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来想写的文章是：杜凤治这样一个在广东当知县的基层官，怎么看曾国藩、李鸿章这些被捧为 “中兴名臣” 的大人物？结果翻了半天，发现老杜这人实在太谨慎了 —— 对曾、李这些高层都刻意回避，要么绕着弯子说 “官场风波险恶”，要么干脆不提，半点真实态度都不肯写。

本来想写的文章是：杜凤治这样一个在广东当知县的基层官，怎么看曾国藩、李鸿章这些被捧为 “中兴名臣” 的大人物？结果翻了半天，发现老杜这人实在太谨慎了 —— 对曾、李这些高层都刻意回避，要么绕着弯子说 “官场风波险恶”，要么干脆不提，半点真实态度都不肯写。

可查了这么多资料扔了怪可惜的，毕竟写这种文章很耗时间。既然老杜不肯聊 “怎么看名臣”，那就换个路子 —— 拉拉这三个不同阶层的官（高层曾国藩、中枢李鸿章、基层杜凤治），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捞钱的。

壹

曾国藩

曾国藩刚当官时，穷得差点要饭。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他在翰林院当检讨，年薪就 45 两白银，加上朝廷给的 “恩俸”“禄米”，全年正经收入不到 100 两 —— 换算成 2023 年的钱，也就 10 万块。

可京官的开销一点不少：在京城租个四合院，一年要 36 两；雇轿夫、仆役，一年得 40 两；还要跟同事吃饭、参加诗文会搞人脉，光这两项一年就超 100 两。他在《曾国藩全集・日记》里记过，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那篇，把开支算得明明白白，一年下来最少要亏 100 两。

没办法，只能跟同乡借钱，仅道光二十二年光日记里记的借款就有 140 两，他自己写 “债主临门，夜里睡不着”，那时候的曾国藩，跟 “名臣” “圣人”半点不沾边，就是个为钱发愁的小官。

真正让他翻身的，是咸丰二年（1852 年）去四川当乡试主考。这差事看着是 “考官”，其实是肥差 —— 按规矩，地方官得给 “程仪”（路费补贴），士绅们考完还要凑钱 “谢师”。曾国藩从北京去四川，户部只给 200 两路费，可他刚进四川地界，成都知府就送来 500 两 “程仪”，后面各州知县跟着送，光在成都就收了 1200 两。

他事后跟弟弟曾国潢写信说，这趟四川之行，一共赚了 6000 两白银，还收了几十箱藏香、蜀锦、黄连。这笔钱不仅还清了京官时的债，还往湖南老家寄了 600 两，买了 20 亩良田。他在信里直白说：“若非此行，家中断无起色，宦海沉浮，钱是根本。”

后来组建湘军，曾国藩才算真正 “发家”。清代团练的军费不从国库出，得自己筹，这就给了他 “合法捞钱” 的空子。他主要靠三条路：

一是 “劝捐”—— 让富商捐钱，给人家个 “监生”“同知” 的虚头衔。咸丰四年（1854 年），湖南一省就收了 80 万两捐钱，其中 10% 作为 “办公经费” 进了湘军总部，他自己拿多少没人知道，但从他弟弟曾国荃的做派能看出来：曾国荃攻克南京后，往湖南老家运金银珠宝的船就有 200 多艘，曾国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管。

二是 “厘金”—— 在水陆要道设卡收税，税率 1%-5%。咸丰十年（1860 年），湘军控制的长江沿线厘金局，每个月能收 20 万两，一年就是 240 万两，这些钱大多成了湘军的 “私房钱”。

三是 “盐引”—— 垄断两淮的盐运，低价买盐高价卖，利润率超 300%。《湘军志・饷章》里说，湘军靠卖盐赚的钱，比厘金还多。

到了同治七年（1868 年），曾国藩当两江总督，正经收入是 155 两基本工资加 1.8 万两养廉银，但这只是小头。《申报》记载，他每年还能收下属的 “炭敬”“冰敬”（冬天送炭、夏天送冰的孝敬钱）5 万两，加上厘金、盐引的 “盈余”，还有从长江多地码头收的“孝敬”（比如汉口码头，就是湘军支持宝庆帮控制），实际年收入超 10 万两。

湘军

这时候的曾国藩，早不是 “日课十二条” 里说的 “修身君子” 了，成了基层官员攀附的靠山 —— 远在广东的杜凤治，就想靠他升官。同治六年（1867 年），老杜想在知县衔上再加个 “同知衔”，特意托了姻兄徐巽翁 —— 这人是曾国藩的幕友，让他帮忙疏通。老杜在日记里写：“函托在曾国藩处为幕友的姻兄徐巽翁，为他在知县上再捐加一个同知衔”（《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写“为他”是避嫌）。

更讽刺的是，杜凤治后来还在日记里写湘军的烂事：广东剿匪时，湘军 “勇营官兵跟盗匪勾结，抢老百姓比土匪还狠”（同治八年十月）。这跟曾国藩天天说的 “湘军纪律严明” 完全对不上，老杜忍不住感慨 “官场就像戏场，没靠山就站不稳”，字里行间都是对曾国藩这群人的质疑 —— 只是不敢明说而已。

贰

论捞钱的本事，李鸿章比曾国藩还厉害。他的核心套路，就是把 “洋务” 变成自己的 “赚钱网络”—— 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江南制造局，每个企业里都有他的人，连儿子李经方都直接掺进去分一杯羹。

最典型的就是轮船招商局。光绪元年（1875 年），招商局要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需要 222 万两白银。李鸿章以 “官督商办” 的名义，从户部借了 100 万两，又让胡雪岩垫了 80 万两（其实是利益交换，除了政治方面，后续招商局还需优先承运胡雪岩的丝茶货运），总算把收购搞定。事后，李经方以 “商股” 的名义，拿了招商局 10% 的股份，每年分红 5 万两。

轮船招商局

你以为就这？当然不止！根据《招商局档案》记录，光绪十年（1884 年），招商局利润 30 万两，其中 “官股分红” 只有 5 万两，剩下 25 万两全被李鸿章、盛宣怀这些 “督办官员” 分了 —— 美其名曰 “辛苦费”，其实就是私吞。

开平矿务局更直接。光绪四年（1878 年），李鸿章任命唐廷枢当总办，定了个规矩：“矿务局利润，官股三成，商股五成，督办官员二成。” 他自己一分钱没掏，就因为是 “督办”，每年能拿二成利润。光绪八年（1882 年），开平矿务局盈利 24 万两，李鸿章一下分了 4.8 万两。

除此之外，矿务局买机器、修铁路，都得找李鸿章推荐的洋行，他从中拿 3%-5% 的 “佣金”。光绪十年（1884 年），采购德国采煤机，他就收了 2 万两佣金 —— 这些钱都没记在明面上，全是私下交易。

李鸿章还从外交上捞钱。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他去日本签《马关条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私下给了他 50 万日元（约 30 万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签《辛丑条约》，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通过华俄道胜银行，给他转了 100 万两白银（《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这些事李鸿章没在自己的奏稿里写，收受日、俄巨款的事也有争议，但他去世后留下的遗产骗不了人：安徽、江苏等地 200 万亩良田，上海、天津租界几十处洋房，现银加有价证券超 2000 万两 —— 这还不算他家人偷偷转移的财产。

李鸿章访美

当然，李鸿章 “贪” 归 “贪”，还真能办事。他办的江南制造局，是清朝最大的兵工厂；北洋水师虽然甲午海战输了，但也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杜凤治层评价过：“李中堂办事如市井商人，虽重利而能成事，较彼辈徒贪不办者，不啻霄壤。”（《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光绪六年八月）

但对杜凤治这样的基层官来说，李鸿章是 “躲着走” 的存在。老杜在日记里几乎不提李鸿章，只偶尔写一句 “官场风波险恶”（光绪七年三月）—— 不是不关心，是不敢沾边。对他来说，搞好直接上司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李福泰的关系就够了，没必要卷进李鸿章和其他权臣的斗争里，这是基层官员的生存智慧。

叁

跟曾国藩、李鸿章比，杜凤治更接近普通人，而他也是不得不搞钱，不然这官压根就当不下去。

老杜是浙江绍兴人，1814 年生，52 岁才当上广东广宁知县，他的捞钱手段，之前的文章里也提过，这里再简单聊聊。按清朝规定，他的正经收入是年薪 45 两加 600 两养廉银（到手400两），可每年开支却要 1.5 万两，差了 20 倍，不捞钱怎么活？

县太爷下乡

他的第一笔大钱，来自 “银米羡余”—— 简单说就是 “粮税差价”。清朝规定，100 斤粮折 1 两白银缴纳，可州县官能自己定规矩，杜凤治在广宁时，硬要按 100 斤折 5 两收，多出来的 4 两就是 “羡余”，要跟各级官员分。他在日记里写，广宁每年收 2 万石粮，光 “羡余” 就有 8 万两，他自己能分 3 万两（同治六年三月）。

这不是他贪心，是 “官场规矩”。光绪元年（1875 年），广东巡抚蒋益澧觉得这规矩太坑百姓，想改成按市场价收，结果两广总督瑞麟直接参了他一本，说他 “扰乱吏治”，蒋益澧被连降两级赶走了。老杜在日记里感慨：“此钱动不得，动则与官场为敌也”。

第二笔大钱是 “契税差价”。清朝田地房产交易要缴 6.5% 的税，老百姓怕花钱，都私下交易不办手续。杜凤治每任满前，就宣布 “契税打折”，降到 1.5%，让大家补手续，中间的差价全进了他腰包。他离任南海知县时，靠这个赚了 1.29 万两，前任知县赓飏更狠，赚了 1.33 万两（《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光绪八年十一月）。

除此之外，还有 “常规孝敬”：广宁 24 家造纸厂，每年每家送 50-80 两，合计 1200-2000 两；当铺开业要送 50 两 “贺礼”；逢年过节，商号、士绅还要送 “节敬”，同治十一年春节，他光收礼就收了 800 两。

最有意思的是，老百姓还觉得杜凤治是 “好官”。因为他贪有底线：别的县 “羡余” 收 5 倍，他只收 4 倍；遇灾年还会减免税粮，光绪三年（1877 年）广东水灾，他开仓放粮 500 石，还自掏腰包给灾民发 200 两 “粥米钱”（光绪三年六月）。催粮时虽也派兵，但只针对抗粮的大户，对贫苦百姓多是 “缓征”—— 在清末官场，这样的官已经算 “仁厚” 了。

而他对曾国藩的攀附、对李鸿章的回避，其实都是为了活下去：攀附曾国藩是想加个衔，稳固位置；回避李鸿章是怕卷进高层斗争，丢了乌纱帽。从头到尾，老杜都在按晚清官场的 “潜规则” 活着，他的日记，其实就是基层官员的 “生存手册”。

肆

把曾国藩、李鸿章、杜凤治这三个人的账本摆在一起，就能看清晚清的真相：官员捞的每一两银子，都是从百姓骨头缝里刮的；整个朝廷设的规矩，压根就是套在民身上的刮钱工具。

更无耻的是，这朝廷不光抢钱，还怕百姓醒过来。那会儿全国九成百姓是文盲，识字率远低于明朝，官府销毁书籍，限制知识传播，就靠戏文、乡绅瞎编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鬼话，把百姓糊弄成顺民。

为啥这么做？长工一年赚 10 两银子，连红薯都吃不饱，还得被差役当狗踹，要是再识点字、懂点道理，能不明白是朝廷把自己逼到绝路？

这些钱最终都压在百姓身上。清末长工一年收入 10 两（约 1 万），只够买 800 斤大米，一家四口只能靠红薯、玉米糊口；遇到服徭役更惨，得自带干粮给官府挖河堤、拉纤，家里没人管，老婆孩子可能被欺负，马戛尔尼访华时，见过清兵把不肯拉纤的百姓当狗一样踢进泥里抽打 —— 这就是清末百姓的日子。

连杜凤治这样一个深恨发匪的人，都会在日记里写：“官贪则民苦，民苦则生乱，太平天国之祸，非天降，乃官逼也。”（光绪九年十二月）可见情况到了什么地步。

其实他没说透：这朝廷不光逼民反，还先把百姓的眼睛蒙住、脑子掏空，让你连反抗的根由都想不明白。就这么个又贪又坏、还怕百姓聪明的王朝，靠英国人帮着收关税、靠列强卖武器撑着，居然苟延残喘那么多年，这本身就是笑话。

最后怎么样？太平天国没推翻它，捻军没打垮它，可架不住自己烂到根里 —— 官员贪得没边，百姓活不下去，连愚民的戏码都演不下去了。后来武昌城里一声枪响，这王朝说倒就倒，根本没人护着。为啥？因为它早把百姓的心都伤透了，这样一个烂到根子里的朝廷，亡了才是大快人心！把它埋得越深越好！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