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7年春，广东海丰县一个九旬老人突然收到一封特大号信封。说是信，其实里面装着的是一本16开的上海《文汇月刊》。信封上没写寄信人的地址，家里人拆开时还互相嘀咕这杂志哪来的？里面想写点

1987年春，广东海丰县一个九旬老人突然收到一封特大号信封。说是信，其实里面装着的是一本16开的上海《文汇月刊》。信封上没写寄信人的地址，家里人拆开时还互相嘀咕这杂志哪来的？里面想写点

翻到一篇被折了页的长文，气氛一下子变了。文章叫《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说的是被称作“黄总设计师”的一个人一辈子的事，可名字只字未提。老人和子女越看越心惊，最后流了泪，忍不住重复“是三儿，他就是三儿！”旁边几个点头。老母亲认得文章里写的“他的妻子李世英”——干脆，谜底揭晓笔下“黄总设计师”就是她失联30年、被许多人当成“不孝子”的三儿黄旭华。

杂志文章一篇篇读过去，老人泪湿衣襟，一遍遍念叨着。她从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不回家的三儿，不是在外面混得差，也不是“心大”不顾家，而是为中国造核潜艇。全家哽咽，有人突然冒出一句，不也是有些崩溃嘛三儿到底干了啥，怎么这多年都不回家？谁没为这家操心过呢！

黄旭华小时候真不是天生科学家。家里世代行医，父母希望他继承家业。黄家在海丰乡下，算不上富裕，但也读得起书。他本来是想当个医生的，可十四岁那年不得不离家去山区，为了读书步行四天，跑到避难中的聿怀中学。学校也安全不到哪儿去，飞机警报几乎成了背景音，老师同学常年钻地洞——孩子们连安安稳稳上课都成了奢侈？

他后来回忆，那股“憋屈火”就是那时点上的日本飞机轰炸，国弱民穷，学医治得了什么？于是这一路捱过来，考上了国立交通大学，选了造船，命名为“旭华”旭日初升，中华光辉。

解放初期的上海，到处都需要人做事。他干过招商局、港务局，表现优秀，后来被选送去参与苏联舰船制造项目。1956年和同事李世英结婚，工作忙得飞起，每天都不是自己的时间。李世英没埋怨，她是真懂丈夫，觉得他干的是“大事”。1957年回过一次老家，陪父母三天就走，说了“常回来看看”，回头就再没兑现，整整30年。母亲哭过，他承诺过，结果全落空。即使后来父亲去世，他也因为任务保密，没法回家奔丧，信也不见得能及时收到，外人谁懂呢？

老家这边的兄弟姐妹慢慢就生了怨气，谁家没个亲情呢？身为长子却成了“不孝之子”，其实哪有什么绝对的是与非？黄旭华自己也难过，甚至有同事半开玩笑问他是不是铁石心肠，他摆摆手“不能给组织麻烦。”

其实1957年那次回家之后，他很快就被调到北京了。刚到新岗位时，他以为只是普通调动，连大行李都没带，谁想一去不返。真实任务根本没人敢公开说。领导只说三句话来了就别想出去，工作属于最高机密，愿意就干一辈子，无名也不能泄密。这都啥要求，看着真压到人喘不过气。可当时那些人，往往二话不说。

60年代全球军备竞赛异常激烈，苏联一开始还肯帮点小忙，后来翻脸，赫鲁晓夫甚至放话说中国搞核潜艇是“异想天开”，反正就一句没戏！甚至想让中国把军港借出来。毛主席拍板，“你们不帮咱们自己干”，“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那种语境，后人很难体会。核潜艇项目是死任务，不许等、不许懈怠。当时的科研环境比现在残酷得多全靠算盘和计算尺堆大数据，一个小数据错了整个系统都可能废掉，夜晚踩着露水算、白天照常开会。反复推算，分析没完没了。

黄旭华其实对核潜艇的想象也带着天真一开始以为就是给普通潜艇加个反应堆，结果发现完全是两码事。核反应堆、潜射导弹一环挨一环，配套系统极其复杂，设计师光想到内部空间如何塞下成千上万的部件、管道、配重、什么阀门，头就晕。他们最终选了个“骑驴找马”法子没条件创造条件，有啥做啥，想快点也得等材料到位。

具体案例太多了，比如调试“水滴型”潜艇，让阻力大幅降低。为安全，65吨大陀螺怎么布置，试了好几套方案，数据一错重来。但也不是没有消极情绪，有些人觉得天天干这种谁都不能说的苦活，是不是有点太“万个平凡”了？总有人嘴上说“国家机密”，实际心里也想露个脸，发几篇论文，毕竟做出成果不身边人都不信。

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到1981年导弹核潜艇也有了。中国成了全球第五个能自己造核潜艇的国家。记得那年八一，中央命名了“长征一号”，黄旭华他们看新闻，没人鼓掌喊口号，大家只是互相看着傻乐，尴尬地过去搂一把。到底算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做成了。

黄旭华有个说法挺实在别人可以抢着发论文，有啥大进展立刻宣布，我们这行不行，越大事越得装没事发生。有人问他难不难受，黄旭华回说“这个我适应，保守机密是责任，不用谁多说。”表面无波，实际上这种职业孤独没几个人体会得了。另外，获奖无数，早期“科学大会奖”，后面的各种特等奖、勋章，也都放在工作之外，奖杯放单位还回不去多看一眼。

核潜艇事业是集体奋斗，当事人有时候反倒觉得自己没啥。可到了名字公开的1987年，杂志上的只言片语让全家激动到失声。妹妹终于把母亲的话带回给了黄旭华“三儿的事，你们都要理解。”黄旭华低头哭了，说不清是释怀还是内疚。他终于回了一趟老家，守在父亲墓前哽咽，跪着喊“儿子不孝，但希望你能理解！”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与家不能两全，他选了前者。

说起来即使到了2000年后，黄旭华还是会每周回研究所看看年轻人。30年地下工作，几十年科研主攻方向始终没换。到2019年，他拿到共和国勋章，2020年科学技术奖，网上查得到的官方页面、新闻图、实况转播，都是他眯着眼认真听好几个小时会议，没见得哪次对媒体多说一句场面话。但他不是那种“国士无双”式冷脸科学家，和下属说话，有时候还会愣一下，想不起人名，有时提个建议别人不懂他也懒得多讲。名誉所长，办公室没人管他，但他喜欢看看年轻人鼓捣的新玩意儿，也会摇头直摆说现在“机器牛得很”但人得跟上。

黄旭华的一生，没有戏剧化的大起大落，也没教科书样的“奋斗史”。他选的路，有失落，也有成就，有无法全家的遗憾，也有国家顶层的认可。硬要说他是“无声英雄”、是“国之栋梁”，多少显得生硬。其实对黄旭华来这是自己的命，这也是时代的一种安排。

来源：不分手的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