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国钧先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重要管理者和建设者，他在北大图书馆学教育体系转型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积极应对时代变化，通过调整教学模式、转变学科方向、变革师资队伍培养方式等一系列富有策略性和前瞻性的措施，有效地积蓄了学术力量，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中

编者按：刘国钧先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重要管理者和建设者，他在北大图书馆学教育体系转型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积极应对时代变化，通过调整教学模式、转变学科方向、变革师资队伍培养方式等一系列富有策略性和前瞻性的措施，有效地积蓄了学术力量，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中国式解决方案。刘国钧先生还积极寻求教学方法的突破性革新，整合苏联图书馆学模式与中国实践需求，采用“三阶教学模式”，培养师资，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国钧先生

刘国钧先生著作的《可爱的中国书》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资料室成员与苏联专家合影。前排右二为刘国钧先生，右四为王重民先生

刘国钧先生是中国图书馆学领域“如泰山北斗一般的里程碑式学者”，他不仅是图书馆学理论家，还是著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曾四次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信息管理系）系主任（代理系主任），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奠基作用。

1947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成立，王重民先生作为首任系主任，一直致力于将“专修科”扩充为“系”。1949年，王重民向校方申请将图书馆专修科改为四年制本科，但因教授人才不够没有被校务会批准。随后，王重民开始面向海内外学者招揽人才，但成效甚微。1951年2月21日，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召开座谈会，研究图书馆学系学制设置的问题（《图书馆、博物馆学系座谈会记录摘要》）。时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刘国钧教授，凭借其在图书馆学界的卓越影响力，经由王重民的邀请，作为唯一一位外地图书馆学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为北大图书馆学系的课程、教材编译办法和设备标准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推动了北大图书馆学教育向更高层次迈进。

1951年4月21日，王重民组织召开北京大学“图专科务会议”（《图书馆学专修科会议录》，第33页），计划将专修科改为系，并扩充教师数量。在会上，王重民又一次提出：聘请刘国钧、毛坤等人任教，但最终仅有刘国钧一人成功进入图书馆学系。1951年8月，刘国钧正式调入北京大学。8月22日，刘国钧在图书馆学系暑假第一次系务会议上被任命为代理系主任（《图书馆学专修科会议录——图书馆学系暑假第一次系务会议》，第57页）。刘国钧的到来为北大图书馆学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专业力量。

1951年7月，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新一届校务委员会会议，并报告了新的院系调整计划，明确说明：“原图书馆专修科改为图书馆学系”，并且“已报教育部审核”（《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7页）。8月，刘国钧被任命为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新教学计划的拟定过程中。在1952年，全国开始大规模调整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这次调整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产生了强烈冲击，刚刚被批准的“图书馆学系”被迫降回“专修科”，修业年限压缩至两年。但是随后一年的实践表明：“政府机关、科学研究机关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室）或资料室对于干部的需求是同样迫切，甚至有的是更加迫切的，同时对干部的要求在技术方面、文化程度方面亦比较高，因为需要其有较高层次的造诣。为了适应这一需要，1953年9月教育部批准将图书馆专修科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关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方针任务问题的意见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同意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三年制的复函等有关材料》，第1页）直到1956年11月，高教部才决定将图书馆专修科改为图书馆学系，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50年代的北大图书馆学系身处时代洪流中，为了应对时代的变化，刘国钧与系主任王重民一起，通过调整教学模式、转变学科方向、变革师资队伍培养方式等一系列富有策略性和前瞻性的措施，有效地积蓄了学术力量，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中国式解决方案。

一、教学模式转型：苏式专业化与本土实践结合

1953-1954学年第一学期，“图书整理方法教研室”成立，刘国钧作为教研室主任，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当时全国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刘国钧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搜集了大量“苏联图书馆目录参考资料”，如莫洛托夫图书馆学院的“图书馆学教学大纲”和“图书馆目录”教学大纲、葛里格里耶夫教授的“图书馆藏书组织”、苏俄文化部的“图书著录系统规则”等（《图书馆学1953年度第二学期工作计划》，1953年；《图书馆学系专科关于两年来教学改革工作的基本情况总结及培养学生规格的四个方面》，1954年），为后期编译教材奠定了基础。此外，刘国钧还设立了专门的翻译小组，“一共翻译出了一篇字顺目录组织法、一本目录学教学大纲，一本区立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一本村立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一篇目录学论文，一篇图书补充论文，一篇‘图书馆员杂志社论’。共约十四五万字。对分类、编目两门课增添了很多材料。”（《图书整理方法教研室1953-1954学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总结》，第4页）另一方面，刘国钧多次强调将学习“苏联模式”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实践相结合。他指出：“必须使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成为教育学领域内的特殊的专门学问，具体方针是，总结我国图书馆工作与建设中的成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整理我国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的遗产，学习苏联图书馆学与目录学先进的理论与实践，联系我国实际，以解决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使图书馆更好地为国家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民需要服务，并使我国的图书馆学、目录学与图书馆工作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有所贡献。”（《图书馆学系发展图书馆学目录学十二年规划（草案）》，1954年）刘国钧还积极寻找教学方法的突破性革新。在1952-1953年度第二年级“图书分类学”的教学计划中，刘国钧开创了“课堂讲授、讨论实习和质疑答疑”的教学新形式，“废弃每周讲课实习各一次的机械办法，而采用了‘分段配合法’，即每讲完一个有实习内容的小单元后，再予以实习，在课程结束时给以一次须（需）要贯穿本学期全部课程内容的实习。这样便体现了用实习来巩固理论知识这一教学方法原则。此外，由于指导实习的教员只担任这一门课，有时间改实习作业，并且能在每一次实习时将上一次实习考卷发还，并做出总结，指正实习中错误，因而也就帮助了学生们进步。”（《图书馆学系专修科1953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总结、第二学期补充计划》《整理方法教研室1953-1954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总结等材料》）“图书分类法”课还预先准备实习提纲、印制实习资料，方便学生预习。新的教学方法不但巩固了课堂讲授的理论，有效避免了讲授与实习脱节的问题，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熟练技巧的能力。这种“理论-实践-反思”的三阶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课程满意度有了显著提高。

在“三阶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刘国钧继续整合苏联图书馆学模式与中国实践需求，采用“讲助进修”的方式培养师资。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定期召开“讲助进修座谈会”、定期安排个别谈话、适时推荐青年教师去苏联进修等形式，使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这些举措使老师们参与到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激发了年轻讲助的积极性，逐步使每一位年轻讲助明确努力方向，使得新老教师的关系更加密切，从而全面提升了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学科定位转型：从汉代“七略”走向现代“图书分类学”

图书分类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哲学和技术涌入中国，原有的分类方法已不能通用，迫切需要修订新的分类体系。可是当时所编拟的各种分类法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通行的分类法。

刘国钧作为留美学生，深受《杜威十进分类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的科学分类标准的影响，他主张打破传统藏书楼目录理念，明确指出：“图书分类原为研究学术而作，故宜以学科分类（即论理的分别）为准，但因书籍实质上之特点不能此处合于论理，故不得不稍加变通，而参以体裁的分别。至于地理、时代、语言等分类标准亦酌用之。”（《中国图书分类法·导言》《中国图书分类法增订版》，金陵大学图书馆，1936年，第Ⅳ-Ⅷ页）他在传统分类法的基础上引入科学哲学的思想，用辩证唯物论作为基础来进行分类体系的编排和类目的设置，并将这一新理念应用于“图书分类法”课程讲义的修订中。在1953年出版的专著——《图书怎样分类》中，将“分类前的准备工作、分类工作的具体步骤和分类一般规则和各类图书的具体分类规则”逐一详细论述，使得该教材迅速被文化部指定为全国图书馆员培训标准用书，与舒翼翚翻译的《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共同成为当时“全国图书馆工作者仅有的两部学习业务读本”。这使得当时北大图书馆学教育既契合科学哲学理念，又传承了中华典籍整理的精粹，还为学生的学习实践丰富了参考书籍。

三、学术创新成果：《可爱的中国书》

到北大工作后，刘国钧应邀撰写《可爱的中国书》一书，希望通过这本小书使读者能够爱好书籍、目录学和祖国，他将这一思想系统移植到1956年“中国书史”课程中。他在书中写道：“现代书籍所以能出现的三个主要条件：纸、雕版和活字印刷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先发明，然后传布到世界各地去的，都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最有光辉的贡献。”（《可爱的中国书》，建业书局，1952年1月）通过《可爱的中国书》，刘国钧不仅确立了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本体论框架，更塑造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民族化范式，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转型期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体系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刘国钧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学科初创时期的重要管理者与建设者，以其卓越的学术领导力和前瞻性学科视野，实现了学科建制创新与人才培养实效的双重突破，不仅奠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学术根基，更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其开创性工作至今仍影响着我国信息管理学科的发展轨迹，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作者：郭鹏，系北京大学档案馆技术编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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