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的北京，秋高气爽。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走过三个年头，战争的硝烟正逐渐散去，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处处都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崭新气象。

1952年的北京，秋高气爽。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走过三个年头，战争的硝烟正逐渐散去，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处处都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崭新气象。

然而，在普通人看不见的中南海红墙之内，一场决定未来格局的权力大洗牌，正悄然拉开序幕。

这一年，中央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从各大区抽调主要负责人入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便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五马进京”。

这五“马”，是镇守一方、功勋卓著的“千里马”：西南局的邓小平、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北局的习仲勋，以及，也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东北局的高岗。

如果说“五马进京”是一场大戏的开场，那么高岗无疑是自带聚光灯的主角。

当时的说法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这匹“一马”，指的就是高岗。

高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在当时非同小可，因为国家正准备开启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委主席几乎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高岗由此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和中央的经济计划大权于一身，权势之盛，一时无两。

高岗从来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的骨子里，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局势的掌控欲。从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到坐镇东北、将其打造成“高岗王国”的“东北王”，他的人生履历就是一部不断向上攀登的奋斗史。

现在，高岗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权力的中心，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又岂会就此停歇？

一个真正高明的棋手，在棋局开始之前，就已经在棋盘之外布好了局。高岗就是这样的棋手。在他本人还未正式踏入北京中枢之前，他的一颗精心挑选的棋子，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进去。

这颗棋子，名叫孟虹。

孟虹是吉林医学院的一名保健医，年轻、漂亮，业务能力也不错。更重要的是，她是高岗在东北时的专职保健医，深得其信任。

在高岗看来，孟虹不仅能照顾他的健康，更能成为他安插在权力核心的“眼睛”和“耳朵”。

于是，一出精心策划的“暗度陈仓”上演了。

在高岗得知自己即将调往北京的消息后，他立刻开始运作。通过秘书向吉林医学院施压，让本该晚些时候才能毕业的孟虹，提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份提前出炉的毕业证，就像一张伪造的通行证，为她接下来的路铺平了第一块砖。

紧接着是政审履历。在一份递交上去的官方鉴定中，孟虹被形容为“立场坚定、思想进步的优秀青年医务人才”。

对于孟虹与高岗的特殊关系，鉴定材料里却讳莫如深，只字未提。东北局组织部在这份看似完美的履历上，郑重地签署了“准确无误”的意见。在“东北王”的地盘上，这点事自然是办得滴水不漏。

就这样，在高岗本人调京的四个月前，孟虹带着一份无懈可击的档案，被悄然安排进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高干医疗保健局。她的名义岗位在这里，但实际工作地点，却是中南海医务处第一室。

这里，是全中国最核心的心脏地带。

孟虹的工作，就是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凭借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职位，孟虹得以近距离接触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她陪他们散步，为他们量血压，甚至在一个冬日，有幸陪同毛泽东去香山赏雪。在中南海宁静的红墙绿瓦间，这个年轻的女医生，就像一道不起眼的风景，观察着、记录着她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孟虹看到的是领袖们的日常生活，听到的是他们不经意间的谈话。谁的睡眠不好，谁最近喜欢吃什么菜，谁和谁谈话的时间比较长，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政治的棋盘上，却可能蕴含着千丝万缕的信息。

每周六下班后，孟虹会悄悄离开中南海，前往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在那里，早有一辆专车在静静等候。车子会载着她，去一个秘密的地方，与她真正的“老板”——高岗会面。

她会将一周的所见所闻，事无巨巨细，悉数汇报。高岗则像一个耐心的猎手，静静地听着，从这些零散的信息碎片中，拼凑出他想要的权力版图。

孟虹，这颗“暗棋”，在高岗的棋局中，发挥了超乎想象的作用。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天衣无缝的计划。在一个看似固若金汤的堡垒里，往往最先发现裂缝的，是那个最细心、最警觉的人物。

这个人，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细致和警觉，是出了名的，对毛泽东的安全更是极为重视，他敏锐地察觉到孟虹的一些行为似乎有些异常，隐隐存在着潜在风险。

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深切担忧，周恩来果断提议对孟虹的档案进行调查，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以确保中南海的环境安全无虞，保障领袖的安危。

调查工作迅速展开，相关人员仔细查阅了孟虹的档案。从档案记录来看，孟虹的经历并无明显问题，各项信息都符合规定，看似是一个普通的为高干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生。

然而，周恩来凭借着多年来在情报和安保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心中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他认为，仅仅依据档案可能无法了解到全部真相，于是打算派人前往东北局，对孟虹在东北时期的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实，以期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

杨尚昆得知周恩来的这一想法后，心中却充满了担忧。

当时，高岗在东北拥有较大的势力，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杨尚昆担心派人去东北局核实情况，可能会遭到高岗势力的干扰和阻碍，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导致调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还可能会让相关人员陷入危险境地。

出于这些考虑，周恩来最终放弃了前往东北局核实的计划，但他心中对孟虹的关注并未减少，依旧默默留意着与她有关的一切动向。​

高岗得知了周恩来调查孟虹档案这件事后，心中顿时感到一阵紧张。

高岗深知此事若处理不当，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经过一番思考，高岗决定主动向毛泽东坦白相关情况。

高岗找到毛泽东，神色诚恳地解释道，孟虹曾是自己的保健医生，之所以将她推荐到中南海，是因为听闻毛泽东患有痛风，而孟虹在治疗痛风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本意是想为毛泽东的健康尽一份力，希望能帮助领袖缓解病痛。

毛泽东听后，心中震怒不已，他没想到自己身边竟然会有这样复杂背景的人，而且还是在未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被安排进来的，这让他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也对高岗的这种行为感到十分失望。

但冷静下来后，毛泽东考虑到高岗或许真的有让其为自己治病的初衷，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

不过，毛泽东还是严肃地要求高岗和孟虹不再见面，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此后，出于对各种因素的顾虑，孟虹未被允许随毛泽东“南巡”，她在中南海的活动范围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时光流转，一段时间后，孟虹获得了回大连探望父母的机会。她满心欢喜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危险正悄然向她逼近。

在返程途中，孟虹突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劫持。她惊恐万分，试图反抗，但无奈寡不敌众，最终被劫持至獐子岛的娘娘庙。

在这个偏僻而又阴森的地方，孟虹遭遇了残忍的对待，她被人强行注射了药物，瞬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声，眼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周恩来得知孟虹失踪后，立刻派人四处寻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孟虹寻回。

当看到孟虹那凄惨的模样时，周恩来心中深感痛惜。只见孟虹面容憔悴，眼神中透着无助与痛苦，曾经那个能说会道的女医生，如今却只能默默流泪，无法言语。周恩来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满是不忍，他深知孟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出于对孟虹的同情和关怀，周恩来应孟虹的要求，将她安排到了寺庵里，让她能够在一个相对安静、安全的环境中生活，远离尘世的纷争和危险。​

孟虹 “卧底事件” 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彰显了高岗的心计与狠毒，这一事件也预示着高岗进京后，局势将不再平静。

高岗的日子，从表面上看，是风光无限的。

“东北王”的威名犹在耳边，如今又执掌国家经济的牛耳，所到之处，无不是前呼后拥，敬畏有加。他那标志性的大背头梳得油光锃亮，透过金丝眼镜的眼神，总是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高岗喜欢穿苏式的服装，说话抑扬顿挫，满口浓重的陕北腔，这让他显得既有革命元老的资历，又有新时代领导人的派头。

然而，在高岗自己的心里，却有一块怎么也熨不平的褶皱。

这块褶皱，叫刘少奇。

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序列里，刘少奇的名字，始终排在他的前面。

这对于一个权力欲极强、且自视甚高的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在他看来，自己战功赫赫，又把东北建设成了全国最稳固的工业基地，论能力、论魄力，哪点比不上那个长期搞“白区工作”的刘少奇？

不满，就像一颗在阴暗角落里悄悄发芽的种子，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和水分，就会疯狂地生长。

高岗开始了他的行动。他像一个拿着放大镜的侦探，四处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哪怕是一点小小的疏忽，也会被他无限夸大，然后在各种非正式场合，有意无意地传播出去。

高岗敏锐地抓住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具体政策上的分歧，比如在农业互助合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等问题上，他总能巧妙地站到“更符合主席思想”的那一边，然后回过头来，暗示刘少奇的思想“右倾”、“落后”。

他要制造一种舆论，一种氛围，让大家觉得，刘少奇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跟不上领袖的思想了。而他高岗，才是那个最坚定、最正确的执行者。

就在高岗为了心中的那点不平而四处奔走的时候，在北京的另一处院落里，另一个人，正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观察着、盘算着。

这个人，就是从华东局调来的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

如果说高岗是一头咆哮山林的猛虎，那么饶漱石就是一条潜伏在深潭中的巨蟒。他身材不高，体胖脸大，平日里寡言少语，脸上总是挂着一副若有所思、欲言又止的神情，看上去谨慎有余，魄力不足。但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副温吞的外表下，隐藏着怎样一颗野心勃勃、手段狠辣的心。

饶漱石的履历，是一部教科书式的权谋史。

抗战时期，在新四军，为了夺取领导权，他策划了著名的“黄花塘事件”。在一次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当时的代军长陈毅发动猛烈批判，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搞得陈毅百口莫辩，一度被孤立起来，独居斗室，无人敢与之接触。当时，忍无可忍的陈毅曾指着他大声警告：“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这句警告，在当时听来是气话，却在多年后，一语成谶。

但这并未阻挡饶漱石的步伐。建国后，中央决定设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按惯例，这个职务应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毛泽东两次属意陈毅。陈毅自觉工作繁忙，表示不想当。饶漱石得知后，竟对陈毅说“你不当我当”，然后未经华东局讨论，就以华东局的名义上报自己为主席人选。当毛泽东后来过问此事时，他竟面不改色地欺骗主席，说“华东局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这才骗取了中央的批准。

一个惯于背后运作，一个精于权斗权术。高岗喜欢跳舞，喜欢往女人堆里钻，言谈举止极力模仿“苏联老大哥”；而饶漱石则深居简出，谨言慎行，像个老派的学究。这两个画风完全不同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

按理说，高岗和饶漱石，一个是张扬霸道的“东北王”，一个是阴沉内敛的“华东虎”，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东，工作上并无长期共事的基础，性格更是南辕北辙。

答案只有一个：利益。或者说，是共同的、对更高权力的渴望。

这种渴望，就像一种强力的催化剂，足以让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物质，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北京城被笼罩在沉沉的黑幕中。雨点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窗棂，仿佛在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奏响序曲。

饶漱石的专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高岗的住所外。他以“汇报中组部工作”为名，走进了高岗的书房。

两人落座后，起初的谈话一如既往地公式化。饶漱石汇报了组织部近期的几项人事安排，高岗则以计委主席的身份，谈了谈国家经济计划对干部配备的要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试探性的礼貌。

不知过了多久，高岗掐灭了手中的烟，身体微微前倾，看似随意地说道：“漱石同志，最近中央的风向，有些让人看不懂啊。有些同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思想还是太保守，步子迈得太小嘛。”

饶漱石端着茶杯，眼皮都没抬一下，慢悠悠地回道：“主席教导我们，要抓主要矛盾。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如何更快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任何跟不上这个步伐的思想，都是要被纠正的。”

话说到这里，两人都沉默了。他们都听懂了对方的潜台词。“有些同志”指的是谁，“保守”和“跟不上步伐”又是在批评谁，彼此心照不宣。

窗外的雨势更大了，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照亮了饶漱石那张不动声色的脸。

高岗终于抛出了那句关键的话，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书房里却如同惊雷：“我们党内，不能只有一个声音嘛！”

饶漱石终于放下了茶杯，他抬起头，目光第一次与高岗的眼神交汇。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组织工作，理应为党的大局服务。确保路线的正确执行，是我们组织部门的首要任务。”

“为大局服务”，这个“大局”是什么？不言而喻。

两人的手，没有握在一起。但一个坚不可摧的政治同盟，就在这风雨之夜，在这几句机锋暗藏的对话中，悄然达成了。

真正让他们的野心彻底爆发的，是毛泽东不久后提出的一个设想——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毛主席退居二线，由更年轻的同志到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这个消息，对于高岗和饶漱石来说，不啻于天降甘霖。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一场巨大的人事调整即将来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们的算盘打得非常清楚：高岗，出身军旅，执掌经济，是“枪杆子”和“钱袋子”的代表；饶漱石，新任中组部部长，掌握着全国干部的人事大权，是“官帽子”的源头。一个主外，负责冲锋陷阵；一个主内，负责组织保障。

高岗看中的，正是饶漱石手中那支可以决定无数人命运的“朱笔”；而饶漱石押注的，是高岗这匹“一马当先”的黑马，有朝一日能够取代刘少奇。

他们的目标也异常明确：高岗觊觎的，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党的副主席之位；而饶漱石，则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掌管的政务院总理宝座。

一张旨在颠覆现有权力格局的大网，就此张开。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北京城的上空，已是暗流涌动。

1953年的夏天，北京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燥热。这种燥热，不仅来自于天气，更来自于一场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按照中央的原定议程，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这本应是一场凝聚共识、规划未来的大会。然而，在高岗和饶漱石的眼中，这场会议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他们看到的不是蓝图，而是战场。

会议的大幕刚刚拉开，高岗就迫不及待地跳上了前台。他几乎没有理会原定的议程，而是单刀直入，将矛头对准了一个具体的人——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

高岗抓住薄一波在税制改革等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开始了连篇累牍的批判。他发言时气势很足，嗓门洪亮，逻辑看似严密，引经据典，将一些本属于工作范畴的失误，无限上纲，硬生生拔高到了“路线错误”的高度。

高岗说，薄一波推行的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保护资本家利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

这顶帽子，扣得又大又重。

会场里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许多与会者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高岗这突如其来的一炮给打蒙了。

高岗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薄一波。所有人都清楚，薄一波是刘少奇推荐和重用的干部，他所领导的中财委，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政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岗这看似精准的点射，实际上是一次猛烈的覆盖性炮击。他要打的，是薄一波背后的人。

这一招，就叫“批薄射刘”，顺便，再敲打一下周恩来。

光有前台的炮火还不够，幕后的串联才是关键。高岗和饶漱石，在这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能量和默契。

会议期间，高岗的住所门庭若市。他频频设宴，邀请各地的与会代表。在酒酣耳热之际，他会用一种极具煽动性的口吻，向大家暗示中央高层的“分歧”，吹嘘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器重，又痛心疾首地批评“某些同志”的右倾思想是如何危害革命事业。

有一次，他请来了时任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的陶铸。

饭桌上，高岗拍着陶铸的肩膀，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老陶，这次会议，你要放头炮！薄一波的问题很严重，必须狠狠地整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发言，不要有顾虑！”

陶铸是个有原则的人，他敏锐地察觉到这股风向不对，当场便婉言拒绝了。

高岗这边负责“点火”，饶漱石那边则负责“扇风”。

作为中组部部长，饶漱石对来自各地的干部有着天然的影响力。他虽然不像高岗那样公开鼓动，但他的方式更为隐蔽，也更为有效。他会找一些地方干部“谈心”，名义上是关心工作，实际上却在字里行间暗示，这次会议是对某些错误路线的一次清算，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大家要“站对队，跟对人”。

在高岗的“炮火”和饶漱石的“东风”共同作用下，财经会议的航向彻底偏离了。原定的总路线和五年计划被抛在一边，整个会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批判场。对薄一波的围攻，一浪高过一浪。

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薄一波被迫两次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但他发现，无论自己怎么检讨，都无法过关。对方要的不是检讨，而是要他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从而将火烧向他身后的人。

到了这个地步，薄一波看穿了这一切。他知道，再退让下去，只会让事态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于是，在被要求作第三次检讨时，他选择了沉默。无论会上的人怎么批判，怎么质问，他都一言不发。

会议，就此陷入了僵局。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周恩来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深夜的中南海西花厅，灯火依旧。周恩来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开的是厚厚的会议记录。记录上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着他的眼睛。

周恩来看到了高岗等人的咄咄逼人，看到了许多干部在压力下的言不由衷，也看到了薄一波那屈辱而又倔强的沉默。他想结束这场无休止的争论，让会议回到正轨，但他知道，在高岗等人制造的狂热气氛下，任何“和稀泥”式的结论，不仅通不过，还会给自己招来“开脱”、“庇护”的嫌疑。可如果顺着高岗的意思，作一个严厉的结论，那既违背事实，更会正中对方下怀。

周恩来点燃了一支烟，眉头紧锁，烟雾缭绕中，他清瘦的面庞显得愈发疲惫。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艘刚刚启航的共和国巨轮，内部竟然出现了如此汹涌的暗流。

就在周恩来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毛泽东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场会议的风云变幻。他早已察觉到会议的异常。当周恩来将会议的僵局和自己的困境如实汇报后，毛泽东抽着烟，沉吟了许久。

毛泽东看着一脸愁容的周恩来，突然轻轻地、却又异常清晰地说了一句话：

“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

这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周恩来心中的阴霾。他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和明悟。

“主席，您的意思是……”

“搬兵！”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掐灭了烟头。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兵”，不是真枪实弹的兵，而是能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人。周恩来瞬间明白了，谁，才是这场棋局里，能够扭转乾坤的关键棋子。

一个巨大的悬念，就此埋下。财经会议的下半场，即将迎来真正的重量级选手。高岗和饶漱石精心导演的这出戏，也即将迎来他们意想不到的转折。

毛泽东的“搬兵”之计，迅速而有效。

两道加急电报，分别飞向了北戴河和另一处疗养地。很快，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身影，出现在了陷入僵局的北京财经会议上。

一位，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他刚从北戴河的海滨赶回，脸上还带著几分休养的安逸，但眼神却一如既往地沉静如水。

另一位，是从外地风尘仆仆归来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却步伐稳健，目光锐利，浑身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果敢与干练。

这两位“援兵”的到来，如两块巨大的礁石，投入了汹涌的会议浪潮，立刻就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先发言的是陈云。

作为财经领域的最高权威，陈云的话分量极重。他一开口，就先肯定了会议对薄一波错误的批评是必要的，这让那些情绪激昂的批判者们无法反驳。但他话锋一转，用一种不容商榷的语气说道：“同志们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那是不可能的。但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这番话，说得极有水平。既批评了错误，又否定了“路线斗争”的定性。就像一盆恰到好处的凉水，浇在了滚烫的油锅上，瞬间让会场的温度降了下来。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

紧接着，邓小平发言了。如果说陈云是“柔中带刚”，那么邓小平就是“刚中带锐”，他的发言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指问题的核心。

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声音洪亮地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

这个比喻，生动又形象，一下子把所有人都逗乐了，会场里发出了一阵鬨笑。高岗等人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了，以为邓小平是来“加码”的。

然而，邓小平的下一句话，却让他们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

“但是！”他加重了语气，环视全场，“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的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掷地有声，斩钉截铁！

陈云的“降温”加上邓小平的“定性”，如同一套组合拳，彻底打乱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阵脚。他们精心营造的“围猎”氛围，被这两位“天降神兵”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会议的风向，就此逆转。

真正的决战，发生在随后召开的中南海西楼政治局会议上。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周恩来的结论讲话稿。毛泽东特意通知薄一波也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毛泽东转头问薄一波：“你有什么话要说？”

薄一波心中委屈，但还是压着情绪说：“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

他话音刚落，一个身影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指着薄一波的鼻子，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

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这个失态的人身上——高岗。

他大概是觉得，在陈云和邓小平发言后，自己失去了主动权，想在最后的关头，用气势压倒对方。

然而，他选错了场合，也低估了在场的另一个人。

毛泽东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对高岗这种在政治局会议上撒野的作风，极为不满。他甚至没有去看薄一波，而是扬了扬手，目光如炬地盯着高岗，冷冷地问道：

“高岗同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毛泽东提到的，是此前有人写信揭发高岗在东北的贪污腐化问题，却被高岗压了下来。这看似不经意的一问，却像一把利剑，直刺高岗的要害。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如此公开、如此严厉地敲打高岗。

高岗显然没料到这一招，一下子愣住了。他涨红了脸，强辩道：“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

“你不要为自己辩解！”

毛泽东的声音不大，但威严十足，不容置疑。他脸色铁青，目光严厉，整个会议室的空气彷彿都凝固了。

在领袖的震喝下，高岗那股嚣张的气焰，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瞬间瘪了下去。他嗫嚅了几句，终于闭上了那张出口就伤人的嘴，灰溜溜地坐了下来。

这一幕，极具戏剧性，也极具象徵意义。它标志着，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已经从观察，转向了干预和警告。

高层的博弈，从来不是单纯的打压。敲打了高岗，还必须安抚另一方。这就是领袖的平衡术。

当天夜里，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周恩来的总结讲话稿。他拿起红蓝铅笔，将稿件中凡是提到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把“带路线性的”五个字，一一划掉。

在随后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不仅为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定了调，还主动承担了责任：“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

领袖亲自作自我批评，这姿态，让周恩来甚感宽慰，也让满腹怨气的薄一波，心里的冰块融化了许多。

几天后，毛泽东又单独找薄一波谈心，像个长辈一样开导他：“这次会议，原意是引导大家讨论总路线的，但是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图进行……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

打与拉，敲山震虎与和风细雨，毛泽东用他那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驾驭着这场险些失控的风波。

历时两个月之久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终于在高岗看似佔了上风，实则图谋受挫的情况下，落下了帷幕。

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虽然暂时平息，但毛泽东心中已经警铃大作。他从这场会议的蛛丝马迹中，敏锐地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一股来自高岗身上的、浓烈的野心味道。他知道，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财经会议上的挫败，对高岗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趔趄。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觉得在北京的圈子里施展不开手脚，必须寻求更强大的外援。

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投向了军中，也投向了一个在他看来能够决定未来天平走向的关键人物。

1953年秋，高岗向中央请了假，以“休养”为名，登上了南下的专列。这趟旅程，与其说是休养，不如说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串联。

专列一路南行，高岗的嘴也没有闲着。他利用各种机会，向随行人员和沿途接待的地方干部大放厥词。他抛出了一套精心编织的理论，核心思想就是分裂党，分裂干部队伍。

他说，我们党，实际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像毛主席和他自己这样，长期在根据地和军队里干革命的，是“红区党”，是“军队的党”；另一部分，是像刘少奇那样，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的，是“白区党”。

接着，高岗话锋一转，抛出了更惊人的言论：“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上出党”。言下之意，“军队的党”才是党的主体和正统，而现在党和国家的权力，却掌握在“白区党”的人手里，这是不公平的，是需要改变的。

这套“军党论”、“两党论”的歪理，极具煽动性和欺骗性。高岗试图以此来拉拢军中高级干部，为自己博取支持，制造“白区干部要篡夺党权”的舆论，用心极其险恶。

这趟南下之旅的终点站，是杭州。西湖的潋滟水光，柳浪闻莺的诗情画意，都无法让高岗驻足。他此行的核心目标，是去拜访一位正在此地休养的特殊人物——林彪。

当时的林彪，手握重兵，威望极高，虽然深居简出，但对政局的影响力无人敢小觑。高岗深知，要想扳倒刘少奇，没有林彪的支持，是万万不行的。

杭州西湖别墅区，一栋幽静的小楼里。林彪正穿着睡衣，站在窗前，用望远镜眺望着湖光山色。他怕光、怕风、怕见人，平日里极少出门。当警卫员报告说高岗到了，他竟破天荒地换上衣服，叫上妻子叶群，亲自到门口迎接。

这个小小的举动，足以说明，他与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

两人在书房落座，没有过多的寒暄。林彪对北京的政局洞若观火，他饶有兴趣地问：“听说财经会议，给你搞得很热闹？”

高岗哈哈一笑，用一句东北话回答：“哪里，那是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哩！”

接着，高岗抛出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他压低声音，试探性地问：“听说最近主席谈到了调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问题？”

林彪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端起茶杯，紧闭着嘴，双目盯着桌面，显出几分神秘和威严。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在鼓励高岗继续说下去。

高岗忍不住了，单刀直入：“林总，现在急需有几个更年轻的人，接任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

林彪沉默了许久，突然开口，一开口就让高岗心花怒放：“我认为，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目前在中央，我认为只有你最为合适。你的威望和才能，你在东北的成绩，都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这番吹捧，让高岗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嘴上却假意谦让：“我不行，我不行。这样重要的职务，只有你林总才合适。我呢，粗人一个，顶多干干政务院。”

坐在一旁倒茶递烟的叶群，见缝插针地说道：“高主席能行，一个大东北都掌管得这样好，一个政务院也不在话下。”

临别时，高岗留下了一份饶漱石私下搞的未来政治局委员名单，让林彪“参考”。

第二天，叶群来到了高岗在杭州的住处，她扮演了关键的传声筒和催化剂角色。她告诉高岗：“林彪同志说，毛主席退居二线，是英明之举。他主张由你来兼职，即当党的副主席又当总书记。总理嘛，干脆摆个名义职务，最好由你来掌握实权。”

叶群的话，比林彪本人说的还要露骨，还要激进。她又添油加醋地传达了林彪的“指示”：“林彪同志还说，他不同意刘少奇等白区工作者掌权。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天下是千千万万武装人员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不能让别人坐享其成！”

这番话，彻底点燃了高岗心中的火焰。他手舞足蹈，兴奋地附和道：“对！太对了！枪杆子出党，党就是我们军队创造的！”

这次杭州之行，在高岗看来，是巨大的成功。他自认为，已经获得了林彪的鼎力支持。现在，全国六大行政区，东北是他自己，华东有饶漱石，中南有林彪，大局已定。剩下的关键人物，就是西南的邓小平和中财委的陈云。

高岗决定，对这两个人，采取直接拉拢的办法。

他首先找到了邓小平。在一个私下的场合，他开门见山，对邓小平说：“少奇同志不成熟，在很多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应该把他拱下来，由我来接替。希望你能支持我。”

邓小平听完这番话，脸色严肃起来。他看着眼前这个野心勃勃的“东北王”，没有丝毫犹豫，严词拒绝道：“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全党公认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是不适当的。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碰了一鼻子灰的高岗，又找到了陈云。他对陈云开出的价码更为诱人：“将来党中央要设几个副主席，到时候，你一个，我一个。我们联手，怎么样？”

陈云同样是原则性极强的人，他不动声色地拒绝了高岗的提议。

高岗的这次拉拢，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起到了一个他完全没想到的效果——警钟被敲响了。

邓小平和陈云，都是政治警觉性极高的人。他们从高岗这番赤裸裸的言行中，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个人意见，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分裂党的活动。

两人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必须立刻将高岗的这些言行，原原本本地向毛泽东汇报！

这个决定，成了压垮高岗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南下串联，实际上是把他自己一步步地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一张由最高层撒下的天罗地网，正在悄然收紧。而得意忘形的高岗，对此却毫无察觉。

就在高岗南下纵横捭阖的同时，北京城里，饶漱石也没有闲着。他要发动一场与南方遥相呼应的攻势，为他们的“大计”添上最关键的一把火。

他选择的战场，是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机会很快就来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在听到一些关于中央准备调整领导机构的传闻后，出于工作考虑，未经中央授权，私下草拟了一份未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建议名单。这份名单，本意是供内部参考，却成了饶漱石手中最锋利的武器。

饶漱石拿到这份名单后，如获至宝。他抓住“私拟名单”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一场精心策划的“批安射刘”大戏，就此拉开序幕。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以主持人的身份，故技重施。他完全照搬了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那一套打法，将对安子文的批判，迅速引向了对整个中组部工作的否定，而矛头，则直指安子文的直接上级，也是他一直想扳倒的目标——刘少奇。

在饶漱石的煽动和引导下，一些原东北局和山东分局的干部，公然在大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他们恶毒攻击1953年以前的中组部领导有“右倾思想”，工作是“敌我不分”，污蔑中组部没有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饶漱石坐在主席台的位置上，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发言，兴奋得身子不由自主地轻轻摇晃，压得身下的椅子吱吱作响。每当一个发言者慷慨激昂地结束发言，他总是第一个带头鼓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会议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狂热，越来越失控。饶漱石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通过这场会议，彻底搞乱中组部，夺取党的人事大权。

然而，他低估了毛泽东的洞察力。

北京的这场闹剧，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他说，饶漱石这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跟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做法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两个人是在互相呼应，遥相配合。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分裂活动。

就在此时，一条来自暗线的情报，递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更坚定了他处理此事的决心。

这条情报，来自一个特殊的人物——康生。康生在内务系统安插的眼线，搞到了一份饶漱石近期与其亲信密谋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记载了他们如何策划搞倒刘少奇、周恩来的阴谋。

这是铁证。

毛泽东决定，不再旁观，必须亲自出手，快刀斩乱麻。他要亲自主持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给这个“外善内恶”的饶漱石，来一次当头棒喝。

一个深夜，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的饶漱石，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神情严肃，只说了一句：“主席召见，请马上过去。”

饶漱石被带到了一个会议室。他一进门，顿时感到五雷轰顶，刚吃下去的安眠药带来的那点困意，瞬间被吓得无影无踪。

会场的布置，像一个审判庭。

北侧一排，坐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政治局的核心成员。

南侧一排，则是邓小平、康生、安子文等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

饶漱石被服务员领到了南侧一个空位上，左边是康生，右边是邓小平，正对着的，就是刘少奇和周恩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利剑一样，齐刷刷地射向他。

毛泽东锐利的双目，紧紧地盯着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饶漱石浑身冰冷：

“饶漱石同志！你犯了众怒，知道吗？”

饶漱石顿时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说：“主席，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毛泽东喝了口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平静地背诵了一首唐代孟郊的诗：“曲木忌日影，馋人畏贤明……”背完，他问道：“这首诗的意思，你也不明白？”

饶漱石更糊涂了，只能说自己浅陋，不明白主席的深意。

“好，”毛泽东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我只取起首两句：曲木忌日影，馋人畏贤明。你饶漱石，是不是曲木？是不是馋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回答！”

“好了，闲话少说！”毛泽东话锋一转，如连珠炮般发问，“中央委托你和少奇同志主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你不按中央定的方针开会，而妄自做主，政出旁门，呼朋引类，搞什么‘批安射刘’，吵吵闹闹，批批斗斗，直闹得会议开不下去！安子文、刘少奇果真就那么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吗？你饶漱石作为组织部部长，上台即斗，外善内恶，巧言令色，额之厚矣！你饶漱石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话，如同一条烧红的鞭子，狠狠地抽在饶漱石的身上，抽得他满脸通红，浑身难受。

他试图辩解，说自己斗争安子文，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泽东更加生气了：“你饶漱石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不以为愚蠢！你们趁机在背后大做手脚，你以为党中央没有察觉？安子文私拟名单，错误严重。但我历来劝诫大家，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你们这些背后动作，我绝不允许！”

最后，毛泽东抛出了那个致命的问题：“那么我问你，你们在组织会议上的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饶漱石当然不敢承认是有组织的，他强辩说是“自发的”。

他话音未落，对面的周恩来目光如炬，厉声斥责道：“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发生在你们中组部，擅自在会议上公布高级干部的档案，你们还有没有党纪国法？”

一贯精明干练、足智多谋的饶漱石，在领袖的雷霆之威和同志们的轮番质问下，被问得无路可退，无理可辩。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跌得太重、太惨了。此刻，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南下的高岗能尽快回京，帮自己一把。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所期盼的那个“救星”，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组织工作会议的风向被彻底扭转。中央肯定了中组部的工作，饶漱石图穷匕见、利用会议分裂党的阴谋，宣告彻底破产。

高岗从南方“休养”归来，意气风发。他以为自己已经联合了林彪，稳住了大局，回到北京正好可以和饶漱石南北夹击，大展拳脚。

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败涂地的饶漱石。饶漱石被隔离审查，天天以泪洗面，连行动自由都受到了限制。

高岗感到情况不妙，决定亲自出马，去菊香书屋见毛泽东。他想为饶漱石求情，实则是为自己试探风向和辩解。

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高岗先是汇报了一下东北的工作，又提了提在杭州替主席看别墅的“功劳”。毛泽东只是冷冷地听着，等他说完，突然用一种穿透人心的目光盯着他，问道：

“你到南方，听说发了不少高论啊？什么红区党，白区党，枪杆子里面出党组织。人家说你这是提倡‘军党论’。对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高岗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有人告了他的状。他连忙辩解道：“主席啊，你千万不要听信，这是一些小人的背后流言。我高岗能有什么理论？”他又试图祸水东引：“这是刘少奇为了整我，而先整饶漱石！”

毛泽东听完他的辩解，不置可否，只是反问：“那么你是来替饶漱石求情来了？他自己有脚，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这次会面，高岗碰了一鼻子灰，他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信任和器重。

真正的摊牌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1953年12月，毛泽东即将年满60，准备离京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按照惯例，他外出期间应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书记处会议上，一场激烈的交锋爆发了。

周恩来主张照老规矩办，仍由刘少奇负责。

高岗却跳出来公开反对：“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他这是赤裸裸地挑战刘少奇的地位。

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一幕，没有说话。但他随后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却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中南海。

毛泽东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却意有所指地说：“北京城里，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两个司令部”！

这话一出口，所有人都明白，矛盾已经彻底公开化了。这是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下的最后通牒，标志着领袖的耐心已经耗尽。

高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再次想到了林彪，希望这位在军中一言九鼎的盟友，能在此刻站出来拉自己一把。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林彪早已收到了风声。毛泽东已经派了陈云，专程去杭州和林彪谈话。毛泽东让陈云转告林彪：对高岗再也不要袒护了！否则，我们就要与他分裂了！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林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保。

他托人给高岗带话，话说得极其冰冷和决绝：“这次可能要刮一场12级的台风，很可能把你从12层楼上吹到地下室去。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要敢于自己承担，不要牵扯他人。”

这番话，如同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浇灭了高岗最后的希望。他众叛亲离，彻底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天罗地网，已经收紧。

最后的清算，在一间名为“颐年堂”的会议室里进行。

毛泽东已离京南下，他授权刘少奇和周恩来，全权处理高、饶问题。

这天晚上，高岗被一辆小车接到了会场。他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克农等等，唯独缺少了几个关键的政治局委员。所有人都用一种冷漠甚至是仇视的目光，死死地盯望着他。

“主角到了，现在开会！”刘少奇威严地宣布。

邓小平开始传达中央的决定：“遵照主席的指示，中央决定成立两个会议小组，分头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挽救……”

听到这里，高岗的情绪彻底失控了。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一股绝望的怒火冲上头顶，他抓起放在桌上的皮包，猛地站起来，一边向外走一边破口大骂：“老子不开你们这个鸟会！邓小平假传圣旨！我要去杭州见毛主席！”

周恩来试图劝他冷静。刘少奇则用严厉的口气大声警告：“只要高岗走出颐年堂半步，他就永远回不来了！”

就在这混乱的拉扯中，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

高岗在盛怒之下，将手中的皮包狠狠地甩在了桌子上。皮包的搭扣被震开，一个比肥皂盒稍大一点的半透明盒子从里面蹦了出来，滚落在桌面上。

坐在旁边的中联部部长李克农，是老特工出身，眼疾手快。他几乎是下意识地一把抢过盒子，打开一看，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里面赫然是一支上了膛的袖珍手枪！

高岗见状，疯了一样要去抢夺手枪。但他的手，被身边的谢富治和杨尚昆死死抓住。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手枪的出现，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不再是党内斗争，而是潜在的武装叛乱。

刘少奇的脸色铁青，他发出了最后的命令，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来人！把高岗带下去！他的行凶武器留下来，是他搞反党叛乱的铁证！”

高岗被警卫人员架着，带离了会场。他被直接送到了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庄，软禁了起来。

昔日权倾朝野的“东北王”，就这样在一次歇斯底里的挣扎和一把意外暴露的手枪面前，迎来了他政治生命的猝然终结。那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红墙内的暗流，也在这最富戏剧性的一刻，被推向了最高潮。

高岗被软禁在玉泉山庄的别墅里，昔日门庭若市的东交民巷8号，如今已是门可罗雀。由周恩来亲自挂帅，李富春、康生等人为副组长的中央专案组正式成立，对他的问题展开全面审查。

随着审查的深入，一份份触目惊心的材料被摆上了桌面。专案组最终核实认定的罪状，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严重。这些罪状被归纳为骇人听闻的七大项：

其一，多次在东北局重要会议上散布言论，说毛主席搞经济不行，只有他高岗才全面，企图以此贬低领袖，抬高自己。

其二，诬蔑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是“资本家派”，而自诩为坚定的“亲苏派”，恶意制造党内派系对立。

其三，将党内矛盾比作历史上的“秦楚大战”，自比为代表未来的“秦”，将刘少奇比作将被消灭的“楚”，野心昭然若揭。

其四，在主持东北期间，多次私自向苏联透露我党重大机密，建立个人联系，甚至妄言在北京搞不下去就退回东北，哪怕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也要搞“独立王国”。

其五，未经中央军委批准，秘密成立一支500人的特种部队，武器直接从苏联内务部获得，每人配备无声手枪，其目的不言而喻。

其六与第七，则是关于他生活极端腐化糜烂的内容，包括利用职权奸淫妇女，甚至听信方士之言，从青年卫士身上吸取精液以求长生不老，致使多名卫士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这些材料，揭开了一个表面风光无限的革命元勋背后，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另一面：一个被权力欲望彻底吞噬的灵魂。

面对审查，高岗的态度极为强硬。他拒不坦白，更不认罪。在他写给专案组的交代材料中，依旧用着挑衅的言辞：“我活腻了。如你们所说有罪，我是想拱倒刘少奇，抓到党内第二把手的位置，今后接替毛主席，自己做领袖。”

字里行间，看不到丝毫的悔意，只有一种穷途末路的疯狂。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众叛亲离的彻底绝望中，高岗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1954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他写下绝命书，然后吞下了一周来偷偷积攒的21颗安眠药。但这次自杀并未成功，他被抢救了过来。

然而，求死之心已决，谁也无法阻拦。

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服用大量安眠药，这一次，他没有再给任何人抢救的机会。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东北王”，以一种决绝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听到高岗自杀的消息后，许久没有说话。他对高岗的反党活动极为震怒，但对于他的死，却又感到深深地惋惜。毕竟，这是一位从陕北时期就跟随自己的老部下。

最终，他指示周恩来：“他有两个孩子，我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到18岁。安排他的爱人李力群同志做个政协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在雷霆手段之后，这位领袖也展现出了他复杂情感中人性的一面。

而高岗的政治盟友饶漱石，则在另一条轨道上走向了他的结局。他被认定为“高饶反党联盟”的主要成员，以包庇坏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再也没能走出高墙，于1975年在狱中病逝。

一场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至此尘埃落定。

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为个别人的陨落而停滞。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一个新的、更稳固的国家领导集体，在风波之后建立起来。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深刻教训。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党的纪律。

这场斗争，以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巩固和加强而告终。在处理过程中，中央采取了比较审慎和宽大的方针，没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进步。

多年以后，亲身经历了这场风波的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以《应该记取的教训》为题，对“高饶事件”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他提出了三点：

第一，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

第二，共产党人不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

第三，党中央处理高、饶问题是稳妥的和慎重的。

红墙之内的风云，早已散尽。但那段历史留下的警示，却从未远去。权力是最好的试金石，也是最危险的腐蚀剂。如何防止个人野心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如何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参考资料：

毛泽东与高饶事件——文史月刊

刘少奇与“高饶事件”揭秘——党史博采

高饶事件的前前后后——文史天地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