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人更想不到，三十多年后中国芯片能在北斗卫星、高铁、战机上亮起来，能把西方垄断的口子撕开，带头干成这事的，就是当年在笔记本上写字的这个老太太——黄令仪。

1989年美国国际芯片展上，一个美国人当着面说“中国根本没能力造芯片，就算造出来也落后世界20年”，这话轻蔑得很。

那时候黄令仪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站在展台角落听见了，没跟人吵，就是攥着拳头在笔记本上写了行字：“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周围人看她那样，只当是老研究员一时激动，没人当回事。

美国人更想不到，三十多年后中国芯片能在北斗卫星、高铁、战机上亮起来，能把西方垄断的口子撕开，带头干成这事的，就是当年在笔记本上写字的这个老太太——黄令仪。

展厅里转了三圈，玻璃柜里全是指甲盖大的芯片样品，日本的、美国的、德国的，就是没有中国的。

她捏着笔记本的手沁出汗，突然懂了——这不是技术差距，是脖子上的绳索，别人想勒就勒。

那天晚上在酒店，她在笔记本"耻辱"两个字旁边，又加了句："芯片，得自己造。"

其实这念头，她年轻时就扎了根。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搞"两弹一星"，配套计算机研发缺人，她从哈军工调到中科院计算所，跟着夏培肃先生做107计算机，芯片全靠进口，美国一封锁，机器就趴窝，她蹲在机房拆零件，对着电路图琢磨三天三夜，说"这玩意卡脖子，咱得自己搞"。

1962年她回母校华中工学院，在空教室里画电路图，亲手建实验室，从拉硅单晶开始教学生，第一批半导体专业招了30个学生，她既当老师又当技术员，坩埚烧裂了就用泥巴补，真空泵坏了就手动抽气，年底带着学生做出锗晶体管，装在收音机里响起来那天，整个系都跑去听。

后来她调入中科院，带着团队啃大型计算机的半导体存储器，没设备就土法上马，用显微镜画版图，在恒温箱里调试电路，1975年终于做出1K MOS静态存储器，这在当时是国内头一份，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一开，奖状直接送到实验室，她捏着烫金证书，说"总算给国家争了口气"。

1984年，半导体存储器项目突然停了经费，说是“投入大、见效慢”，实验室的设备当即封存。

她蹲在仓库门口，摸着蒙尘的硅片盒子，一坐就是半天。

52岁的人，头发白了大半，有人劝她“转行政岗，轻松”，她摆摆手：“搞技术的，离了实验室活不成。”

转头去了微电子中心，从最基础的CAD技术学起，别人用计算机画图，她带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在坐标纸上描版图，晚上就泡在资料室啃外文文献，笔记写满二十多个本子。

直到1990年，她带着团队做出1微米CMOS芯片，在国内首次实现EDA工具国产化，评审会上有人说“黄老师，您这是把冷板凳坐热了”，她只是笑：“技术上的坎，总得有人跨。”

2002年，黄令仪办了退休手续，66岁的人，终于有时间整理书房里二十多个笔记本。

没等她把书架擦干净，中科院计算所的胡伟武找上门，手里捏着份报告："黄老师，国家要搞自主CPU，龙芯项目缺人。"

她看着报告上"芯片自主可控"几个字，想起1989年美国展会上那句"落后20年"，没问待遇，没谈条件，只说了句："国家需要，我就去。"

第二天她就搬进了实验室，跟年轻学生挤在一间办公室，桌上摆着从家里带来的老花镜和放大镜，电脑还是486机型，启动资金才一百万，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连块像样的EDA设计软件都没有，她却说："条件再差，总能搞出点东西。"

非典疫情突然暴发，实验室实行封闭管理，68岁的她带着折叠床住进办公室，白天和年轻人挤在调试间，盯着示波器波形调参数，晚上就趴在桌上画版图，老花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扶。

有次连续三天没合眼，调试时突然咳嗽不止，学生想送她去医院，她摆摆手：“芯片流片窗口期就这几天，耽误不起。”硬是嚼着润喉片，盯着屏幕上的时序图，直到凌晨五点，波形稳定在标准区间，她才靠在椅背上打了个盹。

2002年9月，龙芯1号一次流片成功，主频266MHz，这是中国第一颗自主通用CPU，测试报告出来那天，团队里二十多个年轻人围着她哭，她却摸着芯片说：“这只是开始。”

后来这芯片装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信号控制器里也有了“龙芯”的印记，连歼击机的航电设备都用上了，每年给国家省下几十亿进口芯片的钱。

从青丝到白发，黄令仪的人生坐标始终围着“国家需要”转。

两弹一星缺计算机，她就从哈军工调到计算所；半导体专业空白，她就在华中工学院白手起家建实验室；龙芯项目缺人，66岁退休了照样扛起技术攻关的担子。

八十多岁还泡在实验室，办公桌上的保温杯用了十几年，掉漆的地方拿胶带缠了又缠，学生劝她换个新的，她说“还能用”。

家里的老房子住了三十年，家具还是结婚时的样式，可她带着团队搞出来的龙芯芯片，已经装进了北斗卫星、高铁信号系统，每年给国家省下几十亿进口经费。

她从不提“奉献”“牺牲”这类词，总说自己就是个“搞技术的”。

当年美国展会上那句“落后20年”的断言，她记了一辈子，不是为了赌气，是为了让国家不再被人卡脖子。

非典期间在实验室打地铺，八十岁还带着年轻人调试芯片，同事说她“不要命”，她却说“芯片等不起”。

直到去世前一年，她还在评审龙芯的最新技术方案，手抖得握不住笔，就把意见口述给学生记下来。

她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留下一堆磨破页角的技术笔记、几枚刻着“龙芯”字样的芯片，和那句被学生们传成座右铭的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这朴素的八个字，比任何勋章都重——它藏着一个民族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密码，也照见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硬核的报国方式：把个人的命运，焊进国家发展的芯片里。

来源：分享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