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9 年，曾昭燏出生于湖南湘乡荷叶乡万宜堂的一个官宦世家，她是曾国藩的长曾孙女 。在曾国藩 “耕读为本、勤俭持家、坚忍不拔、求阙至善” 的家训影响下，曾氏家族人才辈出，到了曾昭燏这一代，兄妹七人个个出类拔萃，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大哥曾昭承是美国哈佛大学硕士

1909 年，曾昭燏出生于湖南湘乡荷叶乡万宜堂的一个官宦世家，她是曾国藩的长曾孙女 。在曾国藩 “耕读为本、勤俭持家、坚忍不拔、求阙至善” 的家训影响下，曾氏家族人才辈出，到了曾昭燏这一代，兄妹七人个个出类拔萃，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大哥曾昭承是美国哈佛大学硕士；二哥曾昭抡更为出众，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中科院院士，更是中国化学的奠基人；三哥曾昭杰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妹妹曾昭懿是林巧稚的得意门生，在医学领域成就斐然。

曾昭燏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聪慧与好学。6 岁时，她在老家富厚堂曾氏私塾启蒙，在族师曾筱屏先生的教导下，精读《十三经》，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国学基础。12 岁那年，她进入长沙艺芳中学，这所学校由她的堂姐，曾国藩的曾孙女、伦敦大学教育学学士曾宝荪创办。曾宝荪为了教育事业终身未婚，她的言传身教以及新女性的独立思想，对曾昭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宝荪对曾昭燏说：“你要是结婚，就只能服务一个家庭几个人，如果不结婚，却可以服务千万人 。” 这番话在曾昭燏心中种下了为事业奉献终身的种子。在艺芳中学，曾昭燏不仅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还深受学校 “好学，又不专读呆书”“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 等校训的熏陶 ，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新女性。

1929 年，在思想开明的哥哥曾昭抡的鼓励下，曾昭燏走出湖南，考入了当时亚洲排名第一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起初就读于外文系 。但她的中文成绩十分突出，加上对国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次年便转入了国文系。在人才济济的中央大学，曾昭燏很快崭露头角，成为了学术大师胡小石的得意门生。

胡小石时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学识渊博，在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诗词歌赋、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胡小石的指导下，曾昭燏系统地学习了甲骨文和金文，这不仅提升了她的文学素养，也让她对古代文物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常常跟随胡小石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聆听大师们对古代文化的见解，这进一步拓宽了她的学术视野。

在中央大学的学习经历，让曾昭燏在文史和文物鉴赏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的书法在雄浑中透出娟秀，有着鲜明的金石特征，这与她长期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商周铜器密不可分。她还擅长诗词，作品含意深邃，词藻美丽，散文也写得行云流水，充满生活气息，被同学们称为 “当代李清照”。

大学毕业后，曾昭燏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研究生。然而，仅仅一年后，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 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位，自费前往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毕竟在那个时代，女性选择考古学这样的冷门专业，并且远渡重洋去求学，是非常罕见的。但曾昭燏心中有着自己的理想，她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的考古方法，以便日后能更好地发掘和保护中国的文物古迹。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曾昭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离开家乡，踏上了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在伦敦大学，她成为了考古学专业唯一的中国女留学生。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全新的知识领域，她没有丝毫退缩，反而更加勤奋刻苦。她每天早早地来到图书馆，查阅各种考古学资料，晚上则在宿舍里整理笔记，撰写论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曾昭燏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伦敦大学的考古学硕士学位。她的毕业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详尽列举了从 2000 多件古代铜器上整理出的 600 余种徽识，这一研究成果深受英国学者的赞扬，也为她在国际考古学界赢得了声誉 。

获得硕士学位后，曾昭燏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她深知实践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性。于是，她前往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和慕尼黑博物馆实习，作为研究人员，参加了柏林地区以及什列斯威格田野的考古发掘。在德国的实习经历，让她不仅掌握了先进的考古技术，还对博物馆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成为中国第一个由官方委派到国外学习博物馆学的学者。

1938 年，当曾昭燏即将完成在欧洲的学业时，国内抗日战争的烽火正熊熊燃烧 。远在异国他乡的她，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局势，心急如焚。当她收到伦敦大学的聘书时，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一优厚的待遇，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考古事业的执着追求，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

回国后，曾昭燏得知抗日经费短缺，她毫不犹豫地将留学时省吃俭用存下的钱和自己仅有的一枚金戒指，全部捐献给了抗日前线，为抗击侵略者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随后，她受邀加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担任专门设计委员，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工作中。

此时，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已随国民政府迁至大后方的四川李庄。李庄这个偏远的小镇，一时间汇聚了众多文化精英，成为了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曾昭燏到达李庄后，立即跟随团队前往云南大理洱海境内，开展考古抢救工作。

在云南大理洱海地区，曾昭燏不辞辛劳，不畏艰难。当地的气候条件恶劣，时而烈日炎炎，时而风雨交加，但她每天都坚持到现场勘察。她和团队成员们一起，对洱海周边的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发掘。在发掘过程中，他们面临着诸多困难，缺乏先进的考古设备，物资也十分匮乏，但曾昭燏凭借着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和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在马龙、佛顶甲乙、龙泉等遗址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这些发现被命名为 “苍洱文化” 。“苍洱文化” 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填补了该地区考古学研究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曾昭燏也因在这次考古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1942 年初，曾昭燏又与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吴金鼎等人前往四川彭山，进行汉代崖墓的挖掘抢救工作。彭山汉代崖墓是中国古代墓葬的一种独特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崖墓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之当地盗墓现象猖獗，文物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在挖掘过程中，曾昭燏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团队成员密切合作。她负责所有考古笔记的记载和整理工作，她所做的笔记详细、准确，不仅记录了文物的出土位置、形态等基本信息，还对文物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被学术界认为超越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范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在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中，曾昭燏作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从不因性别而搞特殊。她和男同事们一样，风餐露宿，爬山下沟，每天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她克服了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诸多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工作中。在彭山汉代崖墓的挖掘中，他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包括陶俑、青铜器、玉器等，这些文物为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丧葬习俗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

1948 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开始谋划退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将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台湾 。此时，曾昭燏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她所守护的中央博物院中，藏有无数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国家的瑰宝。

当曾昭燏得知国民党要将文物运往台湾的计划时，她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担忧。她深知，这些文物一旦被运往台湾，就可能永远离开祖国大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巨大损失。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尽办法阻止这一行为。

曾昭燏四处奔走，向各界人士阐述文物留在大陆的重要性。她找到中央博物院的理事会成员，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反对文物迁台。她还联合了徐森玉等一批有识之士，共同发表了《反对文物迁台宣言》，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此事，抵制国民党的这一错误决定 。

然而，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呼吁而改变主意，依然坚持要将文物运走。在文物即将启运的关键时刻，曾昭燏挺身而出，当面怒斥负责文物迁运的主事人员：“文物是国家的根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如果在迁运途中有任何遗失或损坏，你我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被后人唾弃！” 她的言辞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为了拖延时间，曾昭燏以运出文物事关重大为由，提出召开理事会来审议此事。她希望通过理事会的讨论，能够做出文物原地保留的决定。即使理事会最终仍决定运台，她也能借此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为保护文物争取更多的机会。

在实际行动中，曾昭燏想尽了各种办法。她以一些文物太大太重、不好包装为由，成功地将许多大件文物留了下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国宝 “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铸品，重达 832.84 千克，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 “镇国之宝” 的美誉。曾昭燏深知这件文物的重要性，她坚决不同意将其运往台湾，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成功地将司母戊鼎留在了大陆。如今，我们能够在南京博物院欣赏到这件国之重器，曾昭燏功不可没。

在曾昭燏和众多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原本计划运往台湾的第三批 852 箱文物被紧急叫停，运回了大陆 。这些文物得以继续留在祖国大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保留了珍贵的火种。曾昭燏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守护了国家的文化遗产，她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燏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 “黄金期”，她将全部的热情与精力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文博事业之中。

1949 年，在她的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南京博物院的学者们开展了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石刻调查，以及太平天国某王府壁画调查 。这些调查工作，为研究六朝时期的历史文化以及太平天国的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50 年，中央博物院正式改为南京博物院，曾昭燏于 9 月被任命为副院长，同时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同年 10 月，她主持发掘了南唐二陵，即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钦陵和中主李璟的顺陵 。这两座陵墓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虽早年多次被盗掘，但仍出土了陶俑、瓷器、玉哀册等 600 多件珍贵文物 。曾昭燏在发掘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对陵墓的布局、结构、文物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她所撰写的《南唐二陵》考古报告，不仅为研究南唐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也成为了考古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让后人得以一窥南唐时期的辉煌与沧桑。

1953 年 1 月，曾昭燏担任华东文化部组织的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 。1954 年，华东文物工作队在山东沂南发掘了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这座墓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汉画像石墓之一，其构建墓室的支柱、墙壁、横额、中柱、过梁等上面，雕刻着大量精美、内容丰富的汉画像，被誉为 “齐鲁小敦煌” 。曾昭燏主持组织了编写组，主编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一书。在编写过程中，她对每一幅画像、每一件文物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使这份报告成为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学术资料。

1956 年 1 月，曾昭燏凭借着自己卓越的贡献和领导能力，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博物院女院长 。在男性主导的考古界，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坚韧的意志，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与北方的考古学家夏鼐并称为 “南曾北夏”，共同推动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然而，命运却对这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昭燏的家族背景成为了她难以承受的负担 。作为曾国藩的曾侄孙女，她被卷入了无端的政治风波之中，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

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曾昭燏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如恶魔般缠上了她，使她饱受失眠和幻觉的折磨 。她曾经在日记中写下：“我的痛苦，无法言说，我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深渊，找不到一丝光明。”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绝望和痛苦。

1962 年，她的恩师胡小石的病逝，更是给了她沉重的一击，抽去了她最后的精神支柱 。胡小石对曾昭燏来说，不仅是学术上的引路人，更是精神上的依靠。恩师的离去，让她的世界彻底崩塌。

尽管曾昭燏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这也无法驱散她心中的阴霾。她摩挲着代表证，苦笑着说：“此物救不了我。” 在她看来，这个代表证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也无法让她摆脱精神上的痛苦。

1964 年 12 月 22 日，从精神病院归途中，曾昭燏突然微笑着对司机说：“去灵谷寺看看冬景吧。” 递给司机一袋苹果时，无人察觉她衣袋里已备好遗书 。到了灵谷寺后，她借口想要独自散步，让司机在山下等候。随后，她独自登上了九层高的灵谷塔。

在寒风中，曾昭燏站在塔顶，俯瞰着这个她曾经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世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最终，她从七层纵身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仅 55 岁的生命 。当人们发现她的遗体时，在她的大衣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 这简短的几个字，却透露出她最后的善良与体贴，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不想给他人带来麻烦。

曾昭燏的离世，给南京博物院乃至整个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陈寅恪闻讯捶墙痛哭，挥泪写下挽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灵谷烦宽应视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 这首挽诗表达了陈寅恪对曾昭燏的惋惜和悲痛之情，也让后人感受到了她的离去给学术界带来的巨大损失。

曾昭燏的一生，是为中国考古事业和文物保护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她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毅力，为中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成就不仅体现在众多的考古发现和学术著作上，更体现在她对文物的热爱和对国家文化遗产的坚定守护上 。

尽管她的生命以悲剧告终，但她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被铭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她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座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努力奋斗。让我们铭记这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向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