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儿朱允炆皇位之后，为了将自己的篡夺行为美化为符合祖制的合法行为，通过官方修史系统地篡改和销毁了相关历史记载。史官们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了虚构、隐没、窜改、润饰等曲笔手法，它给明清两代官方修史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也给后人研究明史制造了不少困难。

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3年后夺取皇位。为了证明自己起兵“靖难”、继承大统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朱棣通过官方修史系统地销毁和篡改了许多相关记载。章太炎曾云：“史之失官，莫如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孟森也说：“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实记载，已为永乐时毁灭无遗。”建文史事缺陋固为憾事，朱棣篡改历史的危害却更大，后来的史家与史书继承了被篡改的史事，误导了后来的读者。一

朱棣篡改历史所涉及的官修史书

《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元年（1399）正月，礼部左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王景彰为总裁官。实录开修不到半年，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这对实录的纂修产生了重要影响，纂修官“叶惠仲等修《太祖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实录纂修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斗争，也为后来的再修、三修埋下伏笔。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初修本《太祖实录》正式完成，用时3年。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夺取皇位，于是年十月下令再修《太祖实录》，以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太子少保茹瑺为副监修，翰林学士解缙为总裁官。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元年（1403）六月，再修《太祖实录》告成，共计183卷，装订成165册。朱棣如此匆忙地再修实录，其动机很明显，那就是为自己篡夺正名，抹黑朱允炆。这种情形下，再修《太祖实录》的质量可想而知。永乐九年（1411）十月，朱棣怀疑李景隆、解缙等人“心术不正”，再次下令重修《太祖实录》，以太子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元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淮、杨荣为总裁官，这次纂修耗时较长，直到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三修本才最终完成。三修本共计257卷，装订成205册。朱棣批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少副朕心。”三修本遂成定本。三次纂修经历使《明太祖实录》成为明代纂修次数最多的实录，因而也使其饱受非议。张岱指责它“事皆改窜，罪在重修”；顾炎武称“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夏燮认为“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适出一事”，“自谓伦序当立，借以文其篡逆之名也。”

洪武初，朱元璋设宗人府掌修玉牒。郑晓《今言》云：“洪武三年（1370），置太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三年，改为宗人府，以秦王为宗人令，晋王、燕王左右宗政，周王、楚王左右宗人。掌皇九族六亲之属籍，以时修其玉牒，书子女适庶名封生卒婚嫁谥葬。”这样看来，建文朝修《明太祖实录》，玉牒可能同时纂修。建文朝玉牒没有流传下来，也许是“靖难”之后被朱棣销毁。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玉牒是永乐朝所修的《天潢玉牒》，应当是在宗人府所修玉牒或建文帝敕修玉牒基础上形成的。《天潢玉牒》今有两个系统。根据绣石书堂抄本、《金声玉振集》本和《国朝典故》本《天潢玉牒》记载，长懿文太子朱标、第二子秦愍王朱樉、第三子晋恭王朱棡为诸母所生，只有第四子燕王朱棣、第五子周王朱橚是高后所生。这三个版本可称为“二子”本。《纪录汇编》本和《胜朝遗事》本《天潢玉牒》则认为，朱标、朱樉、朱棡、朱棣、朱橚均为高后所出，五子俱是嫡出。这两个版本可称为“五子”本。根据笔者的考证，“二子”本成书在前，“五子”本成书在后，都是解缙所撰。“二子”本《天潢玉牒》的纂修时间在永乐元年（1403）左右，大概与再修本《太祖实录》同时完成，再修《太祖实录》采用了“二子”说；“五子”本《天潢玉牒》成书不晚于永乐四年（1406）八月，早于三修本《太祖实录》，它是三修本《太祖实录》“五子”说的依据。依照朱元璋所定祖训，只有嫡子才有资格继承皇位，朱棣本为碽妃所生，实为庶子，没有资格入继大统。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朱棣不惜两次篡改玉牒，把自己伪装成高后之子。“二子”本和“五子”本《天潢玉牒》显然是明成祖朱棣篡改历史的直接证据。

《奉天靖难记》是记载朱棣“靖难”事迹的一部官修史书，撰者不详。由书名我们不难看出，此书是站在朱棣立场来宣扬“靖难之役”以及朱棣继统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关于此书的成书时间，王崇武先生有考证：“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其写撰自在永乐间；又称仁宗为太子、郡王高煦高燧为汉王赵王，而凡与《太祖实录》相同之记事，两两参校，知较《实录》为早。然则此书之纂成年代，最早不能逾永乐二年（1404）四月立太子封诸王之前，最晚亦不能在十六年（1418）五月《太祖实录》写成以后，要为记靖难史事之较早者也。”此书采用高后嫡出“五子”说，其成书当在“五子”本《天潢玉牒》之后。宣德间所修《太宗实录》，卷一至卷九名曰《奉天靖难事迹》，即以此书删改而成。王崇武先生通过对比《奉天靖难记》与《奉天靖难事迹》，揭发“靖难”史实与史官曲笔之处，创获颇丰。他这样评价此书：“本书既丑诋失实矣，然丑诋之中仍可窥见局部真相。”所谓“丑诋失实”是指《奉天靖难记》严重丑化懿文太子朱标、惠帝朱允炆、晋王朱棡以及方孝孺。

朱棣篡改历史的核心问题

朱允炆是朱元璋的法定继承人，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暴力手段从其手中夺取皇位，这种行为在时人眼中当然是一种篡夺行为，朱棣承受的道德压力可想而知。皇位来路不正显然是朱棣最大的心病，如何将篡夺行为美化为正义和合法的行为是朱棣最关心的问题。为了避免遗讥千古，篡改历史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1、朱棣掩盖自己不是嫡长子的事实，为继统扫清障碍

有明一代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朱元璋《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毋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朱棣的母亲是碽妃，朱棣实为庶出，依祖训他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朱棣想出的办法就冒称嫡子，并且不止一次篡改了高后嫡出几子的问题。清代史学家夏燮对此有精彩的考证：

明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适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已薨，自谓伦序当立，藉以文其篡逆之名也，并引周王为五人同母者，盖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黄子澄传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仅存者。解缙奉诏再修，尽焚原草而独存此数语者，盖缙等欲取媚成祖，遂谓懿文太子、秦、晋二王皆诸妃出，惟燕、周二王同为高后生，以证立适立长，礼之所宜。是则缙之所谓同母，乃母高后，与子澄传中同母之语词同而意异矣。缙之得罪在永乐九年，时必有谮之于成祖者，谓‘懿文庶出之语骇人听闻，修《实录》者留此罅隙以滋天下后世口实’，于是成祖并疑李景隆、茹瑺等心术不正。乃于九年复命姚广孝、夏原吉等为三修之役，而杨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系之高后所出，遂为定本，而忘却子澄‘同母’一语，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乐实录》中，而燕、周二王之为庶生，反成铁证，是目论而不自见其睫也。夫诬太祖以易储之乱命，又诬太祖以适出之周王降为孽子。成祖之罪，擢发难数，且以此欲盖而弥彰矣。

根据夏燮的说法，燕王朱棣、周王朱橚为同母兄弟，均为庶出。《太祖实录》两次修改都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解缙等人为了迎合朱棣，在再修本《实录》中说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都是诸妃庶出，只有燕王、周王为高后所生，这样一来朱棣就成了嫡长子。后来朱棣认为懿文太子朱标是庶子说法难以服人，就在三修本中采用了五子同为嫡出的说法。由于懿文太子、秦王、晋王均死于洪武年间，朱棣为在世嫡子之长，按伦序可以继位。这种说法相对稳妥，容易被人接受。再修《实录》今不存，夏燮说法难以直接证实，但是“二子本”和“五子本”《天潢玉牒》的存在间接地证明了夏燮说法的合理性。《奉天靖难记》也采取了五子俱嫡的说法。总之，朱棣反复篡改《天潢玉牒》和《太祖实录》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高后之子，掩盖自己本为庶出的事实，为继统扫清障碍。

不仅如此，朱棣还伪造了朱元璋、马皇后最喜欢自己，曾三次欲传位于己的事实，打着太祖、高后的旗号为自己的篡夺行为找借口。《奉天靖难记》记载了朱元璋曾三次欲立朱棣为太子的情节：

初，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所属意。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

二十五年（1392）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属意于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讬矣。”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已长，可立以继承。”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命于天尔。”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乙酉，太祖升遐，是夜即敛，七日而葬，逾月始讣告诸王，止不得奔丧。上闻讣，哀毁几绝，日南向恸哭。先是太祖疾，遣中使召上还京，至淮安，允炆与齐泰等谋，矫诏令上归国，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无敢应者，凡三问，言不及他，逾时遂崩。

根据以上记载，朱元璋对自己的继承人朱标、朱允炆父子一直都不满意，认为朱棣既仁孝又文武双全，欲传位给他，这样的情节显然是史官们秉承朱棣旨意编造出来的。依照《皇明祖训》确立的嫡长子（孙）继承原则，朱元璋根本不可能立朱棣为太子。《明太祖实录》沿袭了《奉天靖难记》关于“朱元璋三次欲立朱棣为太子”的说法，略有改动。《奉天靖难记》谓懿文太子忤逆，失爱于太祖，朱元璋欲废朱标，代之以朱棣，这种话很难让人相信，故《太祖实录》最终削去，编造了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高后于诸子中独钟爱朱棣，原因是高后做了一个噩梦，朱棣在梦中保护了高后。如此荒诞的故事居然堂而皇之地被《太祖实录》记载下来，可见朱棣多么迫切需要这样的故事来粉饰自己。这个故事也可作为朱棣冒嫡继位的间接证据。对比《明太祖实录》与《奉天靖难记》的说法，《太祖实录》的修改看似更圆滑、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但距离事实也更远。

2、朱棣通过篡史来美化“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的实质是篡夺，朱棣以藩王起兵对抗朝廷，最终逼死建文皇帝，如此叛逆的行为如何向天下后世交代？首先，诬蔑朱允炆失德，丑化朱标、朱棡、蓝玉、方孝孺等人，将朱允炆一系统统描绘成昏君与奸臣。《奉天靖难记》称朱允炆矫诏嗣位，秽乱宫廷，变乱祖法，比之桀纣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则建文帝为守成之主，何至于此，因而后来所修《太宗实录》之《奉天靖难事迹》删去许多过分之词。《奉天靖难记》说懿文太子朱标“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奉天靖难事迹》后来改为“懿文太子以柔弱牵制文义，不称太祖意”。类似的改动很多，王崇武先生对此有过精准的分析：“此书以时代较早，恩怨未消，其诬毁懿文，正为献媚成祖。惟此种丑诋，颇类村妪谩骂，自难取信于世，故后修《实录》尽去之。”其次，假借朱元璋祖训，将叛乱行为粉饰成“周公辅成王”的义举，以此来掩盖篡夺之实。《奉天靖难记》不止一处记载了朱棣的自我表白：“我之举兵，所以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岂有他哉？夫天位惟艰，焉可必得，此事焉敢以闻。待奸恶伏辜，吾行周公之事，以辅孺子，此吾之志。”朱棣说自己起兵的目的就是“靖难”，功成之后要效法周公，并不贪恋皇位。奈何孺子忧惧自焚而死，自己是不得已才继位。然而，方孝孺与朱棣的一段对白揭露了朱棣虚伪的面纱：

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虽然成王已死，但是成王的儿子、弟弟犹在，方孝孺的诘难确实让朱棣很难堪，朱棣的狡辩也使其篡夺之心昭然若揭。

3、朱棣通过篡改历史来抬高朱元璋，否定了建文帝朱允炆

如前所述朱元璋所定祖制是朱棣起兵靖难以及继承皇位的法律依据，朱棣起兵“靖难”的借口也是朱允炆变乱祖法，维护朱元璋圣王的形象就是维护祖训至高无上的权威。美化朱元璋，掩其过失，也间接地否定了朱允炆，肯定了自己。朱棣曾指责建文初修《太祖实录》说：“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纪载垂范万年。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圣德，天地同运，日月同明，汉唐以来未之有也。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徐乾学曾说过：“《太祖实录》凡三修，一在建文，一在永乐初，今所传者，永乐十五年重修也。前二书不可得见，大要据实直书，中多过举，成祖为亲隐讳，故于重修时尽去之。其实太祖御制文集诰命，未尝讳也。”因而今所存三修《太祖实录》为朱元璋曲笔隐讳之处颇多。钱谦益、潘柽章等人很早就发现《太祖实录》掩盖了朱元璋与龙凤政权之关系、诛杀功臣等事迹。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朱元璋研究的深入，《太祖实录》为朱元璋讳的问题更多地被揭发出来。例如，顾诚通过比较官私文献的不同记载，考证出朱文正是被朱元璋鞭打致死，《太祖实录》隐讳朱文正的死因，仅记免官安置。李新峰揭发了朱元璋设计诛杀郭子兴旧将邵荣的史实，《太祖实录》对此进行了掩饰。王玉祥认为刘福通并非如《太祖实录》所载被张士诚部将吕珍杀死，而是与韩林儿一起遭到廖永忠的杀害，死于瓜步沉舟。笔者亦发现《太祖实录》有意掩盖了朱元璋营建中都过程中所发生的工匠厌镇事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太祖实录》存在着将朱元璋神圣化、儒雅化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塑造朱元璋超越古今的圣王形象，这样一来其所定祖制也就如金科玉律一般不可动摇。

朱棣篡改历史所采用的曲笔手法

为了使篡改过的内容更合理、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让人相信，在纂修《明太祖实录》、《天潢玉牒》和《奉天靖难记》的过程中，史官们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曲笔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虚构

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例如，朱元璋、高后独爱四子朱棣，曾三次欲传位于朱棣的史实很明显是捏造的。又如，《奉天靖难记》对朱允炆失德之事的记载显然也是无中生有。再如《奉天靖难记》记载朱棡失德之事：

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自此性益猜忌，荒淫无度，丑声日闻于外。又好弄兵，擅杀人。一日无事，以军马围村落，屠无罪二百余家，其惨酷尤甚。常饲恶犬，以啮人为乐，犬不啮人，即杀其犬。小儿为犬所啮，死者甚众。臣下无敢谏者，谏即挝杀之。太祖闻之怒，召晋王谴责之。

晋王朱棡是朱元璋第三子，他与懿文太子朱标、老二秦王朱樉都是高后所生，而朱棣与周王朱橚乃碽妃所生，晋王朱棡自然与朱标、朱允炆父子亲近，加之朱元璋对晋王颇为倚重，有晋燕相互制衡之意，所以朱棣特别嫉恨晋王朱棡，不惜无中生有编造罪名对晋王进行诬蔑。朱棡五台山谋反一事，尤为明显，如此重大之事，朱元璋不可能轻易放过，官方文献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而晋府所存《太祖皇帝钦录》以及朱元璋亲撰《御制纪非录》均未对晋王谋反一事进行记载。由于伪造痕迹过于明显，这段诬蔑朱棡的材料最终被《太宗实录》全部删去。

2、隐没

即将历史事实完全抹去。朱棣上台之后，革除建文年号，隐没建文一朝之善政，最大的问题就是《建文实录》失修，以《奉天靖难记》取代《建文实录》，造成建文一朝史事疏漏。以至于后来建文年号虽然得以恢复，《建文实录》却始终难以修成。除此之外，《太祖实录》多隐没朱元璋失德之事。如韩林儿被朱元璋部下廖永忠杀害于瓜步，这件事显然是朱元璋有失厚道，所以《太祖实录》对韩林儿之死有意隐讳不载。再如，朱元璋鞭打侄儿朱文正致死，《太祖实录》也讳而不载。再如，常遇春之子常昇受“蓝玉案”牵连被诛，《太祖实录》亦有意隐没。又如，朱元璋死后，有遗诏令嫔妃宫人殉死，这样伤天害理之事《太祖实录》当然会隐而不书。

3、窜改

即以假乱真、真伪参半的修改。“五子俱嫡”的说法就是这种曲笔手法。“五子俱嫡”显然比“燕、周嫡出”的说法更能说服人，因为它包含的事实更多一些，更具欺骗性。又如邵荣之死，本来是朱元璋设计杀害，其实质是朱元璋对郭子兴残余势力的清洗，而《太祖实录》将之窜改为邵荣谋反，其罪当诛。又如，根据《太祖实录》的记载，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被手下拥戴为吴国公，而实际的情况是，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朱元璋自立为王之前一直奉宋正朔，受其节制。为了避讳这段历史，《太祖实录》将朱元璋为吴国公的事件推前了5年，并说成是众将之功，与韩林儿无关。再如，《太祖实录》记大臣、功臣之死颇多窜改，“即如国初《御制集》载，汪广洋有罪，遣人追斩其首。《实录》曰：‘汪广洋自缢死。’如《庚午诏书》载廖永忠坐杨宪党伏诛。《实录》曰：‘永忠死，上赙遣甚厚，以子权袭爵。’如《御制集》载朱亮祖父子死杖下。《实录》曰：‘病卒。’如《奸党录》载，李善长坐胡惟庸事逮狱，同其亲弟侄赴九府会审。《实录》曰：‘帝抚谕流涕，归乃自缢死。’又《实录》十三年，于李有赦罪温旨；若《奸党录》二十三年，又有负恩语。后词臣钱谦益作《实录辨误》，景彰眼见事。尚未能画一也。”《太祖实录》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掩盖朱元璋的刻薄寡恩。

4、润饰

即将历史事实略加润色粉饰。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另一方面，其人生大部分时间与军人为伍，出入阵仗，故其为人不免粗鄙少礼，其言不免质朴少文。然而，通过史臣的润色和粉饰，《太祖实录》将朱元璋塑造成儒雅知礼的君主。例如，《太祖实录》载：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张闾等上疏，劝上渊默以怡养神气。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达变。天下无事，端拱玄默，守道无为，此固可以保养神气，顾今丧乱未定，军旅方殷，日给不暇，此岂渊默以养神气之日耶。诸公之言固爱我，但未达时宜耳。”

成书于洪武七年（1374）的《皇明宝训》则这样说：

监察御史张闾等上书，谏帝临朝当渊默以怡神养气，保爱圣躬。帝大怒，斥之且曰：“人主代天理物，日有万机，如卿所言，是使朕知爱一己不知爱天下也。”翌日，帝谓群臣曰：“朕昨日怒御史，甚悔，汝台谏自今遇朕过，举当极谏，勿怖也。”

对比两条史料，《皇明宝训》的记载显然更可靠。太祖对御史的谏言首先大发雷霆，继而又主动认错，其性格表现得生动活泼，跃然于纸上。《太祖实录》的记载显然经过了重新加工，朱元璋变成了温良敦厚的王者，理智有余，缺乏真实感。又如，《太祖实录》载：

洪武二年（1369）六月庚午，上召国子生问曰：“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曰：“习熟否。”对曰：“未。”乃谕之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亦岂可忘武事，《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尔等宜勉之。”

《皇明宝训》则说：

帝召国学生员，问其所读何书及能射否，对曰能。复谕之曰：“不可学为迂阔，虽承平时国家亦不可忘武事，如卧虎然长使人畏而不敢肆侮，若但如骆驼之卧人则侮之矣。”

朱元璋以“猛虎之卧”与“骆驼之卧”的对比，强调承平时期武事的重要性，语言生动活泼，符合其军人气质。反观《太祖实录》，引用《诗经》诗句“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勉励诸生，文质彬彬矣，然去朱元璋真实形象甚远。就这样，朱元璋真实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就这样被淹没在史官们大量的系统的而又是细枝末节的润饰之中，取而代之是一位儒雅知礼饱读诗书的圣王形象。

朱棣篡改历史之消极影响

朱棣打着祖制的旗号发动“靖难之役”，又打着祖制的旗号登上皇位，将其篡夺行为美化为符合祖制的正义和合法行为是朱棣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朱棣篡史的核心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朱棣不但反复篡改了《太祖实录》、《天潢玉牒》，还炮制了《奉天靖难记》。除了冒称嫡子，美化自己，丑化政治对手之外，还有意将朱元璋圣王化，掩盖其过失，故朱棣篡改史事涉及面极广。在处理不同史事时，史官们运用了虚构、隐没、窜改、润饰等曲笔手法，使结果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让人相信。毫不夸张地说，朱棣篡史行为将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曲笔问题推上了另一个高峰，比之唐太宗篡改国史有过之而无不及。朱棣篡史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给明清两代官方修史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朱棣大肆篡史为后世子孙开了恶例，受此影响《明实录》纂修质量普遍不高。后来的明朝皇帝或大臣往往利用纂修《实录》的机会，贬斥政敌，抬高自己。例如，《英宗实录》对景泰帝朱祁钰加以丑诋，将其事系于“废帝郕戾王附录”之下。又如，总裁焦芳依附刘瑾，笔削任意，褒贬任情，使《孝宗实录》成为曲笔诬饰的典型。又如，嘉靖帝朱厚熜通过纂修《武宗实录》，揭露武宗朱厚照的丑事，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再如《光宗实录》，因为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斗争被纂修过两次，几乎沦为明代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朱棣篡史的消极影响甚至波及至清代。例如，《清太祖实录》初修于崇德元年，顺治初多尔衮摄政时进行过改动，福临亲政后又重修，康熙年间又重修，雍正乾隆时期又加以校订最终形成定本。又如，《清太宗实录》初修于顺治初多尔衮摄政时期，福临亲政后重修，康熙年间又修，雍乾时期校订形成定本。这样算来，两朝《实录》都至少经过两次大规模重修，无怪乎孟森先生说：“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追根溯源，朱棣两次重修《明太祖实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难辞其咎。

2、给后人研究和认识明史制造了障碍

朱棣篡史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以伪乱真，更大灾难是去真存伪。每次篡史之后，都伴随着大批官方文献的销毁，这给日后的辨伪与考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朱棣革除建文年号，建文一朝官方档案荡然无存，建文史事十不存一二。《奉天靖难记》所载“靖难之役”极尽曲笔之能，虽然后来的官私史书对其中明显的诬蔑之辞进行了删改，但是由于其成书最早、无可替代，《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乃至《明史》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它的烙印。在《明史》的纂修过程中，太祖与龙凤政权之关系、太祖杀戮功臣的书法、朱棣是否庶出、靖难之役之评价等问题一直是万斯同、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尽管史官们广搜博证，借鉴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但终因史料缺乏，《明史》还是出现了一些疏漏之处。例如朱棣生母问题，《明史》还是采用了《太祖实录》的说法，认为朱棣为高后所出。又如刘福通之死，《明史》认为刘被张士诚部将吕珍杀害于安丰，也采用了《太祖实录》的说法。又如，《明史》说晋王朱棡“性骄，在国多不法，或告有异谋”，则是采用了《奉天靖难记》的说法。总之，明史研究尤其是洪武、建文两朝很多争议问题和难解之谜都与朱棣篡改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系统清理朱棣篡改历史的动机与经过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旧的问题和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第94-101页。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