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饶应祺与斯坦因之交往——兼及斯坦因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

B站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4-20 01:13 1

摘要:内容提要: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新疆境内进行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新疆巡抚饶应祺通过喀什噶尔道道台黄光达、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于阗县知县韩瑶光等官员的申文汇报,自始至终监控着斯坦因的活动。斯坦因结束考察前夕,饶应祺命潘震索要一部分古文书标本,但遭斯坦因拒

内容提要: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新疆境内进行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新疆巡抚饶应祺通过喀什噶尔道道台黄光达、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于阗县知县韩瑶光等官员的申文汇报,自始至终监控着斯坦因的活动。斯坦因结束考察前夕,饶应祺命潘震索要一部分古文书标本,但遭斯坦因拒绝。斯坦因只承诺从喀什噶尔寄回两套古文书标本照片,以代替原件,但后来也食言未寄。斯坦因返回英国后,英属印度政府给饶应祺写了一封感谢信。斯坦因的考察《初步报告书》于1901年出版后,给饶应祺、潘震和韩瑶光各寄送一册。饶应祺收书后,于1902年6月命万荣将其翻译成中文,成为斯坦因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

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又译作“司代诺”)于1900~1901年在中国新疆省进行其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时任新疆巡抚饶应祺(字子维,1895~1902年在任)通过喀什噶尔道道台黄光达、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于阗县知县韩瑶光等南疆官员的申文汇报,对斯坦因的入境、出境日期、在各地的考古活动,都进行了严密监控。本文试图利用档案资料,对饶应祺处理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案的过程进行初步的探究。

斯坦因于1898年9月10日向印度政府呈交的第一次中亚考察的申请书获得批准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于1899年3月16日代表斯坦因,在北京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申请中国护照。总理衙门接到窦纳乐的照会后,于1899年3月20日为斯坦因发放中国护照。总理衙门为斯坦因缮发中国护照后,又于4月24日给饶应祺咨文如下: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1899年3月16日)准英窦使函称:“本国士人司代诺携带从人数名,拟由印度前往新疆和阗一带游历,探寻古迹,请给发护照”等因前来。除由本衙门缮就护照一纸、转交顺天府盖印、并将原照函送英使、转给该英人收执外,相应咨行贵抚查照。即饬所属地方官,于该英人司代诺到境呈验护照时,照约认真妥为保护,并将入境、出境日期声复本衙门备案可也。[2]

饶应祺收到总理衙门的咨文后,照例向下属各地方官府下达了接待斯坦因的命令,并令各地方官将斯坦因的入境、出境日期上报。喀什噶尔道道台黄光达接到命令后,很快给所属疏勒府、莎车直隶州、和阗直隶州、英吉沙尔直隶厅下达了接待斯坦因的命令。

斯坦因于1900年5月29日离开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开始其第一次中亚考察。7月29日,斯坦因到达喀什噶尔,下榻于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乔治·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的官邸秦尼巴克。斯坦因于7月29日至9月11日在喀什噶尔逗留期间,在马继业陪同下,多次拜访黄光达,请求黄光达再次给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等地方官下达命令。[3]在马继业的帮助下,黄光达答应了斯坦因的要求,给潘震下达命令,要求在和阗直隶州境内为斯坦因提供帮助。黄光达还给从喀什噶尔到和阗沿途须经的莎车直隶州知州、叶城县知县等下达了类似命令。9月11日晨,斯坦因离开喀什噶尔,踏上野外考察之路。

斯坦因在和阗直隶州及所属于阗县境内考察期间,饶应祺、黄光达、潘震、韩瑶光等新疆官员一直关注着坦因的动向。据马继业于1901年1月29日从喀什噶尔写给斯坦因的信中说:

几天前,我给道台(黄光达)寄了一封信,要求他给库车和玛喇尔巴什之间的官府写信,关于您打算去那些地区旅行的事情。我已经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说他已经这样做了。他告诉我说,乌鲁木齐的巡抚一直在询问一些问题,关于您正在做些什么,您进行发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和阗州知州已经汇报了实情,所用的方法对您本人有好处。[4]

这段话说明,饶应祺自始至终都在迪化府监控着斯坦因在和阗的考古活动。

1901年4月17日,斯坦因结束考察,并于4月19日回到和阗城。4月20日,斯坦因向潘震展示了他的文献类搜集品。此时的潘震已接到饶应祺的命令,要求将斯坦因所获一部分文物原件留下,以便转呈迪化府。斯坦因拒绝了潘震的请求,只同意到喀什噶尔后为文书类文物的标本拍摄两套照片复印件,再寄给潘震。对于此事,斯坦因1901年4月23日日记中记录说:

4月20日,昂邦对我进行了回访。其间,我从我的写本和简牍发现物中挑选出来一些标本,拿出来让他看。他想让我交出一些复本,为的是转呈给在乌鲁木齐的抚台(Fo-tail)。但他最后还是同意了替换方案,可以接受来自喀什噶尔的照片。[5]

关于此事,斯坦因在其游记《沙埋和阗废址记》中有更详细的记录:

关于我的发掘,以及我所获得的发现物,我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他。第二天,当老昂邦回访我的时候,我已经安排好了一次展览会,向他展示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以满足他的好奇心。……

只是在一件事情上,潘大人对我的发现物表现出来的兴趣,最初使我感到为难。我要将所有这些古代文书都带到远西(西欧)去,这一事实使他踌躇不安。乌鲁木齐的抚台(巡抚)对于我的发掘目的非常关心,经常打听,他无疑也希望能听到结果;潘大人将拿什么东西让抚台看呢?我知道,当潘大人汇报我的案例时,已经给我了很大的同情,我衷心地感谢他对科学事业的支持。我答应从喀什噶尔给他寄来各种类型的古代文书的照片,保证能够让他在将来应付抚台的好奇心。这时,我那博学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些照片应该制成正副两份。”看起来,对于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再从沙漠里出土的这些奇特文书,他也急于为自己保留一些样本。[6]

斯坦因骗取潘震的信任后,于1901年4月28日离开和阗。次日,潘震给马继业写了一封信,请马继业督促斯坦因遵守承诺,将答应的两套文物照片从喀什噶尔寄到和阗。该信中说:

司掌院(斯坦因)躬冒冰雪,以得古迹甚多。昨承出示,尚有二千年版韦字迹,询足以广见闻。掌院许到喀即寄两分,一呈我抚宪,一以见赐。获此宝贵,欣幸何如。将来印出之后,务乞费心落下,以便分别存赍。此间具报掌院入境出境日期,文内已申明抚宪矣。[7]

信文表明,按照潘震的希望,斯坦因从喀什噶尔寄回的两套古文书复本,最好是原件复本,一套转呈饶应祺,一套自留。信中还对斯坦因与马继业提出要求,即在文物刊布后须将出版物寄回。信末加上“此间具报掌院入境出境日期,文内已申明抚宪矣”一句话,无非是强调饶应祺已知此事,斯坦因必须要寄回古文书标本或照片。马继业收到潘震这封信后,将它转交给了斯坦因。但是,斯坦因回到喀什噶尔后,没有遵守诺言,既没有为饶应祺和潘震寄回任何古文书标本,也没有为古文书标本拍摄任何照片。

斯坦因为了感谢黄光达、潘震、韩瑶光等官员提供的帮助,在新期间以各种方式给他们赠送过礼物。当斯坦因还在和阗一带考察时,便与马继业商定,要通过官方途径建议印度政府给饶应祺写一封感谢信,主要内容是感谢黄光达、潘震、韩瑶光等地方官为斯坦因提供的帮助。马继业后来向他的顶头上司克什米尔驻扎官提出此建议,再请驻扎官将此建议呈交给印度政府外交部。1901年3月25日,斯坦因给主管其考察的印度政府税务与农业部部长托马斯·威廉·霍尔德尼斯(Thomas William Holderness)写了一封长信,要求霍尔德尼斯支持马继业和克什米尔驻扎官的建议。该信第4~5段中说:

(4)关于我从去年夏季开始进行的探险活动,我只有在到达伦敦后的某个时间,才能呈交一份相关的叙述。尽管如此,我现在就已经考虑到,我有责任提请您,应对中国新疆省政府已为我提供的极有价值的帮助给予特别关注。……应印度政府的代理人乔·马继业先生的要求,喀什噶尔的道台(黄氏)下达了一系列的指令。和阗的昂邦与克里雅的昂邦(也就是潘大人和韩大老爷)奉道台之命,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竭尽全力为我提供了帮助,使我得以克服了与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和劳工相关的种种严重困难。在沙漠地区进行探险,尤其是要进行发掘,这些都是必须要处理的难题。如果上述两地区的昂邦不曾表现出值得极度称赞的慷慨态度和果断作风,如果他们没有将当地所有的资源都交由我来任意使用,那么对于我来说,要想在只有单一工作季节的比较短的一个时间段里,进入现在被流沙覆盖的一片浩如烟海的沙漠区域,访问和探究散布于其中的具有重要性的古代遗址,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假如他们没有全面而有效地向我提供这样的官方支持,那么即便是想要走到位于沙漠深处很远的重要遗迹,也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想在那里进行发掘,更是谈不上的事情。因为发掘就需要有大量的劳工到场,他们往往要从距离最近的居民点走至少150英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发掘区域。

(5)两位昂邦,还有那位道台,对有可能阐明他们所守领土之早期历史的古物学研究,都表现出了真正的个人兴趣。我相信,正是他们怀有的这种兴趣,影响到了他们对待我的工作之态度。但大体上,对于他们提供的大力合作与帮助,我必须要归因于他们渴望进一步推进一项事业的愿望。他们知道,印度政府对这项事业很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做出一种比较正式的承认,这才是他们应得的待遇。马继业先生已经好心答应,要给他们送一些小礼物,以表示谢意。我也许可以从我的执行任务补助津贴中节省下一些钱来,从欧洲给他们寄送一些小礼物,以表示谢意。但是,他们应得的待遇,是比这些还要更正式一些的感谢形式。

事实上,马继业先生因其积累多年的经验,对于中国人在新疆的行政管理体系及其代表性官员了如指掌,无人可比。马继业先生认为,如果印度总督阁下能给抚台(或者说是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省巡抚)写一封信,在信中表达印度政府的谢意,那必将是一种肯定会让所有人都加以赞赏的承认形式,也会让前面已提到的那些地方官员们获得很大的好处。马继业先生告诉我说,他已经通过克什米尔驻扎官,向印度政府外交部提出了建议,上报了大意如此的推荐书。

以后,还要将几册我的报告书转寄给他们,那应该也是很有用处的。里面附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物的插图照片,譬如写本之类的照片。

由我实施的考古学探险的那些成果,当它们将来被刊布之后,印度政府 到底会赋予它们怎样的价值,我现在无法表示任何看法。但是我相信,这片地区的中国行政机构对于奉印度政府之命、由印度政府资助而进行的一项科学事业既然提供了有价值的协助,是否对他们的协助给予某种官方的承认,这个问题绝不应该取决于这种价值的高低。因此,我要毫不犹豫地提出一个请求:贵部是与我的工作直接相关的一个部,您作为这个部的代表,应该全力支持马继业先生的建议。我个人坚信,如果印度政府按照他的建议去做了,那他们不仅仅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去做的承认行动,而且也会给科学事业提供服务,为将来在这些地区活动的英国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们铺平道路,最终为在这些地区进行的科学工作提供很大的方便。[8]

斯坦因离开和阗后,潘震于1901年5月7日给镇迪道兼按察使衔李滋森写了申文,汇报斯坦因的出境日期及其在和阗的活动。其中记录斯坦因返回和阗后的活动时说:

当与面晤,出示所得泥塑佛像,及木简、韦编残页、败纸字迹多件,其中皆印度古字,并先年佛教字体。查纸书字迹,在一千一二百年,若木简、韦编,则将近二千年,在未经造纸之先之物,盖上古披蒲削竹之遗。此间无竹,故以木代。其式,底面二合,即若合符节之制。韦编则用羊草为之,上书字迹均尚显亮。该处沙厚土燥,故未□(糟)朽。询以所书字迹该游历是否认识,则称大略办(辨)识,不能得其全体。内有彼时国王谕饬头目办理公事及印度人来往书信各件。

前奉抚宪批饬:“相与酌商,抄留一份”等因,查此等字体,不解其书法者,摹仿终属无用。该游历已允:“到喀用照相之具照印一份,寄由敝州转呈”等语。卑职拟恳:即由道宪俟该游历到喀,就近询商,遂(逐)件照印,装订成册,经赍抚宪暨宪台存阅。[9]

斯坦因于1901年5月12日到达喀什噶尔,仍然下榻于秦尼巴克。随后,斯坦因在喀什噶尔多次拜访黄光达,对潘震、韩瑶光等人的照顾表示感谢。斯坦因后来在《沙埋和阗废址记》一书中记录道:

在我逗留喀什噶尔期间,我又多次同和蔼的老道台黄光达(Huang-Kuang-ta)相会。我向他表示,不论我的考察将我带到哪里,我都能从当地的中国官员那里得到最有效的合作,我对此深表感谢。这位和蔼的老官不否认,他一直怀着真挚的兴趣和好意,关注着我的工作。但他客气地坚持认为,我之所以能得到他本人和他手下的昂邦们的同情与支持,那应该归功于我的保护神唐僧的保佑。[10]

从斯坦因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黄光达一直在奉命监视斯坦因的工作,但没有阻拦斯坦因将所获文物外运的打算。

1901年5月29日,斯坦因离开喀什噶尔,经俄国和欧洲,于7月2日抵达伦敦。斯坦因随车带回的12箱文物和800多张照片的玻璃底版无一损坏,被存放到了大英博物院。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全部和阗文物流入伦敦,造成新疆考古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文物外流。

当斯坦因踏上回国之路后,潘震收到了斯坦因从喀什噶尔写给他的一封感谢信。随后,潘震于1901年6月给斯坦因写了一封回信。潘震在这封信中,再次提到文书照片一事:

前惠古书,得未曾有。合此次版韦旧迹,恍如置身数千年上,藉获观摩,承诺照印两分相赠,日深盼祷。[11]

这是潘震再次提醒斯坦因要将文物照片寄回两份。斯坦因返回伦敦后,才于1901年7月间收到马继业转来的这封潘震复信。这封信是潘震直接写给斯坦因的第一封信。

斯坦因返回伦敦后,印度政府按照斯坦因和马继业的建议,考虑以印度总督兼副王寇松勋爵(Lord Curzon)的名义,给饶应祺写一封感谢信。1901年7月30日,在西姆拉的印度政府外交部部长休·莎士比亚·巴尔尼斯(Hugh Shakespear Barnes)用英语给饶应祺起草了一封信稿,全文如下:

(1901年7月30日印度政府外交部部长巴尔尼斯先生从西姆拉致新疆省巡抚信函抄件。)

我的朋友:

著名考古学家斯坦因博士最近在和阗与克里雅地区内外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有意义的探险活动,这两个地区都属于您管辖下的省份。斯坦因博士和马继业先生这两人都已经给印度政府写了信,高度赞扬了喀什噶尔黄道台、和阗昂邦潘大人和克里雅昂邦韩大老爷,他们在与这些探险活动有关的事情上,向斯坦因博士和马继业先生提供了富有同情心的、有用的协助。

我奉印度副王兼总督阁下之命,向您转达阁下的诚挚问候。对于您本人以及您的属下们在斯坦因博士从事的工作中所给予的友好合作,阁下深表感谢。据信,斯坦因博士的劳动成果对于科学世界来说,必将产生巨大的意义。将来他关于这个话题的报告书一旦出版,我会非常高兴地给您献上一册。[12]

信中提到的“报告书”,指斯坦因正在撰写的第一次中亚考察初步报告书《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学和地形测量学考察旅行的初步报告书》(以下简称《初步报告书》)。

巴尔尼斯草拟了这封信稿后,当天便让印度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将它寄给了克什米尔驻扎官。同时,外交部副部长又给克什米尔驻扎官写了一封指令,全文如下:

(1901年7月30日印度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致克什米尔驻扎官的1849F号信函抄件。)

我奉命通知您,已收到您署期1901年7月7日的137S号信函,内容是关于斯坦因博士最近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学探险旅行期间,喀什噶尔道台和其他中国官员向斯坦因博士提供协助之事。我随此信,给您附寄一封写给新疆巡抚的信函,请您用紧急公文形式将它发送给马继业先生。在这封写给新疆巡抚的信函中,对于马继业先生提到的那些中国官员们的友好帮助,表达了印度总督阁下的诚挚谢意。应该给马继业先生下达指令,让他填写上巡抚的正确名字和官衔,然后将这封信函寄出去,还要附上该信函的中译本。据悉,已经给和阗的昂邦(和阗直隶州知州)、克里雅的昂邦(于阗县知县)赠送过小礼物了,也给喀什噶尔的道台赠送了小礼物。

斯坦因博士的工作大获成功,值得庆贺。印度政府承认,倘若不是马继业先生利用他本人在当地中国官员中的影响力,因而做出一系列令人满意的安排,那斯坦因博士是不可能获得如此圆满成功的。[13]

由马继业寄出的印度政府致饶应祺感谢信的中译本,今天已不知所踪。在印度政府感谢的官员中,黄光达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感谢信,便于1901年10月6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任上病故。[14]

斯坦因的《初步报告书》于1901年9月在伦敦出版。[15]1901年12月中旬,斯坦因在印度收到英国寄来的《初步报告书》样书后,立即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赠书名单,受书者包括饶应祺、潘震、韩瑶光等新疆官员。饶应祺于1902年初收到《初步报告书》后,将书交给精通英语的广东省肇庆府高要县人万荣,嘱其设法翻译成中文。

万荣是饶应祺的幕僚,但生平事迹不明,只知他曾于1899~1900年被饶应祺聘为家教,为饶子教授英语。因万荣通晓英语,饶应祺也委派他处理一些涉外事件。1900年1月25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9时,万荣从迪化电局给饶应祺拍发一份辞职电报,可说明他与饶应祺之间的关系。该电全文如下:

衙门,抚宪鉴:

卑职粗识英文,过蒙重托,兼教宪嗣。入馆以来,迄今一载。自愧无能,深虞贻笑。幸喜公子等敏而好学,迥不犹人。现读书已自四等文法,语言均知十之五六。从此,即使无师,自行求索,亦不难直溯其源。此惟宪德高深,所以得此嘉公子也,贺贺。兹际年关,明春北行在迩,亟应请其散馆。藉此,余时以习诗文各情。合行禀明宪听。

荣禀。[16]

万荣的辞职显然没有获准,至1902年时仍在饶应祺幕中。万荣接受饶应祺托付后,在门生冯蔚甫的协助下,于1902年6月将《初步报告书》翻译成中文,题为《游华访古记》,译文约两万字。据万荣于“壬寅夏六月”(1902年7~8月)为《游华访古记》写的跋文,他翻译《游华访古记》的缘由和经过如下:

跋。壬寅夏六月。

抚宪饶公子维,遗荣士丹先生《游华访古记》一册,谆托繙译。长夏无聊,得此颇破岑寂。越月始卒,译约二万言,门生冯蔚甫茂才为校写、装潢。遂归诸抚宪,深蒙赞赏。一时好古人士争相传钞,欲先睹为快。

士丹先生,博雅君子,游历喀什,专以访古为事。耗九千罗布之经费,竭十八越月之精力,终日登山涉水,访求古物、古迹,莫不溯其源而穷其理。不知者方笑其迂,而无谓也。事各有因,物各有理。由一至万,数之源也。穷变通久,理之源也。不知其源,安知其流?不知其体,安知其用?故西人以博古而通今,衡物而知理。声、光、化、电,莫不因感而生,枪、炮、机、械,莫不阶学而进。充其格物之心,以至富强之道,与格物迄治国平天下之理暗合。人但见其声、光、化、电,莫不诧其奇,观其枪、炮、机、械,莫不惊其异。至观其奔走山川、游历朔漠,则又笑其愚。此无他,未学故也。

高要万荣译并跋。[17]

万荣说他翻译士丹《游华访古记》(斯坦因《初步报告书》)费时约一个月,而译后的跋文写于1902年7月,则饶应祺交给他翻译任务的时间应在1902年6月。可以肯定,这是斯坦因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

饶应祺命万荣翻译斯坦因《初步报告书》后不久,清廷于1902年11~12月(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下旨:饶应祺由新疆巡抚调任安徽巡抚。饶应祺接旨后束装东返,但刚走到哈密行馆便因病去世。据甘肃学政叶昌炽的1903年1月20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记录:“知饶维帅中风,殁于哈密行馆。”[18]斯坦因通过马继业提供的情报,对新疆官员的升迁、物故等状况非常了解。当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游记《沙埋和阗废址记》[19]于1903年4月在伦敦出版时,斯坦因开具的赠书名单上,没有已故黄光达、饶应祺的名字,仅潘震、韩瑶光接受了赠书。

按,作者王冀青现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载于《西域研究》2022年第4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雷烨

▽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

韩茂莉 | 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张黎波 | 陈灿宦滇述论

王明珂 | 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

徐 冲 | 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

赵世瑜 | 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

来源:古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