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前还开枪顽抗，傅作义为其求情，后成开国大校

摘要：1948年寒冬的华北平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位国民党军中将的抉择牵动着三方势力的注意力。他既在张家口战役中殊死抵抗，又在被俘后意外成为推动和平的关键人物，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出解放战争末期复杂微妙的历史进程。

（导语）

1948年寒冬的华北平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位国民党军中将的抉择牵动着三方势力的注意力。他既在张家口战役中殊死抵抗，又在被俘后意外成为推动和平的关键人物，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出解放战争末期复杂微妙的历史进程。

（一）傅作义军事布局与华北态势

1948年秋，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统辖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驻军，总兵力达25万余人。其嫡系部队包括第35军、第104军、第105军等约7万人，其余为中央军系及地方保安部队。为应对东北野战军入关威胁，傅作义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构建三角防御体系：北平驻守第31军等部8万人，天津由陈长捷率13万人布防，张家口则部署孙兰峰兵团11万人。该兵团下辖第105军、第11兵团直属部队及骑兵第5旅，配备美制75毫米山炮36门、重机枪240余挺。

张家口作为连接绥远的战略枢纽，控制着平绥铁路西段。傅作义通过同乡将领袁庆增（时任绥远省保安副司令）实际掌控绥远3个保安旅及2个骑兵师，形成对西北方向的战略纵深。南京方面曾计划将傅作义嫡系第35军调往华东战场，被傅以“张家口防务吃紧”为由拒绝。这种既合作又防范的微妙关系，为后续战局演变埋下伏笔。

（二）袁庆荣军旅生涯与驻防张家口

袁庆荣（1908-1989），河北河间人，1927年毕业于山西太原北方军校步兵科，与傅作义建立起师生情谊。1937年忻口会战中，时任晋绥军第61军422团团长的袁庆荣，率部在南怀化阵地与日军板垣师团血战七日，全团伤亡率达83%，战后获颁三等云麾勋章。1946年升任暂编第3军中将军长，1948年9月改任第105军中将军长，下辖第210师、第251师、第259师，总兵力2.8万人。

张家口防务体系由袁庆荣亲自督导构筑：市区外围修建钢筋水泥碉堡120座，壕沟总长40公里；赐儿山、水母宫等制高点设置炮兵观察所8处；火车站囤积美援面粉5000吨、弹药3000箱。据《华北剿总作战日志》记载，1948年11月中旬，傅作义视察张家口防区时特别指示：“张家口乃绥远门户，务必坚守三个月”。

（三）平津战役首阶段作战过程

1948年11月29日，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率第1、第2、第6纵队共8万人，向张家口外围万全、怀安发起进攻，正式拉开平津战役序幕。傅作义急令驻丰台的第35军（军长郭景云）率101师、267师及炮兵营共1.6万人，乘400辆道奇卡车驰援。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攻克密云，歼灭中央军第13军155师4000余人。傅作义误判解放军主攻方向为北平，急令35军于12月6日回撤。

12月8日，35军在新保安被华北第2兵团包围。此时张家口守军陷入孤立，华北军区增调第4纵队、北岳军区部队参战，总兵力达15万人。12月22日，新保安35军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自杀。次日凌晨，张家口守军分两路突围：孙兰峰率骑兵第5旅向商都方向撤退；袁庆荣带105军残部1.2万人沿张库大道西进，在陶赖庙山口遭华北3兵团独8旅伏击，损失战马800余匹。

（四）袁庆荣被俘始末

1948年12月24日凌晨，张家口守军突围行动进入最后阶段。华北军区第3兵团1纵侦察连在张北县二台子村设卡盘查时，发现二十余名溃兵形迹可疑。据时任连长赵振江回忆录记载：当战士王德胜上前检查时，队伍中身着灰色棉袄的中年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射击，子弹擦伤王德胜左臂。交火中该男子被制服，从其贴身衣物中搜出刻有“中正”字样的佩剑及将官身份证件。

被俘人员起初自称“第105军参谋处文书袁少亭”，但审讯人员发现三个疑点：其一，其将校呢大衣内衬绣有“庆荣”二字；其二，随身携带的作战地图标注着张家口防御工事详图；其三，同行俘虏中有人下意识称呼其为“军座”。经原傅作义部起义军官王克俊辨认，最终确认其身份为第105军中将军长袁庆荣。

（五）傅作义斡旋与战俘处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次日，傅作义通过北平地下党联络员李炳泉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特别请求。傅作义在电报中强调：“袁军长熟悉绥远驻军内情，若能妥善安置，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或有裨益。”经军委批准，2月3日袁庆荣被转移至北平德胜门外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享受特殊待遇。

时任华北军区敌工部部长康健生在工作报告中记载：袁庆荣在管理所期间可以阅读当天报纸，并获准与傅作义代表秘密会面三次。1949年3月，袁庆荣主动写下《致绥远旧同事书》，详述解放军宽待政策，该信件后来成为绥远和谈的重要宣传材料。

（六）绥远起义的关键推动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署前夜，袁庆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长兄袁庆增时任绥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掌握着归绥、包头等地7000守军；次兄袁庆和负责傅作义部队的后勤系统，控制着绥远境内3座军需仓库。8月27日至9月15日期间，袁庆荣秘密会见绥远驻军旅以上军官17人次，成功劝说骑兵第4旅、暂编第7师等部放弃抵抗。

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在包头银行大楼举行时出现戏剧性场面：原定上午9时的签字因孙兰峰临时缺席延后。袁庆荣驱车赶往孙宅劝说，最终促成孙兰峰在下午4时赶到会场。这份载入史册的电文最终获得37名将领签字，其中包括袁氏三兄弟。按照《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邮电等项协议》，起义部队整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袁庆荣任兵团司令部高级参谋。

（七）建国初期的军政贡献

1949年12月，绥远军区正式成立，袁庆荣被任命为副参谋长（副师级），主管军事训练与边防建设。1950年3月，华北地区开展大规模剿匪行动，袁庆荣向军区司令部提交《绥远匪情详报》，详细标注328处土匪窝点及17条秘密通道。据《华北剿匪作战总结》记载，截至1951年底，该区域共歼灭土匪12460人，缴获枪支2.3万支，其中78%的情报源自袁庆荣提供的资料。

1952年全军整编期间，袁庆荣主持绥远军区骑兵部队改编工作。他将原国民党骑兵第4旅、第5旅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合并，组建为3个骑兵团，保留战马5600匹。这些部队在1953年内蒙古草原剿匪战役中发挥机动优势，成为边疆防卫的重要力量。1955年9月授衔时，经内蒙古军区党委审议，最终授予袁庆荣大校军衔。

（八）袁氏家族的命运转折

袁庆荣长兄袁庆增（1895-1975）在绥远起义后，出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厅长。1954年蒙绥合并后调任山西省政协常委。次兄袁庆和（1902-1986）北平和平解放时，作为傅作义部北平联合补给司令部副司令，完整移交72座仓库物资，包括美式步枪3.2万支、军粮15万吨。1953年起任北京市工商局副局长，主持前门大栅栏商业改造工程。

三兄弟中唯有袁庆荣留在军队系统。1958年全军干部下放劳动期间，他主动要求前往包头钢铁公司参加军工生产，负责协调20吨蒸汽机车炮钢铸造项目。1962年中印边境局势紧张时，曾向总参谋部提交《高原骑兵作战要则》，提出“以骡马化代替摩托化”的后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