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的台湾午后，阳光并没能给一切带来温度。学校门口，铃声刚落，一名少年正低头扒饭，还没把筷子放下，两个穿西装的男人快步走来。他们什么多余话也没说，直接把少年抱起往车里塞。没人敢拦，那辆黑色轿车很快开远了，直奔基隆码头。谁也没想到，这不起眼的少年，会让台岛

1949年的台湾午后，阳光并没能给一切带来温度。学校门口，铃声刚落，一名少年正低头扒饭，还没把筷子放下，两个穿西装的男人快步走来。他们什么多余话也没说，直接把少年抱起往车里塞。没人敢拦，那辆黑色轿车很快开远了，直奔基隆码头。谁也没想到，这不起眼的少年，会让台岛最高将领的夫人都追出来，大喊：“不要走！危险！”

这一幕惊心动魄吧？普通学生犯得着让陈诚夫人这样吗？汪仲远的身份——几乎所有查过的人都要咂舌。他的父亲汪维恒，那是被写进档案的人物。出身浙江，家境衰落，小时候家里救过一个义和团的人，这段经历为他种下了抗争的种子。也许根本没有预兆，反清、反列强的故事飘进小孩子耳朵里，成了改天换地的原料。

20岁出头，早期的汪维恒丢了教员饭碗，跑到上海扑进维新思想的浪潮，跟着伟人们学法语。又有谁会想到，他后来的命运会如此多舛？他投身军界，在北平军需官校摸爬滚打，转到浙江，机缘巧合下遇上共产党人张秋人。此后，那个低头捧书的青年，成了穿军服的少将——可谁说他内心不曾矛盾？有时人就是糊里糊涂地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1924年，汪维恒真正做出选择，成为中共正式成员，开始了“在刀尖上跳舞”的年月。他没有什么英雄的台词，只有更深的隐忍。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被派到国民党内部潜伏，是主动，是被动？没人能说清楚。四一二事变后，他受命回家乡干地下工作，本想煽动暴动，最后命令临时被叫停。共产党地下系统全部断联，他被命令“潜伏下去”，不许多管闲事，甚至不许主动联络党组织。也许那种等待，比枪林弹雨还难熬。

他到南京靠老同学陈良进入国民党军需署，从底层做起，一步步爬到了军需科长。正直归正直，清廉归清廉，他没给自己树敌，结果反而让胡宗南、陈良都信任他。表面叱诧风云，背地里暗地救助地下党——他假装则无，却总是多走一步，帮了一大批人渡过难关。一次次信息传递，他跟南京市委又搭上了线。谁料他名字出现在高官名单上，陈修良猛然想起来这人就该是老同事汪维恒。派人一查，果然。

汪维恒倒也坦荡，问愿不愿为党效力，他几乎没有犹豫，情报源源不断送到延安和南京地下党。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顾祝同甚至怀疑，为什么延安掌握的部队情报竟然比自己还清楚？不信可以查查官方调令、数据对比档案，顾祝同日记里确实有类似诘问。客观讲，如果没有情报支持，南京地下党恐怕在顽固派行动中会遭遇不少打击，可这种潜伏又常让人自我怀疑。是不是夸大了作用？

军需系统短期训练班不过是权宜之计，胡宗南着急用人才，汪维恒一手筹建。课程设置里，反复灌输清廉、爱民的思想。这套“班子”养出来的不是单纯做账的行家，而是纪律严明的干部。可惜，真想杜绝贪腐，不只是靠几节课能成的。何奇打趣他选了个“金刚钻的班子”，其实，是不是有“老好人”嫌疑？问题没人点破。

胡宗南信赖他，但当国民党体系色厉内荏、贪风盛行，汪维恒始终觉得不适。查扣军饷、查处劣质军鞋的事成了他跟蒋纬国结仇的导火索。蒋纬国利用背景反咬一口，差点惹祸上身。何应钦救了他，这点是真实发生过的：汪维恒弄清了帐目证明清白，才没被撤职。国民党就是这样，两面派和权力游戏，从来没给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多少好日子。

有意思的是，汪维恒从不是毫无弹性的“清官”。白崇禧属下打前线，送点“礼”，他也偶尔收下。怕东线断供影响战局，权衡再三，不得不低头。你问他有没有违心？他自己大概也说不清，实用主义嘛，哪有人真的那么彻底？

1948年局势逆转，台湾成了国民党退守的最后一片净土。组织没直接让他撤，而是“派往台湾”，表面是升迁，实则危险重重。汪维恒过去台湾，家人也一并带走。头几天住豪宅，其实内心没安生，反倒搬进偏僻小楼，为的就是方便联络、传递消息。他跟家人的居所也分开，这种小心翼翼、被逼无奈谁能体会？只要你家里有小孩，说话一走漏风声，全家都得完蛋。

台湾时期，汪维恒依旧暗中联系大陆，等待指示。他接到密信要撤离台湾时一喜一惧，那时候，大陆正是解放在即。你说这算不算赌博？正常人都不敢。汪维恒先让自己独自回沪，全家留在台湾防止“暴露”。他回上海坐镇要职，其实肩负阻止国民党顽抗、保存账册、人事档案等隐蔽任务。

到1949年，随着共军兵临城下，他以“投诚”为名率先交接，把自己身份坦白给军管会代表顾准。顾准不敢自信地核查，上报后才放心。就是这样，革命的胜利，除了前线厮杀，也有汪维恒这样的幕后支点。

他没忘家人，地下党早就有动静——安排家人秘密撤离台岛，无声无息。途中一度危险，才有了开头戏剧化的一幕。母亲、哥哥、姐姐都出现在车上，孩子们提着心，却最终全家安然回到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汪维恒入主地方经济要塞，上海财政、税务、房产三大局都由他一手掌管。奇怪的是，天底下人都想攫取点私利，只有他主动拒绝洋房、宽宅。组织屡次给他家换大房，他只要了个88平米的公寓。家人也要被“安排”受照顾，他坚持原则，哪怕女儿心脏不好，也没单独落户享福。说这样不近人情，也对。这种偏执有点太过，但时代就是需要这种人吗？

上海文化界有名望的人因结婚想再申请一套宅子，房产局为难，他拍板拒绝：“多想想老百姓。”是讲情面，还是讲规矩呢？人难免陷入矛盾，他也未必就是真铁板一块，兴许时候到了会松口。有人说这叫“廉洁”，但换个角度看，是否太绝对了一点？其实无论是哪种答案，还是各有道理的。

1971年冬，汪维恒逝世。75年，传奇告一段落。家人还挤在那八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子，不过，原则与坚守并没因人事变迁而随风而去。遗憾的人生，还是光彩的人生？谁也说不准。

细观汪维恒的一生，其实并不完美，也不完美才真实。他的选择有摇摆，也有意外；有时候果断，有时候犹豫。只是遭遇命运洪流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把自己“苟且”到底。

每个人都有私心，也有罅隙，坚守只是时代苛求的一种样板，汪维恒和他的那个时代一起远去了，留下的，是不断被重写的故事和不小的问号。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