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便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F131号舰艇叛逃事件。来自福建甫田县的同族兄弟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利用职务之便趁着舰艇在马祖海域实行灯火管制的时机，展开了蓄谋已久的叛逃。

1966年1月的一个深夜，福州军区司令部灯火通明，原来司令部接到紧急消息：一艘舰艇被劫持，艇上7名官兵全部遇害，3名凶手正驾船逃亡国民党控制的马祖岛。

这便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F131号舰艇叛逃事件。来自福建甫田县的同族兄弟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利用职务之便趁着舰艇在马祖海域实行灯火管制的时机，展开了蓄谋已久的叛逃。

血案始末：三兄弟的叛逃计划

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同年入伍后，被分配到了同一艘舰艇上服役，吴文献担任领航员、吴珍加是轮机员，吴春富是枪炮手，三人分别掌控了一艘舰艇上最关键的三个岗位，又因本是同一村的兄弟，三人自然比其他战友关系更近一些。

三人之中，更加“机敏灵活”的吴文献常常以老大自居，舰艇部队的繁忙与严格的纪律，让吴文献难以忍受，时常抱怨。尤其在一次偶然收听到台湾广播的宣传后，这种情绪更加明显。

到了后来，他甚至带领着其他两兄弟一起秘密收听台湾的广播，捡到敌人的宣传品也不上交，全部藏起来进行阅览，很快几人都被广播与宣传品中精心编织的“花花世界”迷了眼，叛逃的种子也在他们的心里开始生根发芽。

1966年，F131登陆艇奉命执行从马尾装载物资运往霞浦的任务，让兄弟三人看到了可乘之机。当舰艇驶至马祖海域为了预防敌特的袭扰，舰艇按照规定实行无线电静默与灯火管制，全艇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三兄弟趁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枪支，开始了他们疯狂的叛逃计划。为了防止有人反对和报信，他们将艇上7名战友全部残忍杀害，并将尸首搬到舰首。三人打开全艇灯光，用烈士的鲜血在白色床单上写上“起义投诚，望君接应”几个字，悬在桅杆上当作投名状。

台湾的阴谋与周总理的决断

台湾方面得知消息后，如获至宝，立即派出部队接应，引导他们驾艇进入马祖军港，并将它们安排在极具代表性的“大陆义胞接待所”，为他们理发更衣，披红挂彩，在报纸上广播中大加宣扬，并准备安排他们搭乘飞机前往台湾岛本岛进行宣传。

很快周总理也收到了战士叛逃的信息，他当即做出了四点指示：第一，这是建国以来从未越有过的恶性事件；第二：有把握、有利就把运送他们去台湾的飞机打下来；第三：没把握不要硬打，立即制定具体方案。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接到指示后，迅速与空军制定了作战计划，并报给周总理获得了批准。福州军区副参谋长曾幼成少将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天罗地网：精心布置的拦截

但要想不打草惊蛇，这次拦截行动就只能在无线电静默的环境下指挥，而且敌人低空飞行的飞机也很难被发现，如何解决这两个困难成了首要问题。

对此，曾幼成将军想起了我军在朝鲜战场上“敲电报”的经验，用通信按钮轻敲发出电信号，敌人根本无法察觉。同时调动平潭岛的雷达专门负责盯梢，还将天线从仰角调成俯角，以便捕捉低空目标。

为了利用这三名叛徒大做文章，台湾方面也是用足了心思，先后派出了多架飞机。但受限于人员限制和起落架故障，C-47运输机和PBY水陆两用机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派出了载重吨位更高、飞行高度更隐蔽的HU-16“信天翁”前往马祖岛接人。

但就在HU-16“信天翁”飞机载着吴氏三兄弟和14名陪行的台湾军政人员、记者从马祖起飞后，我军雷达便迅速锁定了目标。歼-5和歼-6战机编队也拔地而起，以200多米的超低空高速接敌。当时云层只有400米，海上又有大风浪，驾驶喷气式战机超低空飞行，风险极大。

但我方飞行员丝毫不惧，迅速在距敌700多米的时率先开火，只是第一击并没有命中。随后胡英法驾驶战机在距敌400米的距离再次开火，成功命中敌机尾部。李纯光驾驶的另一架歼-5则命中了敌机的左发动机。

发现情况不妙的敌机，立即决定降速，这样一来我军飞机如果继续追击，很可能因为失速而坠机，如果提速就会失去攻击位置暴露在敌机的视野之中。就在速度降至240KM/小时（离失速仅差20公里）的生死一线时，李纯光抓住机会再次开火，这一次敌机HU-16一头栽进大海，彻底解体爆炸，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而这时，距离F131舰艇被挟持叛逃仅过去了16个小时。

叛徒应有的下场

就在台湾方面在新竹准备了万人欢迎大会，邀请各大媒体，准备热烈欢迎“反共义士”的时刻，但他们从下午苦等到傍晚，才被告知飞机“失事”的消息，一盆冷水将他们浇了个彻彻底底。

1月30日，福州军区对参与行动的飞行员李纯光、胡英法等人进行了表彰，授予了一等功。而吴氏三兄弟的发财升官梦，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彻底葬送进了鱼肚。他们的结局印证一个真理：叛国者无论逃往哪里，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来源：巡史天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