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他们血管被切开那一刻，我看到他们心脏里的血，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

在部队，我见识了装在铁笼里的“马路大”。

当他们血管被切开那一刻，我看到他们心脏里的血，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

直到我进入荣1644部队，才知道了它的神秘，此前，我对它一无所知。

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七号楼监视“马路大”。

所谓“马路大”，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圆木”，和现在中文网络上的“废柴”意思差不多，专指被我们抓进来进行细菌实验的人。

七号楼的四楼有很多关押马路大的房间，这些房间有着很雅致的中文名称：“松”、“竹”、“梅”。

我负责看管的那个房间就叫“松”。

每房间面积六七十平米，和一间教室差不多，中间摆六个我们叫作“鸟笼”的牢笼，每个鸟笼里关一个光着身子的中国男人。

鸟笼高度仅一米，长一米二，宽一米，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笼子里，你只能坐着或蜷缩着。

鸟笼是用钢筋做的，只有下面是一层隔板。

马路大是宪兵队抓来的，用于人体实验，具体说就是鼠疫、破伤风、霍乱、伤寒、气性坏疽等各种细菌实验。

做实验时，军医给他们注射感染细菌，或者把培养出来的鼠疫跳蚤放到他们的肚子上，让跳蚤吸他们的血。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按上级要求，把一个马路大送去做抽血实验。

具体流程如下：

把马路大从笼子里放出，在他头上套一个黑色袋子，带到处置室。

处置室里只有一张床。

这时，我让他躺到床上，把他手脚固定好。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军医的了。

此时，马路大的头还被套着。穿着白大褂的军医会将一种叫氯仿的麻醉剂滴在他鼻子周围，命令他“数数”。

一般，数到“10”的时候，他就睡着了。

这时，军医对他大腿腹股沟消毒，切开一个约十厘米长的口子，用医用钳把那里一个叫鼠蹊的大动脉拉出来切断，再把一个细管子插进血管。

细管接入一个玻璃瓶。

时间不长，玻璃瓶里的血液就会填满，这时，马路大会出现全身痉挛，但仍处在睡梦中。

痉挛结束，马路大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血快被抽干时，流出的血液会开始“咕嘟”、“咕嘟”冒泡。

消除气泡的办法是两人踩到马路大心脏位置，一般是我和军医执行这个任务。

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消灭气泡，二是尽量把血抽干。

血装满几个瓶子，很快被军医拿走。

接下来，由我负责处理马路大的尸体。

揭开头上的袋子时，我看到马路大的脸色青黑。

我把尸体搬到焚化室，那里有一座电炉，由我配合焚尸人把尸体扔进电炉。

这种形式的抽血，多的时候一天两次。一般情况下，一个房间每月至少三次，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有人可能会问：防守这么严密，总不会有人逃跑吧。

这事还真发生过，不过，是在我来之前。

有一回，一个马路大把鸟笼下木板上的螺丝弄松，逃跑了。

他用的是吃饭时偷偷留下的勺子。

从笼子下面钻出来，逃生的唯一办法是跳窗。

但房间在四楼，离地里至少十几米，跳下去非死即残，也是跑不了的。

但，巧就巧在四楼窗户旁有一排大树。

这个马路大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一下子从窗户跳到树干上去了。

事情到里，要跑出去还是很难。

正好，大树下有个窨井（俗称下水道盖）。

后来，因为这件事，把餐具都换了，改成了纸制和布制的餐具。

我还负责给马路大送餐，每天早起给他们检查体温，回收马桶里的排泄物。

马桶很小，形状像后来的电饭煲，上面有个盖子，大便时，刚好能包住屁股。

鸟笼太小，大便时要尽量躬着腰，还要双手撑地。

每天早起收集排泄物。鸟笼里的一角有个小窗一样的开口，我从那里把马桶取出，收集到一个用油罐做成的桶里。

马路大们都知道，一旦被带走，必是有去无回。人都怕死，所以，他们也会反抗，也会情绪急躁。

有时，他们会一起用力地踩踏地板，大声呼喊。

我不懂中文，不知他们在喊什么，只能大声呵斥。

我们一个班大约二十人，三个班，共六十名士兵。

长期在这种环境里，心情压抑，有时会做噩梦，梦见自己成了马路大，被绑到床上抽血。

我们的内务班长很厉害，管得严，有一点小错，就让我们站成两排，互扇而光。

扇耳光时，你要是用力不狠，班长会亲自揍你。

我印象很深，在收到苏联参战消息后，部队就开始销毁证据，包括人证、物证。

物证不用说了。

人证是活着的马路大，都要麻醉后杀死，焚尸，最后再把电炉破坏掉。

原来电炉焚化后的骨灰，都埋在兵营旁的一个大坑。这时，要把骨灰挖出来，装上卡车扔进长江。

我是1945年8月15日在四楼听到的天皇广播。医护们则在厨房前的广场列队收听。

那一刻，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炸响：我们真的失败了……

（注：本文主人公松本博，男，1926年出生，1943年11月到南京中央大学医院当卫生兵，后被分配到华中派遣军防疫水部即荣1644部队）

来源：骑驴读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