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开那个黄色的信封时，我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着。母亲去世的第七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整理她的遗物，却意外发现了这个被藏在衣柜最深处的秘密。
＂真相＂
翻开那个黄色的信封时，我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着。母亲去世的第七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整理她的遗物，却意外发现了这个被藏在衣柜最深处的秘密。
院子里的柿子树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嘲笑我的无知。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照在泛黄的信纸上，那是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大姐李秀珍的名字。
我无法呼吸，手里的纸张似乎有千斤重。木制的老地板吱呀作响，仿佛也在替我感到不安。
那是1982年的盛夏，蝉鸣声震耳欲聋，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记得那天，大姐从邮局回来，眼睛红肿，衣襟上浸满了汗水。
母亲坐在门槛上摘豆角，竹编的筛子里已经堆满了碧绿的豆荚。听到消息后，她的手顿了一下，豆荚掉了一地也没去捡。
＂没考上就没考上，咱不上大学也饿不死。＂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望着远处，声音很平静，只是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厨房里抽泣的声音。
可现在，这张复印件告诉我，三十年前的真相竟是如此不同。大姐当年是被录取了的。
我坐在母亲简陋的房间里，四周是斑驳的墙壁和老旧的家具。一盏褪了色的搪瓷台灯，已经用了二十多年，开关处的电线还缠着老化的黑胶布。八十年代初的老式衣柜上，贴着几张我和弟弟的黑白照片。
一张褪色的全家福挂在正中央，那是父亲去世前一年照的，我们五口人站在县城照相馆的蓝色背景布前，脸上带着拘谨的微笑。照片边角已经泛黄卷曲，母亲特意用透明胶带贴好，生怕它碎了。
屋外传来大功率广播喇叭里播放的《东方红》，这个县城的清晨总是从这首歌开始的。窗外小摊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卖冰棍儿了，一毛钱一根的冰棍儿！＂＂修脚盆，补搪瓷碗喽！＂
我继续翻找母亲的遗物，在一个绣着牡丹花的布包里，发现了一沓泛黄的信件和几本日记。日记本是那种最普通的蓝皮作业本，母亲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下＂李桂芳日记＂几个大字。
她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却透着一股倔强。翻开日记，我拼凑出了尘封已久的真相。1982年，正是我们县里出了那件大事的时候。
＂秀珍的通知书明明已经到了邮局，却被人扣下了。＂母亲在1982年7月20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去找了李邮递员，他支支吾吾地不敢说实话。后来还是老赵告诉我，是因为老李家的事，牵连到了我们。＂
李大爷是我父亲的同事，当时在县粮站工作。他的儿子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停职审查，我父亲作为他的同事曾为他说过几句公道话。不想，这牵连到了我们家。
＂今天去了教育局，门卫都不让进。好不容易见到了王科长，他只说按政策办事，让我别来闹了。＂8月3日的日记上，母亲的字迹明显变得潦草，笔迹重得几乎刺破纸张。
＂秀珍的录取通知被压了下来，名额给了县委梁书记的侄女。这世道，真是...＂后面的字被母亲自己用墨水涂黑了。
母亲日记中写道：＂今天去了第三次，还是那句话，没有用的。秀珍的大学梦就这样没了。我不敢告诉她真相，那孩子心太软，会恨人的。就让她以为自己没考上吧，总比知道这世道的不公更好受些。＂
我拿出那个年代我们全家唯一的老式收音机，试着打开，竟然还能工作。沙沙的电流声中，我仿佛听到了当年播报高考录取名单时的场景。那时候，整个小区的人都会聚在一起，听广播里念出一个个被录取考生的名字。
天色渐暗，我点亮了一盏昏黄的台灯。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开始下了起来，打在生了锈的铁皮窗檐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雨水顺着裂了缝的窗户渗进来，在墙壁上形成一道水痕。
我想起了大姐这些年的生活轨迹。那年＂落榜＂后，大姐没有再复读，而是去了县棉纺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那时的车间又闷又热，织布机的噪音震耳欲聋，棉絮满天飞舞。很多工人都戴着口罩，可还是患上了尘肺病。大姐每天三班倒，经常要上夜班，回家时手上全是纺纱留下的伤口和老茧。
她把每月二十八块五的工资几乎全部交给母亲，只留下两块钱买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她用这微薄的收入，供我和小弟上学。
那时候，一家人挤在单位分的两间小屋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炉，全家人围着它取暖。夏天闷热难耐，只能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用蒲扇驱赶蚊子。
＂老李家的秀珍，命苦咧！那么聪明的闺女，高考落榜了，只能去当工人。＂邻居大妈们经常这样议论。大姐听了只是笑笑，从不辩解什么。
后来厂里不景气，开始裁员，大姐是第一批下岗工人。她没有抱怨，又去镇上的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腿肿得像面团一样。。
＂小李，给我拿盒大前门。再来半斤猪肉，肥瘦搭配的。＂顾客们总是不停地使唤她，有时连声＂谢谢＂都没有。
她从未抱怨过，只是每当看到电视里的大学校园，那些穿着整洁校服的学生，她的眼神会不自觉地暗淡下去，只是转身去厨房，说是要去做饭，却迟迟不出来。
＂我这辈子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上大学。＂大姐常这样说，语气中带着自嘲，却没有半点怨恨。她总是紧接着说：＂不过能看着你和小弟都上了大学，我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一滴泪落在母亲的日记上，晕开了几个字。我该不该告诉大姐真相？这个秘密压在母亲心上三十年，现在又压在了我的心上。
我合上日记本，从抽屉里找出一包已经发潮的＂红塔山＂，那是母亲生前最喜欢抽的烟。拿出一支点上，尝试着像母亲那样吸了一口，却被呛得咳嗽不止。
晚上十点多，我打电话给小弟，他已经在深圳一家外企工作多年。听到我说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沉默了很久。
＂哥，你记不记得大姐结婚那年，妈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小弟突然问。
我努力回忆着。那是1989年，大姐嫁给了百货公司的会计刘建国。婚礼很简单，只在县城饭店摆了十几桌酒席。母亲破天荒地喝了两杯白酒，然后对大姐说了一番话，我们都以为是醉话。
＂你命苦，是我对不起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让孩子好好念书...＂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大姐安慰她：＂妈，您别这么说，我命好着呢。有个好婆家，工作也稳定，您别自责。＂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母亲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最后被父亲扶回了座位。
第二天，我约了当年与大姐同班的张老师。他已是满头华发，退休在家带孙子。见到我后长叹一口气：＂你母亲是个倔强的人啊，当年为了你姐姐的事，她跑了多少地方，磨破了多少嘴皮子。＂
张老师家住在县城最老的一条街上，房子是七十年代建的，墙面已经脱落了大块的灰泥。他请我进屋坐，用搪瓷缸子倒了一杯浓茶，上面飘着几片茶叶。墙上挂着他年轻时的教师证和几张发黄的奖状。
＂那年高考，你姐姐考得特别好，数学甚至得了满分。当时全县就她一个考上了省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张老师说起往事，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仿佛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夏天。
＂结果录取通知出来，你姐姐的名字却不在上面。当时我们都不敢相信，去教育局问，他们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填报志愿有问题。＂
＂最后呢？＂我问。
＂最后还是没用。那个年代，有些事情，你明白的。＂张老师搓了搓粗糙的手掌，指甲缝里还留着劳作的痕迹，＂你母亲不想让秀珍知道，怕孩子心里留下疙瘩。＂
＂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张老师接着说，＂她曾经冒着风险写了举报信，可是没人敢处理。后来她又找到了市里的信访办，结果被一个干部训斥了一通，说她污蔑领导，差点连工作都保不住。＂
听着这些往事，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揪着，疼得说不出话来。我想起母亲那双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想起她为了省钱常常自己做的那些布鞋，想起她每次看到大姐时复杂的眼神。
离开张老师家，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街边的梧桐树沙沙作响，是我童年记忆中熟悉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雨后青草的清香，混合着小吃摊上传来的煎饼果子的香味。
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从我身边跑过，他们的笑声轻快明亮，像这初夏的阳光一样灿烂。我想起小时候，大姐背着我去赶集，口袋里攒着几个月的零花钱，就为了给我买一支自动铅笔和一个崭新的本子。
＂这可是好东西，＂大姐骄傲地说，＂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咱家也出个大学生！＂
那时我们住在机关大院里，一到夏天晚上，院子里的人就搬着小板凳出来纳凉，大人们聊天，孩子们追逐嬉戏。收音机里播放着《同一首歌》，大家有时会跟着哼唱几句。
大姐总是格外安静，坐在一旁认真地读书。她读什么都爱不释手：《红楼梦》、《巴黎圣母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甚至连弟弟的《十万个为什么》也会翻来覆去地看。
＂秀珍这丫头，是块读书的料。＂邻居王大爷常这样夸她，＂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
大姐听了总是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脸上泛起红晕，眼里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当我考上大学那天，全家人都笑了，唯独大姐躲在厨房里偷偷抹泪。我以为那是喜极而泣，现在才明白，那泪水里有多少说不出的滋味。
＂考上就好，考上就好啊！＂母亲一边笑一边流泪，用衣袖擦着眼角，＂咱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
父亲虽然不善言辞，却破例去供销社买了两瓶汾酒，请邻居们一起喝了个痛快。大姐忙前忙后地张罗着饭菜，脸上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灿烂。
那年我离家去上大学，是大姐一路送我到火车站。她给我准备了一个旧皮箱，里面塞满了换洗衣物和一些速食面。最上面放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她积攒的三百块钱。
＂这些钱你拿着，学校里要用就用，别舍不得。＂大姐叮嘱我，＂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就给家里打电话，不要自己硬扛。＂
火车开动时，她在站台上一直挥手，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我不知道，她心里有多羡慕坐在车厢里的我，又有多少不能说的心酸。
多年后，当我研究生毕业开始工作，大姐已经在百货公司当了副科长。她的生活依然简朴，和妯娌们不同，她从不追求时髦的衣服或昂贵的首饰。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和听评书，每天下班后，她都会打开收音机，听单田芳讲《三侠五义》。
晚饭时分，我来到大姐家。她住在县城西边的一栋老式楼房里，房子是九十年代单位分的，两室一厅，装修很简单。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的木沙发，沙发套已经褪色，却洗得很干净。
大姐正在厨房里忙活，围裙上沾着面粉，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丝。一锅猪肉白菜馅的饺子正在锅里翻滚，香气四溢。
见到我来，她惊喜地放下擀面杖：＂小弟，怎么突然来了？吃饭了没？正好我包了饺子，多得很呢！＂
她的丈夫刘建国在看电视，见我进来，忙站起身招呼：＂小舅子来了！快坐快坐，我去拿酒。＂
＂建国，先别忙着喝酒，我有事跟我姐说。＂我严肃地说。刘建国见状，识趣地说要去楼下买烟，留给我们兄妹说话的空间。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个黄色信封放在桌上。大姐擦了擦手，疑惑地打开信封，当看到里面的内容时，她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沉默如铅一般压在我们之间。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窗外不时传来自行车的铃声和小贩的吆喝。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听见她轻轻的呼吸声。
＂我早就知道了。＂大姐突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出奇。
我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厨房里的灯光很昏暗，但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眼中闪烁的泪光。
＂在妈生病的那年，我整理她的箱子时偶然发现的。＂大姐的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微笑，＂我问过她，她才告诉我一切。我原以为自己会恨，会怨，可看着妈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大姐将锅里的饺子捞出来，放在盘子里。蒸汽模糊了她的面容，却掩饰不住她眼中的伤痛。
＂你知道吗，当我看到那张录取通知书时，我第一个念头不是恨，而是对妈妈的心疼。。＂
厨房里的灯光很温柔，映照在大姐的脸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像极了母亲，同样的坚毅和宽容。
＂当年如果我上了大学，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大姐轻声说，＂但我不后悔，真的。我有个好丈夫，有个懂事的儿子，还有你们这些让我骄傲的弟弟妹妹。＂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艰难地问。
＂有什么用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姐拍了拍我的肩膀，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声音哽咽着，＂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些，不想让你们对这个世界失望。妈妈做了最艰难的选择，我们都要理解她。＂
她的话让我想起了母亲临终前的一幕。那是去年冬天，母亲因肺炎住院，大姐日夜守在病床前，给她喂水喂药，帮她翻身擦拭。
有一天晚上，我去医院替大姐值夜班，看到母亲醒来，挣扎着想说话。我附耳过去，听见她虚弱地说：＂对不起秀珍...对不起...＂
我当时不明白她为什么道歉，只以为是老人临终前的胡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她心中永远的愧疚。
大姐打开了厨房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这是我的日记，我一直记到现在。＂她翻开其中一页，上面记录着1982年8月15日的日记：
＂今天去邮局拿录取通知，结果说没有我的。我不敢相信，又问了几遍，邮递员只是摇头。回家路上，我在桥边哭了很久，不敢让家里人看到。妈妈说没考上就没考上，可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为了这次高考，她省吃俭用给我买参考书，给我补营养。现在一切都白费了。但是没关系，我会坚强的，不会让妈妈为我担心。＂
翻到后面，是1992年的一页：
＂今天小弟考上了大学！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妈妈笑得合不拢嘴，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看着小弟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我突然想到十年前的自己。有那么一瞬间，我很难过，但更多的是欣慰。至少在这个家里，有人能圆了我的大学梦。＂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滴大滴地落下来。大姐轻轻地抱住我，就像小时候那样。她的肩膀很单薄，却给了我无限的力量。
我忽然明白，大姐和母亲都有着相似的灵魂，她们选择了宽容，选择了承担，也选择了守护他人不被伤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们用爱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堤坝，守护着整个家庭。
大姐的儿子小刚从学校回来了，背着书包，脸上带着青春的朝气。他正在读高三，是学校的尖子生。看到我，他高兴地叫了声＂舅舅＂，然后去洗手准备吃饭。
＂他想考清华，＂大姐的眼里满是骄傲，＂老师说他有希望。＂
我看着小刚专注做作业的样子，想到了大姐年轻时候读书的模样。命运就像一条河流，虽然她的大学梦被生生截断，却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了延续。
刘建国回来了，大姐收起日记本，擦干眼泪，脸上又挂起了温柔的笑容。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饺子，聊着家常，一切如常。
窗外的雨停了，清新的空气涌入房间。星星点点的灯光在远处闪烁，像是岁月长河中的一个个记忆碎片。
我和大姐坐在厨房里，分享着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还有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与理解。客厅里传来刘建国和儿子下象棋的声音，偶尔夹杂着笑声。
＂妈走了，咱们也别再提这些了。＂大姐揉了揉眼睛，微笑着说，＂人这一辈子，有些遗憾就让它成为遗憾吧。我现在挺好的。＂
她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却也闪烁着宁静的光芒。我知道，在那个朴素的灵魂里，早已化解了所有的不平与伤痛。
我帮大姐收拾碗筷，看着她熟练地在水槽前洗刷。夜已深了，院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我想起了当年县城唯一的那家书店，每到新书上架的日子，大姐总会第一个去排队。她省下买衣服的钱，只为了给自己买一两本心仪已久的书。那些书被她珍藏在一个木箱子里，每本都用报纸细心包好。
我还记得大姐教我认字的情景。她总是耐心地一遍遍教我写那些难认的汉字，用铅笔在我的本子上轻轻描出笔画，然后让我一笔一划地临摹。她说：＂字要写得端正，就像做人一样。＂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那条熟悉的老街。夜已深了，街上行人寥寥。一家老式理发店还亮着灯，橱窗里贴着八十年代的发型照片，已经泛黄褪色。
街角的小卖部前，一个老人坐在门口抽着旱烟，烟锅在夜色中明明灭灭。他看起来和我父亲年纪相仿，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不知道他的人生中，又有过多少无奈和坚强。
经过母亲生前常去的菜市场，想起她总是挑选最便宜的菜，为了省下几毛钱。她会站在摊位前讨价还价，皱着眉头掂量着蔬菜的分量，嘴里念叨着：＂这萝卜也太小了，能不能再加点？＂
想到这里，我突然泪如雨下。为母亲的不易，为大姐的坚强，也为那个时代里千千万万和她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默默无闻的付出，却支撑起了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时代。
我们静静地坐着，听着屋檐上残留的雨滴落下的声音，仿佛时光在这一刻凝固。大姐的手轻轻握着我的，温暖而有力，让我想起小时候她牵着我过马路的情景。
有些真相，或许永远不需要说破；有些爱，无需言语，就已经温暖了整个人生。在这个普通的春夜，在这个普通的县城，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什么是无言的爱。
外面的雨完全停了，夜空中透出几颗星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生活还要继续。而在我心里，这个被尘封三十年的秘密，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