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一个白族村落中松茸流通背后展现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入手，重点关注数字化背景下松茸在村落社会中的流变、媒介形态不断扩展的过程，提出石龙松茸具有生计物和关系物、可被言说的对象物、数字时代媒介物等形态。村落社会中物的媒介化流转过程是人们运用媒介技术实现

作者简介

孙信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摘要

本文从一个白族村落中松茸流通背后展现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入手，重点关注数字化背景下松茸在村落社会中的流变、媒介形态不断扩展的过程，提出石龙松茸具有生计物和关系物、可被言说的对象物、数字时代媒介物等形态。村落社会中物的媒介化流转过程是人们运用媒介技术实现文化范畴“跨码”的探索，这种探索有可能带来村落景观和文化空间的重塑，也会促成村落内部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重组。松茸作为物的独特性，在当下的传递和展示高度依赖于信息、技术和媒介编织而成的网络，因此能为村落社会发展与数字化变革提供新的理解，同时也为传统路径关于物的研究注入传播学的新视角。本文采用微观叙事的方式，将物的不同形态融入村落日常生活、村民日志文本、数字化展演等环节和过程中，力求在乡村传播研究中探索一种新的书写范式。

松茸；物；流动；媒介化转换；乡村社会

在中国云南滇西北七八月份的石龙村里，最受欢迎的物品莫过于松茸了。村里多个散落的松茸收购点，总是在下午三四点迎来一天采摘松茸归来的村民。村民大多以女性为主，她们身背竹制的背篓，放下背篓，小心翼翼从篮子里扒开松针，几朵厚实致密、白色夹着褐色的松茸绽露而出，一种特殊的气味立刻弥漫开来。收购的男性村民轻轻拍掉松茸末梢的泥土，放到秤上称重。一年里，采摘野生菌的时间大致可以持续四个月左右，一户人家若收入可观甚至可以达到10万元。当天，分级和包装过的石龙松茸很快到了上海、深圳等全国各地，甚至远至国外。云南西北部是全球松茸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个季节的石龙村来说，松茸就是整个世界。

石龙行政村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下辖石龙和观音房两个自然村，三个村民小组，农户共290户，总人口1354人。其中，白族人数占比81%，彝族15%，傈僳族3%，其他1%。白族人世居这里。因为海拔较高，独特的气候让这里的夏季盛产各类野生菌，其中松茸收购价格最高，成了村民一年收入中最重要的生计来源。

作为一个白族文化保留完整的古村落，近年借助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石龙村在乡村旅游和现代农业上寻求村落突破。一直就很兴盛的白族调和霸王鞭作为石龙白族人重要的文化标识被重新激发生命力，传统民居改造为民宿，村里有了山野旅游、休闲和研学的新地标。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奔跑”在全国乃至世界物流供应链上的松茸，伴随着手机等移动媒介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热衷于在数字世界中呈现新的村落景观，松茸凭借其独特的姿态频繁地出现在了石龙人的社交媒体中。以松茸为主的各类野生菌，不再只作为自然物，也不仅作为传统的生计之物，而是和白族特有的文化标识物、全新的旅游研学体验项目紧密关联在一起，在数字平台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和生命形态开始流转。

一、为何从“物”的角度理解乡村社会

物的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人类学内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将物自成一格的特性与社会文化特性结合，来探讨物性如何塑造或凸显社会文化”（黄应贵，2004：3）。西方人类学传统中物的“使用及形态的差异性使物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信息”（靳志华，2014），通过对“实物背后所包含的‘人’的活动及文化过程”进行研究（庄孔韶，2002：153），从而使“‘物品’来再现‘文化’”（庄孔韶，2002：153）。传统人类学对物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路径展开，即物的标识、物的交换、物的分类与象征。当物作为标识时，进化论与历史特殊论学派把物的演变视为社会阶序递进发展和特殊文化区域存在的证据，将物放置于时间与空间维度中帮助人类构建谱系；当物作为交换品时，社会学与功能主义学派则从个人和群体需求出发，探索物在不同地方交换所呈现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整体间的逻辑关系；当物作为象征存在时，结构主义、象征主义等则通过阐释被赋予了符号和象征意义的物来理解社会深层结构及文化意义。“物更能凸显人类创新与再创造的行为，而为文化传统再创造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基础。”（黄应贵，2004：序1）由此，人类学视野中对物的理解，往往与社会文化、结构等内在和深层的意义相关联，物的背后蕴含着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以物切入的探索方式对研究社会及文化大有裨益。若将物的分析放置于一个特定的小型社会中，透过物的线索也能够成为理解地方性社会和系统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就有将村落作为单位展开社区研究的传统，村落和小型社区便于我们进入特定的社会事实内部和社会结构中观察，也让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群体和社会关系的分析较容易展开。这一传统也影响到了聚焦乡村振兴和村落发展的田野研究，众多学者较为自觉地将村落作为调研的重要空间与对象。结合乡村社会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乡村振兴的背景，诸多研究从乡村多元主体、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和乡村治理等角度展开。但村落不仅是人的栖居之地、传统文化凝结之地，更是承载多元的物之所在，物成为解析村落内部社会的一种“密码”。当然，从特定社会内部研究物的使用、分类以及物造就人们认知方式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围绕物的生命史展开的文化阐释更是常规性的研究路径。例如，艾约博对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的勾勒，描述出村落中的人们在将竹子和其他纤维物转化为纸张的过程中，技艺如何在散落的自然、社会和象征环境的多重信息中得以重生（艾约博，2016：1、19）。黄应贵对台湾东浦传统布农人村落研究中提到，提供生产与享用的小米等一类自然物，还是累积一家财富、盛名与声望的具体象征（黄应贵，2004：393）。这种对于物的研究基于学者的理解：对物的认识“不得不置于文化及社会的动态性脉络中进行”（黄应贵，2004：441）。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物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处于变化的过程，乡村社会作为多种物和物质文化汇聚的重要之地，其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去改造、生成新的物的过程。乡村社会剧变的背景下，重拾小型社区中物的研究路径，尤其将其与乡村数字化发展趋势结合起来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挖掘。传统村落中物的存在形态与社会功能、文化意涵不断变化与拓展，甚至由自然之物、文化之物成为媒介中的数字之物、展演之物。这些变化除了技术性条件带来的冲击之外，始终与村落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变迁紧密伴随。透过物的视角，特别是立足于物的转化、物与村落社会之间的独特联系，窥见乡村社会的发展，不失为新的视角。然而还需要追问的是，村落社会物之众多，是否都值得将其纳入讨论范畴？传统文化和民俗的物质承载体系、日常生活及日用之物等都属于物的范畴，但是它们具有的社会流通性与嵌入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大相径庭。以物的视角窥见乡村社会发展，应选择那些承载着丰富文化信息或是连接人与人关系乃至组织运转的物来展开。从这个角度讲，石龙村的松茸不仅具有人类学家罗安清所言的“特有的芳香而被视为对秋天的礼赞”（罗安清，2020：7），又是“一种精英式的享受”（罗安清，2020：8）的特质，更重要的是，松茸还是一个节点，把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迈克尔·海瑟威的多物种民族志里探讨了蘑菇、植物、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复杂的共生，指明一种重新思考生物学的知识生产、地球历史以及全球化连接的方式（Hathaway，2021）。而在石龙村，松茸背后展现出当地的社会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的网络，村内的松茸交易网络更多是依靠家族关系和人情往来构成，我们可以借此去探析松茸在白族人日常生计生活和经济网络中发挥出来的作用。在流动性不断加剧的当下，松茸更是村落与外界连接与流动的象征。同时，我们借助村落深度的田野观察还发现，伴随乡村社会媒介化和数字化程度的加深，松茸不仅是“经济物”，更是“媒介物”和数字化的呈现。松茸成为组织村民日常生活以及村内外的“连接物”，更源于其在当下的传递和展示高度依赖于信息、技术和媒介编织而成的网络，因而它在石龙村落社会中的流变与意涵不断得到扩展。由此，松茸作为特定的物，成为理解该村落经济生活、日常交往乃至数字技术普及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借助松茸的分析，本文不仅想探索传播学视角下对物的研究的一种新视角，还想从乡村传播的范畴内拓展物的流转与村落社会发展、数字化变革之间关系的新路径。

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物的方式去探析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及其变迁，往往多采取微观式的观察视角。正如西敏司所做的关于蔗糖种植、流转和被消费的微观史一样，他所使用的是本雅明所述的现代叙事方式——一个宏观的全球史进程，其中不乏细微的微观事物（胡甦、章梅芳，2022）。在乡村开展研究并期待产出对乡村振兴议题以及乡村传播领域更深入的关怀和新拓展，需要研究者以更为细致和贴近真实生活的姿态展开分析。本文尝试以田野观察和民族志微观书写的方式，对松茸等乡村之物的存在及转变展开探究。

二、作为生计和关系之物的石龙松茸

作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蘑菇之一，松茸本身的奢侈品性质，让采摘松茸成为当地人一种新的交易形态和经济类别。石龙村林下资源丰富，各类鲜美的野生菌最易生长，其中尤以松茸最为珍贵。松茸的采摘集中在每年6月至10月，野生菌收购和流转体系是保证采菌人送出货物的基础。石龙村收购菌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目前村里较为集中的共有9家收菌老板，松茸交易主要分为直销和批发两种。批发的中转站是剑川县和昆明市，直销则是村民收购商通过线上直播和微信等平台与顾客点对点交易。

石龙村人的日常生活节奏被松茸的采摘所影响。对于收菌人来说，下午时段是一天中最为紧张的时候，人们要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快速“拦截”采菌人。那些不在固定收购点等待的收菌人，拨打接听电话和加速的汽车油门成为村里的风景，他们在第一时间接到采摘人下山的信息时，驱车赶到半路抢收松茸，为了得到新鲜和优质的松茸，消耗一点汽油也是值得的。满载松茸和各类野生菌的面包车要在物流公司当天最后一班车辆发出前赶到县城，将新鲜的松茸快速包装运送。每天下午六点左右一直到晚上十点前，剑川县城中的顺丰快递站是最忙碌的时刻，这里每天要打包500余箱（1公斤每箱）松茸发往全国各地。同样被改变劳作时间的还有家里的女性。采摘松茸的村民尽管男女不限，但是一般以女性居多。采摘人往往要在凌晨四五点甚至更早就要起身出门。

村落中围绕松茸的采集、收购形成亲疏有序的交易往来。石龙村一共有四大姓，如果自家亲戚有收购松茸的，大多数村民会理所当然先把松茸卖给他。但石龙村并不是一个完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村落，村民居住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作为同乡和邻里形成了普遍的地缘关系。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地理自然因素作为连接纽带建立的关系具有先赋性，发挥着村落整合的重要作用。松茸交易中村民们更多以买卖双方的角色出现，交易关系建立和交易活动的完成往往建立在乡土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因此，除了将松茸卖给自家亲戚之外，缘于地缘和族缘的普遍信任，很多采集者倾向于“遇到谁给谁，价格都一样嘛”，“村里随时都是朋友，一出门就见到朋友啊”。因此，采菌人在提供货源时多基于亲缘的优先地位做出选择，但“轮流买卖”和“先到先得”是他们处理乡邻关系的灵活策略。

石龙村白族有一种常见的风俗“打老友”，就是同性别同年龄人之间结交成终生亲密往来的好朋友，类似一种拟亲属关系，其本质是一种感情加利益的关系。打老友作为重大事件，父母对子女打老友的态度非常谨慎，会对双方的家庭、人品、健康状态等进行衡量。一旦打老友关系确认后，双方家庭即成干亲家，同时会在亲友和邻居间公开，成为全村人都知道的关系。打老友建立的关系非常亲密，使得两个家庭不是亲戚胜似亲戚，大理白族地区也将这种关系称为“帮辈”。关系缔结者之间具有强制道德性的互助互惠，帮辈成员是个人进行各种仪式与生产交换的主要合作伙伴（马腾嶽，2015）。这种关系也会影响到松茸的收购双方。收购人李保康认识了一个洱源县城的收购老板，两人的儿子开始打老友，只要这个老板在收购，他就会把货卖给他。李保康有自己的解释：“只要他老友爹收就卖给他，毕竟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亲戚关系，老友嘛。有些老板也给我打电话，但是我也不卖给他们。”

石龙村一、二组为白族聚居区，三组有彝族和傈僳族。收购人会在收菌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形成紧密和互惠的交往关系。村民张国宝在村中经营一家小卖部，常到傈僳族人家去收菌子。因为路途遥远，其他收购人一般不愿跑，张国宝就和傈僳族村的八户人家达成了默契，结成稳定的关系。张国宝既收购松茸，同时也会带上一些帮他们采购的货物。年轻的阿贤也和张国宝一样，喜欢到旁边的彝族村里收松茸。和多年前张国宝拉着骡子收购不同，阿贤风风火火开着面包车疾驰到彝族人家，他也和不少彝族人建立了稳定的供货关系。阿贤总是在称完菌子后，把钱的零头补齐付给村民，同时递上一根烟，嘻哈谈笑间就完成了松茸的收购。尽管90后的阿贤生活方式几乎和城里人已无二致，但他还是常常备上一些现金，很多彝族妇女并未开通手机支付，零钱实在找不开时，阿贤熟练地为采摘人拍照，记录每单收购的价钱，然后将照片发送到自己的微信，以待下次来时再付钱给采菌人。他们显然已经非常习惯阿贤的做法，也从不怀疑阿贤的信用。

松茸的交易“训练”着村民的经济理性，村民越来越具备等价交换和商品意识，但是来自乡土的信任与道德规范是建立他们良好交易关系的有利条件，人情互换和利益互惠成为维持他们关系的有力筹码。松茸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系统中成为关系之物。

三、可被讲述和言说的“对象物”

石龙村松茸的丰收或歉收昭示着这一年家家户户的收入，人们围绕松茸展开生计活动并凝聚关系。正是源自村民与松茸这份不可分割的关联，石龙人的记忆里无法抛开松茸的身影。作为生计和关系之物的松茸，在这里奇妙地成为承载石龙人记忆的“对象物”，而石龙村与讲述性文本的遭遇，激发了松茸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呈现。

雨季的到来让采松茸的难度加大了，除了极为常规甚至程序化的记录之外，老人偶尔会在日志里投注自己的情感和“抱怨”。例如，在2004年8月30日的日志里记叙：“昨晚后半夜开始下雨，直到今天早上10点。石龙的气候特点是一雨变成冬，石龙古话说‘冬天冻不死人，夏天可冻死人’。但村民为了生活凡是能上山的都上山采摘松茸和野生菌，真是风雨无阻。”（董秀团，2009：124）从村民张海珠的记录里可以知道：“昨晚整晚下雨，雨哗啦啦地下个不停。早上起来雨还是下个不停，大部分村民都在家休息，一部分村民早上起来吃了早点后，还是冒着大雨走出家门，穿上雨衣、雨裤，这么大的雨都未阻止得了村民们去采菌子的决心……其实下雨天松茸容易找到的，因为雨水会把松茸头上的各种绒毛或者泥土都冲走，所以更容易采到松茸，就是太冷了。”（董秀团，2021：51）

张海珠一定是个细心的采菌人：“要说采菌呀，是要讲究经验和技巧的，你必须总结经验，必须记住松茸生长的具体位置，你采到一朵就把位置记起，以后隔三岔五的来这个地方找，很有可能就采到了。采菌王都有自己的秘密采菌地（别人不知道的）。”（董秀团，2021：54）“全村公认张瑞兴第一，他的采菌地都是后山，路程远，‘暗器’多，因为路程远而‘暗器’不易被破。”（董秀团，2021：72）这里的“暗器”就是采菌点。采菌能手在松茸季往往收入颇丰。“今天二组村民张石香采到松茸四公斤多点，收入954元，是今年出菌以来单人单天收入最高的，也是近几年上山采菌一天收入之中高档位。”（董秀团，2021：71）采到菌子，有了丰厚的收入，自然让人心情大悦。“上山采松茸是一件又得钱又快乐的农事活，以前上山是一伙一伙的，但现在成群上山的现象不多见了，多数人是单独行动，怕别人发现自己的采菌位置。采菌季节不论你到哪座山都听到唱白曲的声音，以前男女对唱那是天天有的事……采松茸只不过是走路的过程有点累，到山上采找的过程相当愉快。”（董秀团，2021：74）回忆采松茸的快乐片段，那些冷雨夜就起身上山的痛苦仿佛一扫而空。

村民不仅在日常之中品味松茸带来的苦痛与快乐，在多年的采菌、收购、买卖过程中，也深谙松茸流通之道，这段流通历史开始极早。“村民上山捡野生菌出售的历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人上山捡松茸背到县城街或沙溪街上出售，或者兑换粮食，这一风俗一直传承到现在。现在不必到村外去出售，在村里就有很多人收购。”（董秀团，2021：57）村民李绚金老人非常细致地记录了2004年一天的场景：“石龙野生菌市场，从上午11点至下午3点，你争我夺，相互竞争，讨价还价，大呼小叫，几百号人熙熙攘攘，每天都有一番热闹。每天都有5部左右的车子，最多时10多部车子进来，车一走也就风平浪静。”（董秀团，2009：348）松茸流通不只本乡本土，甚至到了大城市和国外：“改革开放后松茸逐步流入市场，深受城里人的欢迎，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购买，使松茸日渐值钱。”（董秀团，2021：61）

这些文本中的记录和故事里的讲述，将松茸的生命史转场到了一种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场景中，由此松茸开启了物的生命形态的另一个阶段。“当代最强有力的趋势就是将物的世界视为一个无活力的、沉寂的世界，只有通过人及其语言才能使它们呈现出生机。”（Appadurai，1986：4）石龙松茸，恰是阿帕杜莱对物如何呈现意义的极好例证。那些留存在村民记忆中的对松茸的言说，以及那些被文本记录和表述的松茸，实则已然以一种“媒介物”的形态出现在村落整体性的历史和叙事之中，这些文本形成一种新的集合体，其中凝聚着松茸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塑造。这种被讲述和言说的过程，到了数字时代变得愈加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追溯，石龙松茸的媒介化转化之旅，其实从以语言和文本作为载体的传统媒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四、石龙松茸的数字化展演与流动

（一）益然的沉浸式采菌

让我们跟随镜头来一场沉浸式的采菌体验，这里没有配乐和解说，只听得到清新茂密的丛林和大自然的原声。人在丛林间穿行而过，脚下踩过的落叶窸窸窣窣流淌过耳间，声音饱满而又立体。镜头转切之间，一朵朵胖乎乎的蘑菇被采菌人收入背篓。她们像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有着厚实的伞盖和圆润的躯干，轻轻拍一下刚破土而出的蘑菇头，孢子粉在我们看不见的空间中瞬时洒落。采菌人用这样的行为，期待着来年与她的再会。这是有着“石龙第一摄影师”称号的年轻村民张益然发布在小红书上的沉浸式采菌画面。

2024年7月初，张益然运营的小红书上不断有人询问石龙的特色游玩活动，他心里很自信，因为自己了解小红书的流量密码：“小红书上大多都是中高端的游客，抓住这波流量我就可以把其他项目都带动起来。”益然和侄子计划的第一件事便是制作和发布宣传视频，搜索大量捡菌视频后，拍摄的方法和基本思路敲定，两人决定一早上山尝试。那天早上五点刚过，趁着清晨的小雨和薄雾，他们拿着手机便一头扎进了山林中。二人划定一块区域，然后分头寻找菌子，在旁边做出标记，找完菌子时天已经大亮。正式开始拍摄，手机镜头翻转，上边沿贴地，从远到近不断往里推镜头：“手机镜头如果正着拍，场景就会很杂乱。把镜头反过来，拍出来的背景比较干净，松茸也很立体了。”这样专注的过程里容不得一点差错。继续点开拍摄，益然重新将扒开的泥土和松叶放在菌盖之上，“这样更加真实！”镜头切换之间，每朵被拍摄的松茸，都以拍一拍松茸的“脑袋”作为画面的开场，“我们小时候捡菌子都是找到就装进筐里，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拍一拍它的头。现在网上流行这种拍法！”一上午的忙活，二人带回六十多个视频素材，益然将它们精心剪辑为了一条3分30秒的沉浸式采菌视频，发布在了小红书账号上：“菌子拔土而出的声音是不是很解压，调大音量跟我一起感受！太治愈了，深入深林，感受林中风涌动的声音，静下心，追逐一场精彩的盛宴。”

第二件事情是确定体验项目流程。益然在咖啡营地开发了采菌套餐，涵盖了车辆接送、采菌领队、营地火锅、户外保险、专属采菌装备等项目。采菌作为中间环节，串联起了喝咖啡、营地火锅等活动。益然的第一单采菌体验顾客来自小红书订单，一对热爱户外徒步的香港夫妻通过后台私信联系到了益然。这次采摘给年轻的益然积累了很多户外知识和经验。没过几天，有小孩的家长联系了益然，因为他的游客多为小红书上的年轻人和小孩，所以他决定在采菌的过程中加入野生菌种类教学、制作菌子标本、采菌卡等内容。一张宽约8厘米的正方形纪念卡上，枯黄的松草和深绿色的苔藓之中，一棵破土而出的野生菌显得生机盎然，圆润厚实的伞盖上洒落穿过林间的几缕阳光，旁边用浅灰色手写字体写着“上山—采菌子活动”的字样，从菌子标本到采菌卡片，益然用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技术化创意，赋予体验项目以社交媒体时代的新意与价值。

（二）阿贤的松茸直播间

亮贤和益然一样都是石龙村近年来新出现的收购“菌二代”，他近两年才从父亲手中接过收菌的生意，他说自己是“收菌的狠人”。与村里其他人在本主庙前的定点收菌不同，亮贤主要开着面包车前往彝族村流动收菌，在销售渠道上，亮贤从最开始交货给二级收购商的模式逐渐转变为线上抖音直播卖货。因此，亮贤的松茸收购让他在村里显得与众不同。亮贤不仅以线下流动收菌的方式串联起了与捡菌人的关系往来，构筑起一个以流动收菌为主的线下生活与生计空间；同时他还以直播卖货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多元互动的线上流动空间。作为村里直播卖松茸的第一人，他已经在石龙村连续直播了14场，累积了一套直播心得。

首先，搭建场景。亮贤觉得，一是直播间人数不是最关键的，哪怕只有十来个人，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买那就是收益；二是场景搭建很重要。他飞速滑动手机，对多个松茸直播间做出点评：“你看这个直播间，拿个转盘在那儿转啊转啊，菌子转干了他都卖不出去”，好几家演播室内的松茸直播他都给了负面评价。手机滑落之处，亮贤突然对一个室外直播间做出了充分肯定：“这个好，因为他在室外”，这与亮贤的直播理念非常吻合。在石龙村做直播时，亮贤在家里做过两场，但是效果不太好，而在石龙水库旁边做的十余场直播效果最好，“在水库直播那场赚了6000多（元），别人背着松茸走过来就很有感觉”。将镜头对准刚捡菌下山的村民，营造一种原生态、新鲜和真实的销售场景，亮贤找到了“感觉”。

其次，直播团队配合好。亮贤与来自四川的两个伙伴组成了直播团队，团队中大家分工明确，女生负责解说，亮贤负责出镜，另一个男生负责后台的实时数据分析和流量操作。直播间人数较少或者质量不高时，他会立刻投入流量为直播间引流；直播间数据分析会根据账号等级情况实时调整：“很多人要面子，在直播间几十个人面前夸他，他过一会儿就直接下单了。”“我们研究过一个大哥，在非洲搞工程，他的抖音主页里就发了两个作品，一个是吃帝王蟹这些海鲜，另一个就是开了一个劳斯莱斯。”这些信息让亮贤将其锁定为重点顾客。

做直播的经验多了，阿贤总结出了三个松茸直播技巧：一是要通过话术突出松茸的品质。二是要保证直播间的现场感。阿贤的逻辑就是：室内效果远远不会有室外空间好，松茸直播要的不是松茸的打光有多漂亮，而是要让人感觉到松茸就是一个真实的、刚从山上采下来的、原生态的东西。三是要给客户安全感，松茸价格较高，因此在直播间有必要强调松茸损坏如何赔付的保障。

（三）社交媒体里的松茸新故事

相比益然在小红书里精心策划的松茸采摘体验，阿贤在直播间里把松茸交易和文化体验巧妙杂糅，更多的年轻村民在社交媒体里不断创作松茸新的故事。

在北京漂泊多年的“白人兄弟”组合（一个白族音乐组合）成员董禄龙因常年在外，见多识广，2022年返乡后，他努力搭建民俗文化—民俗体验—音乐创作为一体的深度旅游线路。他带领外地人上山捡菌子、做铜锅饭，让游客在家中体验白族传统舞蹈霸王鞭，还创造做喜州粑粑、白族三道茶等民俗活动。社交媒体里他的松茸展示也与众不同：“让我带你实现美景自由，心情自由，野生菌自由。”制作的视频从水库的草坪到山上捡菌子，再切换到火塘边的腊肉炒野生菌，松茸和石龙美景在他的镜头下相得益彰。他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将白族调的演唱和音乐融汇到采松茸的过程中：“这朵松茸真难找。这朵松茸要去哪里找，你遇见没有？身上穿着红衣衫，帽子带的是铁帽子，红红白白红彤彤，十人九个爱。”

李繁昌是霸王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村里最早一批开始接待外来游客进行文化体验和研学活动的村民，据说，村里研学营的方式就是从他这里开始的，如今这种形式在村里蔚然成风。他时常有精彩的短视频，最新的一个短视频《采蘑菇的小姑娘》被他精心剪辑：“拣蘑菇去了，我最爱拣蘑菇，拿一个塑料袋，拿一个竹筐，我要上山拣蘑菇。”剪辑的歌曲配上参加研学营孩子们采菌子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在村里已经干了多年松茸收购人的李四海也热衷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和松茸有关的内容，他最爱普及松茸的各种知识：“松茸在很多方面跟茶叶是一样的。”“产地是松茸品质的核心要素，受海拔、森林树种、树龄，土壤、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一个不缺美味的时代，但是一个缺乏天然的世界。新鲜松茸！尝鲜的可以下手了！”

松茸在数字平台中的流动，遵循着“可看性”原则，精心编辑过的画面和语言将其塑造成更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性的野性之物。如果说，过去采菌子是石龙人重要的生计方式，而今天，如何体验采松茸成了石龙人新的生计和展示方式。和过去不同的是，人们并不急于在每一朵松茸上即刻换回等值的货币，而是把游客们对石龙村的想象和期待凝结在小小的松茸身上，通过手机等技术手段的介入，把具有实在的物质性的松茸变成了一种“非物质性的旅游”。这是村民们在运用数字技术“充满技巧性地与周围世界打交道”（艾约博，2016：20）的方式。小红书、微信和抖音里，村民把松茸和乡村生活的展示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人们不仅渴望在视频里看到新鲜的松茸，还希望感受孕育这朵松茸的草地、山野和采摘人，松茸成为具有展演和体验式的乡村新景观，这样的画面或许是传统石龙人所没有见过的松茸。直播间里，松茸混杂着更为多元和复杂的意味，主播毫不掩饰松茸背后赤裸裸的高价和渴望盈利的气息，为了让松茸更富有当地文化体验的色彩，直播间的主人努力运用表情、手势、语调和话术将人与松茸化作整个网络平台和沟通系统的核心。“物并不是只在于它过去如何被造成的，而是它不断被加上许多新的要素变成了纠结物”（黄应贵，2004：8）。数字化的世界里，石龙松茸早已不再只是过去单一的生计之物，它和人的生活、生命缠绕在一起，成为具有多元意义的物。

五、从生计物、对象物到媒介物：松茸的社会性流转

松茸在石龙村的交易和流转的历程，是松茸作为物的一段社会生命史，它为探寻技术、人、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关联性找到了一种可能性的研究方法，从而帮助人们理解当下变化所催生的文化形态，以及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连接和表达（孙信茹、黄博，2022）。

将松茸作为生计物的分析视角，接近传统意义上物的生命史的研究路径，即注重从社会和文化体系内部去理解物的意义及价值，“发掘这些流动的物质如何与当地人们的生活结合起来，成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表达形式”（尹建东、刘薇薇，2019）。在这种分析视角下产生了诸多对于物的研究。例如，咖啡、茶叶、糖、盐等物的传播和流通，着重关注它们与全球化进程、特定社会与历史、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及意义。由此逐渐构成了对物偏重物质性分析的路径，即追溯“人类的物化手段、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还包括物质形态、意义和理解的主观性”（彭兆荣，2010）。将石龙松茸首先理解为生计物和关系物，正是这种路径和分析方式的体现。对于偏于一隅的乡村而言，鲜少会有人将其与巨大的全球经济交易链条联系起来，正是松茸的采摘和交易，却将这个传统村落紧密地连接进了全球性的商品流通中。相较其他物而言，这正是松茸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石龙人也将亲缘、地缘关系以及传统社会的网络关系植入其中，以石龙人地方性的存在方式回应这个巨大经济体带来的影响。同时，松茸的贸易也极大改变着石龙人的劳作和日常生活节奏，松茸采摘季的到来使得石龙人处于颠倒黑白的时间节奏，成为考验石龙人和山林相处时细心和耐力的时节。松茸昂贵的市场价格也在“驯化”着石龙人的味蕾和礼仪世界，采菌时节的石龙村里，到处弥散着松茸那独特的松香味，但普通家庭中的日常餐桌上却极少能够见到它们的身影，只有在重要的节庆或仪式活动中，松茸才会被人们精心切制成薄片，成为餐桌上的美食佳肴。过去被村民视为气味并不好闻，甚至让人不甚愉快的蘑菇，在今天成了隆重和仪式性的物品。松茸从普通的野生菌成为本地人重要活动和仪式中的珍贵食材，正是因为全球市场的需求、奢侈品的物性、人们消费品位等要素的加入，身为自然物的松茸被重新脉络化，它作为生计物的位置从而得到调整和强化。

松茸作为“对象物”的呈现，则与传统的物的生命史研究有所不同，这种对象物的形成更关注物的文化符号本身所具有的建构作用。有研究者提出，文本和文学作品中对物的书写扮演三种功能，即“作为‘文化符号’的物、具有‘主体性’的物和具有‘实在性’的物”（唐伟胜，2021）。在物的研究转向背景下，物的主体性和实在性正是这种转向的表现。一旦将来自真实生活中的生计与关系之物的松茸理解为是现实世界的存在，那么，文本记忆和故事讲述里的松茸则是关乎生活于该处的人群和团体的精神世界所在，寄托着石龙人对松茸的爱与憎。或许，这种重复而平直的表述也并没有特别的叙事意义，只是作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物，但恰恰通过日复一日的语言，“来操演物对重复性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挤压”（唐伟胜，2021）。从广泛的意义讲，文本记录和故事讲述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媒介，正是凭借文字、语言等传统媒介的言说和叙事机制，松茸以另一种生命形态得以延续。若将松茸的社会性流转置于更为宽泛的过程中，作为媒介物存在的石龙松茸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松茸作为物的生命再次被激发。

在松茸作为媒介物的阶段，媒介逻辑和新媒体的语言成为塑造物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重要方式，这种塑造让媒介物具有了“跨码性”。深度媒介化的当下，不只石龙村的松茸具有这种特性，一切被塑造为媒介物的存在都可能具有这种跨码性，正是“文化的计算机化进程也逐渐实现了所有文化范畴和文化概念之间的跨码”（列夫•马诺维奇，2020：46）。如果说，全球性的交易链条早就将石龙人裹挟进流动性和世界性的网络之中，而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则将石龙人的这种商品流通与本土化的体验融为一体。在多个社交平台里，松茸成为被展示和展演的物，围绕松茸，人们运用影像、声音、感官和故事等构成一整套新的实践网络。正是在网络的跨码和重新编织过程中，松茸由生计之物流转到数字世界成为媒介物和展演之物，如何在采摘松茸的过程中让人们获得沉浸式、独特性的体验与快感，是这种媒介物和展演物承担的重要职责。这种转变，和村落社会被卷入数字化浪潮的过程不可分割，正是当下乡村不断向数字化迈进的佐证。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人与媒介技术，其影响永远是双向的，即人在创造媒介技术的同时，也深深受到媒介技术逻辑的影响和牵制。而媒介技术更不仅仅是组织和个人满足需求所使用的工具，“它的存在已然成为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条件”（施蒂格·夏瓦，2018：4）。因此，“媒介化被作为一个关于媒介在文化和社会日渐增强和变化的重要性理论的核心概念加以使用”（施蒂格·夏瓦，2018：21），这就意味着我们理解文化与社会时候更加开始依赖于媒介的逻辑。在这里，媒介逻辑“用于描述特定制度的、美学的和科技的独特方式，包括媒介分配物质与符号资源，以及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下运作的方式”（施蒂格·夏瓦，2018：21）。媒介逻辑影响了社会交流和物的呈现及流转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应该要回到具体化的语境中去理解，村落正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

在这个媒介化的过程中，年轻人显然更加游刃有余。石龙返乡青年对数字技术的热衷并自觉地运用新媒介技术的语言，将物（松茸）与技术主体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马诺维奇对新媒体语言多维度的描绘中，屏幕、软件和操作是重要的新媒体语言。“我们居住在一个充满屏幕的社会”（列夫·马诺维奇，2020：114），这点在石龙村也毫不例外。借助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抖音、西瓜视频等多种软件，村民们通过复制、粘贴、剪辑、搜索以及筛选等一系列环节的操作，使得松茸以另一种生命形态呈现在电子化的屏幕之中。按照马诺维奇的理解，软件程序就是另一种筛选方式（列夫·马诺维奇，2020：117），“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有了这类软件，文化生产首先转移到了电子工具上”（列夫·马诺维奇，2020：130）。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何村民们热衷拍摄和搜集松茸的画面和视频素材，也不难理解90后的益然为了在小红书上展现一条和松茸有关的最佳内容，不惜费尽心力拍摄60几条素材的过程。显然，松茸的数字化转化已经被新媒体的语言牢牢操控。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也是原有之物（松茸）“在不同的时空脉络中，选择与加入‘外来的’要素，重新界定‘原生的’与‘外来的’区隔”（黄应贵，2004：92）的过程。在他们的技术实践中，“软件交互界面（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如何成为一种呈现。通过特定的组织数据的方式，软件交互界面凸显了这个世界和人类主体的特定模式”（列夫·马诺维奇，2020：15）。松茸在数字媒介中的流转，是松茸所经历的“计算机化的过程”（列夫·马诺维奇，2020：45），得益于这个过程，松茸从而完成转变为媒介物的历程。这样的视角也提示我们，人或许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与各种物的共存过程中“成为”我们自己，技术、物与人同时构成我们存在的方式。在媒介技术和松茸交织而成的新世界里，新的石龙人以及新的乡村发展可能正在形成。

六、讨论：松茸的思考如何关乎乡村发展的可能

松茸在石龙村呈现出来的三种物的形态分析，其研究价值并不仅在于物本身及其构成，更在于物背后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脉络和人的存在及意义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乡村社会中松茸本身所具有的物的张力与价值是其他物无法比肩的，它因此能够成为帮助我们窥见传统村落变迁及数字化剧变的一种典型方式。当然，本研究的意图并不仅停留于物的个案展示，还在于解析松茸多重生命形态的存在与村落发展的关联。相较其他物的跨码转换，松茸的独特性尤为鲜活显著，这是石龙人面对数字时代到来的一种回应或尝试性的“拥抱”。

今天，讨论乡村发展不可避免将与数字技术遭遇。乡村社会当下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如何自觉地运用新的技术，调动乡村本土资源、激发乡村主体能动性。相关研究已然屡见不鲜，然而，石龙村松茸的物的形态与生命史分析，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去思考媒介技术和乡村发展的窗户，即：如何理解乡村的本土化资源？又如何将这些本土化资源与乡村主体真正地结合起来？石龙松茸的故事提示我们，本土化资源尤其是那些在乡间土壤中慢慢生长起来的文化与物质形态，需要人们去理解与把握它们自有的生长脉络和轨迹，发掘它们与乡土之间真正和亲密的连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发掘过程中去理解这些文化与物质多层次、多脉络性的存在方式，努力去体会为何村民会用独特的方式去表达和松茸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真正能够认同和欣赏村落之物的或许还是作为主体的村民，石龙人对松茸的情感浸染在他们的日常生计与生活之中，寄托在他们的村民日志和社交媒体的表达中。这样，当我们积极拥抱新的数字技术，并且期待这些技术能为乡村社会带来全方位改变的时候，才会将技术的运用与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以及村落主体的内心世界真正地结合起来，也才能更好地去解释数字技术如何在当下成为乡村社会一种新的组织力量。发生数字化转化的物远远不止松茸等各类野生菌，石龙村古老而传统的白族调、霸王鞭、石宝山歌会和一年一度盛大的火把节也屡屡在村民的社交媒体和数字世界中成为主角。随着旅游的发展，村里有着最美风景的石龙水库和大草地上开起了咖啡店，这些景致在村民们的社交媒体里被打造成“沙溪阿勒泰”，一种刻意营造的山野自然之景正在不断被社交媒体制造出来。这些内容不同于过去单纯对文化景观的展示，也并不停留于过去新技术刚刚出现时人们惊诧数字化力量带来的震撼的感叹，而是新的石龙人自觉运用技术的逻辑，将返乡后寻求自我发展并融入村落整体变迁中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石龙物的数字化流转过程，是村民运用媒介技术向陌生世界展开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有可能带来村落景观和地域空间的重塑，也可能促成村落内部社会关系网络、生活方式的重组。松茸作为生计物时，物的交易形成新的经济交换和商品流通空间，这种变化不仅促使传统村落景观的变迁，还为村落在已有的文化空间中增添了经济的维度。同时，围绕松茸的交易和流动，家庭关系、亲属关系、民族关系也融入其中。到了媒介物的时代，数字技术的运用大大扩展了村落景观的范围及其再现方式。过去静谧而富含生存资源的山林，如今成为吸引外来游客探险和徒步的向往之地，自然空间变成了游玩场所、露营场地、跑马场、钓鱼地；正在兴建的客栈大多放弃了传统的白族三坊一照壁民居风格，而采用木头制造的木楞房结构，当木头成为石龙村新建空间的重要元素时，木头本身所凸显的便是“原生态”“自然”等意涵；很多农户尤其是那些白族传统文化持有者利用家庭空间开展民俗体验项目。传统的、新生的、改造的，石龙村发展过程中各种物的汇聚及其流转，提醒“我们不得不跟随着物本身，因为它们的意义就蕴涵于它们的形式、用途以及轨迹之中。只有通过对这些轨迹的分析，我们才能解释人用于激活物的存在的人的活动及其计划”（孟悦、罗钢，2008：13）。因此，研究者不仅需要整理村落的物与资源，更要细心考察它们被使用和创造的场所和形态，以及在这些过程中被赋予的情感内容。只有这样，那些可被发掘的乡土资源和物才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成为记忆、时间、生命意味的负荷者”（孟悦、罗钢，2008：2）。本文借助松茸的分析，提出物的运用方式和媒介化组织呈现方式的变化，可以成为理解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独特渠道。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松茸作为物的三种生命形态中，前两者更偏向于传统的物的研究方式，而媒介物的提出和分析，是传播学对物的研究的拓展，这在以往物的研究中是未能关注的新议题，这也正是本文努力去探索的一个方向。

本文的书写，如果纳入传统的乡村传播或当下主流的乡村振兴研究中，似乎显得有些另类，即便放在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或民族志书写中，好像也有些格格不入。这种刻意停留于微观和具体细节呈现的书写，源于研究者的一个信念：今天乡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和数字技术结合之后那些细致入微，甚至是隐而不显的经验需要被更多人看到，对这些细节的描述会让我们的世界更宽广和更丰富。尽管本文展示出较为微观的视角，但却希望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层面上提出问题，即中国乡村在数字化时代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人、物与政治、社会和技术等碰撞和转型的结果。这些变化是“活着”的历史，需要由生活在此地的村民们共同谱写。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研究也力图为乡村传播研究拓展一种新的书写范式。

松茸是否可以思考？松茸如何思考？或许，离开了土壤的松茸，除了走进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除了仍旧在发挥传统的物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走进人们的记忆和讲述里，成为人们对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操演之物，更可以通过数字世界中的不断流转和跨码性的彰显，形成崭新的关于物的文化概念。这种媒介物，激活的是人们新的生活方式与想象空间。

注释：

[1] 白族地区的每个村落都会建一个庙宇，供奉村落的保护神，被称为本主庙。

[2] 乡村日志项目源自2004年云南大学“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与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项目，在云南省代表性民族中每个民族选择一个村寨建立调查基地，项目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村中聘请2—3名性别、身份不同的记录者进行“村民日志”的记录工作。后相关日志被编入“新民族志实验丛书”和“少数民族村落社会文化研究丛书”两套丛书。

[3] 黑龙是石龙村民间传说中的一条恶龙，盘踞于黑龙潭，时常出来作恶人间，当地白族人为镇压黑龙，每年就派出年轻男女唱白族调，这也孕育了石宝山歌会的由来。材料源自2024年8月20日对村民姜伍发的访谈。

本文转自 | 新闻大学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