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Ядринцев, Н. М. Сибирь как колония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Санкт-Пе

Ядринцев, Н. М. Сибирь как колония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 И. М. Сибирякова, 1892

达尔扈特人（Дархаты）是蒙古人的一支，在蒙古国北部和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有两支被称为达尔扈特的人群，名称相同但来源各异。

蒙古国的达尔扈特人是居住于西北部库苏古尔省的一个独特的蒙古部族，其聚居地主要位于库苏古尔湖以西，地处蒙古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边境，地理环境以高山、森林和草原为主。

达尔扈特人以其古老的萨满教传统、独特的方言、半游牧半狩猎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在历史上扮演的特殊角色而闻名。关于达尔扈特人的起源，俄国文献和学者提出了几种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往往与蒙古帝国的崩溃和后续的地方政权博弈相关。

其名称“达尔扈特”源于蒙古语“达尔罕”（Дархан），意为“神圣者”、“免税者”或“工匠”。民族学家波塔宁（Григорий Потанин）在19世纪末的考察记录中指出，达尔扈特人的祖先可能是17-18世纪期间，因逃避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战乱，或因不愿受清帝国统治而迁入库苏古尔西部偏远山区的自由民。他们获得了“达尔罕”的身份，意味着他们享有免于赋税和兵役的特权，以此换取他们对边境地区的守护职责。

俄国档案中频繁将达尔扈特人与唐努乌梁海的乌梁海人（即图瓦人）联系起来。一些学者认为达尔扈特人是蒙古化的乌梁海人，或者是蒙古人与乌梁海人通婚形成的群体。他们的语言属于蒙古语族，但包含了大量古突厥语（图瓦语）借词。

18世纪初期，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争夺对唐努乌梁海的控制权，导致该地区局势动荡，部分乌梁海人可能向北迁入库苏古尔山区，与早先抵达的蒙古难民融合，形成了达尔扈特共同体。

俄国探险家们在报告中均强调，达尔扈特人是蒙古地区萨满教传统保存最完好的群体之一。在藏传佛教（喇嘛教）于喀尔喀蒙古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达尔扈特人居住的偏远山区成为了萨满教信仰的“避难所”。他们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深受萨满教影响，这一点被后来的苏联学者视为研究原始宗教信仰的“活化石”。

18世纪中叶清帝国平定准噶尔后，正式将喀尔喀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纳入版图。达尔扈特人居住的库苏古尔西部地区成为清帝国与俄国的边界地带。这一时期俄国档案对达尔扈特人的记载，主要围绕其在边境管理中的特殊地位。

清帝国授予达尔扈特人“达尔罕”特权，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巡查清俄边境，防止越境游牧和非法贸易。然而达尔扈特人实际上常常成为双边非正式贸易的中间人，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与俄国边境哨所的哥萨克和商人进行交易，用牲畜、毛皮换取俄国的工业品、茶叶和面粉。这种经济活动使他们虽在清帝国体系内，却与俄国势力保持着密切联系。

达尔扈特人对清政府的忠诚度相对有限，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倾向于地方性和部族性，而非国家性。地理上的隔离和享有的特权，使得中央政权的控制相对薄弱。这种模糊的归属感为后来20世纪初的局势变化埋下了伏笔。

20世纪初，外蒙古宣布独立，但达尔扈特人所在的库苏古尔地区，其归属问题一度复杂化，与唐努乌梁海的命运相似。

俄国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白军势力曾活动于蒙古北部，达尔扈特地区因其偏远成为各种力量（包括白俄残部、蒙古自治势力以及后来的红军与蒙古人民革命军）的通道和临时据点，给当地社会带来冲击。同时，随着唐努乌梁海于1921年宣布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后并入苏联），达尔扈特人与图瓦亲戚的联系被迫中断，边境管控日益严格。

1930-40年代，达尔扈特人也经历了集体化，传统的游牧和狩猎经济被纳入计划经济体系，定居点开始出现。另一方面，苏联和蒙古政府发起的反宗教运动严重打击了萨满教，许多萨满被迫害，法器被销毁。然而，根据一些秘密的田野调查，萨满教实践在达尔扈特人中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转入了地下或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

冷战时期，蒙苏边境成为铁幕的一部分，达尔扈特地区与图瓦的民间往来几乎完全断绝。苏联的援助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如学校、诊所）上，但该地区总体上仍是蒙古最偏远、经济最不发达的角落之一。畜牧业是主导产业，狩猎作为补充延续下来。苏联学者在研究报告中常将达尔扈特人描述为“保留了古老文化特征的蒙古亚群体”，其社会被视为前现代社会的缩影。

来源：Hershela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