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核潜艇之父”：为何彭士禄才是中国核潜艇的真正奠基人？

摘要：然而，在核潜艇领域，关于“核潜艇之父”的称谓却存在一些争议和误解。很多人知道黄旭华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实际上，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才是当之无愧的核潜艇事业真正奠基人，真正的“核潜艇之父”。

在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壮丽篇章中，“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广为人知，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杰出科学家被誉为各自领域的“之父”，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

然而，在核潜艇领域，关于“核潜艇之父”的称谓却存在一些争议和误解。很多人知道黄旭华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实际上，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才是当之无愧的核潜艇事业真正奠基人，真正的“核潜艇之父”。

当我们回溯中国核潜艇从“零”到“一”的艰难破局之路，会发现“奠基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后续的深耕完善，而在于开创之初的“拓荒”与“破冰”。彭士禄在“连核潜艇图纸都没有”的绝境中搭建研发体系，在“项目下马”的困境中守住技术火种，在“核动力卡脖子”的难题前敢于拍板突破。他的贡献，是让中国核潜艇从“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关键，这份“从零到一”的开创之功，注定让他成为中国核潜艇事业无法被替代的奠基者。

一、拓荒之始：在“三无”绝境中搭起研发框架，他是核潜艇事业的“筑路人”

1958年，党中央作出“研制核潜艇”的战略决策时，中国面临的是近乎空白的起点：无完整图纸、无核心技术资料、无同类研发经验，甚至科研人员手中，只有两张从国外杂志翻拍的模糊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玩具店买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时任核潜艇核动力研发负责人的彭士禄，接到的任务堪称“天方夜谭”：在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困难的年代，用最短时间攻克“潜艇核动力”这一世界级难题。

“没有资料，我们就自己编；没有经验，我们就自己试。”彭士禄的第一步，是为中国核潜艇事业搭建起“四梁八柱”。上级组织从全国各地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其中既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从电厂调来的普通工程师，甚至有从未接触过核技术的机械师傅，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潜艇核动力研发小组。面对“核动力”这一全新领域，彭士禄带头“啃硬骨头”：白天，他和团队一起钻研苏联核动力教材（尽管多数内容与潜艇无关），用算盘、计算尺反复演算核反应堆参数；晚上，他开办“技术夜校”，把自己在苏联留学时掌握的核物理知识，转化为通俗的“课堂笔记”，手把手教给团队成员。有年轻科研人员回忆：“彭总从不摆架子，总是拿着草稿纸蹲在地上跟我们一起算，他常说‘咱们都是第一次搞核潜艇，谁也不是专家，一起摸索着来’。”

为搞清楚“核潜艇该长什么样、核反应堆该怎么装”，彭士禄带领团队做了一个大胆尝试：“拆玩具、画图纸”。他们把儿童玩具核潜艇拆开，按1:100的比例放大，画出中国第一份“核潜艇外形草图”；又参考陆上核反应堆原理，用硬纸板制作核反应堆“立体模型”，一遍遍模拟“核燃料燃烧”“冷却水循环”的过程。当时没有计算机，所有数据都靠手工计算——为验证一个反应堆功率参数，团队分成三班倒，用算盘算了整整一个月，最终得出“误差不超过5%”的精准结果。彭士禄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候我们就像在黑暗里摸路，每一步都要踩实，因为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中国核潜艇的第一步。”

1962年，受国民经济调整影响，核潜艇项目被迫“下马”，仅保留少数骨干继续“秘密攻关”。当多数人以为“核潜艇梦要碎了”时，彭士禄却立下“军令状”：“人可以减，但技术不能丢；项目可以停，但攻关不能断。”

他把仅存的54名技术骨干分成“核动力”“艇体设计”“武器系统”三个小组，租下一间废弃仓库当“实验室”，用捡来的废旧钢管、玻璃管搭建“简易核反应堆试验装置”。没有经费，他自掏腰包买实验器材；没有资料，他托人从国外带回相关杂志逐字翻译；团队成员情绪低落时，他拍着胸脯说：“党中央不会忘了核潜艇，我们只要守住技术，总有一天能重新上马！”正是这份“不放弃”的坚守，让中国核潜艇的研发火种得以保存，也为后来项目重启奠定了“人”与“技术”的双重基础，这正是“奠基人”的核心价值：在无人铺路时，自己先踩出一条路。

二、破冰之核：攻克潜艇核动力关键难题，他是技术突破的“领航人”

核潜艇的核心是“核动力”。只有解决“如何让核反应堆在潜艇内安全运行”的问题，核潜艇才能真正“活”起来。而这，也是当时最棘手的“卡脖子”难题：国外对潜艇核动力技术严密封锁，国内连陆上核反应堆都未完全掌握，更别提“小型化、可移动”的潜艇核反应堆。彭士禄作为核动力研发总负责人，成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先生”。

1965年，核潜艇项目重启，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总设计师，带领团队进驻四川大山深处的九〇九基地。这里荒山野岭、条件简陋，夏天闷热潮湿，冬天寒风刺骨，饮用水要靠卡车从几十公里外运来。但彭士禄却把这里当成“战场”，提出目标：“用5年时间建成陆上模式堆，为核潜艇下水铺路。”陆上模式堆，即把潜艇核反应堆“搬上岸”进行满功率试验，验证安全性与可靠性，这是核潜艇研制的“必经之路”，也是风险极高的“生死关”。

试验中，最大难题是“核反应堆控制棒设计”。控制棒是“核反应堆的刹车”，一旦设计不当，轻则导致功率不稳定，重则引发核泄漏。国外同类技术采用“单根驱动”，但彭士禄经反复计算发现，这种设计不适合中国潜艇的“小空间”，易出现卡涩故障。他大胆提出“双根联动控制棒”方案，却遭到不少反对：“国外都没这么做过，万一失败怎么办？”“我们没经验，冒这个险不值得！”

面对质疑，彭士禄没有退缩。他带领团队做了100多次模拟试验，用数据证明“双根联动”的可行性：“国外的技术不是‘标准答案’，中国的核潜艇，就要用适合中国的设计。”为验证方案，他亲自守在试验现场，连续72小时没合眼，紧盯着仪表盘上的每一个数据。当控制棒首次成功实现“双根联动”，反应堆功率稳定在设计值时，团队成员激动得抱在一起哭，彭士禄却只是擦了擦汗说：“这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1970年8月30日，陆上模式堆实现满功率运行，各项指标均达设计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完全掌握了潜艇核动力技术。这一天，距离团队进驻九〇九基地仅5年，比原定计划提前2年，比国外同类项目缩短近一半时间。捷报传到北京时，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太好了！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祝贺！”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彭士禄用“敢拍板、能担责”的魄力，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攻克了核动力的“核心难题”：如果说核潜艇是“深海蛟龙”，彭士禄就是为“蛟龙”注入“核心心脏”的人，这份“破冰”之功，是“奠基人”最硬核的证明。

三、传薪之火：培养第一代核动力人才，他是事业延续的“奠基人”

一项伟大事业的传承，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人才接力。彭士禄在推动研发的同时，还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事：培养中国第一代核动力人才队伍。他常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把更多人带出来，中国的核动力事业才能走得远。”

在九〇九基地，彭士禄有个“特殊习惯”：每次技术研讨会，都把“话语权”交给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小李曾提出“改进反应堆冷却系统”的建议，老工程师觉得“太年轻、不切实际”，但彭士禄却认真听完汇报，组织团队论证。最终，小李的建议被采纳，让反应堆冷却效率提高15%。事后，彭士禄对小李说：“搞科研不怕有想法，就怕不敢想、不敢试。你们年轻人是中国核潜艇的未来，要敢闯敢干！”

为让团队快速成长，彭士禄编写了中国第一本《潜艇核动力装置设计原理》教材。这本书没有照搬国外理论，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把复杂的核物理知识转化为“接地气”的案例，成为后来核动力人才培养的“教科书”。他还创立“师徒制”，让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带年轻徒弟，自己也亲自带了8个“关门弟子”。这些徒弟后来都成了核动力领域的“顶梁柱”，有的参与第二代核潜艇研制，有的成了核电站总工程师，有的当选院士。

1971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试航成功后，彭士禄按照上级要求调离核潜艇事业，投身到核电站的建设中。有人问他：“好不容易把核潜艇搞出来，为什么要走？”他笑着说：“核潜艇的基础已经打牢了，接下来需要年轻人深耕；核电站是国家新事业，更需要人开拓。”临走前，他把“工作笔记”和“技术手稿”全部交给继任者黄旭华，叮嘱道：“这些都是团队的心血，要好好用，多培养年轻人。”

黄旭华后来回忆：“彭士禄同志是我的老领导、老师。没有他打下的基础，没有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和人才队伍，我们后续的核潜艇研制不可能这么顺利。他是真正的‘奠基人’，我们只是在他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事实上，黄旭华作为第二任总设计师，确实为核潜艇的“优化升级”和“批量建造”贡献卓著，但这些贡献的前提，是彭士禄已搭建好“研发框架”、突破“核心技术”、培养“人才队伍”——就像盖房子，彭士禄是“打地基、搭框架”的人，黄旭华是“砌砖墙、装门窗”的人，两者都重要，但“地基”与“框架”，才是“房子能立起来”的根本。

四、淡泊之德：拒“之父”称号显初心，他是共产党人的“守心人”

“奠基人”的称号，不仅源于“事”的贡献，更源于“人”的品格。彭士禄一生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对“名利”的淡泊——当“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桂冠向他袭来时，他选择了“主动推开”。

上世纪70年代，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国核潜艇的核心设计者是彭士禄，他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消息传到国内，有人提议为他“正名”，但彭士禄坚决反对：“什么‘之父’？我只是个‘垦荒牛’。中国核潜艇的成功，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全体科研人员、工人、战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非要找个‘之父’，周总理才是真正的‘之父’——是他亲自抓核潜艇项目，给了我们最大支持。

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奖状、奖章，只有一柜子技术书籍和手稿；他从不向人提及功绩，连家人都不知道他是“核潜艇总设计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子女在杂志上看到“彭士禄主持核潜艇研发”的报道，才知道父亲“干的是这么大的事”。晚年有人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回答：“不是核潜艇下水，也不是核电站建成，而是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没有辜负父亲彭湃的期望。”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在深圳逝世，享年96岁。按他的遗愿，骨灰被撒入大海，他要“陪着”自己亲手设计的核潜艇，永远守护祖国海疆。反观“核潜艇之父”称谓的“转移”，既有历史因素（彭士禄调离后，黄旭华长期坚守，更易被公众熟知），也有宣传导向影响（近年对黄旭华的宣传更多），但这些都无法否定彭士禄的“奠基之功”。就像不能因“高楼盖得高”而忘记“地基打得深”，不能因“果实结得多”而忘记“种子播得早”——彭士禄的价值，在于他“在最需要有人站出来时站了出来，在最需要有人铺路时铺了路”。

五、追问的意义：铭记奠基者，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追问“为何彭士禄是中国核潜艇的真正奠基人”，不是要“否定谁”，而是要“还原历史”：还原中国核潜艇从“零”到“一”的艰难历程，还原那些“默默无闻却改变历史”的开创者的故事。

从历史维度看，“奠基人”的核心是“开创性”：是彭士禄在“三无”绝境中点燃研发火种，突破核动力“卡脖子”难题，让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是他培养第一代核动力人才，为后续发展埋下“种子”。没有这些“开创性”贡献，中国核潜艇事业可能走更多弯路，甚至“胎死腹中”。

从精神维度看，彭士禄的“奠基精神”，是“忠诚担当、淡泊名利”的共产党人精神的生动体现。他顶着“彭湃之子”的光环却从不搞特殊，手握“核动力核心技术”却始终以“普通科研人员”自居，立下“不朽功勋”却把荣誉归于集体。这种精神，比“核潜艇之父”的称谓更珍贵，在今天的芯片研发、航天探索、深海探测中，仍需这种“甘当人梯、敢闯敢干”的奠基精神。

从现实维度看，铭记彭士禄，是对“历史公平”的坚守。那些“在黑暗中铺路”的人，不该被遗忘；那些“为集体牺牲个人名利”的人，不该被忽视。当我们谈论“中国核潜艇”时，不仅要知道“它能潜多深”，更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不仅要记住“后来者的贡献”，更要记住“开创者的付出”——这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彭士禄曾说：“我这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核潜艇，二是核电站。”这“两件事”的起点，都是他为核潜艇事业打下的“坚实基础”。他或许没有“核潜艇之父”的虚名，却拥有“中国核潜艇真正奠基人”的实功。这份功绩，刻在中国海疆里，刻在核动力事业发展史上，更刻在每一个尊重历史、崇尚奉献的中国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