤竹又吐了血，住进了仁爱堂医院。张宗和住在三弟宿舍，每天往返医院，炖了汤小心翼翼端过去。这时候他收到消息，凤竹的父亲在成都翻车去世了，自己的父亲也没了。

两个噩耗压得他喘不过气，可他对着凤竹只字不提，怕她受不住。凤竹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默默抓着他的手，力道越来越紧。

1938年底，张宗和被教育部派去云南教书，他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婚事。亲友们都劝他再想想，肺病患者不宜结婚，可三姐张兆和、四姐张充和都支持他：凤竹孤身一人，结婚了才能好好照顾。

1939年2月5日，婚礼在蒋梦麟家举行。证婚人是杨振声，清华校长梅贻琦还讲了话。来的客人大多是会唱昆曲的，朱自清、浦江清这些先生都来了，凑在一起唱了支《长生殿》。

新房就是张充和的房间，换了红被面，电灯套上大红灯罩，窗户贴了红玻璃纸，看着倒也喜庆。张宗和心里却不好受，他以前总幻想婚礼热热闹闹的，没想到这么简单。

凤竹更难过，娘家一个人都没来，穿着借来的嫁衣，眼眶一直红着。新婚夜，客人走后，她咳出血染了喜床，张宗和那句“甚好”，是安慰她，也是安慰自己。

婚后十天，两人搬到宣威，小地方花销少，适合养病。凤竹常发烧吐血，雇的佣人不细心，张宗和就自己来。生炉子、烧开水、洗衣裳，以前从不碰家务的少爷，把日子过成了柴米油盐。

有人背后说他“怕老婆”，他听了只笑。凤竹脾气急，病犯了就容易烦躁，有时会冲他发火，他从不还嘴，等她气消了再端上温好的粥。

没过多久，凤竹怀孕了。张宗和吓坏了，医生说怀孕会加重病情，劝他们堕胎。凤竹却摇着头说啥也不肯，摸着肚子说：“这是我们的孩子，得留住。”

为了方便检查，两人搬到呈贡，跟三姐、四姐住得近。1940年7月9号，女儿张以靖出生了，母女平安。张宗和抱着小小的婴儿，看着凤竹苍白的脸，眼泪掉在了孩子襁褓上。

八月，张宗和要去昭通国立师范教书，带着妻女一起。汽车走了九天，最难的那天没东西吃，水全是泥浆，孩子只能喝泥浆水冲的奶粉。凤竹把仅有的干粮省给张宗和，自己啃树皮。

昭通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孩子不吃母乳，换了十几个奶妈都不合适，大姐从上海寄的奶粉快没了，只能买洋牛奶场的鲜牛奶。煮奶、煮奶瓶、换尿布，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小两口难免吵架，凤竹急了就哭，说自己拖累了家。张宗和不吭声，等她哭完了，把煮好的黄果橘子水递过去，慢慢哄：“有我呢，都会好的。”

后来凤竹去图书馆找了份差事，雇了佣人，日子才算顺点。1942年，张宗和去云南大学教书，一家人搬到昆明。那会儿昆明生活费高，雇不起佣人，日子又难了起来。

张宗和背过炭、扛过米，凤竹洗衣做饭，累得直不起腰。为了省房租，他们住进医学院的空动物饲养室，隔壁是厕所，不远处就是解剖室。夜里常听到奇怪的声音，凤竹吓得睡不着，张宗和就抱着她讲昆曲里的故事。

钱还是不够用。合肥老家县城沦陷了，但乡下的田还在，张家姐弟商量让张宗和回老家筹钱，他是长子，该担起责任。

贷了路费，1943年12月，夫妻俩带着孩子上路。从重庆到内江，再到成都、陕西，1944年1月到西安，张宗和咳得厉害，发烧不退，只能停下来休养一个月。

好不容易到合肥老家，张宗和还没给长辈磕头就病倒了。发冷发热，嗓子疼得咽不下东西，喉咙里长了白点，疑似白喉。老家没有白喉血清，全家都慌了。

养阴清肺汤、念了大悲咒的水、藏青果、六神丸，能试的法子都试了。凤竹一边应酬来访的长辈，一边守在床边伺候，夜里不敢合眼，握着他的手哭了一次又一次。

有人去求了签，凤竹抽了支下下签，说她的病难好。她把签纸藏起来，没敢让张宗和看见。或许是老天垂怜，张宗和的病慢慢好了起来。

可凤竹却倒下了。老家客人多，应酬不断，她本就虚弱的身体扛不住了，咳嗽越来越重，吐血的次数也多了。家里找了中医来，开了些补气血的药，吃了也没见效。

1944年的春天，凤竹的病情急转直下。她躺在病床上，拉着张宗和的手，轻声唱以前常唱的昆曲。张宗和跟着和，唱着唱着就哭了，眼泪落在她手背上。

凤竹去世那天，正是他们结婚五周年的前几天，她才24岁。张宗和抱着她冰冷的身体，一遍遍地说：“我说过要照顾你的，我说过的……”

后来张宗和把凤竹葬在老家，带着女儿继续过日子。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73本日记里，记满了对凤竹的思念，记满了两人走过的那些苦日子。

四姐张充和后来把他的回忆录《秋灯忆语》手抄一遍，托巴金作序。那些文字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柴米油盐里的相守。

汪曾祺在文章里写，见过张宗和夫妇并肩散步，像“神仙眷侣”。是啊，就算日子苦，就算疾病缠身，他们的感情也从未变过。

战乱年代，人命如草芥，可张宗和用五年时光证明，爱能扛过苦难，能跨过生死。那些琐碎的照顾，那句“甚好”，都是最真的情意。

文献来源：

1. 封面新闻：《当代书评丨张家大弟一生73本日记 无意间记录了一个时代》

2. 澎湃新闻：《倒头的张宗和:神仙眷侣的风尘仆仆》

3. 搜狐网：《回溯防痨史 观照前行方向_化疗_世纪_防治》

来源：历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