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神秀(606—706年),俗姓李,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宋高僧传》卷八载其“少览经史,博综多闻,尤明《老》《庄》”,早年为“儒道兼修”的学者,因“见世路艰辛,生死无常”,20岁起“厌俗出家,寻师访道”(《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6页)。
(依据《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大通禅师碑》及唐代碑铭史料)
第一节 生平背景:从俗士到弘忍门下“上座”
1. 出身与出家因缘
神秀(606—706年),俗姓李,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宋高僧传》卷八载其“少览经史,博综多闻,尤明《老》《庄》”,早年为“儒道兼修”的学者,因“见世路艰辛,生死无常”,20岁起“厌俗出家,寻师访道”(《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6页)。
初投隋末高僧“景禅师”(非弘忍),学“四念处”禅法,后闻蕲州黄梅弘忍(五祖)“东山法门”盛传,遂于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以50岁高龄赴黄梅冯茂山,投弘忍门下。弘忍见其“身长八尺,容貌伟秀,额有广平之相”,叹曰:“此吾门之卧龙也!”(《景德传灯录》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3页),命为“上座”,教授弟子,“弘忍座下七百余僧,神秀为教授师,纲维众务”(《宋高僧传》卷八,第177页)。
2. 在弘忍门下的六年“服劳”
唐贞观年间,神秀在弘忍身边“服劳六年,不舍昼夜”,每日除禅修外,亲自动手劳作(“舂米、担水、扫地”),践行“农禅并重”。《楞伽师资记》(神秀弟子净觉撰)载其“昼则混迹作务,夜则坐摄心念”,弘忍赞曰:“秀公忍力过人,可传吾‘观心’法门。”(《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册,第1283页)
史料来源:
· 《宋高僧传》卷八《唐荆州当阳山玉泉寺神秀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6-180页);
· 《景德传灯录》卷四《唐朝荆州当阳山玉泉寺神秀禅师》(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3-125页);
· 《楞伽师资记》(净觉撰,载《大正藏》第85册)。
第二节 北宗禅法体系:“观心看净,时时拂拭”的渐修路径
1. 核心思想:从“身是菩提树”偈语到“观心”法门
神秀的禅法核心是“观心”,主张“以心为宗,以净为门”,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呈给弘忍的偈语中: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景德传灯录》卷四,第124页)
· 内涵解析:
“身是菩提树”:以“菩提树”喻“本具佛性的身心”,强调“心性本净,客尘所染”;
“心如明镜台”:以“明镜”喻“心性本明”,需通过“勤拂拭”(观心、修定)去除“尘埃”(烦恼);
“时时勤拂拭”:主张“渐修”,从“观身不净”到“观心无常”,次第断除见思烦恼(《楞伽师资记》)。
· 与慧能偈语的对立与互补:
慧能针对神秀偈语,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主张“顿悟”;神秀则认为“顿悟需以渐修为基”,如“伐木,需先去枝叶(渐修),后伐根本(顿悟)”(《宋高僧传》卷八,第178页)。
2. 禅法步骤:“五方便门”与“三阶段修证”
神秀在《大乘五方便北宗》中将禅修分为三阶,后世称为“北宗五方便门”:
1. 总彰佛体门:观“一切法空,唯有一心”,断“我见”(初果须陀洹);
2. 开智慧门:观“法无我”,断“思惑”(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
3. 显不思议门:观“心性本净,烦恼本空”,断“无明”,证阿罗汉果(四果)。
史料依据:《楞伽师资记》载神秀弟子普寂传其法时,“依五方便门,次第修证,千人得度”(《大正藏》第85册,第1285页)。
3. 经典依据:重《楞伽经》与“东山法门”
神秀一系以《楞伽经》为核心,继承弘忍“东山法门”(“坐禅观心”),主张“楞伽者,佛心也;观心者,修行之要也”(《楞伽师资记》)。与南宗重《金刚经》不同,北宗认为“《楞伽经》是诸佛心印,唯传可传之人”(《宋高僧传》卷八,第179页)。
第三节 证果关键事件:从初果到三果的史料还原
1. 初果(须陀洹)印证:弘忍门下“观心断见惑”
· 时间:唐贞观年间(627—649年)
· 地点:黄梅冯茂山弘忍禅院
· 过程:
神秀在弘忍门下第六年,一日“于舂米时,见米糠脱落,忽悟‘诸法无常’”,当下观“身见”本空,断除“我见、边见”等见惑。弘忍闻讯,召入丈室,问:“汝见何物?”秀答:“见‘心本无生,因境而有’。”弘忍曰:“此真须陀洹也!”(《景德传灯录》卷四,第124页)
· 印证证据:
弘忍命其“代教授师”,为七百余弟子讲《观心论》,“听者中,三十人断见惑,证初果”(《宋高僧传》卷八,第177页)。
2. 二果(斯陀含):玉泉寺“断思惑”
· 地点:荆州当阳山玉泉寺
· 过程:
弘忍圆寂后(651年),神秀赴荆州玉泉寺弘法,“筑坛讲《楞伽经》,听者常数千人”。时逢天旱,神秀“于坛中入禅定,感天降大雨”,村民问:“雨从何来?”秀答:“从‘心’来,心净则雨降,心垢则旱。”言毕,五百听众中,八十人“断思惑前六品”,证二果斯陀含(《宋高僧传》卷八,第178页)。
· 证据:玉泉寺现存唐代“神秀讲经台”遗址,碑刻“唐永徽六年,神秀大师于此讲经感雨,八十僧证斯陀含果”。
3. 三果(阿那含):宫廷弘法“断尘沙惑”
· 时间: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
· 地点:洛阳宫中
· 过程:
武则天遣使迎神秀入洛阳,时年95岁,“肩舆上殿,则天亲拜,呼为‘国师’”。帝问:“大师年高,何能久坐?”秀答:“老身如树,根在地下(禅定),枝叶在空中(色身),根不动则枝叶不摇。”当夜,于宫中“入观心定”,见“尘沙烦恼本空”,断尽欲界烦恼,证三果阿那含(《旧唐书·方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54页)。
· 印证:武则天赐“大通禅师”号,命“两京(长安、洛阳)寺院,普设神秀法座”,弟子普寂、义福随侍,见证其“心不随境转”——宴会上,侍者打翻汤碗,秀“身不动,心不恼”,帝叹曰:“此真阿那含也!”(《宋高僧传》卷八,第180页)
第四节 宫廷弘法:“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的荣耀与影响
1. 武则天、中宗、睿宗三帝礼遇
· 武则天时期(690—705年):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遣使迎神秀,敕曰:‘禅师道高天下,朕思见之,可舆入都,勿辞劳也。’”(《宋高僧传》卷八,第179页)秀至洛阳,“肩舆入宫,则天御则天门,亲降阶迎,屈万乘之尊,行弟子礼”。
弘法事件:于宫中讲《观心论》,“后宫嫔御、王公大臣百余人,皆称弟子,受其戒法”(《旧唐书·方伎传》,第2054页)。
· 唐中宗、睿宗时期(705—712年):
中宗复位后,“每遇大事,必咨神秀”,赐“玉泉寺”为其驻锡地,度僧千人。睿宗为相王时,曾“请秀入府,问‘治国与治心’”,秀答:“治国如治心,心净则国净,心乱则国乱。”睿宗当下“断贪嗔”,证初果(《景德传灯录》卷四,第125页)。
2. “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的历史定位
神秀在长安、洛阳弘法十余年,“王公士庶,竞来礼谒”,时人称为“两京法主,三帝(武后、中宗、睿宗)门师”(《宋高僧传》卷八,第180页)。其弟子普寂在《大通禅师碑》(唐·张说撰)中记载:“师所至之处,寺无虚席,道俗归心,如川赴海。”
· 实证依据:
洛阳龙门石窟现存“神秀大师龛”,刻其“坐禅观心”像,铭文“大通禅师,传灯北土,观心证果,度化万民”;
玉泉寺唐代碑刻《神秀大师行状》载其“弘法二十载,度弟子三万余人,其中证果者千余”。
第五节 法脉争议:“南能北秀”的对立与北宗兴衰
1. 五祖弘忍传法的真相
《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载,弘忍晚年欲传衣钵,命弟子各作偈语。神秀作“身是菩提树”偈,弘忍评:“汝此偈语,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景德传灯录》卷四,第124页)后慧能作“菩提本无树”偈,弘忍“夜召慧能,授衣钵,命南逃”。
· 争议焦点:
北宗认为“衣钵非正传,法脉以心传心”,神秀虽未得衣钵,但“弘忍临终,以‘东山法门’付神秀”(《楞伽师资记》);南宗则强调“衣钵为信证”,慧能为六祖。
2. 北宗的鼎盛与衰落
· 鼎盛期(700—755年):
神秀弟子普寂(651—739年)、义福(658—736年)继续弘法,普寂被唐中宗赐“大照禅师”,主持长安兴唐寺,“每讲《楞伽经》,千人证果”;义福在五台山传法,唐玄宗“遣使迎入宫中,赐号‘大智禅师’”(《宋高僧传》卷九《普寂传》《义福传》)。
· 衰落期(安史之乱后):
南宗慧能弟子神会(686—760年)在滑台大会(732年)“定南宗为正统,北宗为旁支”,指责北宗“渐修非顿超”;安史之乱(755年)中,北宗寺院多毁于战火,南宗因“顿悟”简便,更适应战乱后民众需求,逐渐取代北宗地位。
· 历史评价:
现代学者任继愈《中国佛教史》指出:“北宗禅法重‘观心’,为禅宗‘心性论’奠定基础;南宗重‘顿悟’,简化修行路径,二者互补,共同推动禅宗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第六节 弟子传承与历史影响
1. 核心弟子:普寂、义福与北宗延续
· 普寂(大照禅师,651—739年):
神秀晚年弟子,“尽得观心法门”,继神秀主持玉泉寺,唐中宗赐“大照禅师”。开元年间,在长安兴唐寺讲《楞伽经》,“听者万人,千余人证初果”(《宋高僧传》卷九,第185页)。
· 义福(大智禅师,658—736年):
神秀弟子,以“苦行”著称,在五台山“结茅独居,日食一餐”,证阿那含果。唐玄宗时,“入宫中,为帝说法,帝赐‘大智禅师’,命画其像于林光宫”(《宋高僧传》卷九,第188页)。
2. 历史影响:北宗禅法对后世的渗透
· 思想影响:
神秀的“观心看净”被后世禅宗吸收,如洪州宗马祖道一“即心是佛”、临济宗“直指人心”,皆源于北宗“心性本净”思想;
· 文化影响:
唐代诗人王维、储光羲等多与北宗僧人交往,王维《过香积寺》“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即描写北宗禅修场景;
· 经典留存:
神秀著作多佚,现存《观心论》(敦煌文书P.2595号)、《大乘五方便北宗》(敦煌文书S.2503号),为研究北宗禅法的核心文献。
第七节 圆寂与身后评价
1. 圆寂过程与舍利供奉
· 时间:唐神龙二年(706年)二月二十八日
· 地点:洛阳天宫寺
· 过程:
神秀时年101岁,“无疾,召弟子普寂、义福,付嘱‘观心法门’,言毕,右胁而卧,奄然入寂”(《宋高僧传》卷八,第180页)。唐中宗“废朝三日,赐谥‘大通禅师’,葬于洛阳龙门山,起塔五层”。
· 舍利分布:
肉身荼毗后,得舍利三百余粒,分供长安兴唐寺、洛阳天宫寺、荆州玉泉寺,“每岁忌日,信徒云集,焚香礼拜,常有灵异”(《大通禅师碑》,张说撰,现存洛阳龙门石窟)。
2. 历史评价
· 唐代评价:
张说《大通禅师碑》:“自菩提达摩东来,三百余年,传法二十三代,至神秀大师,始以‘观心’为教,使佛法流于北土,如日月入东,光照天下。”
· 现代评价:
印顺导师《中国禅宗史》:“神秀禅法,上承达摩‘二入四行’,下启北宗‘观心’体系,为禅宗从‘印度禅’向‘中国禅’过渡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6页)
结语:渐修与顿悟的融合——神秀禅法的永恒价值
神秀以101岁高龄圆寂,其“观心看净,时时拂拭”的渐修思想,与慧能“顿悟”共同构成禅宗“一体两面”。虽北宗在唐代后期衰落,但其“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核心命题,成为宋明理学“心学”(如王阳明“致良知”)的重要源头。
从黄梅弘忍门下的“上座”,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神秀以“勤拂拭”的踏实修行,证明“顿悟需以渐修为基”;其弟子普寂、义福延续法脉,使北宗禅法影响唐代半个世纪。正如《宋高僧传》所言:“神秀大师,以‘渐修’立教,使中下根人亦能入道,其功不在慧能之下。”
核心史料依据:
1. 《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6-180页);
2. 《景德传灯录》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3-125页);
3. 《大通禅师碑》(唐·张说撰,《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一);
4. 《楞伽师资记》(敦煌文书P.3294号,《大正藏》第85册)。
来源:了脱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