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和堂弟赶到市人民医院的时候，走廊尽头的夜灯刚从白亮换成了昏黄。

我和堂弟赶到市人民医院的时候，走廊尽头的夜灯刚从白亮换成了昏黄。

那光像饭馆打烊前留的一盏，照着地面一小块，温吞，舍不得黑透。

“你们是他侄儿吧？”邻床的大爷压低了声音，眼神里有些着急，“他不让通知，说别麻烦你们，可这事儿，咋能不让孩子知道。”

我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您大爷，多亏您了”，嗓子有点干。

堂弟比我年轻，脚步比我快半拍，边走边嘟囔：“哎呀妈呀，这性子，咋还那么犟呢。”

病房门半掩。

门里，白被单，浅蓝窗帘，床头的塑料花瓶里插着几枝康乃馨，颜色很稳，像是给夜里的心一点支撑。

大伯靠枕躺着，脸瘦了一圈，手边一只蓝边白底的搪瓷缸安安静静地蹲着，缸上的字早磨花了，只隐约能看出“劳模”两个字的半截。

他看见我们，先是发窘，再是别开眼，最后把眼睛又转回来，像家里那扇老木门，铰链吱呀一响，旧，但还灵。

“你们咋来了？”他张了张嘴，想严肃，声音里却露出慌，“这不就小毛病，住两天就好了，花啥话费打电话。”

我挪了把小凳，坐近些，尽量让语气轻松：“大伯，您这不是叫我们来嘛，您不说，风也能把消息吹给我们。”

堂弟把塑料袋搁在桌上，暖壶、毛巾、蜂花香皂、剃须刀，一样一样摆正，袋口一松，剃须刀盒子“哗啦”一声，像案板上一条鱼最后蹦了一下。

大伯眼圈红了，还是硬着嘴说：“少来，别整那出，赶紧回去，好好干活。”

我笑：“这不就干着呢，干家里的活。”

他也笑了一下，笑纹一展又收，像被风吹动的窗纸，轻轻颤了一下。

那夜的风从医院背后的槐树缝里过，带出来一点苦香。

我心里有一句旧话浮上来：人老了，不是怕疼，怕的是给人添麻烦。

东北话说，别唠叨那套，心累。

我坐在走廊过道的蓝色塑料椅上，反复起身又坐下。

夜里，护士穿过安静的光，鞋底不响，像雪落地。

堂弟靠着窗打盹，头一点一点，像地里的高粱穗子，快熟了，沉甸甸。

清晨第一缕光贴在玻璃上，露出一层细细的灰。

我去打了热水，拧开暖瓶盖，白汽直往上窜，镜片一下子雾成一片。

搪瓷缸里“咕咚”一声，像久渴的人吞下一口热水。

我把缸递过去，大伯看了看缸沿，说：“这是厂里评先进那年发的。”

我笑：“八十年代的事儿吧。”

他也笑：“你那时候，还没影呢。”

他说着，眼睛往窗外看了一会儿，眼神像被过去的光照了一下，暖。

那时的木器厂在城西，冬天早晨厂门哨子一响，长长一声，把雾气拉直了。

大伯那会儿在木工车间，手上茧子厚，握筷子都像握刨子，指节白，稳当。

年根儿，他常从厂里兜一把木屑回来，撒在炉膛边，点火利落，还香，香里夹着松脂味。

我们这些小孩蹲在炉边抢地瓜，皮烫得人直吸气，嘴里还喊“哎呀妈呀，烫也香”。

屋里墙上贴着十二生肖年画，窗玻璃上有花，花上又有霜，冷得晶莹。

大伯屋角搁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晚上播评书，嗓音像旧戏台上头那盏灯，幽幽亮着。

他给我做过一把小木椅，椅面光滑，能照出来人的影子，小孩坐上去，心里就踏实。

那时候生活紧巴巴。

母亲看着布票，油票，逢年过节才舍得多放一勺油，锅里香气一冒，家里人嘴角就下不来。

有好东西，大伯先想起往我家拎，别人夸他厚道，他摆摆手：“一个锅里蹭热气，别抠搜。”

后来，厂里日子慢慢变了。

有人南下跑业务，有人进集市摆摊，有人学着开三轮跑运输。

大伯没挪窝，还是靠手艺吃饭，给街坊打橱柜，修门框，钱不多，心实。

他说：“手上有活儿，心里不慌，活计不怕慢，就怕心先散。”

东北话里“来呗”两个字，往前走的意思很硬。

我们这次回来，分了工。

堂弟跑缴费、取药，我守着床头，捏毛巾、喂水、记医嘱。

我给大伯剃胡子，总担心刮破皮，手抖。

他看了，笑：“你小时候拿我刀子削铅笔，削得尖儿能扎纸箱，现在咋还抖呢。”

我也笑：“那是您的刀好。”

刮完胡子，脸上泛出一层细亮，像新刨的木板透出来的纹路。

他摸了摸，下意识整了整衣领，轻声说：“人活着，得体面。”

体面这两个字里，多的是老一辈的自持。

病房里有个小男孩，跟着奶奶来复查。

小孩拿着一次性筷子把玩，眼睛亮晶晶。

大伯招手，让他过来，拿起筷子演示怎么用一根系个小榫，扣在另一根的口上，松手不掉。

小孩喊：“真巧啊。”

大伯笑出了声，眼睛里有光，那光我认识，是木器厂午后的亮圈子。

邻床大爷的女儿在社区做志愿，来看父亲时给每个床位老人带了水果，顺手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她留了电话号码，让我们别拘谨，能帮的尽量帮。

堂弟小声说：“现在人心热乎。”

我点头。

社会往前走，情分也不丢，换了个方式，心意还在。

过了两天，有老邻居托人带来几百块钱，夹了一张小纸条，歪歪扭扭写着：“当年你给我家打柜子没收钱，这算补上。”

我念给大伯听。

他没多话，只用手指腹按了按纸条，像顺着木纹摸，慢慢的。

那晚，风小了，走廊更安静。

护士换药时，动作轻，话语温和，叮嘱我们注意观察体温。

半夜，大伯有点低烧，脸上发红，汗湿了鬓角。

护士来回地擦拭，换了被单，忙完留下一句：“今晚多注意饮水。”

等人都散了，病房重新静下来。

他忽然说：“我那屋里，窗台上有个铁皮饼干盒，里面有钥匙，你们拿走，把屋收拾收拾，别让灰进了木缝。”

他的语气平平，像在安排一件日常小事。

我心里却像被轻轻敲了一下，响了一声。

第二天，我让堂弟去拿钥匙。

饼干盒盖子有锈，边角卷起来了一点，小心掰开，里面一串钥匙，塑料圈褪了色，蓝的地方发白。

堂弟用手机拍了张照片给我，像素不高，可那一圈一圈的划痕，清楚。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人这辈子，总要有一串属于自己的钥匙，不管开门，还是开回忆。

堂弟顺道去了老屋。

巷子深，槐树根把泥地顶起一个小坎，门口砖沿有磨损。

窗户玻璃有裂纹，贴着一张褪色的敬老月宣传单。

屋里有木头的香，旧，却不潮。

桌上搁着和病房里那只像一对姐妹的蓝边搪瓷缸，只是边上磕了个小口，像门牙缺了角。

墙上钉着一把旧木尺，有刻度的地方被手抚得发亮，旁边挂着一把锯，锯齿齿尖已经钝了。

角落那把小木椅还在，椅面温润，像拭过油。

堂弟用抹布擦了遍桌面，出门又折回去，把小椅子挪到屋里靠墙，怕挨了潮气。

他还找出一张老年画，上头是拿着谷穗的孩子，笑得天真。

我在医院这边，给大伯讲了老屋的样子。

他听着，嘴角翘了一下：“屋就那样，简单，干净就好。”

他的烧退了些，人也有了精神。

护士夸他配合得好，鼓励他按时锻炼，早日出院。

我们学着扶他走几步，他每迈一步，都像把心里的担子往前挪了一寸。

夜里两点，病房熄灯，走廊指示灯发出微蓝的光，像河边的微波。

我靠着墙坐，听着呼吸器平稳的声音，心一点点静下来。

忽然，大伯轻轻抽噎了一下。

我以为他哪里不舒服，忙起身，他摆了摆手，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落在枕套上，洇出一小块深色。

“不是疼。”他低声说，“就……心里过不去，你们有你们的活，这么照顾我，我心里不落忍。”

我一时没找出合适的话。

那一瞬间，我想到很多年以前一个停电的夏夜。

胡同黑得很清，星星亮得像刚擦过。

大伯把蜡烛插在空啤酒瓶里，光亮跳着，他说：“日子跟木头一个理儿，顺纹走，不逆。”

那时不懂，现在懂了，顺着走，刀不伤，手不疼，木头服气。

我握住他的手，手心有温度，粗糙，像砂纸轻轻蹭过，又退了一点。

我说：“大伯，咱小时候，谁发烧，您背着跑三家诊所，您那时候也有活，也累不累？现在轮到我们，这是应该的。”

堂弟在门口应了声：“嗷嗷，咱是一家。”

他这一声，低，却稳，像钉子敲在木板上，敲准了，不虚。

人的心，在某个时刻，会拐向亮处。

第二天起，大伯让我们给他修了修头发，剃了胡子，换上洗得干净的衣服。

他坐在床上，端端正正的，看着窗外的秋光，眼神柔和。

社区志愿者两位小伙子又来，带了一袋水果和一只便携收音机。

“大叔，这个能听评书。”小伙子笑着说。

大伯拿在手里，像捧着一块光润的木头，指尖轻轻摸了摸，拨盘一转，沙沙声里，熟悉的嗓音落下，像从过去搬来一把稳稳的椅子。

病房里有笑声，暖意像开了半扇窗那样进来。

堂弟的店开在医院不远，一个拐弯就到。

他以前只修电动车，这几年又慢慢接了些旧家电的小修小补，手稳，讲规矩。

他跟我说想换个招牌，我说随他。

等大伯能下地了，他拉着我们去看。

店门口挂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两个字写得老老实实：“木榫”。

下面小一行：“电修”。

我笑他：“你这是跨界。”

他挠头：“让大伯坐店的时候有面儿，木榫嘛，扎得牢。”

大伯出院那天，天格外晴。

阳台上晒着的被子有太阳味，像小时候钻进晒过的棉被，甜甜的。

我们回了一趟老屋，打了两桶水，擦了窗，洗了窗帘，换了干净的床单。

堂弟提议：“先别回老屋，就住我店后的小院，近，照应得上。”

大伯想了想，点头。

人上了年纪，换地方不容易，但有熟悉的声气，心就安。

小院两间半，墙上钉着扳手，角落堆着两条轮胎，院里种了两棵葱，三棵韭菜，长得细细瘦瘦。

我们把一张旧书桌擦亮，当了饭桌，桌面有一块铅笔印，像小学生练过的加减法。

大伯蹲下身，用手指捏了捏土，说：“多晒太阳，浇水别勤了。”

他说完站起，拍了拍裤腿，尘埃在斜阳里飞了一阵，又落回去。

起初，他不肯闲。

第二天就坐到店门口，看门。

顾客来问价，他不说贵不说便宜，只说：“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别花冤枉钱。”

来的人笑：“老大爷实在。”

他也笑，笑的时候，眼角皱纹像木头上的年轮，一圈一圈，清清楚楚。

午后，店门半掩，外头有风，风里带点油香和泥土味。

大伯把那只旧搪瓷缸放在门边，泡了茶叶，叶子舒展开了，像一小片森林。

我调收音机到天气预报，播音员说：“冷空气南下，请注意添衣。”

大伯说：“唉呀，那给葱盖层报纸。”

我笑：“嗷嗷，妥妥的。”

有时，会有小学生推着自行车进来，铃铛响不起来，链条松了。

大伯瞧一眼，手一伸，找到工具，滴两滴油，轻轻拧几下，铃铛“当啷”一声，清脆。

孩子“哇”的一声，眼睛里像点了一盏灯。

我在旁边看，心里热，像一口炉子点着了。

晚上，我们仨轮流做饭。

我做西红柿鸡蛋面，堂弟炖土豆，放粉条，咕嘟咕嘟很香。

大伯最擅长烙饼，他在面里滴两滴花生油，擀薄，锅里一贴，滋啦一声，屋里就有了味道。

吃饭时，他总把那块最焦最脆的掰下来，分给我们，说：“年轻人，多吃点。”

我们推让，他摆手：“都吃，别整虚的。”

院子口，晚饭后，广场舞的音乐就响起来了。

音箱里老歌的节奏有点快，脚步有点乱，却热闹。

邻里互相打招呼，谁家菜园长得旺一点，谁家小孩作业多一页，都是话题。

大伯搬了小凳坐在门口，笑着看，有人递来一块切糕，他摆手：“甜。”

人家笑着把小半块放到他手心，他不好意思，又掰一半给我。

我们就那么吃着，听着歌，天一点点暗下来。

天色像一块旧木，越看越顺眼。

有一晚，母亲打电话。

我用那部老翻盖接，脆生生“咔哒”一声，像翻开一本旧相册。

母亲问：“那边咋样？”

我说：“都好，大伯在这儿，心气顺。”

母亲“嗯”了一声，像把悬着的手放下了，又叮嘱：“天凉，给他加衣裳。”

我说：“知道呢。”

挂了电话，大伯朝我点头，眼神温。

他的一点点目光，都像是把一个字写好。

院子里，收音机偶尔播到评书，声音平稳，像老友说话。

大伯听着，手里拿着小刀，在一块废木头上削，木屑一丝一丝飘下来，落在搪瓷缸旁边，像堆起一个小小的秋天。

我想起他在工厂的那些年，哨子一响，男人们把棉帽往下一压，女人们扯一扯围巾，孩子在门口追着雪，叫着“哎呀妈呀，白了白了”。

那种日子，紧，但不乱。

紧里有筋，筋是人心里的规矩。

有一天，老邻居老于头来修电动车，坐在门口晒太阳，聊起来以前的事儿。

他说：“你大伯，那时候给我家打床，不收钱。”

大伯摆手：“都过去的事儿。”

老于头笑：“记着呢，谁能不记。”

大伯没再说，眼睛看向院里两棵葱，葱绿着，风一吹，轻轻摆。

有晴的日子，也有阴天。

阴天里，店里来得晚的顾客多些，门口的灯开得早一点。

我们把小院的灯泡换成节能的，亮不刺眼。

有夜，路口的公用电话响了一阵，有人跑过去接，声音突然放大又突然远。

我看着那黑色的电话亭，想起上大学那会儿排队拿BP机号码的日子，想起堂弟用翻盖手机第一次给我发短信，简短的“哥，回家吃饭”。

时代往前走，物件换了模样，人的心里需要不变，还是“有人等”。

临近中秋，我们买了两个月饼，一盒水果，去看邻床大爷。

大爷已经出院，搬回了女儿家。

他拄着拐站在门口，看见我们，笑得嘴角直抖。

他把我们让进屋，屋里一股小米粥的香，桌上的搪瓷缸边上放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写了几个工整字：“平安”。

我看了看大伯，他也看了看我，两个人都没有多话，心里却像有人捏了一把热乎乎的东西，踏实。

转眼入秋深了。

一场雨过后，空气里有股清凉，院里韭菜第二茬冒尖，葱也粗了点。

大伯说：“再等两天，割一把，包饺子。”

我说好。

那晚我们真和了面，剁了肉，切了葱，打了一个方向，拌好馅。

大伯擀皮，堂弟包，我在锅边烧水。

水开的一刻，咕噜声像一群小动物在嘀咕。

饺子下锅，翻滚，浮起来，又沉下去，再浮起来。

大伯夹了一个，吹了吹，递给我。

我一口咬下去，葱香冒出来，心里空出来的那一块，被塞得满满的。

这样的日子，简单，但有光。

冬天第一场雪来得不声不响。

早晨开门，院子里白了一层，车座上，屋檐下，像给世界铺了薄薄的棉。

堂弟用扫帚扫雪，扫到路边堆成一个小堆，我找了两个纽扣，按到雪堆上当眼睛，他找了根胡萝卜当鼻子，笑着退后两步看。

大伯从屋里拿出一顶旧棉帽，往雪人头上一扣，满意地点头：“像回事。”

有人推车来修，站在门口看着笑，夸一句“有意思”。

堂弟说：“我们老板会做木头。”

那人问：“老板是谁？”

堂弟用下巴指了指大伯。

大伯摆手：“不是不是，都是孩子干活，我就是看门的。”

看门也是活。

看门的人，是门面，也是心安。

年底了，街上忙起来。

有人在卖春联，红得醒目，摊子旁挂着红灯笼，风一吹，晃两晃。

我们买了一副春联，回去贴到小院门上。

上联“木榫连心”，下联“电修暖屋”，横批“平安”。

字写得稳，墨色饱满。

大伯看了看，眼睛里笑意起了又落，像一条温柔的线，系住了门把手。

除夕夜，电视里主持人的笑声从客厅飘到院子，鞭炮零零散散响，邻居家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脚步轻。

我们没放炮，怕吵着隔壁老人。

大伯把那只蓝边搪瓷缸摆在桌正中，倒了三杯热水，冒着白汽。

“来，先喝口热的。”他说。

我们举杯，杯沿轻轻一碰，清脆地响了一下。

那声音不大，却刚好。

窗外雪还在下，落在屋檐边，化成水，又结了一小条冰。

屋里暖气哼哼唱，热得人脸上泛红。

我坐在桌边，瞟到门边挂着的一串钥匙，铁环轻轻晃了一下，发出咔嗒一声，干净。

有些东西，安在那儿，就叫人心定。

年后，天气一点点回暖。

院子里有了蚯蚓爬出的小土堆，葱绿更亮。

大伯每天早晨都会把门打开一条缝，让光进来。

光进来，灰尘在光里飞一阵，又落下，落在木椅的靠背上，落在扳手的金属上，落在搪瓷缸的蓝边上，落得安稳。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推着一辆老款自行车来。

车铃锈住，轮胎发硬，车架上贴着当年的“中国制造”的小标。

小伙子说，车是他父亲留下的，舍不得换，就想修一修。

大伯拿着布擦了擦车把，又蹲下身检查链条，慢慢地说：“能修。”

他说“能修”的时候，语气平静，像说“今天能晴”。

修好了，铃铛响，链条顺，车子一推就走。

小伙子笑开了，连声说谢谢。

大伯摆手，说：“骑慢点，拐弯留神。”

小伙子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抬手比了个招，像从旧日里带着一束光出去。

春天就这样来了。

小区广场上有人打太极，有人晨跑，有人推着婴儿车走，小孩的笑声像柳条一样甩在空气里。

大伯坐在门口，眼睛眯成一条缝，晒太阳。

太阳晒在他的额头上，晒出细细的汗珠，顺着眉毛往下，停在眼角，像一滴温水。

他慢慢擦了擦，说：“这日头，好。”

这两个字说得实在。

我心里也实在，觉得日头确实好。

有一回，堂弟接到个电话，是一位曾经的顾客，问能不能上门修一台老旧缝纫机。

缝纫机的品牌是老牌，杠杆估计磨损。

堂弟犹豫，说自己不熟。

大伯说：“我去看看，能修。”

我们带上工具，去了。

那家阿姨把缝纫机从柜子里搬出来，机器身上的漆还亮着，手柄有磨痕。

大伯俯下身，先用手指摸了摸传动轴，再用小刷子清了灰，然后一点一点上油，拧螺丝。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像在跟一件老友说话，动作稳，眼神柔。

机器试转，没多久就正常了。

阿姨笑着说：“这么多年，还是老一辈的手稳。”

大伯摆手：“都是老物件，别糟蹋，能用就用。”

我们出来的时候，阳光照在街口的积水上，闪出一点光。

我忽然想起当年木器厂的天窗，夏天下雨，雨点打在玻璃上，砰砰地响，声音不大，却让人心里安。

这样的记忆，是一张柔软的垫子，垫着人心不磕碰。

端午那天，院子里飘着粽叶香。

邻居送了几个粽子，糯米紧，红枣甜。

我们吃了两只，剩下的放到搪瓷缸旁边的盘子里，等晚上加热。

大伯说：“过节就要有个过节的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光。

他的光不刺眼，像小河里的涟漪，太阳一照，亮。

夏天的风来了，院子里的葱又抽了花，韭菜割了第三茬。

午后店里人少的时候，大伯会拿出那把小刀，在木头上刻几个字。

他刻得慢，刻的都是常见字：安，顺，和，稳。

刻完，他吹去木屑，摸了摸。

我问他，刻这几个字干啥。

他说：“放心上。”

有一天傍晚，来了一位年轻的父亲，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车胎没气，打完气，小女孩盯着门口的木牌看。

她问：“木榫是什么呀？”

大伯笑，说：“是木头和木头相互咬合的方式，不用钉子，也能牢靠。”

小女孩“哦”了一声，又问：“那人和人，也能这样吗？”

大伯愣了一下，笑，说：“也行，叫互相拢一拢，别撒。”

小女孩点头，像听懂了。

我在一旁听着，心里一热，觉得这话讲得好，讲到了心坎上。

秋天再到，风里有了凉意。

店门口挂的风铃，微微响动，清脆。

我们把夏天用的薄被收起来，换上了厚一点的被子，窗子的缝也用胶条封了。

大伯早晚穿上了那件深灰色的毛衣，袖口磨得发亮，干净。

他坐在门口的时候，不再像刚出院那会儿那么瘦，脸上多了点肉，气色也好。

我们仨偶尔会去早市逛一圈，买几个便宜又新鲜的菜，看看热闹。

早市上老手艺还不少，卖棉鞋的，用针线扎得严实，卖豆腐的，木桶一翻，香。

我们买一块豆腐，回去配上葱花，滴一点生抽，清爽。

大伯吃一口，点头，说：“这味儿，正。”

他说“正”的时候，是把过去和如今连接起来的一根线。

中秋过后，堂弟说想做一个木架子，用来摆修好的小零件。

大伯量了尺寸，画了简单的图，用剩材自己打。

木架子做完，打磨光滑，放在店里，一排小盒子，整齐。

顾客看了，夸一句“利索”。

我心里也跟着利索起来。

有天夜里，下起了小雨，雨水落在院里的瓦片上，滴滴答答，像有人在轻轻叩门。

我翻个身，听见隔壁房间大伯起身的声音。

他走到院子里，收了晾着的抹布，又把小凳子搬进屋。

他做这些，动作轻，不惊动人。

回屋时，他顺手把门边的钥匙轻轻拨了下，钥匙发出一点金属声，像说“在”。

翌日，天放晴，空气洗了一遍似的。

我抬头看天，觉得蓝得干净。

堂弟把工具摊在桌上，擦了又擦，准备新的一天。

顾客来来往往，问的多是日常的小事，修不好就换个零件，能修的尽量修，不叫人多花。

我们算得是守着一间小店，守着一方小院，守着几件老物件，也守着些老规矩。

有时候，朋友相约来串门，坐一会儿，喝口热水，聊聊家常，谈谈工作里的事。

大家都忙，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可坐在一起的时候，心像往里靠了一下，靠得妥帖。

深秋的一天，社区办了一个便民活动，招呼我们去摆个小摊，帮居民免费检查小家电和自行车。

我们带了工具箱，摆了两张凳子。

大伯坐在一旁，笑着看我们忙。

有人把旧收音机拿来，开不了机。

大伯接过来，摸了摸，拧了拧，换了节电池，收音机又响了。

那位老人家笑得眯了眼，说了一句“还是老法子管用”。

大伯摆摆手，和气。

说话间，风从小广场吹过，带着烤红薯的香。

我忽然意识到，生活的好，不是因为东西多，是因为心里有了靠。

冬天再来，雪落得比去年要厚一些。

店门口堆起的大雪人换了一顶新帽子，是邻居阿姨织的，红色，暖。

我们给雪人围了条围巾，围巾的一头在风里轻轻飘。

夜深时，广场舞安静下来，路灯下只剩下几条影子。

我们关了门，屋里亮起来。

大伯把那只蓝边搪瓷缸端上桌，倒了热水。

他把手放在杯口上方，感受热气，笑着说：“暖。”

他说“暖”的时候，音调不重，语气却很实。

我看着他，心里也暖。

那一刻，我又想起那一串钥匙。

那串钥匙挂在门边的钩子上，每次开门关门，它都会轻轻响一下，像一个人咳嗽了一声，不重，也不轻，提醒你“我在”。

后来有一些小变化，在不经意间长出来。

堂弟的店生意稳了，他学着给顾客留小纸条，写上保修时间和注意事项，贴在机器侧面，字写得认真。

大伯偶尔教他用木头做个小托板，垫在机器下面，防潮，稳当。

我这边单位也忙，我和堂弟商量着轮换，多一个人守店，就多一份安心。

我们也学会了替对方着想，谁忙，谁就多守一会儿，谁闲，谁就多做点饭。

这阵子，母亲又打来电话，问大伯适应不适应，我们说挺好。

她在那头笑，说：“那就好。”

她的笑声里，有一种放下来的安心。

有一天，老屋那边的邻居打电话，说小巷打算统一改造，把破旧的窗替换成新的，问我们意见。

我们和大伯商量，他说：“换就换，换了好，屋子亮些。”

我们又看了一趟老屋，工人把新窗装上，玻璃明净，窗框结实。

屋里光线一好，墙上的年画仿佛也亮了一点。

我站在屋里，觉得时间在这屋里慢下来，像一条老河，弯弯绕绕，还是回到了原处。

回到小院那晚，风小，月亮明。

我们在院里坐了一会儿，听收音机，风吹动树叶，发出轻轻的响。

大伯忽然说了一句：“人这辈子吧，最怕拿别人当尺子量自己。”

他顿了顿，接着说：“自己有多大门板，心里得有数。”

我笑，说：“这是金句。”

他摆手：“哪有什么金句，就是过日子的话。”

过日子的话，朴素，踏实，落地。

我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春节前，店里慢慢忙起来。

大家都想把电动车检查一下，把家里小家电修一修，过年用着踏实。

我们加了两个小时，晚点打烊。

大伯说：“累了就歇歇，别硬撑。”

我们说知道。

那几天，院子里贴了新的窗花，窗边挂了一个小红灯笼。

灯笼亮起来的时候，屋里像立刻暖了两度。

除夕我们还是仨人一起吃饭。

电视里主持人倒计时，窗外烟花散了一片又一片，天空像一幅新画。

我们没有多话，吃完饭，收了桌，泡了茶。

大伯端起搪瓷缸，说：“来，喝口热的。”

我们举杯，碰了一下。

那声清脆，敲在耳朵里，也敲在心里。

时间走到了这里，往后还要走下去。

走下去，需要的是稳、是和、是人和人之间那种像木榫一样的咬合，不靠钉子，靠相互牵。

夜深时，风从屋檐底下过，带着一点雪的清，一点木头的香，还有一丝葱的辣。

我把钥匙挂好。

钥匙轻轻一晃，发出一声细响。

那声音告诉我，门在，家在，人也在。

第二天一早，我开门，院子里的光轻轻进来。

大伯在屋里喊了一声：“回啦？”

我应了一声：“回啦。”

这两个字，相互应着，像两块咬合好的木头，紧紧的，稳稳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顺着纹理，往前走。

来源：记忆中的油菜花