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曾两度拜相，诗写得冠绝一时，平定过叛乱，可一辈子三次被贬，最后忧愤交加，咽了气。

前言

唐朝开元二十八年，才华横溢的张说死了，58岁，死在被贬的路上。

他曾两度拜相，诗写得冠绝一时，平定过叛乱，可一辈子三次被贬，最后忧愤交加，咽了气。

同一时期，还有个叫贾耽的官员，看着不起眼，没什么“惊天政绩”，却从玄宗朝活到宪宗朝，历经六朝，官越做越稳，76岁时在宰相任上善终，仕途整整30年没栽过跟头。

这事儿搁当时就有人纳闷：为啥张说这样的“天才”挡不住风波，贾耽这般“平庸”却能稳坐几十年？

后来翻《资治通鉴》才发现，司马光写史从不直接说“为官要怎样”，却在记唐朝官员起落时，悄悄把3条“生存逻辑”埋进了字缝里。

那些照着做的，大多仕途安稳；没看懂的，早早就栽了跟头。

一、藏拙道：功高不居，过不推诿——郭子仪为啥没被皇帝收拾？

先说个《资治通鉴》里没明说，但细想全是门道的事：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收复两京，军功第一，按说最该被皇帝猜忌，可唐代宗不仅没收拾他，还对他格外信任。

为啥？《资治通鉴·唐纪》里记了件小事：郭子仪回京复命，一进门就把兵权交了，说“天下已定，臣的兵符该还给陛下了”。

代宗假意挽留，他当场磕头：“臣老了，再握兵权，怕误了国家大事。”

更绝的是，后来宦官鱼朝恩故意挖了他家祖坟，郭子仪知道后，不仅没闹，反而进宫谢罪：“臣带兵多年，手下士兵也挖过别人的坟，这是天谴，不是鱼公公的错。”

这话一出口，代宗彻底放了心——这人连祖坟被挖都不记恨，还会反我？

反观另一个将领封常清，就没懂这个理。

他刚到潼关守关，就给唐玄宗写奏折，拍着胸脯说：“臣到了东京，开仓库募兵，拿根马鞭子就能把安禄山的头砍来献陛下！”

结果打了败仗，唐玄宗立马翻脸，直接赐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他“言过其实”，其实就是暗指：太露锋芒，早晚出事。

贾耽也把“藏拙”玩得明白。

他花17年修了《海内华夷图》，比当时的地图精细十倍，完成后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自己，全说“这是百官帮忙，陛下英明才成的”。

有人劝他“该说说自己的功劳”，他笑：“地图是给国家用的，不是给我换官的。”

还有一回，他被政敌诬陷“勾结藩镇”，唐德宗召他问话，他不辩解，只说“臣老了，要是陛下觉得我不行，就换个年轻人吧”。

结果德宗反而觉得他坦荡，转头把诬陷他的人罢了官。

这就是《资治通鉴》藏的“藏拙道”：不是真笨，是不抢风头，不辩冤枉。

功高了就退一步，被冤了就忍一时，皇帝不猜忌，同僚不嫉妒，自然能稳。

贾耽修图不居功、被冤不辩解，正是把郭子仪的“藏拙”用到了实处，这才让他在玄宗到宪宗的朝堂里，没被猜忌绊住脚。

二、平衡道：不陷派系，不废人事——裴度怎么在牛李党争里全身而退？

唐朝中晚期，牛僧孺和李德裕两派斗了40年，史称“牛李党争”。

只要卷进去的官员，非贬即死，唯独裴度，两边都不得罪，还能稳稳当宰相。

《资治通鉴》里记他：李德裕当政时，要打压牛党官员，裴度站出来说“官员好坏看本事，不是看党派”，保下了好几个牛党里会治民的人；

后来牛僧孺掌权，想把李党全赶走，裴度又上书“这些人会打仗，留着能防藩镇”，又保下一批李党将领。

有人骂他“和稀泥”，他却说“官是为国家当的，不是为派系当的”。

牛李两派的宴请，他从不参加，朝堂上只论事，不管谁提的建议，对国家好就支持，不好就反对。

对比牛党里的杨嗣复，就差太远了。

他当宰相时，选官只看“是不是自己人”，甚至改科举名次，把牛党的人往前排。

结果唐文宗查出后，直接把他贬到潮州，最后病死在那儿。

司马光骂他“以私废公”，就是说他陷进派系里，迟早垮台。

贾耽在这方面也学得像。

他在朝中时，牛李两派都想拉他，派来的人他都见，但只谈公事，不谈党派。

有人问他“到底站哪边”，他指了指朝堂上的“公正”匾额：“我就站这儿。”

党争最凶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去地方做官，避开京城的漩涡。

等党争缓和了，皇帝又把他召回来当宰相。

就这么“进可掌权，退可避祸”，熬走了一茬又一茬官员，自己却始终稳当。

这就是第二条“平衡道”：不沾派系，不偏不倚。

不管谁掌权，只看事情对不对，不看是谁提的。

不卷进斗争，自然就不会被斗争牵连。

和裴度一样，贾耽不沾派系、主动避祸，在牛李党争的漩涡外稳稳站着，这才熬走了一茬又一茬官员。

三、务实道：不问虚名，只解民忧——陆贽怎么敢反驳皇帝还升官？

唐德宗时期，朝政乱糟糟，不少官员为了讨好皇帝，天天上“祥瑞奏折”：“某地长出灵芝了”“某处有凤凰停留”，就陆贽不写这些虚的，专写“减赋税”“修水利”的奏折，甚至敢当面怼德宗。

有一回，德宗想追讨藩镇之前欠的税，说“能凑不少钱”，陆贽当场反驳：“藩镇的税本来就重，再追讨，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

陛下要的是民心，不是这点钱。”

德宗气得脸都白了，陆贽还接着说：“臣要是怕得罪陛下不说，就是害了国家。”

《资治通鉴》里记了他更胆大的事：他在陕州当官时，遇上旱灾，百姓没饭吃，他不等朝廷批复，直接打开官仓放粮。

手下劝他“先请示，免得被治罪”，他说“百姓快饿死了，等批复就晚了，罪我一个人，救全城人，值！”

后来德宗知道了，不仅没罚他，反而升他为宰相。

为啥？因为百姓都念着陆贽的好，德宗也明白：得民心的官，才是好官。

反观当时的宰相卢杞，就净干虚事。

他为了让德宗开心，建议加征“间架税”（收房屋税）和“除陌钱”（收商业税），还说“这样朝廷就有钱了”。

结果税一加，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引发朱泚叛乱，卢杞被贬到外地，死在那儿。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骂他“以虚名惑上，以苛政害民”，就是说他只图表面好看，不管百姓死活，早晚惹祸。

贾耽也一直守着“务实”的规矩。

他当山南东道节度使时，不建豪华府衙，把钱全用在修桥铺路、加固河堤上。

有人说“建府衙能显气派”，他说“气派不能让百姓过好日子，桥路能”。

后来当地闹水灾，因为河堤修得牢，百姓没受太大损失，唐宪宗专门下旨夸他“懂治民之本”。

这就是第三条“务实道”：不搞面子工程，不图虚名，只解决百姓的真问题。

百姓满意，皇帝自然信任，仕途也就稳了。

陆贽务实为民获信任，贾耽修桥铺路得民心，两人都懂：百姓记着的官，皇帝才会留着。

四、这3条“没明说的道”，为啥能保30年仕途不倒？

其实这3条道，正好对应了唐朝官员最容易栽跟头的3个坑：

第一个坑是“君主猜忌”。

唐朝皇帝最怕官员“功高震主”，郭子仪、贾耽藏拙，主动让权，就是避开这个坑；

封常清太露锋芒，自然被皇帝收拾。

第二个坑是“派系斗争”。

牛李党争40年，多少官员被卷进去毁了前程，裴度、贾耽不沾派系，只论公事，就躲过去了；

杨嗣复党同伐异，早晚垮台。

第三个坑是“民怨反噬”。

官员要是只讨好皇帝，不管百姓，早晚引发民变，卢杞加苛税就是例子；

陆贽、贾耽解民忧，得民心，自然能稳。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本来就是想让后人从历史里学“稳”的道理。

对官员来说，不折腾、不冒进、不结党，守住这3条道，朝廷稳定了，自己的仕途自然也就稳了。

就像贾耽，一辈子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凭着这3条道，历经六朝不倒。

他死的时候，宪宗皇帝哭着说“少了个能办事的好官”，百姓也自发给他立碑，这就是“稳”的本事。

五、结尾

《资治通鉴》里记了那么多唐朝官员，那些仕途30年没栽跟头的，不是多会“来事”，而是守住了“藏拙、平衡、务实”这3条道。

司马光没明说，是因为这些道，本来就不是“权谋术”，而是“做官的本分”。

功高了不居功，有错了不推诿，是本分；

不结党营私，只论公事对错，是本分；

不图虚名，只解民忧，更是本分。

守住本分，不管朝堂怎么变，皇帝怎么换，都能立得住。

最后说句实在话：“术”能让你赢一时，“道”能让你稳一世。

唐朝那些官员的故事，早把这个理写透了。

你觉得唐朝官员里，谁的“稳仕招”最实在？

是郭子仪“祖坟被挖不记恨”的藏拙，裴度“不沾派系”的平衡，还是陆贽“敢怼皇帝”的务实？

评论区说说你最佩服的那个！​​​​​​

参考文献

1.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中华书局，2009年版）

2.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

3. 吴宗国《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 吕思勉《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来源：三湘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