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说的千里堤，指冀中大清河南岸的堤坝。大清河沿岸一带堤堰可以上溯到北宋初年。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曾有相关论述：“北宋何承矩就雄霸等处平旷之地，筑堰为障，引水为塘，率军屯垦， 以御戎马，专为设防起见，今之东西淀，皆其遗址。”屯田使何承矩等人为拒辽修筑了塘泺，塘泺

文安县大清河清代光绪元年千里堤《善后修守章程》碑刻，现保存于苏桥镇大清河人文纪念馆。该碑刻保存了以千里堤为主题的清代诸多水利史料。

我们说的千里堤，指冀中大清河南岸的堤坝。大清河沿岸一带堤堰可以上溯到北宋初年。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曾有相关论述：“北宋何承矩就雄霸等处平旷之地，筑堰为障，引水为塘，率军屯垦， 以御戎马，专为设防起见，今之东西淀，皆其遗址。”屯田使何承矩等人为拒辽修筑了塘泺，塘泺堤岸即为塘堤，塘堤就是后来千里堤的雏形。北宋之后，元、明两代，在此区域也有数量不等的河堤修建工程，如元末保定县（今文安县新镇镇一带）堤、明代文安县史公堤等。到清代中叶，这些河堤逐步修建成沿着大清河南岸，又环绕东西两淀的千里长堤。其时，从具体修建过程和地理事物来讲，千里长堤所缘河流，除了大清河，还有滹沱河与子牙河。

一、千里堤的兴修

千里堤的兴修，起于康熙年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多次大修，到乾隆三十二年基本定型。

修筑千里堤，肇始于康熙三十五——三十七年间，将元、明两代及清初一些州县所修堤堰连在一起而修成的清河南堤——钦堤。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直隶大水，原有堤防多处漫堤、决口、坍塌、颓坏，康熙皇帝命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与直隶巡抚于成龙一起治理畿辅水利。经查勘后，将保定府、河间府、顺天府之间原有的元、明及清初所建的互不相连的堤坝，一律加修，巩固堤身，加以维护。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工程完结，王新命上奏云：“该臣等议得自雄县、新安、清苑、安州、高阳、任邱、保定、霸州、文安、大城、河间十一州县共堤长十三万八千丈零计七百六十六里，诚如圣训，惟坚固堵御者也。”由于此次修建是朝廷发帑兴筑，所以将堤坝称为“钦堤”。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朝廷又修河间府境内的滹沱子牙河堤，在河间府境内献县、河间二县之间，将子牙河自献县完固口两岸筑堤，延修到河间、大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旧堤，此时长堤已达九百五十四里。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地方又在河间县子牙河东岸筑民堤。至此，滹沱河北支，上自完固口、下至子牙镇全部筑堤。

自康熙大兴堤工后，“堤固河平，民享利乐者二十余载”“毫无冲决之患”。

最早记述“千里长堤”的是雍正时期的《畿辅通志》，书中称康熙年间的钦堤“起清苑县界，讫献县之臧家桥，周回于顺天、保定、河间三府之境，长千有余里，沿河绕淀为数十州县生民之保障”。

雍正年间与乾隆初期，主要是对钦堤加高培厚，增强抵御洪水能力。

雍正三年（1725年）“大水漫决尤甚，存者亦大半残缺”。次年，雍正帝命怡贤亲王兴修畿南水利，将堤堰加厚增高。

经过几年修建，据雍正《畿辅通志》记载，到雍正十年（1732），大堤“迄今六载，高下丰稔，濒河近淀州县井闾皆歌乐土焉”。

至乾隆二年，“修千里长堤浚支河，清河堤初名钦堤，至是始名千里长堤。”这是“千里长堤”命名的由来。在改名之前，朝廷对钦堤先进行了加高培厚，由康熙时期的“顶宽一丈五尺至二丈，底宽五六丈，高九尺至一丈”，扩增至“底宽八丈，顶宽二丈，高一丈，作坦坡形”。

康熙年间子牙河筑堤后，下游河口最易淤塞，于是，乾隆十年（1745年）在淀中修格淀堤，使子牙河转道东行，单独入海。格淀堤自大城县庄儿头，历静海县达天津县西沽，长八十四里。

乾隆三十二 年（1767年），皇帝亲阅清河河工，发现千里长堤东端节点三滩里至格淀堤西端节点庄儿头尚无筑堤，遂命直隶总督方观承等将文安县境内千里长堤与格淀堤相连，筑堤二千七百七十二丈，计十六里，归属“千里长堤”，堤段名为新格淀堤，而将乾隆十年所筑之格淀堤改称旧格淀堤。

至此，“千里长堤”已经突破千里之长，基本成型。其所经地域为今清苑县、高阳县、安新县、雄县、献县、河间市、任丘市、大城县、文安县、天津市西部等。此时的千里堤缘潴龙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并绕东、西二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因子牙河格淀堤塌堤，奏请改为叠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河堤修成后，称原格淀堤为旧格淀堤，此为新格淀堤。

嘉庆十三年（1808年）新旧格淀堤修筑。嘉庆年间，大堤早已定型，维护修葺遂成常态。

道光初年，将滹沱河、子牙河堤剥离出 “千里长堤”， 长堤仅包括清河南堤与格淀堤，起于高阳县界，达天津县西沽，堤坝长度缩减为四百余里。

在清后期文献中，千里长堤范围已限于大清河南岸。今天的千里堤则主要存在于任丘市、文安县等地。

二、千里堤的维护

清代千里堤堰，按所属管理者，可以分为官堤和民堤，我们把两者合并起来探讨修缮办法。千里堤的修缮，从修缮资金来源和人力使用方式角度分析，主要有官方修筑、官协民修、官督民修几种方式。

官方修筑，就是由朝廷拨帑，官方承修。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所修“钦堤”，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帑金充足，由于修筑前要对经费使用进行估算，并由专门机构审批，并且在堤堰修成后还要派专门人员进行查勘收验，所以修建人员会尽心职守。”凭借国家的力量促使州县协同修筑堤坝，大大减轻了州县间的矛盾。

清代，官修千里堤有多次，比如嘉庆十三年（1808年）堤工完成后，即派户部尚书德瑛、大学士刘权之“勘验堤工”。

与其它经费来源相比，发放帑金是官方行为，资金分配及时充足，故而能迅速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是，这种拨帑修堤的方式没有形成制度，朝廷对千里堤的修缮经费并没有持续。以乾隆时期为例，《东华续录》记述“千里长堤”的维护状况，戊午谕：据裘行简奏直隶旧有千里长堤，自乾隆三十七年大加培筑之后，已阅三十余载，其新旧格淀堤自乾隆十年、三十二年增筑以来，亦久未办理。见在堤工卑薄处所，多被冲刷，河水淤塞，各水纵横四注平野，不可不亟讲疏筑……直隶千里长堤及新、旧格淀堤两项工程年久塌卸，附近民田多成巨浸。”

官协民修，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工带赈；二是朝廷不出资，而是派员协助修缮。

以工代赈。在灾情过重“民力难纾”时。河堤一旦出现险情，多伴随水灾的发生，大灾需赈，顺便用民力修筑河堤等公共工程，这“既可接济赈民，又可潜消旱潦”，是比较通行的做法。

乾隆七年（1742年），朝廷对“以工代赈”的规定是，官堤给予全价，“至民堤民埝，原应民间自行修筑之工，遇偏灾之后以工代赈，自雍正十三年以后，照例准给官价十分之三。自乾隆七年以后，照例准给官价一半”。

朝廷不出资，但派员协修。乾隆五年（1740年）直隶总督孙嘉淦在奏折有对这种方式有详细说明：“劝用民力各工亦非尽委之百姓，臣已经委员会同地方各官为之分工段、量高卑、定尺丈、均夫役、立条规，选绅士之好义及乡里之公正者，董率其事”。此种方式使官方从地方事务中抽身，培植了乡绅势力。官方减轻了筑堤负担，也放松了后期的监管。

由于国力式微、岁修制度不健全、淤泥沉积、百姓侵占河滩种垦、河流改道等原因，嘉庆之后，千里堤险情不断。进入嘉庆年间，国家财政的持续贫困和官僚机构松弛，而千里堤已经“有堤身仅存一线者，有堤址几如平地者”，一遇水患，即成险工。异常严峻的政治形势，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愈发腐败的河政，官修制度逐渐走向消亡。此时，官督民修方式出现。

官督民修，主要是民修。同光时期，由于国力不逮，在各地依靠民间义赈修堤的方式已然成风，资金来源多出自地方州县及民间。千里长堤的修缮工费，来自地方民间的资金已经多于朝廷摊派及乡绅捐款。清代末期，随着民间乡绅势力的增长及河堤体系的解体，乡绅捐款修筑本邑河堤蔚然成风。除摊派与绅捐外，还有官员捐俸、商捐等形式。民修堤防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各州县自行筑堤，自为营是，以邻为壑，易导致各种水利纠纷。

三、光绪元年千里堤修守章程

从史实来看，清朝政府是非常重视水利建设的。即使在河政日渐腐败的嘉庆、道光朝，朝廷仍然积极寻求办法解决治河、漕运等问题。

水利施工是千百人的共同劳动，必须有明确的条例加以约束。在我国，水利法规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随后三国时期蜀国诸葛亮颁布的护堤令、唐代《唐律疏议》、金代《河防令》、明代《河防一览》等水利文献，都涉及江河堤、闸、坝等工程的修筑技术和堤防岁修、防守的严格制度。

清代河堤养护的立法，是在继承历代河堤养护法规有关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清代水利实践的需要而形成的，是当时特定科技水平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反映。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保障河堤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清代水利法制建设的成就。

清朝的防洪立法始自康熙时期，雍正与乾隆时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对各地防洪工程的兴修、运用与维护更为重视，并在之前制定的一些临时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先后制定了一批防洪法规。

就大清河千里堤而言，道光五年（1825年），直隶总督蒋攸铦在“奏为直隶千里长堤工程告竣公同酌议善后章程事”一折中曾列出千里长堤善后章程，提出官堤、民埝不分的解决办法：“从前千里长堤本系民修，惟格淀堤并无民修之例，迨嘉庆十二年动项修理之后，亦奏准均归民修。现在堤工请帑一律修竣，应照旧章俱责成民间自行修理，每年大汛饬令近堤十里以内村庄，勿论绅士旗民，按户出夫，昼夜在堤巡防保护。”朝廷将千里长堤的管理维护权交由地方，再由州县交与士绅办理。道光帝览此奏折后，朱批“立法非艰，行法惟艰，故为政要在立法必行也”，并要求蒋攸铦“妥为之断不可日久怠生，仍复如前也”。

清代，在水利立法方面，不仅定章立制，还出现了大量的记载水利法规的碑刻。这些碑刻，主要以公文和禁令的形式出现，兼具有案可稽、建章定制和公示于众的功能，是河务管理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清代水利碑刻都与治河防汛制度的形成有密切关系，是使治河制度走出衙署、脱离案牍而推行于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清代水利碑刻的遗存，是清代水利政策法规的实证。

文安县苏桥镇大清河光绪元年千里堤《善后修守章程》碑刻，记载了清代直隶总督李鸿章颁布的一个地方性水利法规。碑刻大多文字模糊不清，阳面主体部分内容清晰可辨。

此碑立于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内容为对文安县各村庄修守千里长堤所承修段落法律效应的规定。

光绪元年，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部堂兼理河道一等肃毅伯李鸿章，派委工程局天津道刘汝翼、统辖天津镇标中军游击陈本荣监修文安段千里长堤。这次修筑千里长堤，是继道光五年、同治十三年全面整修千里堤后的又一次重大工程。此次修筑完成后，在刘汝翼、陈本荣监督下，订立《善后修守章程》，并由文安县县令丁符九记录在案并勒石，树于苏桥西街（今团结村）大清河畔。

碑刻阳面碑额为“修守章程”四字，碑文内容为修筑千里堤的主要历史事件，以及本次饬订《修守章程》的缘由；碑刻阴面是各村庄岁修大堤应承担的尺丈数量。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此后至1901年11月离世，除1882年至1883年丁忧回籍守制和甲午战争后1895至1900年间调任他职外，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在督直二十多年时间里，直隶水患不断，李鸿章为治理水患付出了心血。

李鸿章曾陈述清代治水情况：“乾隆以后，未兴大役。道、咸以后，军需繁巨，更兼顾不逞。即例定岁修之费，亦层迭折减，于是河务废弛日甚”。就在这种“河务废弛日甚”的背景下，在连年水灾的状况下，李鸿章仍然实施了许多治水工程，朝廷也屡从李鸿章所请发帑修堤。

同治十二年（1873年），顺天、保定、河间、天津四府属多遭水患，“本年麦收中稔，惟文安、东明两县，或二麦被水,或上年被淹较重，麦难播种。六月间得雨深透，乃弥月大雨不止，西北口外及直、晋、豫诸山之水，各河同时异涨”，李鸿章奏请依靠 “千里长堤壕沟旧迹”开通赵王河，完成赵王河改道工程，并在保定县鹰嘴坝建闸一座。同年，又修子牙河东堤。

同治十三年，直督李文忠派委监修千里堤崔家房以上至十王堂择险兴修，崔家房以下，雨水夹堤，无处使土，自该处起至格淀堤至改修月堤，兼修又千里堤上下堤段共长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六丈六尺。

光绪元年（1875年），疏通文安胜芳河。

光绪七年（1881年），“加修子牙堤17400余丈，文安西堤2900余丈，展宽静海东堤2400余丈”。

光绪八年（1882年）秋七月，献县子牙河决，高旦村新堤是月西堤又决，李鸿章奏挑滹沱河新河，自献县朱家口东古洋河东岸起计长三十三里，该河南徒文安，保护遥堤。

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派委监修千里堤。

自光绪十七年筑堤后，朝廷拨帑修缮千里长堤基本停滞，千里堤的修缮变革到以地方和民间修缮为主。

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一年，估修千里堤并太保庄附近险工，查千里堤虽勘定尺丈，分拨兴修，尚有余堤一千三百余丈无从分配，是年绅民公议呈请各村应修段落， 每堤一丈，加拨八寸五分，所有余堤即均摊于一万三千八百余丈之内。光绪三十二年，千里堤堤工局成立，沿河看堤，岁获中捻，民有余力，地有余粮。 重整岁修章程，每年春分动工，严禁吏骨包揽，每堤一丈，加土四方，数年之间， 高厚可恃。

清代吏治问题严重，即使是在康乾时期，河工腐败问题一直存在，至中后期更是严重。清政府对河工投入了巨资，却被官吏贪污挪用、虚开冒报、挪用克派等，涉及工程、物料、器具、夫役等多个方面。官督民修制的地方水利系统中，吏治腐败问题也较为严重，存在着“圩长敛费侵肥，胥役从中舞弊”的状况，使得官督体制徒有其名，地方吏胥和圩长、陂长等村落人员从中假公济私，造成了水利管理的不良后果。清晚期后，堤防制度愈益废弛，加之淀口淤塞、河身抬升，使得“千里长堤”的修缮日渐困难，“虽经肃毅伯李鸿章奏请展河筑堤，其害终未有艾也”。进入民国后，加之气候影响、河流改道、东淀淤塞等水环境的恶化，千里长堤作为当初千里之长的统一河防体系已不复存在，真正的千里堤只留存于任丘、文安等地。

刘清华，1964年生于河北省文安县，祖籍山西，晋商后裔，长期从事中小学教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工作（已退休），著述主要涉及中小学教学、青少年智力开发和乡土文化教育。曾担任1994年中央电视台教育节目部、天津教育杂志社联合拍摄的电视系列片《陈铎老师教我巧记》脚本撰稿人。参与编著贵州师范大学智能开发研究所承担的全国“九五”教育科学重点课题“贵州省素质教育研究”实验教材《文理科最佳记忆法》（贵州人民出版社）、吉林省四平师范学院科研处记忆学丛书《揭开记忆术之谜》（长春出版社）等多部著述。1990年参加廊坊市中小学乡土教材《我爱廊坊》（教育科学出版社）编著工作。近年来，为县域学校开发了三种基于本土文化的校本课程，并主笔编写校本教材。目前主要致力于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主要研究清末民初晋商文化在冀中平原的传播、以廊坊市域为区位中心的京津冀历史文化，已发表研究文章《书法家赵孟頫记载的永清明肃楼》《清代戏曲名家王筠与永清人的一段情缘》《1919年廊坊火车站一带霍乱疫情始末》《水西庄主人、宾客在东安（安次）县城往事》《胜芳古镇走出的文化学者—程曦》《白峰溪：从胜芳镇走出的女剧作家》《报道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林扬》等。曾在廊坊市图书馆“廊坊文化沙龙”活动中举办专题讲座《冯玉祥在廊坊驻军往事》。现为廊坊市大清河与洼淀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来源：京畿有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